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文]我的校園有多綠?

過去幾年,學術圈朝向永續的方向做了很多努力,但許多人懷疑這對地球是否有足夠的影響。本文中,Nick Mayo向學者和學生評量這個部門過去的環境紀錄。

Tony Yen
Tony Yen
Sep 14 · 22 min read

原文連結:https://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m/features/how-green-my-university
發文日期:2019年9月12日
作者:Nick Mayo
作者推帳:@NickjpMayo
原文編輯:Matthew Reisz

一年一度的這個時節,大一新人又將塞滿北半球的大學校區,而教職人員們也回到辦公室歡迎新進學生。一切一如往常,至少表面上如此。

又或者不是。9月20日,世界各地的年輕學子將加入一種全球性氣候罷課,走出高中和大專院校,以抗議(政治人物不做為造成的)環境危害。這些行動在一週後的星期五將再次重複,年輕的抗爭者希望成年人可以加入他們以「敲響警鐘,讓政治人物知道,一如往常不再是選項」。

包括台灣在內許多青年將在9月20日發起氣候罷課

這場行動背後的倡議者,青少年氣候行動者Greta Thunberg,已經揚帆跨越大西洋,以在9月23日的聯合國氣候行動高峰會中傳遞她的訊息。

聯合國秘書長António Guterres顯然有在聆聽。他希望抵達紐約的世界領袖備妥「完善、務實的計畫」以在接下來10年內降低全球碳排量達45%,並在2050年達到淨零碳排。

但面對氣候危機,大學們扮演怎麼樣的角色?而他們目前努力的程度是否足夠基進?大部分接受Times Higher Education(THE)受訪的專家認為,透過制定自己環境政策和目標`、成為廣泛社會中的模範腳色,大學們可以、也應該做得更多。

Michael Mann,Penn State University大氣科學系的傑出教授認為,高等教育機構被放置在一個容易造成實質改變的理想位置上。過去半個世紀左右,所有重要的社會運動「都是從大學校區開始的」,他說,並提及民權運動、言論自由運動、以及反種族隔離運動。

當Penn State在諸如氣候變遷的議題上站上一個「領導地位」時,「這會觸及很廣泛的族群,而這對國內其他的旗艦大學亦為真;這就是為什麼領導地位和樹立典範讓他人效仿非常重要。」

更廣泛地來說,大學們必須對氣候危機「發出警訊」,UNSW Sydney環境永續部主任William Syddall說。由於學校將有自己的太陽能電廠,該大學自明年起的供電將百分之百由再生能源供應。

「警鐘很久以前早已敲響;科學指向越來越清晰的共識和採取行動的迫切性。」Syddall說。

除了研究和倡議之外,大學也有「教育未來倡議永續觀念、並為之行動的領袖」的義務,他補充。

在所有方法中,以吸睛的環境政策樹立典範,似乎是教導這些課程最受歡迎的一種。自明年一月起,Sydney的姊妹校University of Newcastle也將百分之百仰賴再生能源供電,其主校區現在也包括了生態保留區和淡水濕地。

Newcastle大學的副校長和主席Alex Zelinsky認為,各國的大學是「改變的推動者」,存在的目的就是「帶領社會往需要走的方向前進:你必須踏出步伐、開始引路」。

英國University of Winchester副校長Joy Carter同意這項論點。在七月,她聲稱高等教育機構正在「一場重大的環境災難中夢遊,而全人類的未來可能陪葬其中。」

在氣候災難中擔起指路責任的大學包括Goldsmiths, University of London,該學校在上個月因為在校區全面禁賣牛肉而登上頭條;這項政策是該校在6年內達成碳中和的其中一個策略。University of Gloucestershire在一個評比英國大學環境和倫理表現的排名People & Planet University League名列前茅;在去年,該學校宣布全面自化石燃料產業中撤資,而該校的永續部門負責人Alex Ryan表示「教育性目的」是學校永續策略的「核心」。她希望不論在未來的人生中擔任何種腳色,學生在離開Gloucestershire 時,都能具備「造成改變」的能力。

類似的例子還有Keele University,該校在五月宣布進入氣候緊急狀態,並設定2030年碳中和的目標。該校的副校長Mark Ormerod說該機構盡可能將永續的考量納入「所有我們在做的事情」,從研究、教學、到餐飲。「我們也把永續內嵌進每一個課程中,不管那是歷史、商業管理、醫護或者助產課程,」他補充。

該學校正在參與一項測試計畫,以將氫氣注入計有的燃氣管路中,也在近日得到興建太陽能電廠的計畫許可。

Universities UK認為,英國的大學「很嚴肅看待氣候變遷,也很努力在減少他們的碳足跡」。他們投資在節能技術、尋找永續的供應鏈、並且聚焦在更好的能耗效率,包括更綠更永續的建築。大部分的學校已經有他們自己的減碳目標。

但英國的大學還有很多能做的事情,全國學聯會(National Union of Students, NUS)永續部門負責人Jamie Agombar表示。

他們應該在自主減碳上做得更多,並且確保不論任何領域的學生都明瞭永續發展、氣候危機、化石燃料撤資、再生能源轉投資、善用自己的校地植林等等觀念。

老一輩的領導者通常不將氣候變遷視為重要事項,因此Agombar覺得他們「和真正替氣候與生態危機、及其對未來的意義感到憂慮的年輕人產生斷裂」。自10月1日起,NUS的永續部門會獨立成Students Organising for Sustainability (SOS),以反映它不斷擴張的規模和其任務的駐要性。

在大學影響力排名THE氣候行動項目中奪冠的,是加拿大的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該機構正如計劃地在2021年減少67%的碳排,並在2050年達成碳中和。自1999年以來,該校的耗水量減少50%,在過去五年則減少了燃氣消耗量30%。

British Columbia永續與工程部門負責人John Madden表示,作為「社區中的錨定機構」,大學處於一個採取氣候行動的「獨特地位」。

然而,University of Oxford環境經濟學教授暨Smith School of Enterprise and the Environment負責人Cameron Hepburn則強調聚焦學校自主減碳的努力,會忽略全球每年350億公噸的二氧化碳碳排。

實際上,更重要的是研究和教育。Hepburn認為:「大眾教育(是必須的)-像Oxford這樣的大學必須教育這個世界。我們的知識和教導對世界的影響,跟正在校園發生的事情相比,實在大太多。」

世界知名的經濟學家、Columbia University永續發展中心主任Jeffrey Sachs則認為,大學的主要任務是協助世界「勾勒2050年以前達到淨零碳排的路徑」。

Jeffrey Sachs則認為,大學的主要任務是協助世界「勾勒2050年以前達到淨零碳排的路徑」;史丹佛大學的Mark Z Jacobson教授帶領的團隊便長年在做這樣的事情。

「以這個指標來看,許多學術研究者是非常辛苦在工作,但各大學整體做得並不夠。」他補充。

氣候變遷領域的教研經費問題「仍十分重要」。Sachs說。「大學應該和政府、企業、基金會合作,以增加對高度優先領域的研究支援;這些領域包括零碳的工程、公共政策、生態學、法哲學、公共法規等等……」

在2017年,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發表一份研究,檢視大學進行氣候變遷研究所會遇到的阻礙。

其中一項是研究機構的資源很容易因為氣候模型的複雜度而被用至極限,因為這些模型需要「極端強大(因而昂貴)的電腦科技」。

跨領域整合的研究方法需求也製造了阻礙,因為學術部門「傾向由傳統的分科方式建構而成」。

同一時間,政府的優先順位變化也意味著氣候變遷研究「易受時下政治所影響」。又因為這是一個高度政治性的議題,氣候變遷研究「受到顯著的檢視和注目」,造成「研究結果的傳播具高度挑戰」。

氣候變遷研究必須更「廣泛地被傳播」,它們不該僅止於在專業期刊被發表,相關的研究結果更應該「影響氣候變遷相關的公共討論」,該研究做結。

EAUC是英國與愛爾蘭高等教育圈中,環境與永續績效的榜首,其運營暨規劃總監Fiona Goodwin也同意研究必須打破「學術同溫層、離開期刊舒適圈」。

對Penn State的Mann、一位國際知名的氣候科學家來說,和廣泛大眾溝通是重要的。但相關溝通的努力「面臨嚴峻的逆風,主要由各種既得利益者、化石燃料利益者和保守團體同心協力構成;他們資助廣泛的假新聞宣傳,以迷惑大眾、迷惑政策制定者、製造對科學家的不信任感。」

「大學主導的研究要做延伸和傳播所面臨的主要阻礙,應該就是受高污產業利益買通的政客們,對大學和科學發動的戰爭。」他補充。

Columbia的Sachs同意在美國或其他化石燃料生產國的主要問題是「化石燃料產生的金錢利益,以及這些利益如何腐化政治。把川普失序的心思加進來,在美國政治中我們確實有個嚴峻的危機。」

在澳洲,政府也「沒有被說服要對氣候變遷做出強有力的行動」,UNSW的Syddall說道。「大學很有機會擔任起告知民眾、告知政府正確資訊的腳色,所以他們的確開始採取更強力的氣候行動,因為我們純粹沒時間再等一輪毫無作為的政治周期了。」

Oxford的Hepburn認為「大學中佔領導地位的我們,有義務把科學散播出去。」

在他的案例裡,這代表進入充滿氣候變遷懷疑論者的空間和他們展開對話,或是擔任殼牌石油的諮詢委員。「我知道我很多學生會認為殼牌是敵人,但如果你不在這些企業內部做出批判和陳述論點,讓他們意識到他們必須盡快轉型,那你並沒有善盡你的角色和義務。」

其他阻止大學做更多的阻礙包括財務壓力、短視近利、以及缺乏政府或有關部門的指導和法規指引。

EAUC的Goodwin說,英國的學生事務辦公室(Office for Students, OfS)宣布要將學校資產管理紀錄的蒐集,由義務改為自願的計畫,「幾乎是向後倒退一步」。這些資產紀錄包括碳排放量的報告。

同樣的,People & Planet University League的Hannah Smith將這個計畫視作「政府在周圍的人民對氣候危機展現巨大且蔚為風潮的力量時,執意進行的倒行逆施」。

Gloucestershire的Ryan覺得自從英國施行新制學費以後,各部門機構便有「放下重擔」的傾向。諸如OfS等有關部門機構需要「提供大學們繼續保持動力的誘因」,她補充。OfS正在日益「成為一個低負擔的監管者」並且目前「沒有對資產管理紀錄做出規範要求。資料提供者並不需要向OfS提出碳排管理計畫。不過,在針對2019-2020學年的資金募集所制定出的條款中,我們已經明示資料提供者必須將募集的資產以能促進環境永續(比如降低碳排)的方式善加運用。」

Goodwin不願「坐以待斃,等待政府、OfS、或者哪個誰哪天清醒開始做這些事情」,所以EAUC將在十月號召一場氣候危機高峰會,集合「所有具領導性的部門機構,以建構我們自己對大專院校的(永續資產管理)框架和目標」。

British Columbia的Madden同意,作為「集合體」,大學們可以「驅動氣候行動的議程」。

為達這個目的,他的機構是大學氣候變遷聯盟(University Climate Change Coalition,UC3)的一員。這個組織集合了美國、加拿大、還有墨西哥等20所具領導性的大學,代表了超過400萬的學生。

類似地,為了集合各大學的力量以做出行動,全球48個機構的主席在七月於巴黎舉辦的U7+高峰會中,簽署承諾書,以應對包括氣候變遷和發展潔淨能源在內的全球性挑戰。

同一月份在紐約,一個代表六大洲、7000多個高等教育機構的網絡,宣布他們進入氣候緊急狀態,並且同意針對此一危機將採取一個三方針的計畫。

但這些作為是否足夠基進?

Alison Green不這麼認為,也因此自一個年薪六位數的「夢想工作」辭職。她曾經是英國線上Arden University的副校長,現在則專注在處理氣候崩壞的問題。

「對我來說,重點是哪裡可以讓我把我的精力最有效地發揮」現任Transition Lab共同主席的Green解釋到。Transition Lab是一個「行動坦克」(do-tank),和傳統「智庫」(thinktank)不同,他們呼籲大學為氣候付出更多行動。

「在我看來,這是個無法重來的轉捩點。一切如常完全不再我的考量中」她補充道。

「我們正在一個氣候緊急狀態,而當我們身處緊急狀態、緊鐘不斷敲響時,我們必須採取符合比例且適當的行動。我們不能像踢路邊鋁罐一樣漠視這個問題,我們純粹不能再一如往常地繼續過活。」

獨立環境運動者暨University of Bath環境科學系訪問講者Peter Harper也相信現在就是開始綜思大局的時候了。

繼續把時間浪費在「可愛、軟性、小巧、區域性的生活品質事務」上,已經太遲。相反地,「緊急醫療」成為必須。他認為綠色運動必須「自高大的純馬中跨下,並正視現實」,而大學必須聚焦在大尺度解方的研究,比如地球工程。

Columbia的Sachs同意時間是重點,說道:「我們在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付出實行後繼續揮霍了四分之一個世紀,現在我們正處在一個恐怖困境中。」

不過他認為:「目前沒有任何已知的地球工程是安全、穩當、且規模大到足以作為真正的解方,不過有些地球工程的範疇(比如碳捕捉)可能會擔任一些角色。另一方面,早已存在很多鉅細靡遺且切實的分析指出我們如何終結對化石燃料的仰賴,並且透過土地利用的改變停止淨碳排。」

根據Oxford的Hepburn,在所有地球工程的可能選項中,其中一個「非常危險,那就是干擾來自太陽的短波輻射」。

另一個選項是大規模移除二氧化碳,「我會把這些定性成一串需要妥善探索的必要緊急措施。最好的選項會是利用既有的自然過程並將其加速。」

Mann則視地球工程為「非常危險的觀點」並且具有「造成意料之外後果的潛在風險,可能大規模干擾我們的行星系統。」他同時認為「地球工程提供了藉口給那些不喜歡困難、但必要的經濟低碳化工作的人」。

「他們很容易就會說我們不需要低碳化、我們可以繼續燃燒化石燃料,只要我們啟動另一些大規模行星尺度的環境操控,然後盼望這能夠抵銷掉全球暖化的效果」Mann說。

「這是通往災難的道路,所以我非常擔憂晚近的一些討論,其方向漸漸朝著支持地球工程的運用,而不再只是停留在研究而已。我認為要走這條路會非常危險。」

但Hepburn則視這些論點「原則性地錯了」,並且「高度危險」,因為「我們身處的情境裡,要保持溫度不增加超過1.5度卻又不把二氧化碳從大氣中移出,非常、非常困難。」

「地球工程不是某種(大富翁遊戲裡的)『出獄卡』。我們必須做減碳,我們還是得做,但因為我們沒有盡早做,我們現在也需要做二氧化碳移除。」

一個近日受到眾多關注的議題是學術人員參與國際會議、以及國際學生飛往校區衍生而來的碳足跡。

Sion Pickering是總部設在University of EdinburghRoundtable of Sustainable Academic Travel的網絡管理員。這個圓桌已經有78個全球各地的機構署名。

商務旅行的議題「在很多地方一直是個禁忌主題」,所以圓桌的成立便是希望能開啟相關對話並共享知識和數據,他表示。

「這是大學最大的碳排來源之一,至少在Edinburgh絕對如此,而且我認為在很多機構中也一樣。所以如果我們不討論商務旅行,我們肯定無法達成2040碳中和的目標。」

Pickering強調集體行動在這個議題上的重要性。「如果只有一個機構說『我們不再進行商務旅行』,那只會造成那個機構的個別損失,所以重點是我們如何改變整個部門,不使任何一個機構犧牲。」

舉例來說,UNSW Sydney已經有要求人們坐經濟艙的旅遊支出政策,因為更高級的艙等有更高的碳排密度,Syddall表示。「但我們正在研議強化的方式,諸如永續旅行指南、改善虛擬會議與視訊會議設施、並向我們的員工大加推廣,以確保他們都知道這些設施的存在。」

Transition Lab的Green理解會議與會者建立網絡的效益對於學術圈來說很「重要」。「但我日益不再相信,網絡的建立無法透過網路或其他方式達成。這不是說不應再有任何為了赴會的飛行,但這些飛行需要被仔細盤點,並且我們要問自己:這些行為是合理的嗎?還是這有點過頭了?」

Gloucestershire的Ryan覺得「任何一位研究個體,做為一位公民也做為一位專家,應該在他們要進行飛行前,自問這個行為的必要性和這趟飛行的價值。但另一方面,學術會議和交流對建立全球性網絡和合作、讓全球各區域都能得到更平等的研究和施行計畫,有時也具有高度重要性。」

對Penn State的Mann來說,聚焦在個別研究者飛行赴會「某種程度上是錯置了。」

「我們都是身處環境的產物,也同時是這個環境的限制的產物。如果我們有鼓勵再生能源的政策、然後鼓勵避免造成化石燃料燃燒的行為,人們就會朝那個方向前進」他說。

一方面,我們確實應該「盡己所能,在日常生活中降低我們的碳排」,我們「不應在錯誤的認知下做這些行動:它們都不是問題的解方。解方是能夠讓眾人集體做這些行動的政策。」

Sachs覺得降低國際會議和國際學生碳排的努力「可以扮演促進公共意識和強化道德承諾的腳色。但它們都不是在2050年以前,降低每年350億公噸二氧化碳當量碳排至零所需要的可規模化的技術性答案。」

負擔高額學費的國際學生飛行產生的碳足跡,對學校來說會是處理上棘手的議題。今年稍早,在一份投稿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的研究中,University of Bath研究高等教育管理的副教授Robin Shields檢視國際學生飛行的環境影響。

研究結果顯示,國際學生飛行的相關碳排在2014年落在1401萬到3854萬噸二氧化碳當量之間,相比1999年的724萬到1896萬,顯著增加。

該研究提到,這結果的低估值與牙買家的年碳排量相若(1547萬噸)、高估值則和突尼西亞相若(3972萬噸)。

不過,雖然和國際學生飛行相關的碳排「顯著且成長中」,單位學生的碳排卻是下降的,Shields歸因於更高程度的區域化,因為更多比例的國際學生選擇在離家鄉較近的地方留學。

他更指出國際學生帶來的好處,包括「跨文化的意識、國際合作、以及知識交換」。對NUS的Agombar來說,一個學生到英國的碳足跡的代價,遠不及於他們所能獲得的教育(帶來的效益),包括永續在內:「教育產生的轉型效果,值得人們把碳預算用在這個目的上」他補充。

更進一步地,展現綠色績效將不再只是附加性價值,而將日益成為商業上的必須,尤其當學校想吸引更多關注環境議題、大規模加入氣候罷課的學生群時。國際學生們也認同這樣的綠色倫理:根據一項本週在蘇黎世的THE世界學術高峰會公布、Western Union Business Solutions針對250位國際學生的調查裡,58%的同學會杯葛永續績效不佳的大學。

Universities UK International的負責人Vivienne Stern表示,她參與「越來越多關於如何建立低碳國際策略」的討論。「我認為科技打開了很多契機,讓人們可以攻讀一個英國學位的同時,不需要物理上來到英國。」

「而且我們也看到跨國教育的茁壯。這是一個值得觀察的趨勢,因為機構和個人會對碳足跡的國際化越來越敏感。」

「話雖如此,」Stern補充,「我依舊認為花時間在另外一個教育系統中有很大的價值。對英國或國際的研究生,前來並享受身處英國、以及我們的教育環境裡,這是很重要的。我們最好不要把這件事完全取代掉。」

做太少,做太晚?

很長的一段時間中,Jem Bendell滿意於對氣候變遷的一般理解。

自2012年起擔任University of Cumbria的永續領導教授後,他曾經在各種大學、慈善機構、以及聯合國組織中工作,協助健康、環境和社會正義等專案。這些專案的共通之處在於永續發展的框架,也就是一股他定義為相信「只要我們更聰明、更奉獻心思,我們能以某些方法平衡並整合社會、環境、以及經濟考量」的信仰。

在開始有所懷疑後,Bendell決定在2017-18的學年中休假,並自1995年他在Cambridge取得地理學學位後,第一次花數月時間仔細閱讀氣候科學資料。在那之前,他「把IPCC的分析當成權威」,但那之後,他開始視之為「非常地妥協」且「設計以讓人們留在房裡、而非逃到山上。」到了2018年3月,他已經得到結論:「社會的崩壞不只可能、根本不可避免,且很有可能在各處發生。」他同時也更加地相信「我的職業否認(事態緊急)的廣泛尺度」。

雖然永續發展對他來說「做為一個概念已經崩潰」,Bendell仍相信「我們需要盡快地減低碳排並從大氣排除二氧化碳」,以做「減緩氣候變遷的最後努力,而非阻止它…已經有太多熱量鎖定在系統中…不要假裝我們可以阻止已經降臨在我們身上的事情: (比如)正在擾亂和影響農業的天氣。不論我們做甚麼,那已經發生了,也只會更加嚴重,所以我們需要討論怎麼做準備、怎麼在情緒上應對它。」

做出這樣憂人的結論,讓Bendell質疑起「自身價值的整體認同和意義」。他目前積極參與Extinction Rebellion,並和Cumbria達成協議,擔任35%的半職工作,所以他才能「全心專注在氣候調適的教研和推廣工作上。」

然而即使他仍在學術圈中工作,Bendell 對於研究和出版的速度日益不耐。同時令他不耐的還有,大部分他的領域的研究,結論通常是(以他的話來說)「如果我們不改變,我們就完了。」,而不是坦白地承認「我們完了」。

這些想法有些是他寫一篇原欲投稿於Sustainability Accounting, Management and Policy Journal的文章〈深度調適:在氣候悲劇中導航的地圖〉(“Deep Adaptation: A Map for Navigating Climate Tragedy”)時萌芽的。Bendell發現他無法滿足審稿者給的更正請求,因此最後以非正式文章在他於Cumbria創立的Institute of Leadership and Sustainability Business刊出。最後發表的版本包括了他和SAMPJ審稿者通訊來返的悲喜劇紀錄,其中揭露了他如何在文章的形式和內容上,遠遠超出他的領域中的常態規範。

當其中一位審稿者批評他並沒有根據既有文獻建構「研究問題或缺口」時,Bendell在回覆中指出「這篇文章在挑戰的是這個領域的基礎…目前沒有任何一篇SAMPJOrganisation and Environment的文章,探討一個近程未來因環境災難而不可避免的崩潰,對商業運作或政策的啟示…」

另一個類似的爭執是關於學術文章應該如何書寫。在討論「裂解性和不可控制的氣候變遷將帶來飢荒、破壞、移民、疾病、以及戰爭」時,Bendell刻意採用了一個個人且情緒性的口吻:「你會營養不良。你不知道要走要留。你擔憂在餓死之前,會被暴力地殺害。」一位審稿者評論道:「這種語言在學術文章中並不適當。」

違反學術禮儀與否,Bendell的深度調適文吸引了諸多興趣(目前已有過半百萬下載數),也造成了很大程度可理解的憂鬱。他對於和被他影響的人們 持續溝通有高度興趣,也因此建立「深度調適論壇」,吸引了包括一百位研究者在內的上千名成員。

同一時間,為了避免最壞的情境,Bendell希望我們開始尋找調適方案,比如「我們在英國如何能自產更多糧食(不論未來天氣怎麼樣)、 擬妥當價格爆衝時如何應對的政策、考慮當代食物配給制會長成甚麼樣。我們需要開始討論這些。」其他挑戰還包括「能源自給」還有「保持國際貿易需要的支付系統」。

除了實際的議題,Bendell也強調我們需要「更多同理和新穎的方式回應難民議題,而不是只是拾起一把槍並宣布『我們必須開始冷酷無情、不再管窮人或難民』」。或許更令人驚訝的是,他相信對人類未來抱持絕望感可以是一場「靈性邀約」,以詢問我們自身一些「很深、很深的問題」。

在拋棄形塑他早年大半生涯的思維後,Bendell展開一個新的旅程,在過程中不僅對氣候科學家、更對我們所有人提出了最深層的問題。


譯文感想

這篇文章是我受台大學生會永續部部長提名人邀請所翻譯的,真的翻譯下來才發現入了大坑,算是我翻譯過最長的文章。

我認為以深度報導的角度評論,這篇文章過於瑣碎跳躍、也沒有很好的小標做整理,一路讀下去很容易不明所以而失焦;但如果用作理解歐美澳等國家大專院校永續政策討論現況的素材,是十分適合的。

其中,很多台灣各大學還在猶豫的政策,比如針對高污高碳排和化石燃料產業鍊的撤資、比如裝設自己的太陽能板,對國外的大學來說早已是永續政策的基本功;而更進一步的延伸討論,包括氣候緊急狀態的宣布等等措施,恐怕台灣各大學行政人員根本沒有辦法想像。

這篇文章的有些段落,包括部分學者對於地球工程抱持的過份期待、以及對減緩成效過於悲觀的論點,我無法苟同。熟悉我的讀者便明瞭,我一直深信透過100%再生能源和有計畫的復林工作,減緩全球增溫在1.5度、甚至將全球二氧化碳濃度回復至350ppm,都仍是可行的。我們對人類集體努力存有的希望幻滅的那一天,就是我們失去人類文明的那一天。

不論如何,我希望這篇文章能夠在台灣的環境同溫層、學生自治圈、以及大專院校當中泛起足夠的漣漪,讓我們能認真討論台灣的大學如何做出有意義的永續治理。

能源轉型文摘

這系列文章收錄各種能源轉型最新的學術研究、新聞或文章。

Tony Yen

Written by

Tony Yen

A Taiwanese student who studies Renewable Energy in Freib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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