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是一輛駛向遠方的列車，窗外風景匆匆，有些景色變遠或變近，只在不知不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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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交大哲學老師傳來（已獲本人同意公開的）學生訊息，談到「器官捐贈」這件事。
學生的一段話很有意思：
「雖然學校沒教、前輩沒在討論的議題，卻和我們息息相關。尤其成為 需求方 或有近身經驗的時候，想法又會很不一樣。」
「之前我們遇到一位大愛腎臟『受贈者』，他因為意外入院判定腦死，身上的器官功能還很ok，就問家屬願不願意器捐，他們說他們很謝謝大愛捐贈給他們，但他們『沒有』意願成為大愛捐贈者，說實話跌破我們的眼鏡，感覺很微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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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捐贈，聽上去是個多麼嚴肅的遙遠議題，若沒走上醫療這一行，我大概一輩子都不會花時間關心這件事吧？可是，即便從醫學生通往主治醫師，一路上掠過各種風景，也不覺得自己真的就跟器官捐贈有多少關係。
人生第一次花時間研究器官捐贈，是大一醫學法律課程，認真査《人體器官移植條例》，準備期末上台報告的時候。大二醫學倫理課堂，細讀《腦死判定準則》與老師指定的哲學文章，思考生命定義，辨證捐贈者的「死亡判定」，究竟採用「腦死器官捐贈」（DBD，Donation after Brain Death），還是採取「心臟停止後死亡器官捐贈」 （DCD，Donation After Cardiocirculatory Death），更加道德和正義。
已不記得當時花多少時間，在器官捐贈一主題上做多少功課 ── 如果加起來沒有 10 小時，至少有 3 個小時吧？之所以認真，並不是因為對這主題特別有興趣，單純是覺得自己走上醫學這條路，跟「器官捐贈」似乎有著比一般人更緊密的關係 ── 什麼關係呢？不知道。就只是覺得未來臨床一些我尚不熟悉的場景下，曾經的努力可能將派上用場。
10 多年過去，自己真的有等到派上用場的那一天嗎？我不確定。
大五大六進入臨床見習，學習內科、外科、兒科、婦產科學的知識，不再有機會和心力關心器官捐贈一事，有的話也是背誦移植術後出現排斥，該屬哪一型過敏反應？排斥反應會如何表現？於術後多久發生？器官受贈者是否應長期服用哪種抗排斥藥物？
醫學生的時候，迷迷糊糊有種念頭，認為病人斷氣、心電圖線拉平的那一刻，應是開啓器官捐贈的重要時機。成為醫師開始値班後也的確遇過無數次死亡，只是死亡當下，總有自己需要注意和煩惱的其他事，從來無心也無暇向家屬勸募死者器官。
如果病人在白天死亡，身為負責病房業務的住院醫師，我需要記錄死亡時間、開立死亡醫囑、到病室向家屬輕輕地宣告死亡，接住家屬可能潰堤的情緒，要移除管路、完成死亡病歷，以固定型式開立死亡證明和診斷書，向主治醫師確認死亡診斷，找到主治醫師的章來蓋。
對當下的我而言，這些任務個個都比和家屬討論「器官捐贈」來得更實在。
就不提値班時段，早上 8 點上班，一路忙到隔天凌晨 1 點終於能休息躺床，半夜 4 點被護理師 call 醒說哪一床病人沒有心跳了，此時我只想趕快完成任務 ── 去病床邊完成死亡宣告、開立好醫囑、留下病歷，然後儘速回去睡覺。
器官捐贈？那是多麼遙遠而陌生的回憶啊！多少次死神拿著鐮刀從我身邊把病人撿走，自己腦中卻連一瞬器官捐贈的念頭閃過都沒有。課堂上師長教授的法律倫理木已成舟，跟病家談器官捐贈？別說笑了！死前談這些，家屬可能感到不吉利，恐怕會給團隊造成麻煩！病人甫斷氣當下，家屬傷心欲絕，還需應付死亡的多項手續流程，我也還有睡眠債要還呢！
再一次明確有印象接觸器官捐贈，是在台大 PGY 期間，至新北衛生所輪訓參訪。當時一位公衛護理師向我介紹，她負責的業務之一就是向轄區居民推廣器官捐贈。她拿出單張，帶我窺探業務報表，試探性地詢問我是否願填寫器捐意願書，十幾秒鐘後，「應該為社會盡份心力」的理智克服了「好像怪怪的」的潛意識 ── 好吧，就填吧！當時護理師協助我將意願註記於健保卡，也詢問我要不要領一張器官捐贈小卡？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有器捐卡，也第一次看見「器官捐贈同意書」的樣子。
再一次比較深刻的記憶，很遺憾，不是安寧病房輪訓期間。住進安寧病房的病人家屬，多有近期內病人可能死亡的心理準備，住院期間醫療照護也能保有餘裕，照理說應是較適合談器官捐贈的時機。可是我幾乎沒有印象，自己有主動向家屬談論到器官捐贈一事。我想一方面是當時的我能力不足，二方面是每天的注意力，經常聚焦在些微變化的身體徵兆（病人腳是不是比昨天腫一點點、家屬說病人反應比昨天差一點點），猶豫點滴是否要減掉一包、停用某種藥物，又或是要注意病房因應院方或疾管署的防疫政策，有了什麼新規範。
器官勸募，不是安寧醫師的必須職務，如何勸募也不是醫師同儕間會討論的學術議題。大概只有當家屬主動提出說要器官捐贈時，我才會「負責轉答」給病房的社工師 ── 畢竟跨團隊照護嘛！醫生有醫生要專注負責的一塊，器官捐贈這種要談很久、跑程序的事務，就交給其他人員吧！
最後一次靠近器官捐贈的機會，是通過家庭醫學專科考試，獲取家專資格後，在臺北榮總執行「預立醫療諮商業務（Advance Care Planning, ACP）」。與健康民眾諮商的會議中，民眾需填寫預立醫療決定書（Advance Decision, AD），一式 4 頁。當時盡責的專員會額外提供器官捐贈同意書，並在諮商過程輕輕提到，供民眾選擇性填寫。當時我曾觀摩專業心理師向民眾說明，自己也曾負責解說過。
一段時間後，我離開北榮來到診所，診間病人大多都是感冒和慢性病。當病人出現不明或惡化徵兆，醫師常會開立轉診單，將病人轉至大醫院，可是與器官捐贈的距離，似乎比先前還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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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老師帶的研究生做器官捐贈研究，老師私訊我，才讓我靜下心來，細細打撈與器官捐贈有關的記憶。填寫研究生的研究問卷，讓我忽然領悟了即使在校期間用心學習，臨床期間自己卻沒有充分勝任 #勸募 角色。
器官勸募，是不是醫療人員的一項責任呢？說是責任或許太過沉重，不過無知之幕背後，我想社會大眾確實期待醫療場域工作的人員，能協助完成勸募工作。
不同醫療職務，與器官捐贈的距離不同；不同身分人員，執行器官勸募的效力也不同。在醫院工作，尤其是在 #重症、#末期、#安寧 單位工作的醫療同仁，最有機會碰到生命後期的病人，也最有機會去和病人或家屬勸募吧？
十分遺憾，過去少不更事，明明待過重症、末期、安寧單位，卻未能充分察覺自身所在位置的社會角色，曾經以為器官捐贈與我「沒什麼關係」，可如今放眼全社會以及這一生中，那些已經回不去的輪訓階段，才是自己與器官捐贈最接近的時刻。
生命是一輛駛向遠方的列車，窗外風景匆匆。從醫學生到醫學中心任職的醫師，與器官捐贈的距離，變近；離開醫學中心來到診所，與器官捐贈的距離，變遠 ── 聽來十分理所當然、顯而易見的道理，如今才恍然大悟，未曾有人提點過我。
所以填寫老師學生的表單，為器官捐贈的研究盡一份力；也發一篇文，將心路展開，願激盪思考，讓更多人看見。
有意願填寫研究表單可由此進：健康照護專業人員對於器官捐贈與勸募的態度與知識及其相關因素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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