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會與教會的辯證

其實也不是近來的事了，就是有一些人認為「教會」對基督教信仰是不必要的。筆者用「」來括著教會，因為那些人（有信徒、也有非信徒）實際上是指有形有體的堂會，而不是無形的（大公）教會。不過這樣說也會使人誤會，因為在社會關懷的層面，有 / 無牆「教會」其實是純粹指向堂會的事工範圍罷了。所以筆者這裡要談及的，是堂會與教會的辯證，即是神學上的有形與無形教會，也可以說是地方教會與大公教會的辯證。

去堂會主義？

姑勿論其影響力，筆者認識其中一個最落力推廣「去堂會主義」可能是古斌（在其飄流製作）。先戴一個頭盔（可能無用），就是古斌的用字是「去聚會主義」，實際上「聚會」和「堂會」能否互換就留待有心人去鑽研和求證一下。在古斌的演繹之中，堂會聚會是政治、叛道離經、因循苟且的溫床，而這現象是因為堂會的掌權者玩弄權術，同時又離地、無能而企圖以不斷的聚會來操控會眾的「向心力」（就是自身的權力），建立王國來綑綁信徒（其實是數字）。

堂會之所以被視為不需要，也源於她的負面形象、特別在香港近年的環境劇變之中被盡覽無遺：缺乏彈性、「一言堂」（更可能打壓異見）、愚民（反智）、基要、與時代脫節，更逐漸被視為信徒合一、進步，以致實踐信仰價值的阻礙。所以平行於香港人常掛在口邊的「香港已死」，部分信徒（及一些非信徒）也常常吹奏著「教會已死」這口號。再一次，實質上是說（眾）堂會已死，因為要說到大公教會已死，也太遙遠、又脫離了處境。

Slash 現象是對堂會的不信任票

當然，真正持有以上意見的信徒其實並不多，因為恆常參與堂會聚會的仍然是壓倒性地多，即使移民潮和出走（離堂）潮也是真實地存在。不過「去堂會」的思想，亦從另外一邊萌芽：Slash 教牧的出現。筆者先聲明整個 slash 的現象非常複雜，以下將要談到的也只會是片面的。有聲音認為 slash 教牧的出現，不只是信仰群體生活的需要和形態出現了變化，更是因為新生代無法適應堂會內複雜的政治環境，同時他們創新的牧養和信仰實踐的思維在堂會內得不到支持。

筆者對 slash 現象的觀點較負面，一來是認為牧職不是一份普通的工作，它需要全時間投入、學習和熟練的（就如同《有身體的教會》一書提到的「手把手」傳承一樣），二來若果真的不滿堂會、又或覺得堂會阻礙事工的發展，那麼又由誰來改變這狀況呢？所以即使 Slash 牧者不是抱持反堂會主義，但他們在某程度上也對堂會投了不信任票。不過不得不說，也有 Slash 牧者是被堂會差派出去的，那又是一個幣的另一面了。

離堂的危機

最近被瘋傳的文章《社會的轉變、學習的同行》，鄧紹光看到問題的另一個角度：沒有了在地實踐信仰的群體，神學會失序（theological disorder）。觀乎最聲嘶力竭高呼「堂會已死」的激進信仰組織，他們的言論絕大部分都是採納了社會政治抗爭的口號，然後以某一些信仰關鍵詞穿鑿附會，來挑動信徒對堂會的不滿和仇恨，以換來對自身的支持。

筆者說「穿鑿附會」，有兩種層面。第一，他們會隨意挪用別人「合用」的論述來支持自身立場，毫不考慮各種論述背後是否具有相合或一致性（當然合用就是其唯一的一致性）；第二，他們毫不在意建構性的神學用語，只在乎依附著堂會的解構性論述。建構相對於解構，就是繼往開來的意思：承繼著大公教會的神學傳統並發展下去。在很大的程度上，建構也算是一種本真性（authenticity）的保護機制，防止信仰的變質。

再進一步，我們可以想像那些主張離開堂會的人，其實並不一定由堂會走向了教會，因為他們離開了堂會之後，即使他們仍因信而是大公教會的一分子，他們卻沒有承繼了任何信仰遺產，只是在模仿著他們認同的事工 ／ 信仰實踐行為（例如扶貧）來「反擊」堂會罷了：他們的信仰核心是反堂會主義、解構堂會一切的論述，那樣的信仰其實算不算變了質呢？

遊走在堂會與教會之間

堂會與教會、作為有形與無形，就是辯證的兩極。信徒應有他在地實踐信仰的群體，那可以是堂會，也可以是一個信徒的集合體（筆者並不排拒當中有非信徒的參與），但過份地投入堂會，是很容易陷入建立王國的試探，就是上文提及古斌的觀點。要釋放堂會（離開試探），信仰群體必須正視他們同時是大公教會的一分子，不容讓自身安於狹隘的宗派視野或神學立場，更必須越過堂會的山頭主義：釋放信徒出外。筆者認為，信徒必須要、並被鼓勵有相當的流動性，例如他們可以被賦權（empower）去參與堂會外的服侍、在堂會外學習信仰（機構、神學院）；在堂會內亦能上、下流，輪流在其中當家作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