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何謂參與式設計與何謂參與？matter of concern的觀點
有關何謂參與式設計，Halskov與Hansen（2015）閱讀了10年來102篇在Participatory Design Conferences發表的論文，針對這些論文中「參與如何被定義」，以及參與式設計發展的歷史，做了一些有趣的回顧。
他們歸納出這些論文提及參與式設計的幾個基本層面：
- 參與的政治：受決策影響的人應該也要能影響決策。
- 參與的人：每個人都是自己生活的專家，人人都因此能在參與設計中扮演關鍵角色。
- 參與的脈絡：使用情境是設計過程的基本起點。
- 參與的方法：讓人們得以在設計過程發揮影響力。
- 參與的產品：參與是為了提出一種另類選擇，改善我們的生活。
很有意思的是，丹麥學者Andersen、Danholt、Halskov、Hansen 與Lauritsen (2015）撰寫的論文”Participation as a matter of concern in participatory design”，點出一個問題：
即使已經有很多研究討論參與式設計，仍然沒有妥善地定義「什麼是參與」。
然而，他們認為沒有必要嘗試去定義一個理想的「參與」定義，或認為參與是一種具有不變意義的實體。因為「參與」隨著設計牽涉到的網絡中，相關行動者的位置與視角不同，永遠會有各種定義。就算給定一個解釋，也會有對該解釋不同的表述，就好像「一個中國，各自表述」那樣。
這讓我想到，這跟法國社會學家Bourdieu提出的反身性（reflexivity）視角呼應，在這裡的意思是：每個人的觀察必然充滿偏誤，就算是受過「科學」訓練的學術工作者亦然，我們都要反身地回顧自己可能的偏誤。
反身性並不是問題，而可能是一種解方。這也有點像設計師永遠會與客戶就「什麼為美」發生爭執，我們常常說，美太主觀了。但我們也可以反身性地問：為什麼我／他／她覺得這是美。
Andersen et al.（2015）指出參與是一種「就關注角度而言之物」（matter of concern），而非「事實」（matter of fact）。
參與是一種「就關注角度而言之物」（matter of concern），而非「事實」（matter of fact）。
當我們不需要執著於追求一個不變的所謂「參與」的定義時，這樣的視角讓「參與」成為「存在」的過程與努力能夠被看見、重視。我們可以避免將這樣一個複雜的、不斷變動的、充滿各種面向的參與建立過程，偏狹地視為為靜止的實體。
二、matter of concern、建構論與科學戰爭
就我的理解，這是一種非常建構論（constructionism）的知識立場，強調任何知識背後不斷變動的構建過程。這樣的觀點其實跟一般我們所以為的自然科學的假設，是相違背的。17世紀科學革命以來，科學家相信她們可以用理性嚴謹、符合科學精神的方法，來發掘、呈現自然運作的規則、自然的實在（reality）。這個假設就是實在論（realism），認為藉由科學的研究，我們最終能夠可以逼近一種恆古不變的知識，即真理。
可是在1970年代，一群英國愛丁堡大學的科學社會學家，提出相反的觀點。他們認為科學知識的建構，必然受到各種利益、權力、 意識型態等各式各樣社會因素的影響。
前面提到，Andersen et al. (2015）認為參與不是一種「事實」（matter of fact），這個詞首見於Sapin和Schaffer 1985年的經典作品《利維坦與空氣泵浦》（Leviathan and Air Pump），他們認為相對於客觀的事實（fact），他們更強調事實（matter of fact，參照此書中文版譯者蔡佩君意見以粗體表示），matter是社會建構出來的東西。他們舉波以耳的空氣泵浦實驗為例，說明就算是看似證明大氣壓力存在的實驗，也處處充滿社會因素的影響，並不如波以耳所宣稱的那麼理性客觀。
比如，波以耳認為「有儀器輔助並提升的感官能力所取得的資料，通常比單憑感官取得的資料為佳」（Sapin & Schaffer, 2006: 49），然而儀器藉由觀看、使用門路的控制，規範了感官的觀察。實驗室作為一個公共空間，卻還是處處充滿限制，如果要生產實驗知識，你必須能夠來到這空間與其他人一起工作。而在觀看實驗做成證詞，鑑定實驗有效的過程，也必須經歷一套社會規範，決定「誰能見證？集體見證如何有效？」。
社會建構論認為，就這樣，即使有儀器的幫助，我們還是無法逃脫各種不理性的人為因素。
社會建構論後來跟持實在論的科學家們免不了大戰一場，誰也不服誰，這就是1990年代知名的「科學戰爭」。後來，重要的法國哲學家Bruno Latour大體延續社會建構論的立場，但批評社會建構論過度強調「社會」，而落入自然與人文二分的陷阱，但其實自然界的各種非人物也是在各種網絡裡面與人互相影響著。Bruno Latour的立論引申出知名的行動者網絡理論。
三、行動者網絡理論：試圖終結科學戰爭的人文自然二分
Andersen et al. (2015）「就關注角度而言之物」的觀點，是從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 ANT）的視角出發的，而Latour正是提出這個理論的重要代表性人物。
行動者網絡理論強調人與非人物的行動是互相牽連，互相影響。物也有自己的「能動性」，它們應該要像人一樣被平等地對待與分析，這點在過往的社會建構論往往被忽略。
物的能動性（Agency，或許可以解釋為行動並做出影響的能力）是什麼呢？
其實這樣的論點對設計師們非常熟悉，只是換個說法罷了。各種設計對人的行為模式的影響是一個例子，很多我們覺得難用，不知如何操作的設計，比如不知是要推、拉還是轉的門把，其實只是設計不良，就說明非人的物件，也是不斷與人溝通，深刻影響人的行為。這也是Don Norman（2007）的作品《設計&日常生活》（The Design of Everyday things）裡的經典案例。
一個很有趣的類同與對比是，人因工程和社會學都避免過度個人歸因。人因領域避免將這種犯錯，歸因於個人，而是考慮物件與人溝通過程的影響；社會學則有一套萬年常見起手式：「不能只歸咎個人，也要看見結構！」
或許可以說，Latour的行動者網絡理論，野心勃勃地要把上述對物、對結構脈絡的兩個關注角度整合起來，打破人文與自然、人與物在分析上往往發生的二分斷裂。
行動者網絡理論也非常強調Don Norman所說的溝通，照它的說法是「轉譯」（translation），是在人與非人行動者間共同利益（interest）的協商過程，轉譯是彼此互動過程中行動「腳本」（script）的設定與調整。
我或許可以舉個例子：原本一隻手機原初設計的腳本是給你打電話，但是當使用者不要它了，它的厚度又剛好，原先的腳本就被轉譯，拿去墊桌腳，墊桌腳這件事就是共同的利益。
行動者網絡理論也藉由「強制通行點」（Obligatory Passage Point，OPP）以及一些其它概念的使用，嘗試解釋一群行動者想要藉由共同關注的議題，共同行動，建立網絡的動態過程。
我是在三年前接觸行動者網絡理論，當時對在設計與社會學領域兩邊學習的我，苦惱於怎麼找到一個可以融會兩個領域關懷的思考框架。初接觸行動者網絡理論，就覺得非常驚豔，但是我讀的太少了，如果有機會可以再多討論一些。
四、行動者網絡中的參與
回到Andersen et al. (2015）的這篇論文，它扣緊行動者網絡理論，指出參與是一種「就關注角度而言之物」。而「參與」是片面的存在（partially existent），而參與的行動是不斷被超越（overtaken）的。
片面的存在意指參與對每個行動者來說都是，都是塑造自身的過程，同時行動者也塑造參與、網絡。我們的世界滿滿地是各種行動者網絡，彼此交疊牽連，所以，行動者如同參與一樣，都是matter of concern，也沒有固定不變客觀的本質，而是隨著涉入的網絡與參與的動態不同，而時時改變著。這個其實用社會身分會隨場合改變當做例子會比較好理解，比如軍隊中的納粹頭子同時也可以是家裡的好父親。
超越的意思，頗類似於原初行動者參與的動機經過轉譯而改變，比如那個剛剛被墊在桌腳下的手機。
它也揭露設計的三個挑戰：
1. 參與者不是孤獨的主體，而是組成行動者網絡，同時又為行動者網絡影響；
2. 參與不受設計活動限制、也沒有物理存在或特意互動的前提；
3.沒有衡量參與品質的黃金原則，也沒有「有」、「無」參與的分界，因為行動者網絡很強調網絡是動態的，不斷變化，綿延的。
回到開頭，我覺得行動者網絡的視角，是退後一步後設地看每個人與物涉入這個動態網絡的過程。可以幫助更深入地思考參與式設計的五個層次。
比如第一點：參與的政治。Halskov與Hansen（2015）提及隨著設計流程前進，詮釋與選擇必然會發生，比如從民族誌研究轉換成原型；不同步驟間也必然牽涉規劃、決策。在這些過程中，設計者與他們所認為的參與者、使用者的權力關係是什麼？他們能不能參與？
設計師往往強調個別的參與活動，卻忽略活動與活動間發生了什麼事。如果承認客觀的參與並不存在，轉而關注參與被構建出來的過程，設計師或許能警覺他們所認為的參與，可能只是他們自己認為的「客觀參與」。
首圖的照片是四年前幫忙做臺大社會週的海報，是我第一個有自我意識的參與式設計，所以也蠻有紀念意義的。當時我的規劃是，讓大家一起畫海報要用的素材，我再來用以完成海報。當時，的確自以為是參與的設計，但也同時在想，是不是一種設計師的「開明的專制」？這是一種微妙的矛盾感，只是當時仍然無法具體形容。藉由行動者網絡的視角的確有助於反身地釐清整個參與過程的面貌。
社會週小編po的圖，已經忘記是誰做的了XD 取自https://www.facebook.com/ntusociologyweek/photos/pb.687329857946158.-2207520000.1458826936./702361366443007/?type=3&theater
摘引社會週粉絲頁的一部份內容：「一天星期五下午，系上的大家聚在一起，有的人帶紙、有的人帶粉彩筆、有的人帶臘筆、有的人帶一些參考圖片，一人一張紙畫出自己喜愛的蔬菜水果。在這過程中，無關乎你會不會畫畫，重要的是大家一起互助合作，在互動過程中完成一幅又一幅可愛的蔬果圖畫；圖畫完成後，再請熟悉電腦繪圖的同學幫忙修圖、組合出一件件參與式設計作品！
透過這樣的參與式設計，希望系上同學在一起參與社會週的過程中，能夠從中注入自己的想法和靈魂；同時也使美宣設計不再只是一個人獨撐大局的辛苦成果，而是團體內成員一起合作產出的結晶。」
在這個很簡單的例子裡，我覺得進行參與式設計的設計師還會碰到另一種典範衝突，在於視覺設計領域固有所看重的美學與設計專業，碰到參與式設計無疑較強調平等、民主、交流的價值時，作為設計師，難免會陷入放權而無法掌控成品品質的焦慮。但退一步來說，如果思考設計其所鑲嵌所在的社會週，一大部份的功能，是系內凝聚認同、交誼情感。這樣的典範轉換就會有意義。
這讓我又想到前一陣子看到MIT Media Lab教授Kevin Slavin（2016）寫的這篇“Design as Participation”，試圖回答這個提問：
「為什麼新世代的，與複雜適應性系統協作的設計師，比起他們的前輩來，謙遜得太多了？」
文末：「一個設計師的新世代正在浮現，她們設計策略的旨趣所在，是顛覆把人視為世界中心的自然預設。這些設計師 — — 藉由參與環繞我們的複雜系統、藉由揭露而非隱晦、藉由建構衝突而非隱藏、藉由釐清我們所有人（包括設計師）除了是個去中心系統的參與者外什麼也不是 — — 涉入各種複雜的適應性系統。他們是系統的設計師，他們與我們以及其他人一同參與系統，而這個系統邀請參與，而非要求互動。
……a new generation of designers has emerged, concerned with designing strategies to subvert this “natural default-setting” in which each person understands themselves at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These designers do this by engaging with the complex adaptive systems that surround us, by revealing instead of obscuring, by building friction instead of hiding it, and by making clear that every one of us (designers included) are nothing more than participants in systems that have no center to begin with. These are designers of systems that participate — with us and with one another — systems that invite participation instead of demanding interaction.」
雖然是跟前面不同的脈絡，但也很好看。
Reference:
Halskov, K., & Hansen, N. B. (2015). The diversity of participatory design research practice at PDC 2002–201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Computer Studies, 74, 81–92.
Kevin Slavin (2016). Design as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Design and Science, The MIT Press. Retrieved from: http://jods.mitpress.mit.edu/pub/design-as-participation
Lars Bo Andersen, Peter Danholt, Kim Halskov, Nicolai Brodersen Hansen & Peter Lauritsen (2015) Participation as a matter of concern in participatory design, CoDesign, 11:3–4, 250–261.
紀金慶（2016），〈拆解與鬆綁科學理性(III): 拉圖的行動者網絡理論〉，跨閱誌。取自http://shs.ntu.edu.tw/shsblog/?p=32161 （這篇文章很好看！其中一段引文：「在拉圖的分析中，衡量社會是否進步的尺度並不是如同某些現代化論述中所以為的我們越來越能夠區別人與物，以至於精神脫離物質獨立發展而得到自由，而是正相反的，評量社會的進展程度的尺度在於一個社會究竟是高程度或低程度的「交引纏繞」(entanglement)。拉圖認為越是高度現代的社會，則越是應該將越來越多的事物納入相關考量的「集體」(collectives)。
拉圖以銜接丹麥與瑞典的橋為例，當一座這樣現代科技的大橋建立時，必然涉及兩岸居民的經濟與生活權問題、工程師在建橋過程中的新式技術以及銀行相關新的融資方式，質言之，在越是高度現代的社會裡，每一個科技物的誕生都要求我們為他們附上「相關集體」(collective)的考量維度。因此拉圖強調「社會複雜度」(social complexity)的概念，在決策之中必須同時考量社會當中來自不同關懷視域的價值，如此，拉圖強調「社會」這個語詞的原始意涵：「連結」(association)，並強調所謂的「社會」一詞並非僅關乎人與人的「連結」，而是同時包含人與(技術)物的「連結」。」）
Shapin Steven、Schaffer Simon （2006），《利維坦與空氣泵浦：霍布斯、波以耳與實驗生活》。 台北：行人。
陳瑞麟（2001）， 〈社會建構中的「實在」* 〉。《政治大學哲學學報》第七期，頁 97–126。 取自：http://www.scu.edu.tw/philos/index/teacher/chen/doc3.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