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酒駕，我的想法是：

酒後駕駛具有「隨機性」、「難以預防性」、「應報正義難尋」等特性。媒體為了營造新聞價值，可以極盡所能把肇事者描述成糟糕、邪惡之人，但事實上在意外發生前一秒，他只是個一般人，就跟你我一樣。

要消除酒駕，不能只針對行為本身。心理學上有一比喻：象、騎象人，以及路徑。象代表我們的直覺衝動，騎象人代表我們的邏輯判斷，路徑則代表行為實現的方向，大部分的時候，我們都任由力大無窮的大象決定要做什麼跟怎麼做。舉例來說，早上很冷，你心中的大象想繼續睡，但騎象人說得趕快起床上班。若大象贏了，騎象人還會幫忙解釋，例如「還有特休可以請」，「有人可以代班」，「若上班時想睡效率也不彰，不如繼續睡」等等。若對此主題感興趣，請參考《學會改變》一書。

如果你不想當一個每天早上都遲到或請假的人，就得讓心中的騎象人更有方法地引領跟訓練大象，例如利用《原子習慣》、《彈性習慣》裡的建議，我就不多談了，歡迎大家找書來翻。

我們都知道，大象力量很強，如果你也有在下著冷雨的週一早上賴床遲到或找藉口請假的經驗，那就不要懷疑就是會有人喝了酒開車，再怎樣宣導都一樣。

因此在個人層次之外，想解決整個社會的問題，政策制定者需要打造一條好走的路徑，讓不管是聽話的大象還是頑皮的大象，都往這條路走。不是因為被逼或被脅迫，而是讓人們心中那組騎象人跟大象都覺得走的很自然、很正常。

在酒駕這個題目上，路徑不外乎「酒」、「車」。就跟美國的槍枝問題一樣，他們沒有辦法禁槍，所以只能強化溯源，讓槍枝販賣者跟製造者負起責任。

同樣的，如果我們沒有打算禁酒跟禁止私人駕駛，那就要溯源，讓酒類製造者跟販賣者，以及車輛製造者跟販賣者負起責任。

社會要有共識，來要求酒跟車的販賣與製造者負起連帶責任。有共識，才有可能立法。就像是現在人們對於排碳跟氣候變遷之間的因果關係有了理解、對於減碳有了共識，立法要求排碳大戶負起責任、用綠電、付碳稅，才言之成理、得到民意支持。

如果我們現在可以接受，為了避免病毒傳播開來，到任何一個地點，都要用手機掃描 QRcode，便於溯源跟控制擴散，那能不能也要求每一個飲酒的人在喝酒之前掃描酒瓶跟場所？

接著，每次查獲酒駕，不管有沒有意外，都要公佈酒駕者喝的酒是哪個牌子的酒、販賣的場所、哪個廠牌的車輛、哪家公司賣的車。

然後這些企業才會開始感受到「酒駕造成的外部性」被內部化了，變成自己肩膀上的事情了。企業會比政府更能想出聰明的辦法，讓酒駕數字下降，同時維護自己的營收。

其實政策已經做了很多，例如讓指定代駕變成文化、讓計程車業者提供代駕便利服務、鼓勵或要求提供飲酒的場所負起勸導責任、在從小到大的教育場景中不斷灌輸、提高肇事者刑責嚇阻等等……。

這些措施到底有沒有效，其實需要研究。例如全球已開發國家都有飲酒吸菸比例下降的情形，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人們有了更上癮的手機跟遊戲，而且缺乏社交。新的車禍肇事原因也隨之誕生：邊開車邊用手機。

不同於酒駕，手機跟汽車製造商已經提出許多方式來減少人們開車時用手機而分神的情況，例如你的手機上應該就有「開車模式」。（我的 iPhone 有，請看附圖）

最後，分享一下：身為一個小學生女兒的父親，每每看到酒駕肇事新聞，其實心臟跳得很快。走在路上提心吊膽，擔憂每一台馬路上的車，是不是由某個神智不清的人在駕駛，會不會朝我們這些因為沒有人行道而被迫走在馬路上的人撞來，也是常態。想到自己可能永遠沒辦法放心讓她自己上下學，也會在想自己是不是保護過度，但在台中只要出門就一定看到好幾起交通事故，也坐實了我的擔憂。

如果我們能夠用集體的智慧跟合作，把這個擁擠且跟疫區比鄰的國家，變成世界上應對疫情最好的國家，我們當然也能夠成為把酒駕或其他危險駕駛大幅減少，乃至於把整體交通安全，做得比現在更好許多的國家。我是這樣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