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左岸出版社的編輯找我幫他們寫一本書的書介。這本書是Civilizations，翻譯成「文明的力量」。
作者是英國負有盛名的航海史歷史學者Felipe Fernández-Armesto(菲立普．費南德茲 — 阿梅斯托)。我不是歷史學者，但這本書從生態的角度入手撰寫人類在不同環境中生存的歷史，卻讓我深深的著迷。於是，我大膽地提筆為文，寫了一篇《開啟台灣人文生態學研究的敲門磚》的導讀文章。後來，在2010年又繼續寫文推薦同一作者的另一本書， Pathfinders: A Global History of Exploration 「大探險家：發現新世界的壯闊之旅」。閱讀這兩本書並寫書介，讓我打開了「找尋家園」的歷史眼界。然而，在時間的長河裡，人類因著與環境鬥爭而接著彼此鬥爭的慘烈故事從來沒有停過。這些閱讀，間接導引我在「生態政治學」(political ecology)的教學上，透過環境歷史的視角，帶領學生認識這個生態人文的新領域。
創出”political ecology”這個詞彙的人類學者Eric Wolf，在他所著的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歐洲與其沒有歷史的人民)是進一步啟發我連結自然、人文與文化的作品。我帶著研究生用半學期讀完這本書後，問他們一個問題：就是「當歐洲殖民者大舉向美洲、非洲與亞洲尋找殖民地的同時，台灣發生了什麼事呢？」在台灣的人民，是否一樣在殖民者眼中是沒有歷史的呢？Wolf 這位歷史人類學家的專長是「平民」(peasants)研究，所以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但是誰來寫歷史呢？經過將近十年後，左岸出版社編輯要我寫的「1491」書介，作者Charles Mann以他在「科學」(Science)期刊的專業記者訓練與廣大科學家人脈，非常有說服力地論證在哥倫布到達美洲大陸前，當地的原住民已經發展出多元精緻的文明地景，可惜歷史都是殖民者所寫。Charles Mann 的另一本書是「1493」，也是一本很有深度的生態歷史著作，在兩書之間他硬是跳過了1492，就是哥倫布抵達美洲的歷史時刻。而這個1492，就留給Felipe Fernández-Armesto以及許多偉大的歷史學者去論述了。
Charles Mann所關注的原住民與生態的議題，也是我非常感興趣的部分。其中，我覺得更有意思的是書中透露出一種具有創新力量的「家園想像」(home imagination)。劍橋歷史學者Richard Grove在「綠色帝國主義」(Green Imperialism)書中曾經分析殖民帝國的生態想像跟基督教的「失落伊甸園」的意象有密切關連性。就是企圖回到起初原始、天真與無邪的樂園景象。無怪乎，英國政府會投下重資在康瓦爾郡(Cornwall)建設像是「伊甸園計畫」(Eden Project)這樣的行動。有別於「失落伊甸園」的浪漫想像，Clarles Mann指出了在地民族的家園豐富歷史，同時也反省了與前者交纏的複雜鬥爭關係。
「找尋家園」(homing)並非僅是指失去了家園，意圖復得。更積極的意義是，擴大我們對於「什麼是家園?」的認識與想像。這可說是Rolston教授對我的重要生態哲學思維啟蒙，他的方法是講故事。故事有兩種：一為科學；另一為文化，而「荒野」(wilderness)的概念貫串其間。
2016年在一次陪伴他去台灣東北角的旅行中，在車上Rolston教授突然問我：「台灣的原住民是善於駕風御海的民族，當他們的獨木舟航向遠方時，知道海(太平洋)的另一方是什麼嗎？」坦白講，這是我從來沒有想過的問題。但如果紐西蘭的毛利人信誓旦旦的宣稱他們的祖先來自台灣，那麼在茫茫大海的遷徙中，勢必有他們求生的道理。這可能不是航海技能的問題，而是航行的目的究竟為何什麼？何處才是家園呢？
「故事居所」(storied residence)，是Rolston從「找尋家園」的目的上所發展出來的方法。或許，人類真的沒有一個確定的家園方向，也或許不是單一，而是多元。在不斷遷徙的過程中，人們隨遇而安居。但無論如何，都還是有像是寫作「東方主義」(Orientalism)的Edward Said這樣的巴勒斯坦知識份子著書為文，大有「鄉關何處」(Out of Place)之嘆。我喜愛的人文地理學者Yi-Fu Tuan 也盡其畢生之力論述有關於家園的主題，並提出「地方感」(sense of place)的相關理論，其中早期的“Topophilia”(地之愛)以及晚期的Escapism(逃避主義)剛好彼此豐富他的完整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文化的「荒野」(wilderness)概念發展，正是Rolston作為美國清教徒後裔所說的「故事居所」。在台灣的一場演講中，他以「荒野中的基督徒」展開他的申論，結合新舊約聖經中的猶太人土地文化、演化論科學、價值哲學所形成獨樹一格的生態倫理觀點，再一次體現他作為「走向荒野」(gone wild)的哲學家風範。
事實上，Rolston的論述剛好相反地在闡明「荒野不荒」的道理。與其說他要強調荒野中不一定需要有人，倒不如說，荒野是他遇見上帝創造的地方。因為如此，他的思想不僅拓展了我們對於家園想像的開闊視野，也解除了移民者長期以來困頓的自然與文化處境。我們不妨想像，Rolston教授的先祖，亦即那些搭乘著五月花號脫離歐洲母國的清教徒，來到陌生荒野的美洲大陸。在這塊土地，既沒有高聳的百年大教堂，也沒有深厚藝術與知識底蘊的美術館與博物館。
那麼，這些清教徒要依恃的是什麼呢？是否，正是像「神鬼獵人」電影一樣的開疆闢土，在蠻荒中血腥搏鬥求活，還是有其它的想法可能性呢？前者或者完全無法避免，甚至必須面對與當地原住民族的激烈衝突。
但是，卻有另一批人走出新路。這些人包括美國國家公園之父約翰．彌爾(John Muir), 浪漫主義作家，提倡公民不服從精神的亨利．梭羅(Henry Thoreau), 甚至近代的自然保育經典「沙郡年紀」作者阿道．理奧帕德(Aldo Leopold), 「寂靜的春天」作者雷秋．卡森(Rachel Carson)等，開始翻轉過去簡單的墾殖者開發近利的心態，認真思考紮根大地的深層思想。我猜想這些都是「荒野」精神的具體內涵，也與清教徒信仰中創造的教理有必然的關聯性。Rolston教授應該是其中將此一精神透過哲學慎密的建構，而成其系統者。其實，這樣的想法在電影「大河戀」(A River Runs through It)電影中也有非常類似的描述。這些走向荒野的思想家，不同於毛皮獵人與大西部開發者，他們之間最大的不同是，前者懂得在造物者與受造界面前謙卑，更知道要敬畏自然。
在美國文化中，「流奶與蜜」的豐饒成了應許之地隱喻的實質內容，而這原先是猶太土地文化的核心思考。應許之地，衡諸猶太人落難流離的千年歷史，構成了極大的反差與渴求。脫胎自猶太教，後來的基督教發展出超越鄉土具有普世價值的「上帝國」概念。Rolston教授從聖經的舊約一直講到新約，考察猶太人的土地文化觀。表面上看起來是一個好奇的外圍者(outsiders)學術探查，但實則是他作為歐洲清教徒墾殖者後代來到荒野的美洲大陸對於自我的身世探問。
Rolson繼承北美洲獨特的生態論述，從先賢如：Muir、Thoreau、Leopold等人吸取思想精華，認為荒野的精神，應可轉化「應許之地」當中過度以人為中心的傾向，而要走向「帶著應許的大地」(planet with promise)的方向。後者的主軸思考在於，人是大地的一員，是造物者所委託的大地園丁，大地照護者，既不是主宰，也不是處理大地財產的老闆。可惜的是，當代國家體制、市場經濟邏輯與私有財產權概念都透露出強烈的土地擁有者心態。荒野的精神，是建立大地家園的包容性觀念，不僅是人類，還包括土地上的生命與非生命。
在他的演講中，Rolston教授秀出了一張台灣的衛星圖，語帶期待地問會眾說：「台灣是一個『應許之地』(promised land)嗎？」如果是的話，是誰的？是墾殖者？是落難敗逃者？帝國殖民者？抑或原住民族？這一問，成了大哉問，它直接衝擊最近因總統就職典禮所引發的「美麗島」吟唱的爭論。「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歌詞引發正反兩極的評述，原住民指出這段歌詞的陰暗面，亦即墾殖者造成在地原住民「顛沛流離」之說，其實，不僅原住民，生態保育團體也不滿，台灣的山川大地也因墾殖者的開發，帶出許多生態災難與環境變化。
所以當他問出這個關鍵性問題時，我作為當天的回應者馬上警覺到，難道此一起源於聖經中猶太土地文化，扎根於美洲新大陸的荒野哲學，真有機會在台灣的墾殖者社會中提供出一個具有進步性的土地論述與生態觀點嗎？多年前，Rolston教授的美國哲學同僚，J. B. Callicott教授來台，在一次我們的交談中，他便指出台灣與美國都具有墾殖者社會(settlers’ society)的特性，墾殖者與在地原住民族以及土地的互動關係，是值得在兩地比較觀察的面向。其實，不只美國，加拿大與澳洲也都是墾殖者影響極大的地方。
我的澳洲人類學好友Deborah Bird Rose 也致力於發掘澳洲原住民思想對於墾殖者社會的啟示以及對待土地的深刻反省。在澳洲，country這個字意味的就是「家園」，是心鄉，心所嚮往的地方。Wild Country是「荒野家園」，Deborah的著作大量來自澳洲原住民的生態智慧。Rolston當頭棒喝的提問，正值土地轉型正義討論熾熱的時刻，確實讓我產生某種熱切探問。在族群多元且衝突四起的台灣歷史中，一個以認同創造與土地生態為基礎的「荒野」哲學，相當值得深入探究，而這個跨越文化如希伯來民族土地觀、北美洲荒野觀、西方科學觀等以生態作為連結的向度，確實可以從眾多生態思想先行者的「故事居所」窗口繼續探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