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9月21日，是我人生重要的轉折點。
那天凌晨，台灣發生了百年罕見的大地震。而我，則是在從英國取得學位歸回台灣的天空上。
隔天，我去世新大學的社會發展研究所報到，所長Lucie(成露茜教授)勉勵我們幾位年輕同仁，希望我們離開教室的教學，帶著研究生投入災後的重建工作。我與同事夏曉鵑一組，帶著幾位研究生，透過在眉溪部落同舟協會裡協助的研究生蔡培慧安排，進到埔里災區，在帳篷中開始我陌生的行動教學。像摸著石頭過河的人一樣，我們從地震災難的災民處境開始，尋找可能參與協助的切入點。
從現在回顧，當時的突然任務，應該不是一個新科博士所能預期，也是過去的學歷完全無法應付的事。在相當程度上，做這些事必須憑借信心，見機行事。在師生的團隊中，我甚至不敢說自己是一個老師，理由是我對於現場的了解與掌握接近無知。甚至，有些學生他們是記者、社會運動者以及當地人，他們的在地知識與經驗都比我充足許多。
然而，當時這些參與的實際經驗對於我日後的知識實踐，的確起了相當重要且深刻的影響。其中，「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以及敘事是最重要的心法。
我記得很清楚，在一次進入仁愛鄉的布農族武界部落的重建工作中。當時，我們獲知因路斷的關係，部落已經有好幾個星期沒有跟外界聯絡。此外，因部落附近有日治時期興建，為了儲存日月潭水源的武界壩。因為地震的關係，裂了一個大縫口，這個現象引發部落族人可能潰壩的恐慌。於是，我們決定進入了解狀況，並且提供必要的協助。
當時，我所參與的「生態關懷者協會」正好邀請了專門研究Aldo Leopold思想的美國環境哲學家J. B. Callicott來台講學，我順勢邀請他一起進入災區探查。於是，就由研究生孫一信開車，師生一行人與J. B. Callicott進入了武界部落。當車行在地震過後的山壁以及另一邊就是懸崖的崎嶇路面時，我看到美國教授一路上緊抓著手把，似乎隨時都有準備跳車的打算，其實我心中恐慌的程度也不遑多讓。我知道我們都是在經歷一些人生未曾遭遇的事件，也不知道我們究竟能夠幫上什麼忙？
隔天早上，我們在探勘武界壩的裂痕以及部落道路因工程品質偷工減料等而呈現剝皮狀的邊坡崩壞狀況時，得知這些問題都不單是因為地震等自然災難所造成，比較嚴重的問題是人們因應自然災難的態度與措施不當所導致的後續效應。
換句話說，傷害不僅是一次的地震或是天災所形成，而更重要的是後續在重建的過程中，是否有更謹慎的態度與處理的方法。
我們在武界的幾天，協助部落在不同基督教教派之間整合出一個災後重建委員會，由當時的長老教會牧師林金土擔任主任委員。會議的過程中，Callicott也以土地倫理的題目，鼓勵族人眺望自然生生不息的道理，勇敢地學習他們祖先與自然共存的生態哲理。當天的深夜，我們在濁水溪畔經歷了地震後最大的餘震。地震的瞬間我們正在戶外的帳棚內，我原先還以為是喝小米酒後的微醺作用。但就在還沒意識到地震發生的時候，便已經被族人半推半就地帶到空曠的戶外。這時，才聽到對面山巔傳來轟隆隆的落石聲響，滾落的大石直接衝進濁水溪的河岸。約在同時，驚恐搖晃的場面，讓J. B. Callicott也倉皇地逃出寢室。當時，他很擔心我們就此困在山中，又很煩惱遠在美國的雙親因此操煩。
但令我驚訝的是，這次地震的經驗並沒有讓他退卻，反而在日後的幾場演講中，他透過融入這些親身經驗，更精準地掌握台灣土地的脈動，說出台灣人必須學習與地震、颱風等自然災難共存的生態哲理。他在台灣土地所體驗到的反思，至今都讓我受用無比。地震，帶來了傷亡與苦痛，但也帶來了台灣社會新生的可能性與機會，這是自然界內建的破壞與再生的道理，但是我們是否有把握到這些機會呢？
九二一的經驗與日後幾次大規模的自然災難體驗，都讓我見證到這種生態生滅交織的重要原則。2017年的迪士尼電影Moana，裡面有一段女主角Moana與火山熔岩怪物Te ka的對話，正是絕佳的闡釋。Moana以”Who you are”(你是誰)來指出原來火山熔岩與島嶼大地本為一體，亦即，具有極大破壞力的火山爆發與島嶼大地的生成是在同一個自然現象的前後連續過程。經過Moana的解明，Te ka於是轉化為Te fiti，是一個綠意盎然的大地女神。這個南島民族的神話，背後有著可靠的科學基礎。
其實，台灣的原住民選在颱風天出門去敲打椴木香菇的木頭，以便讓菌絲更順利生長，也是順勢而為的生態適應道理。
九二一的重建空間與時間尺度都很大，有很多救難與協助的團隊帶著相當多物資與資源進入，跟我們一樣都在尋找可以工作的著力點。坦白講，比起資源與人力我們是匱乏了許多，多虧當時身旁的夥伴對於社會關懷的熱情與堅持，還有所長Lucie的堅定支持。研究生一方面跟我們進災區，另一方面則是跟她一起閱讀巴西教育哲學家Paulo Freire的「受壓迫者教育學」(Pedagogia do Oprimido)，學習對話的方法論。
Freire 認為壓迫者是一種獨佔的階級，他們的自我是將「存有」(being)轉變為是一種「佔有」(having)。對壓迫者而言，想方設法地想要擁有更多，是他們努力追求的一種責無旁貸的權利。問題是，這種特權嚴重戕害了他們自身與別人的人性尊嚴。 他對於獨佔的批判，是指出「存有」(to be)與「佔有」(to have)的差異，並且主張透過對話的教育過程扭轉後者朝向前者的生命狀態，相當能夠呼應生態理念中物物相關的道理，雖然Freire對於生態思想並未有特別的關注。
因此，我們在投入重建的工作上，相當著重於分析物質生產過程中的階級矛盾，強調組織的連結，凸顯受壓迫者的處境，落實窮人、農人、勞工階級與邊緣族群的意識覺醒與團結。「扎根部落，用力呼吸」是當時的精神標語。當時在世新社發所的重點工作就在每隔一週的週末二日，從台北下到埔里的牛耳石雕公園與夥伴們共同與部落重建者進行培力工作坊中度過。在工作中，我深刻地感受到如何在困境中，透過有限的資源連結以及夥伴的協力與分享，共同尋找出路。在這個過程中，也認識了許多社會運動的前輩與寶貴的經驗與故事。
但，我心中始終有一個疑問，特別是在原住民部落中看到教會各自林立，為了重建的工作發揮基督之愛的團體卻常常為了資源分配的問題，也各自為陣。各種慈善的團體，包括基督教的團體進入部落也各持本位主義，為了各自的目標與資源配置的機制形成複雜的重建資源政治學。在重建與部落發展的諸般議題中，有些團體強調專業的技能，有些強調組織的重要性，有些更深陷於政治派系利益的資源分配，我們的工作坊所能提供的討論與意識覺醒課程，似乎僅能如螳臂擋車一般地在部落中移動。雖然所為有限，但在過程中所鍛鍊出來的心志卻是可觀的，不僅是我，有相當多的學生在此過程中都獲得極好的訓練與人生經驗。
921地震奠定了我對台灣土地特性的理解。台灣是一個災難之島，不管是來自自然或是社會的因素。台灣社會反映了地土的特性，是一個年輕、生猛、有生命力的地方。所以，在此事件中我看到了許多種不同力量的作用。上天讓我在這些不同的力的作用之中磨練，看到地震、颱風等自然力的威猛，以及他們對於人類社會的衝擊，讓人們謹慎地審思如何採取恰當的因應措施。在人類社會權力關係的大角力場中，我看到不同種族、階級等奮力鬥爭求生的強烈意志，以及殘酷赤裸的爭鬥現象。這些都是值得敬畏的力的現象。
但是如果單單看到這些現象，不免讓人心驚膽跳，惶惶終日，甚至只能犬儒一般地看待世事。唯獨內在信仰的力量，支持了我可以帶著盼望往前行。然而在921重建的過程中，因為接觸到原住民生態與土地的議題，又讓我捲入馬告國家公園爭議的磨練之中。這些後續的故事，只能待下回分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