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thelion1993
Oct 2 · 9 min read

在日光漫步的師生們:伊斯特、石川欽一郎與陳澄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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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fred East, “Nikko(日光)”, 1889.9, watercolor, 36.2×53.3cm, private collection

1889年,英國風景畫家阿爾弗雷德.伊斯特(Alfred East),在畫廊負責人的贊助下,乘船前往日本,並於初春之際登陸長崎港。這是伊斯特第一次來到日本,而目的是為了用畫筆向西方觀眾介紹這個神祕的「另一個島國」。

1889.日光輪王寺

當時的日本甫經明治維新的西化改革,油畫、水彩畫等「西洋畫」隨著留歐畫家的引入,逐漸為人所知曉。另一方面,日本的文化、藝術也在歐洲受到不少關注。伊斯特之所以得到畫廊的贊助赴日,且寫生之餘又能受邀演講並舉辦展覽,與歐洲、日本兩地對彼此的好奇及接觸有關。

在日期間伊斯特完成不少作品,最上面那幅 "Nikko"繪於1889年9月,取景自關東地區北部的日光市,從畫面建築來看,伊斯特描繪的或許是當地名勝輪王寺。畫中溫暖的陽光灑落而下,街上的參詣者及遊人漫步其間,畫面左側歷史悠久的常行堂,以及道路盡頭的仁王門,是為輪王寺的著名景觀。

至於伊斯特為何會到訪日光,這要追溯日光的歷史,早在千年前,此地即是高僧修行之所,神社、寺院建築群坐落其間,至今已是重要的世界文化遺產,而江戶幕府的開創者德川家康也長眠於此。

隨著祭祀家康的日光東照宮建成,周遭的交通建設及城鎮也逐漸完備。到了明治時期,位於東京近郊的日光,已經成為觀光名勝地,其獨特的歷史風貌也成為來遊或工作的歐洲人所熱衷的景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線」,奧匈帝國的斐迪南大公(Franz Ferdinand)也曾到訪此地。這些因素或可說明伊斯特來此遊歷寫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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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ip de Laszlo, “Sir Alfred East”, oil painting, 1907

1900–1910.日光神橋

在日本,伊斯特受到甫剛成立的「明治美術會」邀請,在東京舉辦演講及展覽,分享有關風景寫生的心得、觀點。明治美術會是日本學習西洋畫的畫家們,為了對抗排斥西洋畫的國粹主義風潮所成立的組織。出身英國的伊斯特曾經遊學法國,浸染英法兩地風景畫傳統的伊斯特,他所帶來的觀點及西畫創作,對低迷的西洋畫壇多少起了鼓舞作用。

大約就在這時,年輕的水彩畫家石川欽一郎認識了伊斯特。石川對伊斯特十分崇敬,時常以書信往返、向其請益,一直到伊斯特返回歐洲,並於1913年去世為止。石川一生雖未曾正式拜師於伊斯特門下,但無論是藝術的風格表現還是創作觀點,都可以看到伊斯特對他的影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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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川欽一郎,《神橋》,1900–1910年間,紙本水彩,33.0×49.6cm,小杉放庵記念美術館藏

彷彿是追隨著伊斯特的腳步般,石川欽一郎在1900年代左右也前往日光地區寫生,並留下一幅水彩作品《神橋》,日光神橋為日本三大奇橋之一。畫中陽光從山谷間透出,高大的杉樹蔭投射在清澈的大谷川上,朱紅的神橋也隱沒於陰影底下,營造靜謐幽靜的氛圍。畫面右側,一兩位參詣者駐足於通往東照宮的明神鳥居前,日光灑落,人影與高大的杉木相互對比,畫中的遊人與畫外的觀眾一同被眼前的壯闊景致所吸引,紛紛停下腳步。

雖說伊斯特畫中的日光山林同樣高大挺拔,然而畫家似乎將描繪的重心放在當地歷史名勝及往來行人的服飾穿著,強調畫中的日式氛圍與異國風貌。不過身為日本人的石川,無意凸顯神橋,而是將其略為縮小,置於畫面的陰影處。關於這點,數年後石川在一篇有關風景鑑賞的文章中指出:

詩人或畫家對風景的考察可能是其他所有人都比不上的,這一方面是因為經過專業訓練所以不覺得奇怪,然而也有不少人到日光市遊覽時只感受到東照宮陽明門之美,走過杉木林時卻毫不覺察自然景致的壯觀。…….

人造物例如日光的神廟等,與人強烈的感受,然而自然的一草一木,雖然比日光的建築更加壯麗幾倍,卻由於草木靜肅未能引起注意。……[2]

顯然,與他私淑的伊斯特不同,石川似乎更關注日光杉林的壯闊景致。有趣的是,這段文字實際上出自1926年石川發表在《臺灣時報》的〈台灣方面の風景鑑賞に就て〉中,文章的目的是教導讀者如何透過比較日本的風景,來客觀地鑑賞臺灣的自然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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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光名所繪葉書:東照宮陽明門,〈陳澄波畫作與文書〉,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典藏

1927.日光華嚴瀑布

早在1907年,在軍隊任職的石川欽一郎就已經到訪臺灣,來臺期間除了用畫筆協助記錄總督府理蕃事業的成果,也任教於總督府國語學校,一直到1916年離臺。1924年後,石川再次來臺任教,直至1932年才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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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川欽一郎,《臺灣蕃地見取圖》,1910,紙本水彩,日本宮內廳藏

兩次來臺任教,石川培養了許多對繪畫有興趣的年輕學子,他們大多成為在臺灣各地傳播美術種子的學校圖畫老師,有的則嚮往成為專業畫家,進一步的精進畫藝,甚至遠赴海外。

其中,來自嘉義的陳澄波,在國語學校期間曾受到石川欽一郎啟蒙。畢業後曾回到嘉義故鄉任教,1924年,也就是石川再次來臺的這一年,已經29歲的陳澄波赴日考取東京美術學校(今東京藝術大學),踏上成為專業畫家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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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澄波,《日光華嚴瀑布》,1927,畫布油彩,41.2×30.6cm,私人收藏。

在日本求學期間,陳澄波也時常外出旅行寫生,根據現存的照片及畫作,可知陳澄波曾在1927年左右到訪日光,並繪有一幅《日光華嚴瀑布》。

華嚴瀑布有「日本三大瀑布」之稱,名稱來自佛教經典《華嚴經》,不過對當時的民眾而言,華嚴瀑布也因為在1903年有學生在此自殺,引發後續追隨風潮,成為所謂的「自殺名所」聞名。不知道來此地寫生的陳澄波,是否知道這段故事?

與石川欽一郎與伊斯特不同,在東美校學習油畫創作的陳澄波,選擇以厚重且躍動感強的筆觸,描繪深山秘境的蕭條幽靜之美。值得一提的是,相較於19世紀末甫剛接觸西洋繪畫的日本,1920年代後期的西洋畫壇呈現多樣化的發展,陳澄波得以在主流風格之外,接觸更多元的新畫風,並且在寫生的過程中不斷的嘗試、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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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澄波(中立者)與友人合影於日光華嚴瀑布前,約1927年攝,〈陳澄波畫作與文書〉,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典藏

照片中,陳澄波與兩名友人在瀑布前合影,後方為木條圍成的簡陋欄杆,眾人身旁放著畫具、畫架、速寫本等用具,友人身前則立著一幅與《日光華嚴瀑布》尺幅及構圖相像的畫作,不知是陳澄波還是友人的作品。

有趣的是,1927年初陳澄波甫從東美校畢業就讀研究科。此時他與朋友前往位於東京近郊的日光寫生觀光,或許也稱得上是一趟極小型的畢業旅行。在陳澄波所藏的繪葉書(明信片)內,有一批可能是在此次旅行所購買的日光名所套色繪葉書,裏頭印有豐富的景點,可見畫家對日光勝景的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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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光名所繪葉書:華嚴瀑布,〈陳澄波畫作與文書〉,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典藏

在日光相遇.自日光處分道揚鑣

1929年,石川欽一郎曾對陳澄波的畫作有以下評論:

我的想法是,陳澄波的手法應該搭配更清新、原色的色彩技法,有如希涅克(Paul Signac)那樣,配合主觀豐富的色彩達到良好的效果更佳。[3]

然而,陳澄波的創作似乎並未走向希涅克那樣運用大量原色,以理性的筆致營造亮眼的視覺感,也沒打算繼承伊斯特、石川欽一郎的英式水彩風格。在日光的寫生旅行中,陳澄波筆下的山林顏色陰鬱蕭條,筆法富律動,與恩師描繪日光的作品並不相像。不過兩人保持著密切的師生交情。陳澄波自東美校畢業後,石川仍時常寄信關切他的去向,並建議他研究中國美術。最後陳澄波前往中國上海發展,迎接他藝術生命的新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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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Signac, Notre-Dame-de-la-Garde (La Bonne-Mère) Marseilles, 1905–06, oil painting, 88.9x116.2cm,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伊斯特、石川欽一郎、陳澄波,分別來自英國、日本、臺灣的這三人,因為時代的變動,先後到訪日光勝地,留下三幅作品。對他們而言,日光之旅的意義並不相同,伊斯特嘗試在日光捕捉異國文化的實相加以記錄,石川則傾心於日光山林的壯觀,但到1920年代,在前衛藝術及後期印象派的風格間嘗試摸索的陳澄波,以躍動的筆觸表現與視覺張力,勾勒與石川、伊斯特筆下截然不同的日光。

這是以日光為軸,三位師生為經,跨境串連的美術史筆記,日光對他們而言只是旅行所至之處,他們先後匯集於此,各自轉身離去,但卻留下了精采的畫作,供人無限地想像、討論。

[1] 楊永源,〈石川欽一郎台灣風景畫中“地方色彩”概念的建構〉,《藝術學研究》第3期(桃園,2008-05-01), 頁73–119。

[2] 石川欽一郎,〈台灣方面の風景鑑賞に就て 〉,《臺灣時報》(臺北,1936–3),頁52–58。中譯參照顏娟英譯著,《風景心境:台灣近代美術文獻導讀(上)》,臺北:雄獅,2001,頁32–35。

[3] 石川欽一郎,〈手法と色彩赤島社展を觀て 〉,《臺灣日日新報》,1929–09–05(版4)。中譯參照顏娟英譯著,《風景心境:台灣近代美術文獻導讀(上)》,頁325。

[4] 《石川欽一郎致陳澄波之信》,1934–08-15。編號:LE1_007,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典藏。

書院街五丁目的美術史筆記

「美術史」是研究美術品與時代文化交涉互動下的歷史研究,而當代讀者的閱讀及傳播也參與了美術史的形塑。五丁目期待透過不同形式的短篇筆記,提供關心文化、喜好藝術的各位一個富知識性的生活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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