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過去的周末，社區院線在言志區一連兩晚放映萬仁的《超級大國民》。1994年的《超級大國民》是萬仁導演《超級市民》、《超級公民》之後的第三部曲，那段時間正是台灣大解放的大時代。
萬仁身兼美術指導，在《超級大國民》訴說台灣抗爭者近半世紀追求民主悔恨，混雜台灣人身份認同的悲哀。故事中，六十年代因讀書會而入獄十六年的老師許毅生，出獄後不願面對台灣的新社會，寧願在療養院避世十多年，怎料窩在洞裡的時空，門外的世界頃刻變天，民主一下子來了。許毅生在1994年回到女兒的家生活，他逐一找回當年一起在綠島坐牢的「同學」（同學即今日「手足」之意）聚舊，當日台警動刀動槍拘捕的學弟學妹，有些只是第一次參加便坐牢數年至十年，而許毅生本是無期徒刑。
在嚴刑迫供下，許毅生供出策劃讀書會的陳老師，許毅生無法面對自己，步入暮年，他決定四處找有關的人。經過四十年戒嚴的白色恐怖年代，當日有朝氣勃勃的「同學」被迫瘋；亦有點兒眷戀日本成長年代的「同學」出獄拿起色士風吹起日本歌，口中亦夾雜日文，戒嚴之後他的工作只淪為錄音機旁的「按掣員」，還要依仗國民黨的鼻息。
1945年代表過日本參軍的許毅生活在1994年眼前的一切，似活在另一個「新台灣」。他甚至尋回當日抓他的國民黨「黑警」，難得跟「黑警」放下恩仇同枱互斟，「黑警」笑他：當日你們看的書，今日都在書局可以賣了。被冠上「思想犯」的污名，好像歷史在嘲笑許毅生。許走上大街，每個周末公民都勇於抗爭，不論老少、農民、知識份子走上街頭向警察扔石頭反核反壓搾農民，一腔熱血，許對照自己的罪名，他當年只是看了一些政權不准閱讀的書，在台北之城，十六年冤獄誰來問？
不要讓手足「尻坐」
放映會請來浸大傳理學院教授李道明講解，出身台灣的李教授貫穿台灣歷史脈絡分析戲中的電影語言，獲益良多。導演萬仁在電影中，留下很多政治的想像空間，劇本並沒有明言：許毅生是左派，還是獨派。李道明解析，台灣的共產黨是由日本在1920年代傳入，中國解放之後，左派（不同黨派）的角色更顯得尷尬，國民黨撤到台灣後，不論台共還是中共，國民黨落戶台灣之後都狠了心剿共。
1947年之後出現的讀書會，參與的人包含不同的政治光譜，倡議台獨一派就像今日香港的「勇武派」，他們也會參與讀書會，但參與者最多還是左派，當中亦包含未有政治啟蒙的年輕人。
《超級大國民》的政治背景發生在蔣經國與李登輝交接的空間，當時距離總統大選只有兩年。那個年代，將民主的棒漸漸交給人民之後的「常態」，賄選、立法院議員互毆⋯⋯，陷入一個暴力民主的狀態，這正是台灣當年「煲底見」的實況。從日治時期、第二次大戰、戒嚴走來的許毅生，從他的身上，感受「亞細亞孤兒」的沉重，我們身同感受的，亦最不願看見的，是無論我們有沒有「煲底見」的一天，未來的手足亦有機會變成許毅生。
正如社區院線其中一個分享：「坐牢不重要，『尻坐』如何甘心！」什麼是「尻坐」，套入今日香港的亂況，年輕人因袋有「口罩」、「索帶」，輕則被判半年，重則數載；接近前線的記者，好明白很多被告其實只是「走唔切」在隊尾被捕，他們的罪名真的要扛上可能坐十年的《暴動罪》嗎？
我解讀的另一種「尻坐」，就是許毅生這樣，六十年代他有妻有女，縱使政府狠下戒嚴令，他們堅信自己擁有的公民權利，堅持偷偷辦讀書會。坐牢期間，妻子自殺，女兒看不起他這個空有理想掉下家庭的爸爸，一個本身中產階層的大好青年，他大可以噤聲過不錯的生活，但他為民主犧牲了一切。台灣1987年解除戒嚴令，漸漸形成「煲底見」的民主格局，但這批因讀書會而重囚的公民，被處決的屍首長埋叢林，無人過問。在我心中，公民社會的集體遺忘，這也是令他們不能自由的人生變成另一種「尻坐」。
未來四十年，香港人會這樣對「手足」嗎？
霧散後尋尋覓覓千里孤墳
《超級大國民》的結尾，許毅生尋尋覓覓，當日「同學」的千里孤墳，實在無處話淒涼。叢林中，許毅生終於找到了陳老師的墳，他帶來蠟蠋燃亮「同學」們的墳頭。
許毅生找到陳老師的墳頭，放下紳士帽，彎起早已微彎的背，跪在地上深深的向陳老師（チン先生）鞠躬：「すみまんせん！」
「我知道你們冷。但我能帶來的，只是這麼渺小的一點點光線。陽光，有一天總會熱絡的照著你我。我一直這樣相信。」
「但是……好像太晚了喔？」
⋯⋯，不晚的，劉先生，記住一輩子的事，怎樣說都不會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