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邦文化之「異」，往往由異邦觀念的難以翻譯揭示出來。
以晚清為例，甲午戰敗，令列強更肆意瓜分這塊俎上肉，有識見者察覺「船堅礮利」只是皮毛形相，要真正吸收西洋文化精粹，必須引進更高層次西學。但當兩個徹底異質的文化尚未交會前，要想「忠實」譯出異邦作品，端的是痴人說夢；那些外國詞彙背後牽涉著整套西方傳統與信念，翻譯者想在中文裡找到完全對應的詞彙，談何容易？
當四十一歲的嚴復打算用文言文翻譯進化論著作時，就遇上這個難題。
嚴復的《天演論》（1898年正式出版）是清末首本系統引介西方思潮的譯著。但此書並非譯自達爾文的《論物種起源》。其原著是「達粉」赫胥黎（Thomas Huxley，1825–1895）於1894年出版的講座結集《進化與倫理》（Evolution and Ethics）。
赫胥黎被稱為「Darwin’s bulldog」，是十九世紀普及進化論的主將，擅長以優美文筆解釋複雜概念。嚴復挑此書，相信是貪其篇幅短小和解說清晰，畢竟太複雜的內容，國人一時也消化不來。
嚴復之子嚴璩曾為父親編寫年譜，他在「1895」條目下，記述了嚴復譯書的因由：
海軍既䘐，旅順、大連灣、威海衛以次失守，至是年和議始成，府君（即嚴復）大受刺激，自是專致力於翻譯著述。先從事於赫胥黎之《天演論》，未數月而脫稿。（嚴璩《侯官嚴先生年譜》）
年譜提到的「和議」，即甲午慘敗、李鴻章赴下關春帆樓和日本簽訂的〈馬關條約〉。
堂堂北洋艦隊竟完敗給一介蕞爾小國，此時國情之危重，連習慣沉默是金的傳統讀書人都要爆發了。1895年，是三年一度的會試，聚集於京城的千多名舉人在康有為梁啟超號召下，向光緒帝上書抗議。
但對這些滿腹經書的傳統舉人來說，「戰敗」是很遙遠的事，不像嚴復那樣，其痛是切膚的，其世界正崩裂坍塌成塊塊碎片。
嚴復人生的頭四十三年，仿佛是「晚清西式海軍發展史」的真人展演版：十三歲，入福州船政學堂，成為第一屆學生，習海軍和造船，廿一歲，赴英國深造軍事與炮台建築等；廿六歲，出任天津北洋水師學堂教務長（總教習）。
甲午那年，他是水師學堂校長（總辦）了。這一長串履歷，代表海軍是嚴復半生人的生活主軸。因此當得知黃海戰役敗北，死掉的將士和水兵不少是福州的舊同學（包括定遠號艦長劉步蟾）和北洋學堂舊生時，其心理衝擊之大，可想而知。
年復年地訓練學生，卻幾乎一鋪清袋，這樣下去還有意思嗎？聰敏過人的嚴復，一定這樣問過。與其繼續生產水兵餵養戰爭，不如從更根本處著手。而沒有什麼比打開守舊盟塞的人心更根本。這就是嚴復此後決心翻譯西洋新學的原動力。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