全球氣候罷課中,台灣人忽略了什麼?

Tony Yen
Tony Yen
Oct 1 · 6 min read
相隔一年零一個月,全球他處目睹了氣候罷工造成的數波浪潮,這些浪潮挑戰了當前的政治和經濟體系的基本原理;另一方面,台灣則倒退回已經爭吵不已數十年的「核能與否」辯論, 卻仍沒有認真討論解決氣候危機的真正方法。原推連結

在近日的全球氣候罷課浪潮中,我旅居的城市Freiburg也沒有缺席。9/20,這個20萬人左右的小城市,就有3萬人走上街頭,這個動員量能其實跟今夏香港幾場遊行相若。同一時間,我們城市的大學繼市政府以及教會之後,也同意未來要自高污高碳產業全面撤資,並逐步轉投資到具永續性的基金中。這些令人振奮的進展,讓我不禁得思索,究竟台灣的氣候行動為何無法如此順利。

過幾天,看到台灣針對這些運動的輿論意見,我有了一點頭緒,並寫成一篇英文文章。之後,我在Freiburg本地的台灣留學生社團上分享了那篇〈What the Taiwanese Are Overlooking amidst the Climate Strikes〉,引來了兩種批判聲音;這些回饋讓我對台灣的困局有更清楚的認識。

第一種是典型的「那核能咧?」的質疑聲浪。這種討論,至少在台灣,已經沒有太多價值:核一、二、三陸陸續續進入除役準備或正式除役階段,依法已經不可能延役(或許是如此,擁核人士才放棄早前針對三座電廠的延役公投);中央地質調查所近日確認核四廠區十公里內有活動斷層,也基本上替這座核電廠「送終」了。

當然,這不代表政治上核能議題不會持續發酵,但這個技術拿來做批判能源轉型的政治提款機,比做實質上可以拿來認真討論的政策選項容易許多。

舉例來說,擁核的韓國瑜國政團隊雖然拋出2035年要達到「50%低碳電力」的口號,但具體來說核綠配比到底要多少,卻從未說明過,目前就已經有綠能30%以及綠能25%兩種版本。如果再加上任內提出2025燃煤至少40%的電力配比的前環保署署長魏國彥近日的「綠能20%是極限」說法,我們等於至少有三種互相矛盾的未來目標。

中長期的氣候能源政策,需要連貫一致的規劃與清楚的目標,韓國瑜的團隊一開始就用語焉不詳、高度不確定性的空泛話語呼攏選民,再再顯示這個團隊的能源政策不應被當成認真的政見討論,而應該視之為同「太平島挖石油」一樣的空頭支票

回到先前討論的批判聲音,可以說,「那核能咧?」這類型的回應,只是再次驗證了我原文已經指出的,台灣當前氣候能源政治被核能綁架的論點。

另外一種我得到的批判則是台灣的氣候政治討論中,也很常見的反動修辭,那就是訴諸個人道德的批判(示範:我看到抗議的人很多還是在用免洗餐具啊!說好的環保呢!)。雖然我在原文中沒有針對這個論點做詳細著墨,但其實我在之前另一篇文章已經說明這種論述為何無效:

「日常實踐的展演,確實有其啟發性、但也有其潛在侷限;最大的威脅在於,反對進步氣候行動的保守派可以改變敘事結構,把故事聚焦在氣候行動者的個人行動上,訴諸個人私德、而忽略永續議題的公眾性。

……我們要對抗的不是氣候變遷,而是造成氣候變遷得以發生的犧牲體系。在對抗這個犧牲體系、企圖反轉的過程中,我們因為仍然身處在這個體系當中,偶爾仍不可避免地間接幫助它造成的破壞,這是不得不然的;然而最重要的是,我們提出對抗氣候變遷的解方時,必須跳脫這個犧牲體系來思考,或至少絕不能再製弱弱相殘的情境。」

雖說在國內外的環境同溫層裡,我們對於「訴諸個人道德來詆毀運動」的無效性已經有許多討論,我想再深入討論台灣的一些特例。之所以說是特例原因在於,同樣的修辭用在其他運動上,並不一定能被台灣年輕的一輩所接受,唯獨在討論環境運動時,少部分組成的個人行為,似乎就可以做為質疑運動正當性的理由。

試想,今天在網路上如果遇到如底下這樣評論香港時代革命的意見,台灣年輕的一輩多數人會作何觀感:「香港那些抗議人士嘴上說要民主法治、不要大陸的人治法院,卻整天帶頭違法暴動,還毆打警察,說好的民主法治呢!」

這種無視公民不服從必要性的當下脈絡、以及以少數個體行為代表多數的反動修辭,恐怕會在台灣的網路社群上遭到罵聲連連吧!然而,同樣無效的失焦討論法用在氣候行動上,就突然變成攻擊運動正當性的有力證據:喔喔!Greta搭火車時吃得好好耶!咦咦!Greta回程要搭飛機嗎?呵呵!我們來算算,搭帆船說不定比搭飛機還汙染環境呢!

對於台灣某些保守人士來說,環保只能是個人行為的選擇,而且還不能影響到身邊其他人的「正常作息」;無痕減廢的生活原,則只是質疑環境運動者的有利工具,實際上去實踐他們毫無興趣。

一旦真正出現必然屬於公領域的環境議題,似乎走街頭運動等體制外路線就被預設是「情緒用事的」、「不科學的」手段(當然,支持核能的民粹運動時除外)。於是我們便陷入了「要嘛就只討論個人減碳行為、要談政策就只能講核能」這種無限輪迴中;而過去十年左右的經驗已經表明,這兩種討論氣候政策的角度無助於增進轉型所需的量能,甚至某種程度上是在阻礙轉型進程。

以魏國彥的「綠能20%極限論」為例,如果這種說法為真,那我們便得出本世紀中台灣需要發展出80%核能供電才有辦法全面低碳化的結論。先不論80%核能的可行性到底是多少,至少我們知道,世界各地近年來已經有諸多100%再生能源的學術研究,而台灣也有在一些研究中納入。因此,綠能的極限是多少這題,科學其實是站在長久以來支持能源轉型的各個環團的;相信綠能無法成事,反而會拖累台灣的轉型契機。

這也是我認為台灣這種對環境運動格外敵視的輿論氛圍最為荒謬的地方。放眼全球,目前真正尊重科學研究的,其實就是這些在街上發起遊行、要求深度轉型的環境團體們。不論就正視氣候議題嚴峻程度(「不可回復點」即將到來)、或者是對於該採取甚麼策略(100%綠能和全面社經轉型),他們似乎才是最願意傾聽科學家和能源轉型專家的一群人

對於台灣目前氣候政治討論的艱難處境,這大概是我能說的了。我們必須理解,氣候罷課和Extinction Rebellion等運動已經不再只是某些名人向菁英政客們呼籲為地球著想,而是一整代人的憤怒,他們要求真正迅速的變革,以使政治和經濟體系得以適應後氣候危機時代的世界。這不是單純鼓勵大家隨手做回收、或者政策討論上只聚焦一項技術的存廢(尤其該技術在台灣又已經注定消亡時)就能處理的。

(本文原載於媽媽監督核電廠聯盟

Tony Yen

Written by

Tony Yen

A Taiwanese student who studies Renewable Energy in Freiburg.

能源轉型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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