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本身是一段遠程的走動(walking)，也是冗長的對話。我們走動的路途，正是我們生活的經歷。…走動是一種深刻的社會活動，在時序、節奏與曲折的變化中，腳與聲音一般，對它者的出現與活動做出反應。我們所維持的社會關係，不僅在原來的位置中構造，也在行走於地之間進行。」(Ingold, 2008, Pp. 1)
前言：關於走動 (walking)
Ingold (2008) 認為法國的社會人類學家Marcel Mauss是第一位將走動(walking)列為民族誌寫作重點的學者，因為他注意到走動與認識世界之間的關係，而且將它連結到身體技藝的討論之上。無獨有偶地，同樣是法國的社會人類學者 Pierre Bourdieu (1977) 在他的實踐理論中，一再以「習性」(habitus)這個概念來分析社會文化，有趣的是，這個概念的背後也是連結到身體的特性。走動，並非僅是由身體所為。常常，它正是身體本身。透過走動，我們認識了這個世界，而透過感官，世界也走入了我們的身體。所謂「行千里路，勝讀萬卷書」，不正是如此嗎？更重要的是，走動並不僅促成認識而已，它讓我們的身體與周遭陌生的事物產生共振，在我們的旅程與它者(others)的行徑交會之時，某種難以事先預期的互動關係於是產生。
強調民族誌寫作的人類學家堅信，紮實的知識奠基在親身經歷的故事，好的民族誌必須走動，走到故事的主角居住、飲食、工作、社交與生活的地方，走動在他們當中，學著跟在地人一樣地思考(From native point of view) (Geertz, 1974)。所以，Maxine Sheets — Johnstone ( 1999 )說這是一種「在移動中的思考」(thinking in movement)，正是這個道理。在相當意義上，走動所留下的腳蹤不僅是一個印記而已，它還是一段記憶與認知，這會是身體與大地之間，在與人或是非人的事物彼此交會所產生的知識內涵。對於腳蹤，重視口述傳統的原住民族絕對了解它的重要性，它連結到整個在地知識的內涵。以下，是我在新竹尖石泰雅族部落的一些走動。
ㄧ、走動，與國際夥伴來訪
2018年三月間，Christensen Fund 的友人Kyra跟Kate千里迢迢從紐約來訪，他們是曾經支持我籌辦「2016國際生態農夫結盟會議」的國際文化與生物多樣性保育組織。在徵得泰雅族部落夥伴的同意下，我帶她們參與了新竹尖石鄉後山新光部落難得一見的泰雅族「播種祭」Sma’tu。在這個部落，大概山櫻花開的時節，就是小米播種的時刻。以前，泰雅族的歲時祭儀多半是參照部落所處位置所觀察到特定的自然景物變化，以此作為他們的年曆。其實單就這一點，就很符合Kyra他們來訪，因為參訪內容非常符合她們的生物–文化多樣性促進的組織目標。
在新光部落，耆老Atung Yupas牧師告訴我，主祭者Tali老爹用文言的泰雅語祝禱時所說的話。他將文言的泰雅語翻譯成中文，我再翻譯成英文讓國際組織的友人Kyra與Kate明暸。這種必須透過語言翻譯的溝通，在進行跨文化交流時格外地重要。其實，這不僅是語言翻譯，還是深層的文化翻譯。2014年，Atung牧師跟我以及幾位部落夥伴一起到不丹參加一個由國際高山原住民農夫組成的會議，在那裡有來自十個國家的農夫，共同聚集討論面對氣候變遷的因應之道，Kyra所屬的組織是支持這些農夫去到不丹的主要出資者。
在這個群體中，有超過二十種的在地語言彼此交會，而不可避免地我們必須使用共同的語言對話，於是英文成為我們所選擇的共同語言。我們的會議形式是連續五天在農村的走動與討論。會議主席是秘魯的原住民運動者Alejandro Argumedo，我們將這種會議的形式稱為「走動式工作坊」(walking workshop)。在那個會議中，我有一個重要的任務，是替台灣原住民農夫的發言翻譯，以及翻譯其他國家代表的發言讓我們的原住民農夫了解。身份的轉換對我而言，是件重要的學習，過去參加任何的國際學術會議，我都無法免除自己必須是主要發表者的責任，但在這個場合我必須很努力地協助翻譯來協助原民農夫之間的溝通。因為如此，這些在地農夫也能夠得到在全球關懷的重要議題對話平台上公平的發表經驗。我與Atung牧師有這些共同的經驗，所以在Sma’tu的祭儀中，他就很自然地替我翻譯這些艱深泰雅語彙的內容。
在祭儀中，有古老的言語，其實言語能表達與翻譯或許僅是過程中的一二。但所幸，我們還可以透過其它身體的感官，感受清新的空氣與溫暖的春陽，同時看到成穗且絢爛多彩的小米如何轉化成落地的先驅，伴隨著與靈界溝通的祭文進入到土地之中。走動的魔力，其實是身體，我們動、我們聽、我們看、我們聞、我們吃、我們感受，我們的身體全面性地展開與陌生的世界交會。Sma’tu的祭文訴說的對象，不僅是對人類、還有對非人的生命；不僅是對現存的生命，也對我們一般人眼無法見的祖靈等靈界的存在，祭文是在與它者建立關係，身體是媒介。
Tali老爹說，小米粒落入土中，就如同埋葬一般，他懇求陽光的溫暖與雨露的滋潤，讓小米得著力量，重獲新生。就像基督教聖經所記一樣，泰雅族的一粒小米，若不是落在土裡死了，就無法長出更多的子粒。新光部落的小米播種祭，在時間上接近基督教的復活節期。在小米的傳統祭儀中，泰雅耆老藉此與基督教信仰進行對話，在原民部落中不同基督教宗派對於原民的傳統儀式有不同的接受態度，有些教派甚至嚴格禁止這類的祭儀。然而在尖石後山，三十多年前Atung牧師便與Tali老爹等人不顧教會禁令，率先進行這種跨文化的宗教對話。Tali老爹在禱文中所帶進來的陽光、雨露等元素，讓原民生態智慧(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TEK)與聖經的創造教理(creation doctrine)彼此之間產生自然的對話。
二、走動，在傳統生態知識生產中
小米播種祭是泰雅族傳統生態知識的重要一塊。我在2013年曾去加拿大University of Manitoba拜訪，接著兩度邀請人類學家Fikret Berkes教授來台講學，他是加拿大國家講座教授，且是在傳統知識與自然資源治理以及韌性研究上國際知名的學者。在經典作「神聖生態學」(Sacred Ecology 3rd edition, 2012)中他提到「傳統生態知識」(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TEK)，是一種不斷在實踐過程中修正累積與確認的知識系統，這個知識系統跟周遭的生態環境變化持續地在對話。傳統，不應單純理解為過去的事物。反而，它是在面對當下處境變化中所抉擇與詮釋出來先人智慧。生態，不僅是周遭的環境，而是人們如何透過適應的技能，讓自己能安居的(habitable)環境，一般人熟悉的說法就是「建立家園」(home making)。但無論是重新詮釋先人的經驗，或是建立安居的家園，都需要用身體認真地感受周遭的環境，而走動在這些過程中成為關鍵的要素。
Fikret在2013與2017來台灣的兩次行程，我分別帶他在泰雅族與魯凱族的傳統領域走動。研究生、助理跟著一起走的過程，在此之前我們必須事先做許多的溝通與安排。部落的耆老與工作者在我們雙向的翻譯下，多方交流傳統生態知識在當代國際體制運作下的價值與重要性。邊走邊談，「神聖生態學」的視野逐漸在參與者的對話與台灣土地的脈絡中得到清晰的圖像。2017年四月，Fikret在魯凱族傳統領域的走動式工作坊之後，接受原民台的專訪侃侃而談他對於台灣的觀察時，我知道一直以來的走動已經開始發酵，且出現有趣的化學變化。
他指出，這種經年累月的在地生存知識必須包含幾個重要的層面，且彼此關聯：(1) 在地認知，包括物種、土地命名與分類；(2) 生存技能，包括科技與管理能力；(3) 組織制度，包括性別、年齡與階層等分工；(4) 世界觀，包括宗教、信仰與道德的規範。這幾個層面彼此是環環相扣，構成了傳統生態知識系統的整體觀(holism)，跟古典科學所強調的化約論(reductionism)是有所不同的。整體論與化約論的針鋒相對自古即存，生態歷史學者Donald Worster在他的書Nature’s Economy有詳細的頗析，在此我不贅述。但回到小米，我倒是必須好好說明它所體現的原民整體觀內涵。
不同於現代生物科學實驗室與種子庫經由分類與客觀的紀錄觀察建立對小米的系統認知，原住民是依賴實際的栽種與身體實踐，來延續與展現他們對於小米完整的文化知識。在此過程中，不只是品種與其生物特性，更包括了儀式、語言、勞動、合作以及共食的慣俗都一起傳遞了下來。這個過程幾乎包含了Berkes教授所闡述的傳統生態知識的各個面向，而這些面向的展開需要透過走動。生物科學的方式很容易根據它抽象與化約的方法論，就輕忽了對具體生活脈絡有關的語言、文化甚至宗教信仰的關照，但原住民的認知方式認為這所有的面向都是彼此相關的，它們連結到身體的操作與感知。原住民的傳統知識是真正的「以身為度」(謝國雄等，2007)的知識。
其實，傳統生態知識的內涵也是澳洲人類學者Deborah Rose (2011, Pp. 11)從生態存在主義的角度所提出「連結性」(connectivity)的主要來源。她說，「連結性」不僅關乎能量、資訊、以及生命之間的流轉路徑，更應該包含故事、歌謠、以及各種言說形式的「流轉路徑」(exchange passways)。路徑越多，就越複雜，也因此多樣性就越高。原住民的小米文化，不僅包含生物特性與其分類的認知，更連結到種植過程中的社會分工、保存與食用小米的技藝(像是杵、臼以及穀倉的特殊建築)、還有小米神話的精神與道德意涵。
Rose (2011)在她的「野狗轉命」(Wild Dog Dreaming)一書中，精彩地闡述了原住民在面對千變萬化的環境中生命故事的流轉與對話的豐富度。她採集了澳洲原住民有關於野狗的神話故事，試圖探討關於苦難與滅絕的當代關鍵議題，並且在其中不斷地與她所出身的基督教文化進行深刻的對話，包括對於聖經故事的批判性解讀，例如：以色列人出埃及時的狗以及守護在受苦的義人約伯身邊的狗。Rose在此書中對於傳統生態知識的運用做了極佳的示範，提醒了傳統生態知識的建構不是在述說過去的懷舊心態，而是以此作為面對當代生存危機的資源，並藉此眺望與連接未來的自身整體行動。而她所強調的「流轉路徑」則是行動者跨越古今，且橫貫不同的文化傳統試圖創造對話與連結的努力。我認為在此過程中，走動在這些不同文化傳統的敘事者(narrators)是重要的關鍵。Rose指出她的敘事與詮釋相當倚賴於有智慧的耆老，他們跟故事一樣重要。耆老的智慧，在於他們適時地將過去的經驗與現在的處境進行有意義的連結，並且在不同的話語交會中進行對話，就像是Atung牧師與Tali老爹在小米播種祭所為一般，Kyra、 Kate、 我、學生、助理、部落家族成員都在此過程中對話、交流與繼續傳遞。傳統生態知識是活生生的脈絡知識，它一直在跟周遭變化的自然與社會環境對話與調整，透過走動我深刻地體會到這個道理。
三、走動，在小米神話與故事裡
關於傳統生態知識與連結性，勾起了我一些記憶。2000年左右，我初識Atung牧師，在他所牧會的尖石後山鎮西堡教會的一樓牆壁上，我看到許多幅泰雅神話的壁畫，讓我感覺他試圖建立以信仰價值為核心的跨文化知識與勇氣並不下於Deborah Rose教授。傳統信仰，體現了一個民族的世界觀，我的好友Berkes教授在他定義的傳統生態知識內涵中賦予它重要的位置，否則他的書就不會取名為「神聖生態學」(Sacred Ecology)。Atung牧師將泰雅神話畫在教會的牆壁上，對基督教會與基要教理有挑釁的意味，但我知道他並不是惡意，反而是積極地尋求對話的途徑。其中有一幅，我現在回想起來覺得格外有意思。就是，泰雅族的射日神話傳說。
傳說中，有兩個太陽同時出現在天空中，導致人們相當痛苦。遠古的泰雅人於是以集體且跨世代的合作方式，幾個男人分別背著嬰孩長途跋涉，經過很長時間的尋覓，最後才由長大的嬰孩將兩個太陽中的一個射了下來。被射中的太陽流了許多血，後來變成了亮度弱許多的月亮，人們才得以回歸正常生活。我們不妨想像在遠行尋日的過程中，這一個泰雅隊伍就不就是牛津大學的J. R. R. Tolkien教授所著作的「魔戒」(Lord of the Rings)遠征隊一般，必須經歷許多試煉與痛苦，而其共同的目標就是要達成拯救的重要任務。
在這個拯救的史詩中，我注意到一個似乎微不足道的細節，就是這些拯救者，其實隨身是帶著小米的，Atung牧師說甚至是用一種特殊的耳管來裝小米粒。想想，或許他們不是一直都在跋涉，就如同泰雅人的燒墾遷徙文化一樣，他們的行徑是以自身的冒險不斷地開拓認識這個世界的疆域。拯救，是他們的使命，但自己先活下來或許更為重要。小米，於是成為他們生存的良伴。根據傳說，這些泰雅人不僅靠沿途栽種的小米過活，更重要的是以曾經栽種過的小米田為標記，作為日後回返家園的路徑。對我而言，這就是傳統領域的起造過程。很多人誤解泰雅族的傳統領域是自古以來就存在的神聖不變疆域。其實不然，傳統領域的構成就如射日神話中史詩英雄在長途跋涉中，沿途燒墾栽種小米，在尋找災難源頭的過程中不斷地與陌生環境互動，所產生的家園認識。這個家園的範圍，包括一個起初的源頭，但更重要的是那個跋涉的路程中不斷以小米為印記創造出來的適應生活環境。傳統領域，是在時空變動的過程中逐步形成，它是歷史家園。
我的加拿大學生Kevan Berg在AMBIO期刊發表的學術論文指出，在看似完全野生與自然的司馬庫斯部落森林中，其實潛藏了許多泰雅文化遺址，包括小米田。他指出，必須將這些人類文化作為納入分析才能夠恰當地解釋當地的植物生態群落的分佈，其中有些樹種甚至是泰雅族人所種，而非天然長成的。或許，在這個漫長的長征旅程中這些古泰雅英雄走過的路如今都已匯然成林，腳蹤也隱埋在蔓草之中。但直得注意的是，神話故事的意旨卻還是在不同的時代持續地傳遞訊息。至少我們知道，遠古的泰雅人應該曾經感受過「全球暖化」的某一些現象，然後他們做出了一些行動，而更重要的是，小米，是帶有神聖使命的古泰雅人夥伴。
小米，就像Rose所描述聖經約伯記中的那隻狗一樣，當莫名其妙的苦難臨頭且上帝又轉身不顧時，那隻狗卻能忠實地陪伴。狗，象徵了自然中生態網絡的互惠關係；小米，之於這些泰雅英雄亦然。還有，小米成為泰雅英雄回家路途的指標，不正意味著小米也因泰雅人的關係而開始四處播遷嗎？小米，因為人的攜帶能力而得以播遷地更遠、更廣。互惠，顯然不是單向的，這個關係是在一種生態系統之中才足以體現。
不管如何，小米應該是很容易適應環境的作物，尤其是在氣候變遷劇烈之時，所以它自然成為泰雅人自古依賴維生的主食。關於小米的神話傳說，泰雅人有另一段有趣的說法，就是在原古時代，僅以半粒小米，就可以煮出一整鍋的小米飯。但是，要將小米剖半是不容易的，需要費時用心才能完成。有一天，一個懶惰的人為了貪圖便利，就將一整粒小米煮下去，結果就煮出過多的小米飯，而浪費的食物。這個人的行為後來遷怒了祖靈，之後就沒有半粒小米主成一鍋小米飯的好事了。
泰雅族的小米品種，米粒真的很小。神話故事中將小米剖半的敘事，如果連結到射日傳說中小米為伴的理解脈絡，似乎就不難理解這個人為何會招致祖靈的憤怒。換句話說，對於人與小米之間的互惠關係在泰雅文化中應是極為重視的。但我也清楚知道在部落中，耆老講故事都必須要有其脈絡與背景下才足以顯明，也就是這些神話故事並不見得真有有固定的隱喻意涵，關鍵在於敘事者當時所處的情境為何，這個部分跟泰雅人的lmhu(古調吟唱)有異曲同工之妙。其實，這些原住民敘事的傳統跟當代敘事神學(narrative theology)的一些方法論亦有相似之初，很可以進行日後的對話 (Kepnes, 1992; Rose, 2011)。
四、走動，進入尖石後山的小米地景
談到小米文化的議題，必須回到2006年間，座落在尖石後山最深處的司馬庫斯部落他們的文化復振工作。我的學生Lahwy Icyeh是司馬庫斯部落的族人，也是部落第一個取得碩士學位的青年。那一年，我帶著研究生一起參加了國際民族生物學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Ethnobiology, ISE)在泰國舉辦的年會，Lahwy跟我要共同發表一篇有關於台灣原住民的傳統生態知識的學術報告，其中用到的例子是司馬庫斯部落的小米復育，當時我們詳細地從燒墾、播種、間拔、分工一直到收穫的過程詳細地紀錄，並找出相關的泰雅語彙。司馬庫斯的完整小米復育紀錄可能在尖石鄉是非常早且罕見的行動，更可貴的是有詳細的文字紀錄，我們後來將這些過程發表在夏威夷大學出版的報告中。司馬庫斯曾經被稱為黑暗部落，是台灣的電力到達相當晚的地方，交通不便與險阻意外地讓泰雅文化得到較完整地保存，如今成為文化與生態旅遊的大熱點，他們的發展起步包含了小米文化的復振工作。
再回到我與Kyra他們的拜訪行程。在田間播種完小米，回到Tali家屋的前院，部落夥伴繼續講述他們小米的知識與故事。同時，更重要的是為了接下來的傳統食物午餐進行暖場。這時，具備深厚泰雅生態知識的Ino開始跟我們介紹不同的小米品種、名稱以及各自的食用方式，在尖石後山起碼有十種常見的小米品系。當然，在言談之中Ino也不免感傷地提到小米文化的流逝，目前部落的農業主要還是以經濟作物為主。
值得注意的是，Ino指出小米在田間並非單獨存在的作物，其它穀類與不同的豆子也常跟小米一起雜種，真正的小米田必須納入部落家戶飲食的整體考量。於是食物生產、分佈以及取得，成為家園是否得以安居的基本條件。小米田出現其它非小米作物的道理也很簡單，因為人們日常生活所需不僅是糖類與澱粉類提供能量的主食，除此以外還需要具有豐富蛋白質的豆類與玉米等。於是，Ino也開始跟我們介紹起樹豆等傳統上出現在小米田內的作物。這些在地知識的解說，繼續引導我們進入一個更具體與完整的傳統小米田地景的空間想像。
食物，不單單是食物本身。它更體現了需求者、生產者以及食物生產環境彼此在一個特定時空互動下的所有社會關係。荷蘭學者Frederik Van Oudenhoven 是之前我提到的國際生態農夫會議的重要推手，他在2013也曾跟我走動到尖石後山的這些地方，他對於原民部落食物生產的模式以及傳統與現代經濟作物的競合關係，格外感到興趣。在他的書：「用我們自己的手：塔吉克與阿富汗帕米爾高原地區的食物與生命歡慶」(With Our Own Hands: A Celebration of Food and Life in the Pamir Mountains of Afghanistan and Tajikstan)(2015)中，他提到一個「食物地景」(Foodscape)的概念，就是用來描述對食物的生態–社會理解方式。他指出現代工業文明是如何透過市場經濟的邏輯，劇烈破壞人們對於食物的多層次理解以及背後的物質與精神實踐，進而將食物的生產與消費鎖進一種簡化且剝削式的金錢遊戲之中。
在這本書中，他試圖尋找一種生態人文角度切入的人與食物關係，從傳統食譜的收集開始進入他的民族誌考察，進而在研究地區發現類似於尖石部落小米田混種其它作物的傳統農業，並指出這種系統對於健康維持的重要性。Frederik分別用當地的語言細心地記錄下食物備置的每一個過程以及名稱，並且拍下這些食物備置過程中的畫面。這本書同時用三種語言(阿富汗、塔吉克以及英文)來呈現其內容。不僅如此，他在此書出版之後，便與此書的共同作者Jamila Haider帶著熱騰騰的書飛到帕米爾高原地區，將一千多本的書回送給了當地參與貢獻食譜以及提供在地食物知識的居民，因為當地居民是這本書的知識主要來源，他們應該也是這本書成書的共同行動者。Frederik的行動將在地居民的身體實踐與走動化為書本的文字，再以文字走動回去到當地，給了我極大的啟發與鼓勵，因為我們幾乎在做同樣的工作。
走動在地方，必須跟著季節的節奏行進。每年初冬在尖石後山，就是感恩的季節。所謂春耕、夏耘、秋獲、冬藏，漢人如此，泰雅族也類似。搭上西方感恩節的時節，泰雅族人也會將感恩祭安排在十月底。收穫，最令人歡愉的是美食。但對於我們習慣以金錢交易的平地人，早已喪失準備美食的辛勞，以及辛勞之後的滿足。族人將豐收的農產拿出來，讓我們看到從原料一直到桌上的傳統佳餚是如何製備。我想到多年前帶北醫學生與族人進行為期一週的「食在泰好」課程。那時食物的來源，不管是土肉桂、山肉、苦花魚、香菇與小米，都是從部落周遭森林與河川這個「大冰箱」所取得。傳統上，部落的生活與周遭環境形成一個完整的社會–生態系統，它的內在有一套自給自足甚至強韌對於外在衝擊的回應機制。
在感恩祭中，我注意到勞動的部分。勞動(labour)，是人在自然中生存的必要條件。相傳，泰雅族人本來是不用勞動就可獲得食物，但因為一些貪婪的人所致，傷害了原本樂意奉上食物的山豬與小米。從此以後，人們只能靠勞動取食。辛苦了一整年，在感恩祭的活動中，還是看到了熟練的勞動技藝。成人藉此機會讓小孩能夠學得這些製備食物的技能。從準備材料、搭建炊事工具、料理食材、一直到炊煮傳統美食，無一不需要熟練的技能，否則就沒有美食佳餚。
這種勞動其中有美感，是一種用自己的身體親近自然的美學。尤其是在小米的製備過程中，從小米的脫粒、去殼、到混搭(豬肉、糯米)成醃肉與粽子的過程，雙手與雙腳的並用，包括生火在內的相關器物搭配，都是在整個生態體系的供應下所成。此外，我看到生火必需的二葉松火種(hayung)與乾材、烤火房的空間、用桂竹編織而成的小米篩子、堅硬的烏心石(skalu)製成的杵臼與蒸籠、還是各式的山肉。當然，更重要的是連結在族人身體的雙手與雙腳的律動。在這些條件的搭配下，我看到了Donald Worster所說的「自然的經濟體系」(Nature’s Economy)在泰雅文化中的版本。
其實，這種勞動美學也體現了自然運作的活潑生態網絡，或許它可以再更聚焦在食物的網絡之中。為了滿足身體所需，食物成為每種生物的必須。而取食與備食則是這個生命動態的主要內容。這次，我看到小米脫粒時婦女運用的細膩腳步、去殼時用杵臼的輕巧唯恐小米掉出來、雙手在裹覆小米與山肉的過程、還有在打小米糕時男人們互相合作的力與美、以及空氣被包覆在小米糰中被撞擊出的巨大聲響等。這些豐富的勞動美學真的值得大書特書，以前我們總以辛勞一筆帶過。但忘記了就是這種辛勞帶出美學的內涵，不管是在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等都豐富地啟發了我們對於自然與文化的想像。更重要的是，這些勞動的背後也是種植小米、狩獵與採集的走動，也是身體。
五、走動，認識尖石的番茄鄉
在Tali家族的小米祭後，我與Kyra和Kate他們繼續走動到田埔部落(Tbahu)，這是台灣農業重要的蕃茄鄉，台北市第一果菜市場的黑柿蕃茄有一半是來自這裡。田埔的部落地景，幾乎遍佈了番茄園。其實，在Kyra他們的拜訪行程之後兩個月，我就透過部落族人的協助，帶著北醫的學生在凌晨兩點鐘走動到台北市第一果菜市場，親身體驗田埔番茄的拍賣。事實上，當我們不斷地在強調傳統文化復振與生態保育的重要性同時，諷刺的是部落原鄉離這些事物正好也越來越遠。部落的農業生產很早就進入主流的商業市場機制，甚至部落的農業發展也常揹上破壞水土與環境生態的罪名。2017年的夏天，我與部落族人Watan還為此跟環保團體打了一場小小的筆戰。
不過，這一天我們的重點是為了小米復育而來。Kyra在Christensen Fund負責全球性的生物–文化地景的保育推動工作，他們的工作重點是傳統作物與文化地景的關係。我們到田埔拜訪婦女耆老Pagung Tomi，因為她正與尖石後山部落幾位夥伴(包括新光部落的Tali老爹家族)以及北醫團隊推動一個稱為「小米方舟」(Millet Ark)的計畫。
其實，與其說「小米方舟」是小米保存的計畫，不如說它是一個活化食物地景的部落自主行動。2014年，我與Atung牧師, Pagung與Kanakanavu族的Apuu, 泰雅青年Yapit, 以及靜宜大學的林淑雅老師受邀參與了在不丹喜馬拉雅山谷所籌組的「國際高山原住民網絡」(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Mountain Indigenous Peoples, INMIP)。這個非政府組織，以走動式工作坊(Walking Workshops)的方式，共同研討農民的在地知識如何貢獻在全球氣候變遷的回應議題上，參與國包含：不丹、中國、印度、吉爾吉斯斯坦、巴布亞新幾內亞、秘魯、菲律賓、台灣、塔吉克斯坦、泰國及肯亞等十一個國家。接下來，台灣的代表持續參與了INMIP每年舉辦一次的橫向學習交流活動(Horizontal Learning Exchange)過去曾先後於塔吉克斯坦（2015）、秘魯（2017）與吉爾吉斯坦（2018）舉辦年度會議。
在這個持續走動的國際聯盟中，Pagung第一次去到不丹與不同國家生態農夫交流，也受到當地原住民部落復育傳統作物經驗的激勵，於是在回國後開始夢想著尖石後山是否能夠成為認識泰雅族傳統作物知識的基地。剛巧，我在北醫執行一個「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也在尋找與尖石後山部落合作發展的施力點。小米文化的復育，幾乎是在沒有異議的情況下就浮出檯面。其實，尖石的深山不可能出現一艘真正的船，但在最近幾年部落耆老們的努力已逐漸擴展了一片以傳統作物復育地景為主的方舟意象。
方舟，取了聖經中挪亞的故事，預示了一種再生的力量，以及立約的精神。這個約，是天、地、人的和好，彩虹是重要的記號。小米，正是這些傳統作物中的旗艦物種(flagship species)。必須注意的是，這艘以小米為核心的傳統作物復育方舟，卻是漂流在以像是番茄為主的經濟作物大海之上。對田埔部落族人而言，小米眼前是沒有經濟價值的，部落的發展必須有經濟作為支撐。這個客觀環境迫使任何有傳統作物復育理想的族人都必須面對現實的處境。
我們進入她新成的穀倉中，延續著小米田雜種的話題。Pagung 告訴我們，傳說中以前小米非常稀少，所以需要小心保護。有一晚，守護的人在小米田聽到卡拉、卡拉的聲響，以為是小偷來犯。但仔細聽，這個聲音是來自地底下，後來才發現是地瓜的根系在延伸所發出的聲響。不僅如此，根系的延伸創造了地土的縫隙與空間，讓小米得以往上竄出新芽。地瓜幫助小米的成長，聽在我的耳中，成了動人的生態互惠關係的故事。生態網的基本概念，早在原住民文化中透過故事口耳相傳了！
這時，Kyra與Kate也加入了對話，他們說在太平洋島嶼的原住民傳說中碗豆、玉米以及樹薯是三姐妹，樹薯在地底下鬆土，玉米得以垂直往上長，而豌豆則可以在玉米莖上盤旋而上，彼此互相依賴共生。雜種習俗的生態意義不言可諭，但是當代的綠色革命採取單一物種的大規模種植，卻違反了此一微妙的大自然平衡。幸運的是，原住民的傳統農業文化替我們保存了此一古老的自然智慧。古老的智慧呼應了當代進步的生態農業思潮，確實讓人精神為之一振。
然而沈浸在浪漫的小米知識傳統之中，實際上並沒有讓我們忘記現實的挑戰。Kyra他們更好奇面對區區幾塊小米田之外的大片田埔番茄鄉，Pagung又是如何看待的呢？她可能大約猜想到，部落過去在種植經濟作物包括：水稻、香菇、水蜜桃等，在無法掌握產銷管道以及市場資訊缺乏的情況下被嚴重剝削的處境。她想知道Pagung怎麼看待這些經濟作物對於部落的影響。但是，她大概沒想到Pagung一方面是傳統作物在田埔復育的催生者，但同時也是活絡經濟作物番茄產銷管道的推手。她的行動是親手推動田埔生產合作社的成立。
合作社與番茄一樣，對泰雅族而言都是外來的產物，但合作社的精神卻可以喚起部落傳統分享與合作的精神，泰雅族的語彙稱為Pinhaban(攻守同盟)。傳統上，泰雅族的生活是以家族為運作核心，家族有各自的生產土地與領域範圍，彼此相對獨立。一但有發現外來侵入者的威脅時，這些家族會很快地互通訊息並且團結起來一致對外，這稱為Pinhaban。合作社，其實相當程度是現代版的Pinhaban。雖然部落已經走入現代的市場經濟模式，但傳統文化的積極內容還是透過有心人如Pagung有機會轉型成部落發展的助力，番茄合作社是個好的例子。
六、走動，在「小米方舟」的教學場域中
推動「小米方舟」計畫的團隊由新光的Tali家族、田埔的Tomi家族以及北醫我的研究團隊所組成。在新光部落，Tali家族復育小米的時間也是Yapit從不丹回來之後。在田埔，Pagung的做法是透過組織部落的婦女以及老人。三年前，透過自然科學博物館的嚴新富博士從農試所拿到的四十多種過去曾分佈在泰雅族流域的小米品種以及尖石後山的地區性品種，Pagung開始找地耕作。第一年，其實大多數部落的人都在觀望，揣測她的動機。慢慢地，老人開始靠近小米田跟Pagung聊天，分享她們童年的小米記憶以及相關的知識。或許是來自傳統文化的親切呼召，接下來她們就主動義務地參與了除草與間拔的工作。
令人驚訝的是，婦女開始分享一些私房的種子跟Pagung交流，有趣的事於是開始在田埔的小米地景上發生，種植小米的地從原先的一塊，變成目前的六塊。2018年，田埔的小米祭有超過二十位的老中青婦女參與其中，成為一個沒有國家資源挹注的可觀在地自主團隊。她們循著泰雅的傳統，不徇私地彼此交換種子，分享種植的經驗，我甚至發現Tali老爹家的小米品種也出現在田埔的小米田。
2017年與2018年，Pagung代表北醫「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的團隊去了祕魯的馬鈴薯公園(Potato Park)一趟，這是國際上原住民參與保種貢獻的顯著個案，也是聯合國指定的世界文化襲產。跟泰雅一樣，她們透過維護食物地景的種植方式，替全世界保存幾千種的馬鈴薯。我們也夢想著，是否尖石後山可以替台灣保存小米的不同品種，這是「小米方舟」計畫的由來。
Pagung所組織的小米田，不是她自己的，而是屬於部落共有的文化資產，這裡有部落族人共同的記憶、生活與文化。2018年五月初，我帶著北醫通識教育課程的學生進入她的小米穀倉，它頓時化身為一個故事屋，裡面不僅陳列了不同的種子，還有她在泰雅文化知識的保存工作過程中滿滿的人生故事。這裏有她從祕魯帶回來的玉米種子，在台灣這塊土地長出來的新生代種子，原住民的分享跨越國界。還有，不同的小米品種，上面寫著泰雅族的名稱。其實，同一種品種在不同的原住民部落，還是有不同的名稱與使用記憶。生物與文化多樣性的加乘效果實在很驚人。
我們身處其中，品嚐著Pagung妹妹親手烹煮的清甜小米粥時，特別能夠感受到小米產地的滋味。當我們走在小米田埂間，聽Pagung解說時，彷彿可以感受到不同小米的在地知識正開始從周遭的經濟作物中一一掙脫出來，兩者都是當代泰雅人所需，一個是為日常生計，另一個則是重要的文化認同底蘊。田埔，是許多觀光客去司馬庫斯的過站，通常僅是呼嘯而過，這裏沒有雄偉的神木與漂亮的民宿，但卻有傳統泰雅知識的寶庫，她就安靜地在觀光的過路之中。Kyra、 Kate、我與學生們都深感榮幸，可以進入這樣的寶庫。更重要的是，有泰雅耆老們的帶路與指點。
很顯然，Pagung也是其中的關鍵人物之一，力圖活出泰雅小米的文化與知識，是她這幾年的心願。看到逐漸發展的小米地景，加上Pagung與部落族人建造的小米穀倉，結合在「方舟」的信仰異象之上，為學術界目前流行的後殖民論述提供一些新的角度。那些濃厚複雜的族群變遷故事正是透過小米的消逝與再生，透過Pagung的生命故事娓娓道來。有一次我跟Pagung與學生一起從小米田走回穀倉之際，我在穀倉中看到學生走動的鞋與Pagung辛苦搜集的小米粒罐並排，心中突然產生一種莫名的感動。是的，文化的復振不是透過計畫的華麗文字做成的，更重要的是一步一步紮實地走出來。我與學生在尖石後山見證這個過程，並且榮幸地參與其中。
其實，我從2002年開始就將我在大學的課程注入行動教學的元素。最早是在世新大學的通識教育課程，原先的課名是「台灣的森林運動」，想要介紹台灣的自然生態的保育歷史，沒想到被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大筆一揮，在沒有告知的情況下竟然改為「戀愛台灣森林」，於是我索性告訴同學這門課必須用兩天一夜的時間親自造訪尖石後山的原始檜木森林，在十多年的時間我沒有間斷地帶學生在新竹與宜蘭的深山走讀森林生態與泰雅族原住民文化的交會。這些課程的走動經驗後來變成了台灣通識教育網的一門行動教學示範課程，這門稱為「人與環境」的課程成為我在生態教學中走動的鮮活紀錄。田埔，通常是在我們課程去到司馬庫斯、鎮西堡、新光、石磊與馬里光這些尖石後山部落的過站。
過去，我因為生態學訓練的習性總是將眼光放在原始的檜木與扁柏森林之上，但隨著對於泰雅文化的深入，我的目光轉回到小米身上。更重要的是，開始學習不把原始森林與小米這些事物分別看待，或是以自然與文化的二分來處理，而是從它們彼此的連結以及跟泰雅文化知識的關係來重新審視。換句話說，自然裡面有文化，文化裡面有自然是泰雅族人在我過去的走動與教學中教我的事。小米田，往往是燒墾樹林後的產物，泰雅族人遷徙新地後所遺留的小米田，因為演替的生態過程也會變為森林，小米與森林是彼此有關係的。我的課程教學緩步地走動到田埔的小米田，說起來冥冥之中也是有一個自然的道理。
結語：走動者的身體敘事
Legat (2008) 在他對加拿大西北領域的Dene族人的研究中指出，走動是將敘事與個人知識連結成一體的實踐經驗。他說：
「走動, 證成了過去的事在當代依然存在，透過這樣的實踐持續重建地方、故事、以及所有利用這個地域的存有彼此之間的關係。當一個人在走動中，他於是開始親近一個地域，不斷開創的情境導致他變得更有知識，特別是走在先行者追隨前者所留下的腳蹤引導下。」(Legat, 2008: 32)
這篇文章起於2018年春天國際友人來台的走動，以泰雅族新竹尖石後山的小米復育為探索主題，從此引發我反思在這些走動中與他人生命歷程交會的一些事件。這些雜沓、間斷、不見得有明確目的的走動，本來就是生活中的一些時光片段與花絮，逝去就讓它逝去，但卻偏巧這些不一致且沒有明確計劃的經驗，卻都累積在自己的身體之內。
身體，透過走動與感官從內在與外界得到意義，意義的連結成為一張認知與意識的網絡(network)，它並非是完整靜態的實體，而比較像是一個設身處地在情境中與它者相遇的動態交互影響過程，像是Atung牧師與Tali老爹對於古老祭儀的基督教式回應，既不傳統也不現代；像是Pagung受到國際生態農夫結盟的行動感召，既是全球也是在地；像是Frederik、Fikret與Debbie，既是外國學者但又能深入關懷台灣土地脈絡；像是我與這些泰雅夥伴長期的生態結盟，既是民族文化的關懷又是超越種族的藩籬。事實上我們都在與它者相遇中，試圖找尋自己。相遇(encountering)是法國哲學家Emmanual Levinas思想的關鍵主題。相遇，有預期與不預期的可能，而走動相當程度上讓不預期的可能性大大提升。走動，因此也帶出一種能動性(agency)，這種能動性讓身體的移動，不至於完全盲目，而是在摸索與機會找尋中踽踽前行。
我們是走動者(walkers)。走動者不僅行腳，沿途還進行連結。相當程度上，這種走動是很泰雅的。司馬庫斯為人稱道的共同經營組織，他們稱為Tnunan，是從另一個字Tminun延伸而來。Tminun，是編織連結的意思。泰雅族相信每個人的生命都在造物者不斷編織連結的過程中匯然而成，彩虹是造物者在編織時的記號，婦女成年禮的紋面必須證明會編織，將彩虹的圖案紋在臉上，就是將這種性別分工後的技藝印記在身體之上。這種身體的印記意味著，不僅是造物者在編織，我們自己也在編織，不僅編織自己，也將它者編織進來。編織，是一種走動，而走動構成了身體的內涵，信仰、宇宙觀、技藝、社會分工等全部整合成身體的一部分。
傳統上，泰雅族因為是口述的民族，不落文字，知識的傳遞是透過身體的實踐，例如：編織、狩獵、採集與耕作等。除此以外，儀式以及特有的古調吟唱lmhu，在烤火房圍繞在火堆旁的講故事，亦是主要的敘事方式。我在過去長期的走動中，不管是安排國際學者的參訪、學術田野的調查、行動課程的教學、或是與部落夥伴的集體行動不斷地見證了這些身體實踐的經驗，確實它們很難用文字完整地表達，這是研究原民傳統生態知識最困難的部分。一直到一年前，我閱讀到Tim Ingold等人編輯的這本「走動的途徑：走出來的民族誌與實踐」(Ways of Walking: Ethnography and Practices on Foot)(2008)，才赫然發現文字的再現，特別是敘事寫作(narrative writing)常常也像是在走動一樣。雖然我們必須承認，文字寫作與真實行腳還是不同的敘事方式，但彼此是有互為文本的(inter-textual)密切關係與溝通可見的。
於是，我開始回顧過去用臉書寫下的行腳文字，其中有照片與文字交錯的再現。此外，我開始在網路與資料庫上搜集我過去走動的紀錄與報導，甚至發表在媒體上的評論與心得。在這篇文章中，我用反省的方式編輯著這些文字、影像與紀錄，並且進行大量的補述。就像是撰寫自己在尖石後山跟那裡的人、事、地、物長期互動下的行動研究反省一般。奇妙的是，長期走動所拉長的時間竟然成為一種社會空間，讓我有充足的距離可以反身觀看，並且從中領略原住民傳統生態知識的內涵與奧妙，這種在走動中的知識有著太多跟身體有關的議題值得日後進一步深入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