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租中國的尷尬感
吳介民的尋租中國是去年在台灣社會科學圈子裡面相當出名的一部作品。它提出的核心提問大概是：
- 一般認為政府干預跟貪腐（很接近書名「尋租」在這本書裡面實際的意思）會阻礙經濟成長 ，比如南美的一些國家，例如墨西哥的金融體系。為什麼中國在官商勾結、尋租嚴重的體制下，反而體現高度經濟成長？
- 世界體系理論脈絡下的全球化理論，假設來自發達（中心）國家的投資，決定了落後（邊陲）國家的政經結構，發達國家要你乖乖種可可，你就只能乖乖種可可。被這些投資所帶來的低報酬產業主導的發展，只會把邊陲國家困死在貧窮的輪迴裡面。比如南亞、南美的熱帶作物（e.g. 棕櫚、可可、咖啡）栽培產業。為什麼中國能夠擺脫中心國家資本的宰制？
1990 年的中國政府是不是既貪腐，又處處干預經濟發展？是的。而 1990 年代讓中國所賴以發展的，是不是來自先進國家的資本？是的。早期發展的是不是以低廉勞力取勝的加工出口業？是的。
為什麼中國作為後進的落後國家，官商向來勾結，但它的發展不像其他國家那樣，被困死在低收入的陷阱裡面？這大概就是核心的提問了。
吳介民想提出一個合適的解釋。這本書主要用台商在兩個關鍵沿海投資區域，也就是珠三角（廣東為主）跟長三角（浦東、蘇杭）的故事去解。
這帶出尋租中國在自我定位上的一點尷尬：台商在中國的投資經驗，是不是有足夠的代表性？吳在頭幾章試圖以分析台灣對中國投資金額占所有外部投資金額的比例來說明，不過儘管強調台灣對中投資可能因為從香港或其他避稅天堂轉投資，而有不小黑數，並以台灣與中國官方統計數據的不一致佐證，台灣對中的投資金額，仍然不足香港的 1/3 弱。於是，僅管台灣對中投資有一定的重要性，或能扮演先進國家資本進入中國的其中一個有力轉手，但要說這樣代表了完整的中國發展模式，似乎仍然有代表性的論證破綻——要回答這個問題，為什麼不研究香港呢？我們也無從在此書中得知：相較於其他地區/國家轉進的資本，台灣的運作有什麼相同與相異之處？這是比較可惜的點。
做經驗研究時，總是要從既有的理論、前人的研究去討論還有什麼有意義的、有價值的提問，要回答這樣的提問，又該怎麼界定有效的範圍去收集資料。這本書要處理的核心提問不小，研究能動用的資源有限，要找到妥適的經驗範圍本來就非易事。對很多研究領域來說，理論跟經驗往往是個鴻溝。或許吳有意識到這點，才會著重在前幾章類似論文文獻回顧的章節中，加重強調台商經驗的重要性。
要彌平這樣的鴻溝，除了完善經驗證據，也可以從界定一個比較合理的提問著手。但對研究者來說，怎麼樣的提問有價值，往往不能操之在己。決定提問的方式，就像幫研究在學術的大海裡面下錨。要決定對話的過往研究跟學術脈絡，除了研究者本身的興趣外，往往也必須考量到，把研究放在這個脈絡裡面，這個脈絡是不是真的有重要性？是不是能引起學界同道的興趣？有沒有同儕在做相關研究？是不是能不能爭取到更多曝光跟出版機會？
現實來說，光是中國本身，就是重要的（significant）。誠如書中指出，東亞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政府高度介入、管制、引導經濟發展的模式，各國自有差異，但中國足夠特別，又夠大，甚至能被視為一個獨立的研究對象看待。如果把中國視為整個研究旨趣得以發展的本體，那順理成章，這樣的研究題目不應該忽略香港跟其他的重要資本來源。換句話說，思考的邏輯是：「香港資本對中國更重要，所以我研究港資。」
如果台灣研究在國際學術界，有一定的重量，或者中國不要那麼大——台灣至少能被視為跟中國相對平等的研究對象看待，那在理論的層次上，問問題的角度不會那麼容易僅僅以中國為主體。也可能就不會有前述理論跟經驗證據不那麼契合的尷尬。想像下面這兩個題目
- 為什麼中國在官商勾結、尋租嚴重的體制下，反而體現高度經濟成長？
- 為什麼中國能夠擺脫中心國家資本的宰制？
能夠單純一點，變成這樣：
- 台商在中國怎麼與政府部門尋租，創造當地的經濟成長？
- 為什麼中國能夠擺脫台商作為外來資本的宰制？
這本書還是一樣可以跟世界體系理論、尋租理論、價值鏈理論對話，但提問跟經驗熨稱妥貼許多。我自己讀來還有另一個感覺：吳介民對台灣的關心、對台商的興趣，在研究的提問裡面，沒有被妥善的擺置。但他就是不管，他就是想做台商研究。
這讓我想到，很多西方做中國經驗研究的都不敢碰觸敏感的台灣政治問題，怕因小失大，被中國政府限制取得中國的資訊來源。有時候，研究資源就是有稀缺性，對做台灣中國關係研究的學者，其實處境非常尷尬。因為西方對中國興趣遠大於台灣，台灣研究很多時候必須蹭上中國才有能見度。
這本書是台灣大學與哈佛燕京學社的合作出版計劃，哈佛燕京學社的成立宗旨就是中國研究。而台大這系列合作出的其他書，大都是純中國研究的題目。吳介民這本在這個叢書下面，做這樣的命題，講台商的故事，理論跟經驗就不太熨貼。
實際上，整本下來，他給人一種想寫台商的故事的感覺。所以前面花異常多的心力鋪陳，台商為什麼在中國重要。作為一個外行讀者，我感受到一種妥協的無奈——非得仰賴中國，才能證成台商的重要性嗎？這樣推論下來，在「吳介民很想寫台商」的脈絡下，或許也才比較可以理解，為什麼這本書到了末尾，非常緊湊地且突兀地開始討論台資 ICT 廠在中國的發展。
要回應這本書原本的提問，其實不必要這樣做。尋租中國給出的答案，簡而言之是，中國地方政府跟外來資本官商勾結，創造了雙贏的共犯結構：地方政府賺錢、回饋地方也滿足中央的規管跟績效要求，而工廠獲得政府保護，取得廉價的勞力。而中央運用剝削農民工，從沿海地方累積而來的資本，再投資國家重點發展產業，自主運用這筆可觀的資本，擺脫來自世界中心先進國家的宰割跟制約，進行產業升級。
如果可以大大方方地說，「我就是想研究台商」、「我就是想研究台灣跟中國的關係」，就不會這麼尷尬了吧。事實上，這也是立足於台灣的中國研究學者，反身而言，與其他地方的學者不同的地方——來自台灣的視角是什麼呢？來自台灣的角度為什麼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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