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這麼多日本孩子拒絕上學？
日本的不登校狀況
編註
上篇關於不登校的文章意外引起許多迴響，看來這個問題確實不只發生在我自身或周遭，而是很多人都面對到同樣的問題。
日本的不登校和台灣學生不去學校的情況或許不同，但也有相同之處。有天看到這篇BBC的報導，剛好我的朋友又順手翻譯了文章，想說很適合跟大家分享，希望能帶給大家一些不同觀點和省思。
補充：文章裡面的自由學校（free school）類似於台灣的實驗教育學校。但孩子不登校不等於就要進入自由學校，自由學校並非唯一選擇，也不一定適合每個孩子。每一所自由學校的運作方式都不一樣。
在日本，越來越多的孩子拒絕上學，這個現象被稱為不登校（futoko）。隨著這樣的孩子越來越多，人們開始思考這到底是孩子自身的問題，亦或是整個學校系統的問題。
十歲的伊藤佑太在上個春季的黃金週假期告訴他的家長他的感受 — — 在一個家長日，坦承了自己不想再去上學。他在上小學的這幾個月中展現了巨大的不情願與反抗。他與同學不斷爭執並且被霸凌。
他的家長現在有三個選擇：帶孩子去校園諮詢並期待這一切有所好轉、在家自學、或帶去自由學校（free school）。他們選擇了最後一個。
現在佑太能夠自由地選擇要在學校做什麼，並較以往還要更快樂。
佑太是眾多不登校（futoko）中的一個（日本教育署認定超過三十天非因健康或者經濟因素而沒去學校者）。
這個單字也被翻譯成：曠課（absenteeism）、逃學（truancy）、 學校恐懼症（school phobia）或拒絕學校（school refusal）。
這些年，日本對於不登校（futoko）的態度多有改變。直到1992年「拒學（school refusal）」才被稱為登校拒否（tokokyosh），也就是抵抗（resistance），被當作是一種心理上的症狀（illness）。但在1997年這用語被改為更中性的不登校（futoko），也就是「不出席（non-attendance）」。
十月十七號，政府公告國中小學生的缺席率達到了高點，有164,528個小孩（2018）以及144,031個孩子（2017）不去學校。
「自由學校運動（free school movement）」在日本上個世紀的八零年代開始，以因應逐漸上升的不登校（futoko）。他們是正規學校的替代機構，以自由與獨立性為宗旨。
他們和在家自學一樣是被認可的替代性義務教育，但不會授與學位證書。
這些替代學校的學生逐漸增長，從1992年的7,424位來到了2017年的20,346位。
輟學可能帶來長期的後果，並具有高度風險與社會脫節，並將他們關在自己的房間中 — — 這個現象被稱為繭居族/ 隱蔽青年（hikikomo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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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擔心的是逐漸上升的校園自殺率，在2018年達到近三十年的最高點，有332起案例。
2016年逐漸提升的自殺數，促使日本政府通過防範自殺相關法案，建議學校相關的做法。
所以，為什麼這麼多日本學生不想上學？
透過訪談與問卷，得知家庭狀況、同儕關係、霸凌事件是主因。
普遍來說，輟學讓我們知道他們和同學處不來，有時候也是跟老師處不來。
以下是森橋友惠的狀況。
「我在人多的狀況下感到不安。」十二歲的他這麼說，「校園生活是痛苦的。」
友惠有選擇性緘默症（selective mutism，一種社交焦慮症），這使她在公共環境中受到強烈影響。
「我沒有辦法在遠離家人或者不在家的地方說話。」
她也發現她很難遵守日本校園中的規則生活。
「襯衣不能染色，不得染髮，頭髮綁帶的顏色必須固定，也不得戴在手腕上。」
許多日本的學校掌控著學生的儀容，強迫他們把頭髮燙黑，或在酷寒的天氣限制他們的衣著。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決定他們內衣的顏色。
嚴格的校園規定在七零、八零年代為了避免暴力、霸凌事件而頒布。這些事件在九零年代有稍微舒緩，但近期又逐漸嚴重。
這些規則被稱為「黑校規（black school rules）」，反映了一個流行術語，用於描述剝削員工的公司。
延伸閱讀：HOW JAPANESE BLACK COMPANIES OPPRESS WORKERS and RUIN LIVES
現在友惠和佑太一樣，都去了東京的玉川自由學校。在那學生不需要穿制服、能夠決定自己想穿什麼，而這些決定都經過學生、校方與家長一起討論。他們被鼓勵追求個人的興趣與技能。
那裡有學日文和數學課用的電腦，以及有漫畫的圖書館。
那裡充滿著一種非制式的氣氛，像是一個大家庭。學生在公共空間中自由交談、遊戲。
這個學校的目的在於建立大家的社交技能，校長吉川隆說。
無論是透過練習、玩遊戲或學習，最重要的是讓他們不會在一個大群體中感到恐慌。
最近這個學校轉移到一個更大的空間，每天大約會有十個學生上學。
校長在2010年開辦了這間學校，在一個三層樓的東京近郊府中市的公寓。
「我原先預期會有超過十五歲的孩子，但事實上都是些七八歲的孩子。」「大多數都是不說話或選擇性緘默，在學校裡什麼都不做的孩子。」
他走入教育的路程並不尋常，在四十歲的時候辭去了穩定薪資的工作，因他決定不再向上攀爬更高的職位。他決定和他父親 — — 一位醫生，一起去服務這個社群，於是成為了社會工作者和養父。
這樣的經驗讓他意識到孩子們所面臨的問題，認知到許多的學生因為貧困、家暴（domestic abuse）等因素而受苦，並因此影響了在學校的表現。
有些孩子所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大型班級制度，名古屋大學的教育專家內田涼教授說。
「一個教室裡面有四十個學生要一起度過一年，各種事情就有可能發生。」
教授說同志情誼（comradeship）是在日本生存的關鍵，因為人口密度實在很高。如果你沒有辦法跟其他人合作，你無法在這裡生存。這不僅僅是在學校中，也在大眾運輸、公共空間裡展現。
但這對某些學生而言是個問題，他們在這些滿載的教室裡並且要跟這些人一塊做所有事情而感到不舒服。
「這樣的不適感是正常的。」內田教授說。
此外，在日本的學校裡，學生要跟著同樣的班級好幾年。如果有問題發生，上學變成了一件痛苦的事。
「在這樣的狀況下，自由學校能提供的經驗變得非常寶貴。」內田教授說，「在自由學校中，較不以群體為主，而更在意個人的思緒與感受。」
但儘管自由學校提供了替代方案，但學校體系中的問題依舊存在。對於內田來說，無法建立起學生的多元性是一種對人權的侵犯 — — 這點許多人同意。
對於隱性校規與學校環境的批評在日本逐漸被意識到。在近期東京新聞報紙的專欄中被描述為侵犯人權與阻礙學生發展的絆腳石。
八月時，倡議團體「讓我們廢除黑校規（Black kosoku o nakuso! Project） 」向教育署提交網路請願，要求調查不合理的校規，有超過六萬人簽署。大阪政府要求區內所有高中檢視他們的校規，約四成的學校進行了更改。
內田教授說，教育署現在似乎認為缺勤不是一種異常現象，而是一種趨勢。他認為這是在承認不登校（futoko）並不是孩子自身有問題，而是對教育機構無法提供友善環境的一個反應。
延伸閱讀：Japan’s free schools offer alternative to compulsory education but accreditation still elu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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