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 — 《逃避自由》：避無可避的自由
在思想傳播上，經典的重開機（re-launch）1是值得玩味的事情。如近期台灣書市的「阿德勒熱」2：因著《被討厭的勇氣》一書在台灣書市的暢銷，原先對阿德勒思想認知甚少的大眾市場，開始湧現高度好奇3，大眾對心理分析的理解擴及至社會性的一面4。而佛洛姆的《逃避自由》重新上市對我們又有可以有什麼啟示？
誰還在念佛洛姆？期待另一個佛洛姆
佛洛姆以《愛的藝術》一書躋身暢銷作家之列，台灣大眾對他的認知多半止步於此。然而，卡維波於〈期待另一個佛洛姆〉5一文提供了另一個有別於既有認知的佛洛姆：他從「反唯心主義觀點」出發，揭示佛洛姆作為「人文主義馬克思主義者」，積極參與左派政治的一面。佛洛姆加入美國社會主義黨以及反戰運動的過往，鮮為人知。這樣的「結構性遺忘」並非孤例。一如海倫凱勒活躍於各大社運場合，其左派色彩6卻在教科書被淡化為殘而不廢的勵志樣板。而當我們缺少歷史感與階級敏感度，只以某種玄想、個人主義式的心理層面去理解我們所遭遇的問題時，不僅十分有限，也十分危險；其危殆之處在於：它容易落至資產階級自戀自溺的夢囈，或淪為政權的美肌與柔焦。反之，若只強調社會的政治及經濟因素，全然排除個人心理因素時，我們也無法對法西斯主義這樣的現象為何出現並如何持存，有著更深的理解，遑論提出解決之道。在此意義上，佛洛姆的思想提供了雙重進路，一方面我們將以資本、權力、民主及自由的角度更深地理解「愛的藝術」，二方面則是在宏觀的社會分析上仍保有對人性幽微情感上的掌握。
飛蛾為何撲火？只因有光熱能夠暫避孤冷焦慮
佛洛姆在《逃避自由》一書開宗明義揭示全書的核心關懷：「自由對現代人的意義為何、現代人為何會逃避自由，以及如何逃避自由」（頁47）。其目的是為了理解並擊敗法西斯主義，分析現代人性格，為何使人甘願在法西斯國家中放棄自由 （頁27）。佛洛姆將法西斯主義定義為「迫使個人屈從於外在目的，並且削弱個體化真正發展的一種制度」，而將民主體系界定為「能在經濟、政治與文化等方面創造出各種背景條件，以幫助個人達到完整的發展」（頁308）。由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佛洛姆關切人如何在社會中完整地發展自我，以及人身處於其中的社會又如何阻礙或是促進自我的發展。
佛洛姆從「個體化」（individuation）當做討論的起始點，個體化指的是「個人從與世界的初始連結中逐漸浮現的過程」。以分娩為例，雖然在脫離產道起便在個體上與母親分離，但嬰兒在生理機能上嬰兒仍仰賴母親餵養，因此不算真正的個體化。佛洛姆認為，要等到嬰兒開始認知到自己的欲求與母親的想法開始有衝突之處，可以區分「自我」與「他者」經驗之差異時，才開始進入個體化進程。個體逐漸擴展自我的感知的同時，也加深了與世界的分離感。這分離感意謂著個人無法再像先前與世界融為一體時享有安全與歸屬，人們得被迫著面對世界的各種敵意與疑懼，必須自食其力獲取生存的資源，為行為產生的風險負起責任。面對如此的情境，人們往往傾向啟動「逃避機制」來安頓自身，交出自我進而屈從「外在權威」，進入「施虐-被虐」的共生結構。許多扭曲的關係之所以一再重演，便是源於要迴避自由所帶來的不可承受之輕。對佛洛姆而言，這只能暫時緩解痛苦，卻無法根治。只有透過「與外在世界自發性的連結」，特別從「愛與工作」這兩面向建立良好的關係，此種「積極自由」才能夠消解此孤絕，進而完竟自身。否則人們則會如飛蛾撲火般重複著徒勞且自滅式的行徑，只因那有光熱，可以暫避孤冷，不惜與之俱焚。
愛在資本主義蔓延時
上節提及佛洛姆思想中的一般性理論，佛洛姆在本書則是進一步的帶入具體的社會狀態分析，在第三章他回顧了資本擴張的歷史與人類個體化之過程，藉此開展他的論點。他論及中世紀的社會具備相對穩定的經濟體制，當時的工匠尚能掌握生產工具，憑藉著「自己的勞動，確保生活無虞」，囿於當時的條件以及對於經濟的倫理觀，大資本的壟斷性商業活動還沒成形，此時的公會體制賦予成員一定的安全感，成員間也較會互助合作。十五世紀後，隨著大型貿易公司規模擴張，資本集中在少數人手中，演變成凌駕於個人之上的力量，宰制人們的經濟生活。學徒工與小商人的生存處境愈發艱困，沒有資本的勞動者必須依附大組織出賣勞力，成為「受雇者」，其境況更仰賴著市場運轉的衰榮。當市場的競爭日趨嚴峻，相較於過去直接且單純的商業樣態，更大規模的市場所帶來的是更加劇烈的不確定性，與此同時人們合作的規範基礎也在瓦解，逐利從手段化成了目的自身，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則因著零和的競爭變得敵對且疏離。循此，工作原先具備著「自由意識的勞動」之面向已不復存在，勞動者亦無法憑藉著自身創造的器物自給自足，生產出的產品及服務不屬於勞動者，更甚者是其收入無法負擔購買的，工作搖身一變為如鼠疫般令人畏懼的「異化勞動」。於是，佛洛姆是這樣形容現代社會下的白領工作者：「即便他在某些情況下，的確比舊式商人擁有更多成功的機會，但他卻嚴重喪失安全感與獨立感；他被化約為機械裝置中或大或小的齒輪，這部機械總是將他無法掌握節奏感加在他身上，相較之下，他根本微不足道」（頁150）。
這樣的無力及渺小感不只存在於勞動中，人們成為消費者時亦被非人格化的對待並感到無足輕重：「作為抽象的顧客，他是重要的，但作為具體的顧客，他便一點也不重要了，沒有人特別歡喜他的到來，沒有人特別關心他的需求」。身處於其中的個人不擁有資本家的財力及權勢得以實現自我，卻在個體化的過程中，陷入自覺微不足道的孤立無援狀態。面對這些未知的惡意與無力感，人們試圖找尋安頓自身的方式往往卻是放棄自我，採行「機械式順從」 — — 透過完全採行社會文化給定的人格設定，符合社會期待，將個人的獨特之處消融於集體當中，以自我為代價，換取不再焦慮：「個人放棄獨特的自我，變成某種無自主性的東西，與圍繞在身邊的其他數百萬個機械人一模一樣」。然而，人們個體化的慾望與動力並不會因此止息，人們無法運用自發性的方式來體驗生命，只能各式短暫的娛樂與刺激來滿足自己，這使得人們服膺於各式的「匿名權威」，將其暗示的「擬似思考」以為是出於自身的判斷，自覺擁有自由。
如許多思想家所警示，我們握有的自由並不是站在「公民」角度參與群體生活的自由；也不是「決定我們可以有哪些選擇」、「決定『誰』可以分配這些選擇」的自由，僅是「消費者」的自由：我們能「自由」選擇手機品牌、「自由」選擇印有自己名字的飲料瓶，但這些都不是免費的。倘若必須有相對的資本，才能成就某種解放的姿態，這樣的解放仍是排他的，並且會隨著消費循環載沉載浮形成難以饜足的缺口。於是，我們不是真的「做自己」、「愛自己」，而是愛上廣告置入的各種暗示、市場為我們塑造的鏡像 — — 「疼愛自己、為自己驕傲，讓自己成為女王般的消費」，「成熟穩健的男子該有的質感配件」等類似的廣告用語皆為顯例。而在這背後反映出來的自戀姿態如佛洛姆所揭示的 — — 自戀與自厭系出同源： 「自戀就像是自私一樣，基本上是一種缺乏自愛而做出的過度補償……自戀者不愛別人，也不愛自己。」（頁141）。換言之，人們處於意志上缺乏自發性、在智識上停止思考，在情感上也是貧乏的狀態。這對於個人來說是深層的威脅，人雖維持生理及經濟生活的機能，心理層面則與死亡無異；在社會層面來說，不再思考，對他人失去感受，並願意為「更大的存在」犧牲自我的個人，相當利於法西斯主義與威權統治 — — 人們成為國家機器的一環，但它是否成為壓迫的機器則不再被檢視。
除了自願交出自由的個人，握有較多資源者與宰制的權威在佛洛姆的論述底下亦無法跳脫出「權力 — 恐懼」的病態漩渦。佛洛姆論及「人們完全被狂熱的自我中心與永不饜足的財勢貪欲淹沒。連帶的，那些成功者跟自我的關係，安全感與自信心也受到毒害。對他們而言，自我與別人來說，只是一個可以拿來操控的對象。」（頁71），他們日增的力量感是為了維護既有的權勢，抵禦逐漸高漲的不安感。其內心並沒有建立起內在安全感，而要透過宰制來維持其力量，反而象徵了脆弱及無助。
在佛洛姆的分析下，二戰德國，面臨高度通貨膨脹，君主政體及國家遭受的衝擊粉碎了身處夾縫的中產階級的安全感，而中產階級在經濟變動從中產生的相對剝奪感也高於其他階級。
從宗教改革時期以來，中產階級的社會性格中便帶有「渴望順從並希望獲得權力」之權威性格，而德國低階中產階級的「權威性格」則是促成納粹法西斯政權崛起的重要心理要素。這種權威性格有其「施虐 — 受虐」的兩面，一方面「蔑視痛恨無權者」，二方面則是「熱愛有權者」，但這兩者並非相斥的兩極，反倒都是基於內心焦慮所產生的共生關係。對佛洛姆而言，法西斯現象是一個交互影響的動態適應過程，經濟變革誘發了中下階層性格的特質（施虐 — 受虐性格），而納粹的意識形態則與此種性格產生親和，而更強化了納粹德國擴張時的階級社會屬性。
結語：積極自由、批判性思考與民主
壟斷性資本主義的部分面向加劇了現代人內心的無權力感，形塑了人們某種焦慮不安的社會性格，為消解其產生的不安，人們試圖抓緊浮木，但其機械性服從所帶來的絕望與不再思考成了法西斯主義滋長的溫床。法西斯主義與商品消費所提供的安全感，只是虛幻且具侵蝕性的安全感，人們並無法在威權統攝下獲得滿足，也無法藉由「我買故我在」的方式來安置自我。真正能夠發展自我的方式是自發性。在自發性的狀況下，愛指涉的是「自發性地肯定他人，以保全自我為基礎，與他人產生連結」無須「占有他人」與「將自我消融於他人」（頁294）；工作「意謂著創造、成為社群乃至於自然的一部分」（頁295）；而自發性行為的關鍵在於過程，而非結果。換言之，讓自我獲得真正開展的並非單一的簡單答案，不是威權政體給出的教條，亦非消費所販賣的心靈商品，循此，個體的價值與安定感不在於具有外在的保護，而是來自於內在與世界動態的連結，在擺脫強迫性與機械性的行為中，在每個當下造就有創造力的個體上展現。由此觀之，佛洛姆對於自由與民主的關切是立基於人的關切之上，而這樣的心理分析並不迴避政治或自外於社會，反倒是若要回應現代人的心理困境則是要透過找回自我以及社會間的關聯，智識理性與情感之整合，才能充分實現自我。民主、自由、法西斯主義與虛無主義並不遙遠，它攸關於我們如何感受、如何生活，與他人是何種關係，生命又是何種樣貌。
（全文原刊於《秘密讀者（2015年06月）：道德，人們應該如何共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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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釋
註1：誠然，阿德勒的思想並非是以原典的方式重新被閱讀，但這邊要指出的是在這一波以社會面為主的心理分析浪潮中，佛洛姆的經典重新問世可以扮演甚麼樣的角色。
註2：《被討厭的勇氣》一書首刷於2014年11月出版，截至2015年6月初已再版至47刷，半年之內賣破十萬冊；其買氣與今年2月至5月接連出版的阿德勒相關書籍可視為此現象的觀察指標；這些書籍分別為：《接受不完美的勇氣：阿德勒100句人生革命》，遠流出版、《拋開過去，做你喜歡的自己：阿德勒的「勇氣」心理學》，方舟文化、《其實你不必為了別人改變自己：一定可以實現的阿德勒勇氣心理學》，木馬文化、《阿德勒心理學講義》。
註3：這樣的好奇不只是單純地出版社行銷手法高明，造勢得當而已，而是牽涉到其對應的社會結構與受眾的心智結構。誠如秘密讀者上期〈說你想聽的故事你才聽？〉一文所指出的：在大眾引發熱潮的作品「勢必回應了實在的困境，有辦法填補情感的空洞或需索」；類似的社會及心理分析也出現在《逃避自由》一書當中，佛洛姆論及中產階級面對社會變動而生成的心理狀態，在宗教改革時期與喀爾文與路德教義產生親近性，而在二戰時期的德國，則與納粹主義的意識形態有所呼應。
註4：這邊要說明的是相較於過去較具備社會面分析之潛能，讀者較有機會解讀到有別於佛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並非讀者一定就會如此解讀 (因為這套思想還是很有可能被簡化為心靈雞湯式的理解) 。
註5：http://goo.gl/xKDhs8
原刊載於台灣《當代》雜誌，1991 年 1 月，57 期。頁 92–106，2003年全文上網。
註6：『成年後的海倫凱勒是個積極活躍的左派社會改革者，一生參與無數社會運動，爭取女性投票權、支持黑人民權運動、支持反戰與工人罷工、反對移民歧視等。她當時就認為許多社會問題都是經濟結構所造成，因此她強烈譴責工業化造成身心障礙勞工的貧困。因此當有人問她可以做什麼來幫助盲人時，她不是教他們去捐錢或當志工，而是告訴他們：「去讀工業經濟學吧！」』以上引文引自<誰來為獅子寫歷史？身心障礙者故事的社會學分析>一文，見連結：http://twstreetcorner.org/2013/09/02/chiutahs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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