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東平：功利主義教育批判
教育不僅是培養公民素質，更為重要的是「培養出使自己的生活有意義的人」
本文授權轉載自21世紀教育研究院
正在全球肆虐的新冠病毒將億萬人捲入災難之中，人類與病毒的這場深不可測的戰爭，被視為是劃分兩個世代的分水嶺。
大難當頭，危機時刻，亟待作為世界各國同舟共濟，共克時艱；然而人類共同體文明的紐帶並不牢固，將國家和政治的考量置於生命之上，以鄰為壑的勾心鬥角和政客伎倆，使這場公共衛生危機演化為一場巨大的全球合作危機、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
透過這一困境，更深層地，也可以視為是一場教育危機，是失衡的教育發展觀、教育價值觀的直接後果。曾幾何時，人力資本理論風風光光，教育產業化潮流浩浩蕩蕩，教育被視為實現國家經濟增長、科技競爭以及個人謀利的利器，而模糊了對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諸多重大問題的關注，人類賴以凝聚和互助的道德基礎則逐漸虛空。
國際組織、知識分子一直高度警惕和關注教育功利化的演變，並不遺餘力地加以干預。當代著名哲學家瑪莎.努斯鮑姆寫於2010年的著作《功利教育批判 — — 為什麼民主需要人文教育》成為批判「為經濟增長服務的教育」的砥柱之作，被翻譯為20種語言。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2016年發表的研究報告《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轉變》，吹響了變革的號角。
哈佛大學教育學院《逆轉潮流》
我幾年前就隱約感到教育風向的某種轉變，具體是2016年1月，哈佛大學教育學院改革招生政策的研究報告《逆轉潮流》（Turning the Tide，有譯為「力輓狂瀾」）。
2014 年哈佛教育學院舉行了關於大學申請流程的探討會，意識到大學申請的要求會嚴重影響年輕人的行為，關注如何有效地測試並鼓勵學生對智力和道德的培養，以及更加公平的評估學生在不同文化，社會階級和種族差異中的優勢。推動這次會議的是哈佛教育學院的一個研究項目MCC：「讓關愛更普及」 （Making Caring Common）。
MCC項目透過對10000名美國初高中生的調查，形成《我們要培養什麼樣的孩子》的研究報告。調查發現無論是什麼膚色，文化和社會背景的年輕人都將個人成功和幸福置於對他人的關心之上。80%的學生認為成功和開心是最最重要的，只有20% 的學生認為關愛他人是最重要的。75%的學生同意這個提問：「我取得很好的分數，比我照顧、關愛其他人，更會令父母為我感到驕傲」。30%的學生因「弱肉強食」的校園文化而被霸凌，超過50% 的七至十二年級的女生表示她們在2010–2011學年被性騷擾過，超過50% 的高中生承認自己作弊過。57% 的高中生認為，「在現實生活中，成功的人會不擇手段去贏，即便是作弊。」這一現實顯然比我們感到的更為嚴重，而且不僅是道德狀況。
密歇根大學的副校長說：「為獲取成就而帶來越來越大的壓力，對我們的青年是不健康的。在為人生目標努力的同時，年輕人正在因為抑鬱、焦慮和藥物濫用而痛苦。」
在哈佛教育學院就讀的中國女生孫夢感同身受，她寫道：「在中國的教育體系中，我們很難不談競爭，不談成功。然而與此同時，帶給孩子的就是『弱肉強食，你死我活』的生存狀態，霸凌就是這種資訊的衍生物。」[1]
《逆轉潮流》改革招生錄取標準的建議，是強調學生為社會服務的重要性，希望減少青少年花長時間準備SAT和ACT考試的壓力，不再讓ACT/SAT分數或拿幾門AP課程成為高中生的生活重心。同時鼓勵他們將重點放在自己覺得有意義的學術項目和社區事件上，更多地關心和幫助身邊需要幫助的人，避免用各種各樣的課外活動裝點簡歷。報告給出了三個目標，並針對每一個目標給出了具體建議。
目標一：倡導更有意義的奉獻、社區服務，以及關乎公眾福祉的社會活動。
目標二：合理評估學生在道德層面的活動參與度（例如社區服務），並將學生的文化、家庭背景考慮進去。
目標三：重新定義成就，以消除經濟條件差異帶來的教育機會不均等，並減少因過高的成就目標而導致的壓力。
耶魯、MIT、UVA、哥倫比亞大學等一批常春藤大學和著名高中積極支持降低標準化考試的比重、提高課外活動的比重、在申請文書中加入Caring的內容等改革建議。但也有評論認為，其實《逆轉潮流》並沒有那麼「驚天動地」，它所主張的就是重視品德的錄取標準，偏好那些為其社區做出貢獻的青年，一些大學已經這麼做，芝加哥大學等甚至取消了對SAT、ACT成績的強制性要求。可能是哈佛大學的影響力太大了，《逆轉潮流》似乎真的成為教育改變的信號和力量。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反思教育》
真正具有重要性的標誌性事件，是2015年11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發佈的研究報告《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轉變？》。
這是UNESCO成立70年來發表的第3個里程碑式的研究報告。1972年發佈的第一個研究報告《學為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提出了教育的四個支柱「學會學習、學會做事、學會做人、學會共處」，如今已深入人心，中小學教師耳熟能詳。
此次發佈的《教育2030行動綱領》和《反思教育》，針對人類文明的危機，強調教育是實現全球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是全人類共同利益，從而超越了國家或個體的思考層面，站在全球和人類社會整體利益的制高點，提出了全新的教育價值定位。
開宗明義，UNESCO認為「教育應該以人文主義為基礎，以尊重生命和人類尊嚴、權利平等、社會正義、文化多樣性、國際團結和為可持續的未來承擔共同責任。在教育和學習方面，要超越狹隘的功利主義和經濟主義，將人類生存的多個方面融合起來，採取開放的靈活的全方位的學習方法，為所有人提供發揮自身潛能的機會，以實現可持續的未來，過上有尊嚴的生活。」
可見，這篇報告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和批判性，明確地批判功利主義和經濟主義。它說「教育的經濟功能無疑是重要的，但我們必須超越單純的功利主義觀點以及眾多國際發展討論體現出的人力資本理念。教育不僅關係到獲取技能，還涉及尊重生命和人格尊嚴的價值觀，而這是在多樣化世界中實現社會和諧的必要條件。」「認識到這一點，便可以反駁當前的主流言論。這樣的認識增強了教育在培養能力方面的作用，讓人民能夠過上阿瑪蒂亞.森提出的發展觀所描繪的有意義和與尊嚴的生活。」
報告挑戰主流的人力資本理論，有振聾發聵之效。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於20世紀60年代創立的人力資本理論，發現了人力資源在經濟活動中的重要價值，認識到教育是一種具有巨大經濟回報的投資而非消費，從而樹立了人力資源管理和教育投資的概念，它刺激了全球範圍內的教育增長和教育競爭，功不可沒。但它的缺陷也日益顯現：當教育被納入為經濟增長服務的軌道，被視為是有利可圖的巨大產業時，政府和個人追求的都是教育的效用和回報，教育更為本質的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功能，就在經濟主義的視域中逐漸消失了。時至今日，以這一理論奠基的教育經濟學已經成為教育學科中體量巨大、發展最為強勁的學科之一，而關注人和教育的非功利價值的教育學、教育哲學、教育史、教育社會學等學科則逐漸萎縮和被邊緣化。
這背後是經濟學古典功利主義的價值觀，即強調效率和「效用」，將社會發展和幸福的評價主要建立在社會財富和經濟總量的增長上，這就是我們所熟悉的單純追求經濟增長和人均GDP的評價。
印度裔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是這一價值觀的尖銳批評者。他認為GDP評價的弊病，一是重結果而不關心過程，將社會公平正義、環境保護、人權、就業、健康等更為重要的問題被遮蔽了。二是重增長而忽視分配。「人均GDP」的概念，假設增長的財富是按人均分配的，這極大地模糊了人們對分配正義的敏感。阿馬蒂亞．森提出由人均GDP、人均預期壽命和受教育程度組成的人文發展指數（HDI）取代GDP評價，已經成為國際組織使用的更為重要的評價。
顯而易見，追求經濟增長沒有錯，錯的是以經濟增長為目的、為經濟增長服務的教育。追求分數和學歷也沒有錯，錯的是以分數和學歷為目的的教育，因為它模糊了對人的關注，模糊了對平等、正義、和平、悲憫、包容、合作等更為重要的價值的關注。這是一種教育的異化，是經濟功利主義對文明的侵蝕。其實，在人類社會的大多數時間，教育的功能主要是非功利的，是文化傳承、人格養成、道德涵養、價值觀塑造等等，以培養良好公民，凝聚社會，為人生提供價值和意義。《反思教育》的呼籲，就是重新恢復教育的人文主義價值。作為教育的基礎和宗旨的人文主義價值觀是：「尊重生命和人格尊嚴，權利平等和社會正義，文化和社會多樣性，以及為建設我們共同的未來而實現團結和共擔責任的意識。」
基於人文主義理念，研究報告提出了對學習的新認知。批評我們過於關注教育結果即學習成績，而忽視了學習的過程，忽視了「對於個人和社會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的知識、技能、價值觀和態度，」提出「可以將知識廣泛地理解為通過學習獲得的信息、理解、技能、價值觀和態度」。這一新的認知是學習不僅是信息和知識的傳遞，要更加重視態度、技能、價值觀的培養，透過教育來傳播、樹立新的價值觀，「讓教育成為推動變革的力量」。教育並不會自動成為推動變革的力量，關鍵是要培養變革的態度，是在可持續發展的道德基礎上，培養「批判性思維、獨立判斷、解決問題，以及資訊和媒介素養。」
這需要採取整體的教育和學習方法，「克服認知、情感和倫理等方面的傳統二元論」，即只重視智力因素的教育。「超越傳統的學術學習」的路徑之一，是鼓勵人們採取對話方式進行學習。「人文主義方法讓教育辯論超越了經濟發展中的功利主義作用，著重關注包容性和不會產生排斥及邊緣化的教育。」同時，要採用開放和靈活的全方位的終身學習方式。而且，報告主張「必須摒棄異化個人和將個人作為商品的學習體系，棄絕分裂民眾和使之喪失人性的社會做法。」
努斯鮑姆的《功利教育批判》
當代著名哲學家努斯鮑姆是持續地批判功利主義教育、為人文教育辯護的公共知識分子。她獲頒世界上37所大學的榮譽學位，兩次入選「世界百名傑出知識分子」榜單。
努斯鮑姆對「服務於經濟增長的教育」的批判，是將它視為「為民主的教育」的對立物。她警告我們當心這種「無聲的危機」：各國都在渴望國家贏利而縮減藝術和人文學科，民主社會的一些基本性質正在受到侵襲。「各個國家希望培養能夠用來贏利的有用且高度實用的技能來追求短期效益，科學和社會科學中我們稱為人文的特徵 — — 想象的、創造的特徵，嚴謹的批判性思維的特徵 — — 正在節節敗退。」
我們在大量培養「受過技術訓練，卻不懂得怎樣批判權威」以及「有用的、卻毫無想象力的賺錢者。」政治家中充斥著「我們需要更多的電焊工，而不是哲學家」的聲音。她認為導致國家成功的公民素質的根基是人文學科和藝術，教育應當培養具有批判力、想象力和同情心的民主公民，如果我們忽視它們，就會咎由自取。
努斯鮑姆分析了「為經濟增長服務的教育」的主要特徵。
一是強調經濟增長和群體價值。那些課本在陳述現實問題時，強調經濟增長高於一切，而分配公平的意義則沒有那麼大。課本告訴學生，重要的是中等人（aversage person）的狀況、平均值，而不是例如最貧困者的狀況。課本鼓勵學生將自己看作享有各種權利的個人：國家發展的好，你也一定是過得好，哪怕你極度貧困，失去了許多權利。這是作為學生參加強制性國家考試時必須記住和反芻的事實。另外，為經濟增長服務的教育只看重集體，而民主卻建立在對每個人的尊重上。「正如泰戈爾所言，攻擊性的民族主義需要抹殺道德良心，因此它需要人們不承認作為個體的人，只言群體所言。」
二是抵制批判性思維，尤其是批判性的歷史教育。在為經濟增長服務的教育里，批判性思維並不是特別重要的組成部分。以印度為例，其教育以培養技術精湛、順從聽話、習慣於集體思考的學生聞名。努斯鮑姆寫到，歷史本應是最基本的教學內容。但是，為經濟增長服務的教育卻不肯教授重點描述階級、種姓或種族、宗教成員的不公的歷史，因為這會激發對現實的思考。他們也不肯認真思考民族主義的高漲、民族主義觀念造成的危害，不肯思考一個問題：在技術主宰一切的影響下，道德空想如何常常變得麻木。
三是反對人文和藝術教育。他們一致反對將人文學科和藝術作為基礎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因為文學和藝術似乎不能為個人或國家帶來經濟上的進步。有的人忽視甚至害怕藝術，「因為藝術教育培養出來的同情之心正是冷漠之敵。」然而，「大量實驗證明，音樂與藝術能培養社會共同體，培養卓越，培養一種廣義的公民身份感。」
「為經濟增長服務的教育」是與單純追求經濟增長的社會發展模式同構的。如同我們在中國所熟悉的說法，先把蛋糕做大，其它的問題自然水到渠成。努斯鮑姆稱之為社會發展的「舊模式」。
其典型是種族隔離制度下的南非，它曾經達到了最高的經濟增長指標，卻無視驚人的不平等、分配不公和野蠻的種族隔離制度，忽略了醫療和教育的不足。在這一舊模式中，經濟增長並不意味著民主的產生，也不意味著醫療、教育和社會福祉的增加。因為如同阿瑪蒂亞森分析的，財富的增長和增長的財富是如何分配的，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過程；如果不是把公平、正義視為與經濟增長同樣重要的目標，社會的公平和自由並不會自動到來。
同樣重要的是，「為經濟增長服務的教育」抹殺了教育中人的目標。杜威說「設計良好的機器人比任何人更能幹，而教育的主要作用，即獲得意義豐富的人生，卻被棄諸一旁。」 泰戈爾也表達過類似的看法：「有道德的人，完整的人，越來越幾乎不知不覺地做出了讓步，讓位於……商業的人，即目標狹隘者。」「使人的道德天平失去了平衡，將靈魂遮沒在了沒有靈魂的組織的陰影下。」美好社會不僅是一種制度和體制，而且是由心智健全、自由、獨立的個體構成的。努斯鮑姆說教育不僅是培養公民素質，不僅是培養從事各種職業的人員，更為重要的是「培養出使自己的生活有意義的人。」可見，「有意義的個人」是對人的培養更為重要的目標。
努斯鮑姆揭示了民主教育岌岌可危的嚴峻現實，發出改革世界教育的呼籲，強烈呼籲恢復人文學科在教育中應有的地位，主張大中小學生都應著重培養三種能力：批判思維能力、想象力和同情心（移情能力）。她以一種戰士的姿態，稱對人文學科遭受各種攻擊並不感到意外，因為「造就負責任的民主制度和警醒的公民的戰鬥總是困難重重，充滿波折。這場戰鬥既很迫切，也是能夠獲得勝利的。」
閱讀此書，我有一個意外的收穫：雖然作者尖銳地批判教育功利主義，卻明確指出美國從未有過這樣的教育模式。
「美國的教育傳統還有一個方面，它一直堅決拒絕融入以經濟增長為導向的教育模式…… 格外重視讓兒童積極參與詢問和提問活動。這種學習方式，源自悠久的西方哲學傳統，從18世紀的盧梭、20世紀初的杜威，以及德國的福祿貝爾、瑞士的裴斯泰洛齊、美國的奧爾科特、意大利的蒙台梭利等等。」「與世界上許多國家不同，美國有大學的文科教育模式。大學和學院教育的這個模式影響了中等教育。任何人都不會被過早地引入非人文學科的潮流。」「無論是純科學的學科還是純職業的學科，有意學習文科的兒童也不會過早地失去對一切科學的接觸。對文科的重視，也不是社會精英或上層階級的特權。從很早的時代起，美國一些重要的教育家就把文科教育與培養有知識的、獨立的、具有民主意識的公民結合在了一起。」
這特別有助於澄清我們對美國教育霧裡看花形成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認識。例如一種流行的說法，認為美國的文科教育模式、批判性思維等等是僅針對精英階層子女的，以培養未來的統治者；中產階級子女接受的是唱歌跳舞的素質教育，底層子女接受的則是嚴格訓練的「應試教育」。留美華裔學者萬維鋼流布極廣的網文，鼓吹的就是這種謬見，暴露的恰是自身文科訓練的缺失。
本文作者：楊東平，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