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詞介紹
矗石逢釘：
棒打出頭釘，槍打出頭鳥的意思
中央日報：
1965年三星集團會長李秉喆創立的南韓大報，後來交由曾任內政及法務部長的洪璡基經營。洪璡基的女兒洪羅喜嫁給三星現任會長李健熙；而當時面試李容馬的中央日報會長洪錫炫是洪璡基的二兒子、李健熙的小舅子，曾經在盧武鉉時間擔任駐美大使。中央日報向來以精湛的商業動態報導聞名，與「朝鮮日報」、「東亞日報」並稱南韓三大報，這三報立場皆偏向保守派。
MBC：
韓國大型傳媒之一，與SBS、KBS、EBS並稱為韓國四大全國性廣播機構。創立於1961年，初時為商營傳媒機構。最初只經營AM廣播業務，電視業務在1969年才開始經營。
新右派：
保守主義思想的一支，它反對戰爭後國家干預的轉向，也抗拒自由主義式或進步主義式社會價值的擴散，因此可以說是反革命的一個例子。
最佳網文日報儲藏所：
韓國的一個網路論壇網站。原本是搜集DC INSIDE這個論壇網站中，因偏激或有害而被刪除的內容進行保存的網站。後來漸漸轉變成擁有獨自內容的極右派社群網站。以歧視韓國女性、歧視外勞、歧視韓國某些地區、批評攻擊或惡意抹黑左派人士、貶低世越號事件而聞名。
六、矗石逢釘
進入MBC
李容馬在結束為期三個月的旅行後返回首爾，參加第一個報社面試是「中央日報」，在經過筆試跟實習後來到最終面試卻落榜，眼看很多落榜的人都比上榜的人優秀，李容馬在和很多落榜人談過後推測為：「中央日報不想要太過重視原則的人。」面試官洪錫炫會長問過：「大學時期是否上街頭抗爭過？」1987年的大學生，大家都有不得不抗爭的環境，所以毫不猶豫地回答那是不得不的時代使然，就落榜了。
隔一年後，民營的SBS先發布招考公布，結果又被問到和「中央日報」類似的問題，大學時期有沒有抗爭過，然後又理直氣壯地回答，果不其然又落榜。所以得出結論：這些企業根本不是想要聰明的人，是想要「擅長遵守上級指示」的人。
MBC的面試也問同樣的問題，但這次有準備的回答：1987年沒抗爭過那是騙人的，那是大家都會做的事，但升上高年級後就不參加了。於是就被MBC錄取了。原先只想進報社工作，因為在當時一提到記者只會想到報社，但那之後電視台的影響力漸漸超越報社，似乎也是種好事吧？
韓國財閥沒有不觸法的，三星李健熙、李在鎔，現在汽車鄭夢九，SB崔泰源，樂天辛東彬，都有因瀆職、貪污、違反金融實名制、提供賄賂和非法政治獻金的前科。
入社經驗讓李容馬體驗到韓國社會的保守。從解放以來，保守勢力佔據了韓國的高層，支配了整個社會，也是社會不會輕易改變的原因。此外，人年紀越大就越趨向保守、和現實妥協，因此想得到保守上層的賞識、升遷，自己就得表現出一樣的保守，所以整個組織就會是保守傾向的人。
支配韓國的保守勢力，從親日派到軍事獨裁，到最近的新右派，延續到「最佳網文日報儲藏所」。他們和李承晚一起建立南韓的單獨政府，經歷過韓戰，變身為親美派，和朴正熙一起進行軍事獨裁。韓戰犧牲無數人命後，結果在國民間培育出只要是共產黨就一律槍斃的意識形態。軍事獨裁利用這種反共、反北的心理，合理化自己的執政。在此過程中，因為借助美國的支援實現經濟成長，就把美國視為神明，把自己的國民當作豬狗般的統治對象。這就是朴槿惠總統的支持者高喊反對彈劾，高舉太極旗和美國星條旗的背景。
凌駕和卑屈共存的社會部
實習記者的矛盾
1996年進入MBC後，先和其他公司的實習生一起在警察局記者室生活六個月。實習記者最晚要從早上五點起床後，一路工作到晚上12點或凌晨1點，要去三個似管轄警察局的刑事課、交通意外調查班、警察廳、法院等地，收集案件並報告。除了查看案件簿，也目擊強盜、殺人、暴力、性暴力、交通意外和詐欺等各種亂七八糟的案件現場。
相較於警查或檢察官處理刑事案件的地方，記者都更愛處理重大案件的部門，那是出人頭地的捷徑。
身為記者，到警察局可以擺架子。前輩向實習記者強調，在警察面前絕對不能弱勢，因為記者是國民的代表，無論見到什麼人都可以高姿態大聲說話。李容馬對這句話深有感觸，因為一般人幾乎不敢面對警察，見了面也會覺得羞愧，即使沒有罪也會莫名膽怯。面對這樣的警察，堂堂正正詢問、追究對方，這件事本身就是厲害的經驗。透過此經驗，李容馬養成往後不論去任何地方見任何高層，都能堂堂正正面對對方的習慣。這就是身為記者，遇強則強、遇弱則弱的基本原則的重要一步。
但這樣的記者，在自己的公司卻得對前輩畢恭畢敬，實習期間習慣這種矛盾情況的人，和無法適應的人，過一段時間後，會產生極大的差異。在強者面前可以展現強大一面的人，在公司無法卑屈；做不到的人在公司會卑屈，也同樣地會屈服強者。
當記者跑警察路線沒多久後，知道警察比記者還弱勢。一開始是因為前輩關係對他們大呼小叫，時間久了就變成習慣，後來知道警察是弱者，更大呼小叫，從那時候熟悉了凌駕弱者的方法。到了此時，本來應該自重就好，但大多數人做不到。凌駕弱者，是不必學習就能形成的習慣。
逐出社會部
李容馬以不錯的評價完成實習生涯。在1997年6月收到正式的命令，擔任社會部警察記者。身為警察線的記者，雖然創造了些成果，但在收到正式聘書還不到10個月，就被驅逐到1998年地方選舉廣播企劃團。為什麼會這樣呢？
1990年代後期，KBS和MBC展開激烈競爭。KBS刪掉1TV的廣告，其「九點新聞」收視率超越了MBC的「新聞平台」，在那之前MBC的可是經常穩坐第一名。KBS想要改善收視率落後情況，全面分配了「事件與事故」新聞（包含社會案件與車禍等內容）的報導，MBC也不甘示弱地追隨他們腳步。因此事件與事故的比例拉高到整體45分鐘新聞的1/3或1/2，但在整體競爭之下，許多無意義的事件與事故新聞佔據了所有畫面，變成令人心寒的狀態。台灣一直都很令人心寒啊，還有製造業中天勒….
因為一直製造這些雞皮蒜毛的新聞，李容馬常常跟前輩有爭執。而更麻煩的是，警察線的記者逐漸形成一種軍事組織，社會部長官底下有案件編輯部，這編輯部底下有首爾市警的組長（負責選跑警察線記者）。各個警察廳有一線、二線記者。身為老么的二線要接受一線指揮，一線接受市警組長指揮，市警組長又聽令於編輯部。是一個難以進行合理對話的組織。
在這情況下李容馬的新聞貢獻價值逐漸變得低落，評價也從有才能的傢伙，變成不服從前輩指揮的傢伙。於是就在1998年4月被趕到地方選舉轉播企劃團。
成為契機的首都圈記者
1998年6月，兩個多月的地方選舉報導成功落幕，但李容馬卻無法回歸社會部，而是收到全國新聞部所屬的京畿道城南市採訪記者的派遣命令。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到全國部可以脫離軍隊式組織。全國新聞部記者直接向編輯部報告，是報導的結晶池。編輯部的次長級人物全部上了年紀，可以輕鬆對話，而且所有報導都由李容馬自行彙整，上面也不會有人要求打聽根本不值得報導的資訊，加上廣大的京畿道只有四名記者負責，能報導的題材因此相當的豐富。
這段期間，寫的許多大大小小或輕鬆又或困難的報導，有很多和法律收賄有關，也批判京畿道一帶的地方檢察官，譬如水源地方檢察廳的檢察官，因為對製藥公司賄賂的馬虎搜查，錯過最大嫌疑犯。水源地檢在報告自己的搜查成果時，或許因為無可爭辯，也沒有對李容馬的報導特別反駁。
後來也對首爾地方檢察廳議政府支廳的一名檢察官提出質疑，並未對暴力組織和官商勾結進行徹底搜查。還對水源地檢城南支廳的檢察官提出雙重起訴的事實，寫了批判性的報導。
連續三次直接批判檢察官的報導，讓李容馬在檢察官之間成了風雲人物，大家很難想像怎麼會有人緊咬著檢察官做這些報導，大家都想知道究竟是哪個「不知好歹」的記者。後來在首爾地檢採訪時，不少檢察官說是當時就知道了李容馬這個人。
除了檢察官，也曾報導三四次律師的不當行為。而在首都圈時期的壓軸報導，是批判一名被稱之「韓國的盧金河」（讓人聯想到清貧代名詞的曼谷市長）的歐姓城南市長。此人以清貧形象聞名，卻幹出各種貪污的事情。這種人台灣一堆耶，根本台韓友好呀，幹。
首都圈記者生活不到八個月，這段時間跨足政治、經濟、社會各部門，也堅持記者相信的價值來進行報導，對李容馬來說是以記者身份為傲的時期。前輩的評價也再次改觀，又回社會部警察線當記者了。
再次回到社會部
再次回到警察線，軍隊式組織還是一往如常，依然報導一些無意義的社會新聞。這其中的原因一個是，當時兩新聞台為了競爭收視率，報導太多這樣的新聞；另一個原因則是從軍事政府時期就持續過來的慣性。
軍事政府時期政府部門就不用說了，連檢察官、警察這些社會權力機關的議題，也沒人敢寫。大家只敢用話題性題材等軟新聞，填滿新聞時段；以雜犯慣見的犯罪手法或是刺激觀眾眼淚的報導，來替代批判擁有權力的人的問題。在這情況下，去討論報導品質，本身就是件很奢侈的事情。
經歷金大中和盧武鉉政府，隨著民主化發展，輿論本身的思考加深了，並且開始改善。為了提升報導品質，方向逐漸轉為強化政治、經濟、國際新聞等。社會部新聞也排除單純的事件與事故，容納公民團體的問題意識，進行提升水準的作業。然而進入李明博時期，又再次崩塌淪陷了。一些報導人的保守或是進步可以從肌肉的大小看出來的新聞，或是夏天在柏油路上煎蛋等愚弄觀眾的報導又登場了。看到這邊，只覺得台灣民眾是不是每天都被當白痴在吃上述的垃圾新聞啊…
重啟社會部警察生活6個月，1999年秋天，收到經濟部新聞的調遣命令，對李容馬來說，能脫離社會部警察記者這件事本身就令人雀躍不已。
在劇變的韓國經濟中
經濟部和出頭鳥
在收到去經濟部的喜悅，在報到之後立即消失殆盡。當時負責經濟部的姜部長，主要是曾擔任社會部記者的人，後來當上經濟部的部長。部長不懂經濟，將所有經濟部報導像社會部一樣處理，對菜鳥記者更要求社會部性質的報導。因此當時自嘲為「經濟部的警察記者」。
因為部長不懂經濟，所以認為和金融或經濟政治相關的報導太死板無趣了，不希望收視率下降。部長對晚輩就像使喚社會部記者一樣呼來喚去，因此晚輩和次長級的前輩會一起批判部長。因為有個離譜的部長，底下員工變更齊心協力。
然而這一切都是假的。有次部門一起喝酒，最後剩下部長、文次長、李容馬三人，李容馬趁機跟部長建議經濟部不能用這方法運作，部長勃然大怒後轉問文次長意見，沒想到文次長說：「部長，我哪有這個膽子呢？」李容馬驚呆了，看來直言不諱、忠心耿耿的部下，只有在書或是連戲劇中才會出現。
文次長後來在政權交替下生存下來，還當上部長、報導局長，在朴槿惠政權時期也外放出去擔任關係企業的社長，還聲稱有天要回MBC當任社長。姜部長則後來升上報導局長，因為「GUCCI包事件」爆發醜聞引退。
在社會部時，李容馬也曾跟後來擔任社長的金在哲（李明博時期任命的親保守派MBC社長）短暫共事過。金在哲在李明博時期解僱以李容馬為首的10名員工，是讓MBC崩壞的關鍵人物。他沒什麼能力，對菜鳥警察記者從不說難聽話，看到晚輩會吹捧著說：「XXX，昨天的報告寫得很棒！」這並非專業能力的肯定，只是純粹對晚輩說好聽話，博取好印象。多虧這樣的處世之道，即使沒有能力，卻成了負責「時事雜誌2580」等新聞節目的報導製作局長，還曾擔任關係企業的社長、MBC總公司社長。
這些人的共同點是，他們擁有無論任何人執政都能成為同夥的卓越能力。許多前輩也相似，前輩當中，許多只是上班族，只不過想要分配好一點的新聞採訪對象，想要升官罷。因為如此，他們遇見部長或局長就低聲下氣，尤其採訪或報導能力越差的，就越會在人事上下功夫。
令人難過的是，這在現實社會竟然行得通。就上司立場，服從命令的晚輩，比起凡事都要追根究柢的晚輩更討人喜歡。這方式最後就膨脹成積非成是的文化。組織不會發展，反而停滯或退步，然後大部分組織都是這樣的。
韓國銀行的橫禍
無知的部長因為覺得銀行圈的新聞相當無趣，一直找某個負責韓國銀行的女前輩麻煩，導致女前輩最後以生病為由請了長假。部長看不起韓國銀行，把年資不到三年的李容馬丟去接她位子，其他公司通常都會分配10年資歷以上的次長級記者去，是個相當有採訪份量的場所才是。但部長卻把他討厭的人調去如此重要但覺得無趣的路線，是個相當無知的人事調動。
身為經濟門外漢，要在韓國銀行採訪相當難適應。韓國銀行和金融監督委員會（金監委，目前的金融委員會）、金融監督院（金監院）、股票交易所等，是金融小組的核心採訪路線。於是和先前提到的文次長等兩名前輩一起組成金融小組，然而文次長也是完全不懂金融。如先前提到的，他只是個對人際關係下手的前輩，所以也沒因為同組就拿出責任感和晚輩一起工作，反而讓李容馬獨自負責韓國銀行。
優良領袖的條件
過了四、五個月，好不容易適應韓國銀行後，卻在此時換了部長。李部長是畢業於首爾大學經營管理系，有很多在經濟部工作的經驗。前輩和晚輩對於他的評價很兩極，前輩說他沒教養，晚輩覺得他相當有能力。相處過後才知道原因。因為李部長很懂經濟，那些不懂經濟又愛亂指示的前輩遇到他，會被一一糾正，所以前輩們都很受不了他。也雖然是經營管理系畢業，卻沒擔任多久的經濟部記者。
但是李部長在經濟部上任後，晚輩都認為他是最高水準，指示不拖泥帶水，也會簡潔地大幅修正大家的報導。大部分部長會因為沒什麼經濟能力，總是指示屬下到處採訪什麼都要寫到，卻又到很晚又抽掉這個抽掉那個，偏偏常常抽掉的又是重點。但李前輩絕對不會做這樣的事情，他喜愛高水準的經濟報導，因此深受後輩們喜歡。
此時後輩間流行著所謂的職場上司論。上司有四種：聰明又勤勞的聰勤、聰明卻懶惰的聰懶、愚蠢卻勤勞的愚勤、愚蠢又懶惰的愚懶。其中最受歡迎的是聰懶，擅長業務卻又不催促晚輩且適當的指引。最糟的是愚勤，也就是不懂又愛訓斥下屬的類型。前任的姜部長被歸類為愚勤，新任的李部長則被歸類為聰懶。李容馬在地獄與天堂間走過一遭，此時深刻體會：公司最好的部門並不是大家喜歡的部門，而是有好上司的部門。
金融資本主義和現代集團的聯盟分離
更換部長後，李容馬成為有模有樣的經濟記者，1997年東亞金融風暴之後，接著來的是大宇集團的解體餘震，然後1999年底到2000年初，韓國面臨第二次經濟危機。
這段期間發生許多重大事件。為了避免第二次金融危機，金融監督委員會長李憲宰主導的金融、企業、公共、勞動等四大部門，進行第二次結構調整。李容馬成為名副其實的金融小組一員，和韓國銀行的人一起在金委會進進出出。這段期間，李憲宰又從金監委的會長轉調為財政經濟部（財經部，目前的企劃財政部）部長，握有調整經濟結構的主導權。這段過程可切實體會到，韓國目前的資本主義是金融資本主義的事實。所有的作業始於金融，也終於金融。
在這嚴峻的時期，MBC當時經濟部全體人員有十名，但金融小組只有宋前輩和李容馬兩位。由於當時的報導局長重視政治，小看經濟的關係。好在宋前輩是延世大學經濟系畢業，也有經濟部經驗，相當懂經濟問題。政治系畢業的李容馬，從宏觀的角度看待問題，宋前輩則是連細節都精通，兩個人完美互補。從此也和宋前輩有了比兄弟還親密的關係。
2000年初，韓國遭遇了3月的現代家族「王子之亂」。鄭周永會長安排繼承人，造成現代集團三位兄弟產生衝突。五兒子鄭夢憲繼承現在集團，長子鄭夢九繼承現代汽車，現代重工業則是交給六兒子鄭夢準。過程中，鄭夢準試圖反抗，卻以失敗告終。
王子之亂後，現代集團面臨危機。現代建設為現代集團的母體，卻發生週轉問題。一直到年底為止，現代建設進行了六次自救計畫，然而屢次失敗。結果年底第一次跳票，引發債權團主導的整頓計畫。現代建設的跳票，會造成現代集團全體的連鎖跳票。這危機會波及他們的主要交易銀行 — 外換銀行（英文名KEB，南韓的代表性銀行之一，過去是南韓唯一可兌換外幣的銀行，現已與韓亞銀行合併為KEB韓亞銀行），會讓好不容易在大宇集團解體下又從新恢復的經濟，再次陷入危機。因此大家都將注意力集中在外換銀行上，但是真正的主導權還是掌握在金融當局手中。
大家都期待同集團的現代汽車和現代重工業伸出援手，不料兩兄弟都很無情。李容馬約了兩集團表示要採訪，出乎意料的現代汽車爽快答應採訪並表示不支援。現代重工業則不便表示是否拒絕支援，也不接受採訪。
現代建設的危機加速第二次經濟結構調整。企業被要求負債比例都要降至百分之兩百以下，做不到的一概列入清理債務對象。在金融圈內，更是利用所謂先進金融技法，清理各種不實債權。
那年夏天，金融圈進行合併的同時，全國金融產業公會（金融工會）展開了大罷工。金融工會是韓國勞動組合總聯盟（韓國勞總）旗下的團體，委員長是李龍得。此時的金監委員長是李容根。金融工會罷工當時，由李容馬報導的畫面，字幕上每天都會出現李容根金監委員長、李龍得工會委員長、李容馬記者。金融工會罷工後，有些地方的中間銀行消失了。第二金融圈的儲蓄銀行和新協也逃不過結構調整。
2000年到2001年間共有55間不實企業遭到清算。國民銀行和住宅銀行也進行合併。引起1997年金融危機的三星汽車出售給法國雷諾，大宇汽車則賣給美國GM。現代建設第一次跳票後，終究歸債權團所有，而外換銀行後來也變賣給外資。政府拿初相當於一年預算的三分之一，超過100兆的韓幣，用來解救金融圈。
現代資本主義就是金融資本主義。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美國，金融產業也發達的原因就在這裡。韓國銀行透過拆款利率增減通貨量，也因而擴張或縮小宏觀經濟的局面。企業透過股票或債券籌經營資金，因此國家若統治金融，就能統治企業。這就是韓國經濟結構的調整為什麼以金融機構為媒介來進行的理由。想徹底了解經濟，就要了解金融。
叢林式資本主義和經濟結構調整
2000年第二次經濟結構調整大幅改變韓國的經濟體質。許多不實企業和不實銀行都遭到清理。所謂不實企業是指負債過高，自己又產生不了經營利潤的沒有收益的企業。這樣的企業之所以還能苟延殘喘，是因為游說銀行或政府繼續借錢就行。不實銀行則是把錢借給不實企業，害自己陷入可能收不回錢的險境。
細看不實銀行發生的情況各有不同。大部分不實銀行是認真的把錢借給企業的銀行。過去銀行收到存款，把錢借給企業是理所當然的事。企業用銀行借來的錢投資，製作商品賺取美元。這是企業和銀行共存之路。因此相較於零售業務的銀行：也就是以不動產為擔保借錢給一般人的銀行，批發業務的銀行：就是貸款給企業的銀行，是越能貸款給企業的越優秀。
但東亞金融風暴發生後，一個個企業經營出了問題，貸款給企業的銀行也一家家倒閉。這個情況下，套用市場原理清算不實銀行的結果，只有做零售業務的銀行才能存活下來。過去在銀行界評價比較低的國民銀行或住宅銀行，突然變成優秀銀行。李容馬對「人生知識，塞翁失馬」有了深刻的感觸。
基於這個背景，銀行切斷對風險較高的創投企業或中小企業的金流，因此那些一時雖然沒有績效，但有未來可能性的創投企業，紛紛失去的成長的基礎；換句話說，銀行貸款給企業的公共機能垮台了。
扮演企業資金流作用的銀行崩壞，反之股票市場卻在此時起死回生。韓國股票市場百分之百開放給外國人，外資源源不絕進入，企業也轉變資金流，從股票市場增加資金，而非向銀行借貸。從此韓國股市面臨被外資左右的情況，全體股票中有1/3基於經營權的防禦層面不能流動，1/3由外國人持有，所以外資是否購買股票，就影響股價的震盪。
本來韓國是像日本一樣，保障退休和終身雇用。然後經濟結構調整後，非正職原本漸漸超越正職員工。就企業立場，雇用只要正職員工一半薪水且又難以組成工會的非正職員工超划算。同時增加非正職員工也有壓迫正職員工的作用，企業再也不需要認真處理正職勞工的工會了。這結果鼓勵正職員工提早名譽退休的風氣。
韓國銀行和財政經濟部
採訪韓國銀行，熟悉了如何了解宏觀經濟的動向；採訪金監委，掌握微觀經濟的動向；在財政經濟部，目睹了應該如何帶領經濟的政策。
韓國銀行金通委的拆款利率決定，左右了宏觀經濟的動向，一如美國的聯邦儲備委員會也是藉由調整利率來影響經濟的動向。每個月聆聽韓銀總裁說明和金通委利率相關的決定，有相當大的幫助。因為當時他們做的決定，都是根據可以反映我們經濟實際情況的指標，但這前提是沒有財經部施壓。
財經部和韓銀存在的理由不同。財經部是追求經濟成長的單位，目的是要提升GDP、經濟成長率。因為任期有限，就要在短期內提升以GDP顯示的成果。若想提升GDP，市面上就要很多錢，故財經部偏好低利率。而韓銀的目的是物價穩定，想要穩定物價就要回收流到市面上的錢，故偏好高利率。因目的會有衝突，中央銀行要脫離經濟部門的影響而獨立。
財經部過去因為韓國經濟規模還小，對韓銀施壓還不會造成大問題。但在2017年韓國的經濟規模已在全球排名到第12名，此時若是再施壓，有可能造成反效果。
朴槿惠時期的不動產景氣上揚政策就是一個代表性例子。朴槿惠政府壓迫韓銀降低利率，並讓不動產擔保貸款變得容易，想讓不動產景氣好轉。他們以為不動產景氣上揚，建築業就會變得活潑，相關產業也就能跟著好起來。
但只要經濟學者就知道，這種循環理論早就被打破了。建築業存活並不表示其他產業也能跟著存活。李明博時期的四強產業等，就證明土木建築業是個填不滿的無底洞。不動產景氣上揚，反而會阻擋資金往有生產力的領域移動，只是鼓勵不動產的投機，造成社會兩極化。擔心房價上升的平民借錢買房，家庭負債增加到天文數字的水準，結果造成購買力的下降，內需衰退、經濟變得更加困難。
經濟官僚的財閥中心邏輯
無論任何人都需要掌握經濟的大動向。但身為記者的李容馬，只看到大韓民國的經濟官僚政策，沒有人思考為庶民著想的經濟政策，都是根據過往的習性來建立經濟成長政策。
現在這階段，要提升經濟成長的政策很簡單。如果移動體型龐大的企業，那麼經濟成長率、投資率或雇用率等經濟指標就會明顯提升。所以任期有限的官員會針對財閥支援，因此和財閥掛鉤，何況打好關係還能保障自己退休後的位置。
經濟官僚會獨善其身，是因為他們從朴正熙政府以來推動一連串經濟成長政策，讓國家發展來到今天，所以產生很自負的心理。這就是涓滴效應理論（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不給予貧困階層、弱勢族群或貧困地區特別的優待，而是由優先發展起來的群體或地區通過消費、就業等方面惠及貧困階層或地區，帶動發展和富裕。這樣的主張認為，只要財閥發展被帶動起來，連帶中小企業也能受惠。）尤其是屬於主流的官流，都是這理論的信奉者。
但以財閥為中心的成長體制已經結束。現在三星或現代賺大錢，和他們有關的中小企業或勞工也一起賺錢的時代比經不見了。現在就是政府補助他們，然後，結束。
然而韓國的經濟官僚沒有足以替代財閥為中心發展經濟的思維。他們不懂得脫離過去形式的方式，因為既不嘗試、也不曾思索其他方式。即使再有理論根據的構想也絕對不冒險，這就是官僚習性。
盧武鉉因為不懂經濟，只能仰賴經濟官僚，原本是說為了庶民，但其實是仿效原來的財閥中心經濟成長的政策，這就是盧武鉉政府被稱為「左派新自由主義」的背景。這現象在文在寅上任後有所改善，但仍嫌不足。
朴正熙政府以來的三頭馬車：經濟官僚、財閥、媒體，就是韓國社會的既得利益體制。真正支持這體制的是極右派保守政治勢力。韓國社會要改革，唯有打破這體制才能實現。必須先替換掉此政治勢力，再提出新的經濟改革思維，這需要透過人民福利的改善和經濟民主化等，全面改變經濟運作的系統。
這麼又有人說：不是只要取消對財閥的補貼，全面交給市場機制決定就好了嗎？這是個錯誤方向，在多年的財閥中心經濟政策下，財閥對上中小企業已有明顯差距，有如將重量級拳擊手和小孩放在同個擂台上打鬥。一切交給市場機制無疑是坐看這樣的打鬥發生，這樣會產生的不是民主社會，而是金權社會。
三星共和國
三星是韓國最大的財閥集團，是無人能撼動的至尊。剛轉到經濟部的時候，有位前輩把有關三星李在鎔的非法繼承資料給李容馬，後來寫了關於三星的第一篇文章，當時不懂為什麼前輩要把這麼棒的資料給他，可能是由他本人來寫會感到壓力吧。
李在鎔當時的資產超過8兆韓元，如果這些錢全部從李健熙會長那繼承，要繳將近一半的繼承稅或財產稅。因此開始了洗錢之旅。
李健熙先給李在鎔60億左右的韓幣，繳了16億的贈與稅。然後李在鎔用這些錢，賤價購買未上市相關企業 — 三星愛寶樂園的債券。這些債券是過了一定期間可轉換為股票的可轉換公司債。三星愛寶樂園是一家控股公司，用來控制三星電子等其他核心企業的公司。因此李在鎔只用了數十億就輕鬆掌握三星集團。
2000年，以前首爾教育監（韓國各道、特別市及直轄市教育委員會的執行長，執行教育委員會的決議，並在其監督之下執行道教育行政事宜）郭魯炫為首的四十三名法學教授，向檢察官告發了李健熙、李在鎔父子。三星以抽廣告的脅迫讓媒體幾乎沒人報導不法繼承案。
若當初李健熙沒賤價賣給李在鎔可轉換公司債，根本沒有非法繼承的問題。這些人應以背信罪受到懲處。當時法律規定瀆職金額超過50億的公訴時效是十年，不到50億的是七年。至於金額多大，則需要法院判定。檢察官以最短的公訴時效七年處理此案。三星的不法繼承案是1996年12月爆發的，因此2003年12月之前要決定是否起訴。檢查官卻拖到2000年提出告訴，然後也沒認真搜查。檢察廳面對公訴時間快過，仍然只是重複表示無法決定立場。他們不說無論如何都會在公訴時效內處理，而是說還不知道如何處理。這令人懷疑檢察廳有人拿過三星「獎學金」。
李容馬在經濟部時，寫關於三星的報導，連部長和編輯部都還沒看過文章，公司長官和身邊認識的人就打過來關切。還有一次寫批判檢察廳的報導，結果是三星公關部門先打電話過來詢問為什麼批判檢察廳，當事人反而沈默以對。每當李容馬要報導三星的新聞，總會成為當天漏播新聞中的第一名。即使是2002至2004年進入保障媒體自由的盧武鉉政府時代，但和三星有關的新聞仍然會發生這種事。
聽三星部門的人說，李容馬早已被三星列入黑名單，是難以對付的對象。三星公關部還特地派同為「湖南」出身的電子媒體部部長來負責，如果能「適當地」跟他們喝喝酒、收收禮金、該說好話就說好話，或許李容馬就可以拿到三星「獎學金」呢！
後來才得知三星不僅掌握了檢察廳，連政府部門、報社、國會也都在他們的掌握之中。三星運用人脈，不斷擴大能掌握的人，在「說說好話」的文化中擴大影響力。最後的結果是政府部門的人想要升遷，都要討好三星的可笑文化。這就是南韓社會有「三星共和國」這句話的源由。
被稱為學緣的黑手黨
跟李容馬很合拍子的李部長在經濟部任職六個月後，又被調去當「時事雜誌2580」的部長。這原因是因為新的報導局長當時是一個高麗大學畢業的主管，高麗大學畢業的人進入一間公司，就會以最資深的學長頂點，然後在他底下一個個串起來，形成一個族譜。
高麗大學的校友講究學長學弟的前後輩之分，對於出身地區或是血緣則不在乎。有個笑話說：首爾大學校友見面，問對方是哪個科系畢業的；延世大學校友會問學院；高麗大學則是在確認對方是高麗大學後，直接追問學級。首爾大學要同科系才追問學長學弟，延世則要同學院，高麗同校就會了。
高麗大學的紐帶，不是理念或是民主政治這一類的價值觀，只是以學歷為基礎，因此這組織基本上帶有保守傾向。當然有些人也是有進步或改革的意識，但畢竟是例外。至少在MBC內，高麗大學的校友和湖南鄉友常有摩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