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邦文化之「異」,往往由異邦觀念的難以翻譯揭示出來。
以晚清為例,甲午戰敗,令列強更肆意瓜分這塊俎上肉,有識見者察覺「船堅礮利」只是皮毛形相,要真正吸收西洋文化精粹,必須引進更高層次西學。但當兩個徹底異質的文化尚未交會前,要想「忠實」譯出異邦作品,端的是痴人說夢;那些外國詞彙背後牽涉著整套西方傳統與信念,翻譯者想在中文裡找到完全對應的詞彙,談何容易?
當四十一歲的嚴復打算用文言文翻譯進化論著作時,就遇上這個難題。
嚴復的《天演論》(1898年正式出版)是清末首本系統引介西方思潮的譯著。但此書並非譯自達爾文的《論物種起源》。其原著是「達粉」赫胥黎(Thomas Huxley,1825–1895)於1894年出版的講座結集《進化與倫理》(Evolution and Ethics)。
赫胥黎被稱為「Darwin’s bulldog」,是十九世紀普及進化論的主將,擅長以優美文筆解釋複雜概念。嚴復挑此書,相信是貪其篇幅短小和解說清晰,畢竟太複雜的內容,國人一時也消化不來。
嚴復之子嚴璩曾為父親編寫年譜,他在「1895」條目下,記述了嚴復譯書的因由:
海軍既䘐,旅順、大連灣、威海衛以次失守,至是年和議始成,府君(即嚴復)大受刺激,自是專致力於翻譯著述。先從事於赫胥黎之《天演論》,未數月而脫稿。(嚴璩《侯官嚴先生年譜》)
年譜提到的「和議」,即甲午慘敗、李鴻章赴下關春帆樓和日本簽訂的〈馬關條約〉。
堂堂北洋艦隊竟完敗給一介蕞爾小國,此時國情之危重,連習慣沉默是金的傳統讀書人都要爆發了。1895年,是三年一度的會試,聚集於京城的千多名舉人在康有為梁啟超號召下,向光緒帝上書抗議。
但對這些滿腹經書的傳統舉人來說,「戰敗」是很遙遠的事,不像嚴復那樣,其痛是切膚的,其世界正崩裂坍塌成塊塊碎片。
嚴復人生的頭四十三年,仿佛是「晚清西式海軍發展史」的真人展演版:十三歲,入福州船政學堂,成為第一屆學生,習海軍和造船,廿一歲,赴英國深造軍事與炮台建築等;廿六歲,出任天津北洋水師學堂教務長(總教習)。
甲午那年,他是水師學堂校長(總辦)了。這一長串履歷,代表海軍是嚴復半生人的生活主軸。因此當得知黃海戰役敗北,死掉的將士和水兵不少是福州的舊同學(包括定遠號艦長劉步蟾)和北洋學堂舊生時,其心理衝擊之大,可想而知。
年復年地訓練學生,卻幾乎一鋪清袋,這樣下去還有意思嗎?聰敏過人的嚴復,一定這樣問過。與其繼續生產水兵餵養戰爭,不如從更根本處著手。而沒有什麼比打開守舊盟塞的人心更根本。這就是嚴復此後決心翻譯西洋新學的原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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