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ratic Professionalism 摘要

Dzur, A. W. (2008). Democratic professionalism: Citizen participatio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professional ethics, identity, and practice. Penn State Press.

作者Albert Dzur為 2017 年勞倫斯與林恩布朗民主獎章（Laurence and Lynne Brown Democracy Medal）得主。此為本書intro章摘要。下以作者為第一人稱敘述。

Democratic Professionalism in Action

當這些專家（書中舉例：醫療專業、媒體、法律專業）嘗試變得更民主，讓常民可以獲得某些公民參與的技能，他們同時也改變了生硬的專業，但這並不等於他們反對專業。

這些人是搭橋的行動者（bridge agents），她們可以在複雜的組織跟常民成員間中介。這些常民缺乏在這些組織裡實作以及組織政治相關的知識。

雖然專業、專家、專業主義的理型，還沒有被政治科學家與理論家研究，但我強調，這些應該被蓬勃發展的公民參與與公共審議領域重視。

例如改革派的記者，他們寫文章支持記者的公民責任，也就是讓選出來的政治人物可以被更好的公民課責。但他們也同樣強調一種記者的民主責任：讓公民參與討論，討論什麼是記者的社會責任。

我認為這是專業倫理令人興奮的向上提升。

這個時代，傳統的專業正在公共意見領域失去聲音，民主的專業展示如何獲得信任、尊敬、而且甚至是權威。藉由分享記者、醫師、法官、檢察官的一些經驗，常民能夠看見這些角色的複雜性，而且分辨出什麼是好的報導、醫療、判決。然而，分享工作與權威往往讓同時遵循專業與民主標準的工作者付出艱難代價。

John Dewey, Herbert Croly, 與 Walter Lippmann 質疑傳統的，那種鄉里式的面對面直接民主，是否還適用於現代社會。Herbert Croly 與 Walter Lippman 支持將執行政策、解決問題授權給專家，而普選是用以課責的手段。專家是有能力自己去做出好的決策。

John Dewey 則認為這樣把專家跟常民切割，是危險的，如果美國的民主是被這群專家閉門決定，開放給常民的政治過程（例如選舉）又還剩下多少能讓公眾發聲？

Dewey 在這場爭論的貢獻在於，讓民主專家（democratic professional）成為一個概念。例如應用社會科學家、工程師、老師、報導者等等，這是一群和公眾一同工作，而非為公眾工作的人，這是一群賦予公眾知識與實作能力，而非領導公眾的人。

在美式民主的脈絡下，專家跟公眾之間的落差已經甚至比進步時代（Progressive Era）還大，公眾的參與是很小的，也幾乎不懂什麼公共事務與政治組織。進步時期時，學者和知識份子還呼籲應該要有新概念來連結這個落差；到了現在，專業、專家、專業主義的理型幾乎沒有人在當作主要行動者來討論了。一部分來說，這是因為專業主義，碰到民主有了負面的意義連結 — — 菁英主義、技術官僚、不平等、至高無上的知識、科層、精英政治。更重要但也被無視的是，政治科學領域對專業（作為研究對象）的忽略。（一個例外是：技術官僚。作為一種反民主的專業行使情況，例如菁英的高級建議者、自身專業權力的菁英等等題材，吸引一些做比較政治的學者）

The Neglect of the Significance of Professions to American Democracy

專業工作的功能、地位、與權威，在政治理論裡甚至不構成一個次主題。毫無疑問的政治理論家處理過與之重疊的議題。例如傅柯的規訓權力（disciplinary power），哈伯馬斯的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在系統分析是兩個例子。

但政治理論家並沒有分析專業行為在公共生活之所特定之處 — — 涂爾幹所說的道德個別主義（moral particularism）。她們忽略專業是獨立於其他有力的經濟與政治組織外的政治的行動者，之所以獨立，是因為功能與聯結上的不同（例如法律專業與醫藥專業是不同的）。而且，作為自身、他者、以及組織間的中介，它們對民主有害也有益。

政治理論家也從未在特定專業工作的脈絡下，討論傳統有關權力、代表、平等的問題。我研究政治理論期刊（Political Theory），找不到明確的處理方式，將專業視為政治行動者、或將專業運作的環境視為政治脈絡。以法律或醫學專業為例，她們只有在和國家或社運互動時，才會被視為是政治的。專家與常民在醫院、法庭、監獄、新組織、企業裡的關係，一般被認為是社會學獲經濟學的題目。政治學裡這類的實證研究已經死了，那政治理論幾乎不碰，也就不意外。政治理論已經常常忽略執行簡報、法院判決、立法爭論、選舉對抗等等正式政治之外的，日常生活的基層政治。

哲學雖然討論專業的倫理問題，但同時，專業實踐也帶來有關權威與權力的議題，這些都跟民主公民權有關，卻不被研究專業的哲學家處理。

儘管當代政治理論已經有所謂「審議轉向」（deliberative turn），現行研究關注如何彌縫公民之間參與增進公共財的距離（例如宗教、階級、種族、性別）。對許多學者來說，解決方式是公共審議，在這裡集體的決策能夠在一個公共的論壇中形成。這樣的公共論壇有著平等、主動參與、以及合理的形象。

不過他們還是忽略應該去質疑能動（agency）與脈絡：誰、什麼、什麼時候、如何。到目前為止，儘管個人與國家之間中介的領域（在這裡專業擁有權力轉移、鼓勵、限制、告知民主的審議存在，）非常重要，但還是被嚴重地忽略。

政治理論與專業更緊密的關係，可以也對專業倫理的作品有貢獻。一旦大家理解，專家也能在專業領域內外動員並且通知公民的參與，許多對專業主義負面的、反民主的聯想將會消逝。確實，我們正確理解的話，民主專家是鼓舞審議民主最棒的候選人之一。

反思

美國素有反智的傳統，因此一部分問題意識不太適合台灣。不過，這不影響作者對民主專家角色的敘述適用於台灣。

在美國一般討論政治時，知識份子和專家，有時會有有相當負面的形象，technocrat更是被負面表述。所以作者說：「這是因為專業主義，碰到民主有了負面的意義連結 — — 菁英主義、技術官僚、不平等、至高無上的知識、科層、精英政治。」

這跟台灣是很不一樣的，台灣由於孫運璿、李國鼎、趙耀東等人的技術官僚與經濟起飛神話，加以儒家文明對知識份子的重視，「回歸專業」「尊重科學」等等的說法仍有市場，不太會被當作蓄意阻絕參與的修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