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住民狩獵，是導引我從單純的生態科學研究者走向人文研究的道路。
2000年的八月間，我擔任生態關懷者協會的理事長，並在世新社發所任教，所以連結這兩個單位與屏東科技大學的裴家騏教授以及魯凱族學者台邦．沙撒勒在屏東的霧台鄉舉辦了一個為期三天的「原住民狩獵面面觀」工作坊。這或許是台灣針對原住民狩獵最早邀集意見不同的各方一起對談的集會。
當時，馬告國家公園在保育以及原住民土地權益的爭議與可能的對話已經隱隱啟動。同樣的，在狩獵的議題上，我們希望看到一些對話平台的出現。於是我跟社發所的研究生與立報的記者，希望以對話工作坊的方式促成各方意見的彼此溝通。在工作坊中，有原民知識份子、魯凱獵人、學者、保育團體以及動保團體等，美國環境哲學家J. B. Callicott也在參與之列，這是他第二次來台講學的行程之一。會談的結果如中研院錢永祥教授所言，並沒有太大的共識，這個爭議的問題一直延燒至今。其實對我而言，原住民狩獵這個議題如果說是爭議，毋寧說是一條通往族群文化理解的途徑，它有更早的起源。
1990年，是野生動物保育法公告實施的隔年。一個國際野生動物保育組織Traffic的研究員Kristin Nowell來台灣調查野生動物被獵殺與消費的狀態。她親自到南部與東部的原住民地區進行調查，透過口頭訪問獵人調查野生動物的被獵補數量，並且估計包括山豬、山羊、山羌、水鹿等野生動物所承受的狩獵壓力。
在調查之後，她發表了正式的報告，認定原住民狩獵是台灣野生動物的主要威脅之一。這個報告深深影響了當時農委會對於原住民狩獵的管理態度。實際上，當時台灣並未有能力進行這些野生動物的實際族群量調查與動態，更缺乏對於野生動物的詳細生態學資料。狩獵壓力之說，僅來自口訪原住民獵人所知的野生動物獵取量，而沒有任何生態科學研究提供野生動物母族群動態變化作為對照。如此的說法，多半顯露對於野生動物生命被獵殺的悲憫感受，而較缺乏在比較基礎上對於物種滅絕的實際衝擊計算。這種悲憫的主觀感受，不無可能是受到當時保育風潮的危機意識以及對於原民狩獵文化不了解所導致的恐慌。但不幸的是，它一直持續地影響著台灣官方與學界對於野生動物資源管理的政策。
我是在Kristin之後進入屏東縣霧台鄉，用類似的方法調查原住民狩獵的研究生。當時，我正在進行英國倫敦大學的碩士學位論文研究，寄居在屏東科技學院的裴家騏老師研究室。在研究期間，我曾經因為請問霧台村頭目「獵人為何在禁獵的情況下還要打獵？」的直接問題，結果引起他勃然大怒，生氣地將我逐出門外。這個事件雖然讓我驚嚇、錯愕，但卻促成我在此一議題上的反省與深究，成為日後投入原住民狩獵文化研究的重要關鍵。
剛巧，當時從美國柏克萊大學來的教授Dale McCullough[1]申請來台灣進行山羌的年假研究，他的指導教授是美國保育先驅Aldo Leopold的兒子Aldo Starker Leopold，我參與了部分他的山羌活動範圍調查的生態研究，成為他與裴家騏教授的研究助理，運用當時在台灣還相當尖端的無線電追蹤與地理資訊系統的衛星定位技術，了解山羌生態學。
我記得，每次與其他助理夥伴要進入霧台鄉的Taidrengere (俗稱小鬼湖)地區，都需要騎車約四個小時的行程。我們的野狼機車總是會經過三地門附近的水門，在那裏會看到正在編「原報」，參與美濃反水庫運動的原運青年台邦．撒沙勒。坦白說，在那時候我對於社會運動與社會文化議題的倡議可說是非常陌生，是很單純的生態科學訓練研究生。
在魯凱族的「地方」四處走動，我遇見越來越多具有豐富生態知識的原住民獵人，於是開始認識獵人文化，了解獵場的概念(如今傳統領域的重要內涵之一)與禁忌，體會辛苦與危險的獵人養成訓練，以及愛玉子包商跟林務局之間的複雜政商關係。更重要的是，深刻地認識這些現代國家體制與市場經濟的運作是如何支解原住民族的狩獵制度與文化知識。漸漸地，我能夠感受霧台頭目對於政府與保育人士禁獵的憤怒，以及他為何堅持可以違法被關，也不願意放棄狩獵文化的深層理由。如今回想起來，這些與它者(others)相遇的經驗，正是一步一步引導我從一位自然科學的生態研究者，日後熱心於研究原住民社會文化議題的特別際遇。它的關鍵在於，這個「地方」在特定時空脈絡下的人、事與物。
其實，台灣的環境與生態研究，一開始就很「政治地」被學術界切割成政治/非政治、環境公害/ 自然保育、物理化學/生物、自然科學/社會政策等次領域，不同學術權威奮力地插旗宣稱這是他們的學術地盤與領域[2]。我所受的生態學訓練也是一樣。這個領域的研究者習慣往沒有人煙的野地生態走去，並兀自宣稱只對非人物種的生態學有興趣，下意識地迴避人類社會中政治運作的複雜面向，浪漫地形塑愛好自然的天真無邪，但往往也不自覺地透過學術權威，借用研究之名，在威權體制的時代中，運用檯面下的學術權力影響著國家相關政策的走向。這種控訴人類對於非人物種戕害的學術論述，事實上正好形成了一種另類的學術政治，是目前國際上生態政治研究的關注主題。
然而，誰知在自認少有人煙的山林內，自然保育研究者竟然遇到了原住民獵人，我是其中之一。我的學習與認識，於是從這個相遇以及對話開始。當我帶回原住民的認識以及世界觀到我熟悉的學術領域時，我頓時成了黑羊，彷彿變成原住民一般必須極力地辯解與舉證，試圖回答複雜的難題，這些難題中有許多來自缺乏對於原住民生活文化的了解。在當時，其實是兩面作戰。一方面，必須積極地參與在原住民的生活世界進行認識；但另一方面，則是面對熟悉的學界內前輩與同事的質疑眼光展開論述與說理。幸運的是，隨著台灣社會的民主化，學者終須現身，面對群眾開展論述，學習勇敢地說理辯論。我的學術養成過程，正好見證了這個從威權走向民主社會，生態研究的議題是如何在社會運動的浪潮下，從菁英走向群眾，從高高的學術殿堂走向草根在地的社會過程。當然，這個過程也很精確地展現了我的恩師林俊義教授在八零年代，引用學者Paul Shepard指出生態學是一個「顛覆性科學」(subversive science)的真諦。我有幸在「地方」中，開啟我對這門學問精彩內涵的認識。
[1] 2016年Aldo Leopold紀念獎得主。
[2] 可以參考蕭新煌的軟性與硬性的環境關懷的研究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