補充：關於公投，我為何這樣判斷

以《人類大歷史》系列著作聞名的歷史學者哈拉瑞曾用一個案例來探討科學與信仰之間的關係。大概是這樣：

如果有兩組科學家要研究牛，一組要研究如何增加牛的換肉率，另一組要研究牛如何感到快樂，兩組科學家都擁有類似程度的專業資歷、提出了同樣充分扎實的提案，要花的錢也差不多。那麼若是在巴西，研究換肉率這組科學家比較有可能獲得經費跟團隊，若是在印度，研究如何讓牛感到快樂這組科學家提案通過的機會則比較高。

哈拉瑞有更言簡意賅的說法：科學可以告訴我們什麼是事實，但倫理或信仰決定好壞。發大財資本主義是信仰、不能傷害聖牛的印度教也是信仰。

全球暖化氣候危機是事實，要打造火箭上太空讓人類成為跨行星物種是 Elon Musk 的信仰，要保存半個地球給野生動物是 E.O. Wilson 的信仰。

科學本身也有倫理跟信仰，要實踐科學，要透過科學方法（觀察-提問-假說-實驗-結論-預測），遵守科學原則（可量化、可重複、客觀、能否證），並且要在事實確認上展現遠超過正常人的挑惕跟質疑（你也可以稱之為好奇心）。人們可以擁有自己的倫理或信仰，但不能擁有自己的事實。人可以有自己的意見，但如果他不知道重要的事實，那他的意見就沒有什麼價值。

以藻礁公投為例，假設兩個人擁有類似的學識經歷，具備科學素養，都獲得且理解了目前能夠掌握的、關於此公投的充分知識，但其中一個人享受科技元宇宙、對生態無感，另一個人熱愛大自然、力求活得樸實原始，那他們可能不會投下一樣的票。

其他題目亦然。

我認為這次公投，比起上次，公民有更寬裕的認知空間，媒體/知識份子/網路創作者也比較有餘裕把議題講清楚、換不同的方式講。在假設大家都跟我一樣讀了很多，釐清很多科學事實之後，最後要幫助自己下決定的還是信仰跟倫理。

而我如今的信仰跟倫理，不是來自於宗教、傳統、個人興趣，而是來自於經營公司。在公司，面對多個提案，我該拍板哪一個？讓哪一個計畫獲得公司投入資金、人力、時間？

是規劃最完整的嗎？是風險最小的嗎？是回報最大的嗎？這些當然也都重要，但最最最最最重要的，是「我有沒有找到對的人來幹」，因為身為老闆不可能自己幹。上面決策定下了，預期成果很美好，目標很理想，但若沒有找到有實績可信任的領導人率領團隊、發揮創意突破限制，時時檢討、確認方向，堅毅不拔地拼命幹，就算點子再好都會失敗。

這信仰或可稱為「交付主義 (deliverism)」：能夠交付的，比不能交付的好。若最後沒有如期如質交出成果，前面都是虛的、都是廢話。身為統帥，如果我要攻下一座城，我就得負責找到有實績可信任的將領、精實的部隊、提供糧草，讓他去打下來。兵棋推演推得再好，都是紙上談兵。

假設我同意三接遷離藻礁，想投下同意票，我得自問：投了之後，誰來負責把現在蓋的進度拆掉？誰來負責提出新方案彌補三接的缺口？誰來執行推動節電政策、加速石化鋼鐵產業轉型、推遲半導體設廠進度？誰來負責監督政府不會如同他們所說的那樣遷到台北港後拉長長的管線然後破壞更多藻礁？誰來跟美國德州天然氣公司重談合約？

事情多如牛毛，如果我可以信任現在的政府跟團隊，以及咎責機制，那就交給他們搞定。但…..要是我投同意，我應該不太可能信任現在的政府跟團隊（中油、台電）跟咎責機制。我懷疑他們會刻意（或單純因為無能）把三接遷離藻礁這件事做得很糟糕、很混亂，來佐證自己在公投前的反方立場，「看吧，我早就說過了」。

所以，我認為如果三接遷離藻礁這件事要做好做對，一定要有新的專責團隊，我必須要能信任團隊領導人，也要有能夠咎責的機制。

如果我投同意票，我當然不是「只是想投下同意票」，做個宣示，我是想好好看見三接遷離藻礁，過程不要出包，交付出我要的結果。

同樣的，如果我對重啟核四投同意票，我怎麼可能信任現在的政府跟台電會認真把事幹了，以最快速度重啟？如果我對反萊豬投同意票，我怎麼可能信任現在的政府會在萊豬不能進口的情況下，成功把台美貿易協定簽了、加入 CPTPP 等等。

把這些重要任務交到我不信任且否定的政府跟團隊手上，他們一定會留下無數問題，讓後面的人去解決，然後「看吧，我早就說過了」。

所以，我需要找到我能信任、有實績的領導人跟團隊來取代現在的領導人跟團隊，不論透過罷免或等到下次選舉。所以問題就是，我找不找得到？

如果我預期我能找得到這樣的領導人跟團隊，那就投下同意票。如果我覺得找不到，就算我的點子（不管是三接遷離、重啟核四、反萊豬、公投綁大選）是比較好的、符合科學的，若任務交給錯誤的領導人跟團隊（特別是明確站在反方的現任領導人），結果只會糟透。

總結來說，透過科學方法、科學原則得到的證據，應該作為公民判斷的基礎，但什麼叫做基礎呢？基礎就是會有更上面的東西蓋上去。對有些人來說，那是對大自然的愛或無感、對科技的恐懼或崇拜、對金錢的追求或反感。對現在的我來說，是「交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