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端政治產生是必然嗎？

我們的生物特徵會影響政治選擇嗎？

最近恰巧與朋友借了《極端政治的誕生》這本書，作者主要的論點是，我們的生物特徵所形成的世界觀，影響我們的政治選擇，這正是極端政治產生的原因。

很奇妙對吧。

作者Marc Hetherington和Jonathan Weiler教授認為，世界觀的兩極，不是造成極端政治的必然，而是世界觀的兩極經過了與現實政黨政治的重合，才造成了極端政治的誕生，世界觀的分歧是因，極端政治是果。

我們的世界觀，對於外界事物的感知是敏感的，還是容易接受的；或者是喜歡維持現狀的與愛好探險的，這些差異會左右我們對這個世界現況的認知。但讀到這裡不免想問，這樣的差異自古以來皆有，為什麼到了最近才開始有極端政治的出現呢？

作者認為，原因在於政黨號召選民的方式，開始沿著這樣的差異邊界重合，也就是政黨更去迎合選民的好惡。在美國，槍枝管制與否、墮胎、移民這些議題的出現，考驗了選民當下的反應，保守派的選民偏向保護自身的安全和維持現狀，自由派的選民則擁抱差異，經過議題的重複出現，兩派的選民逐漸成為互相無法理解的不同陣營。

對於這樣的分歧，作者指出兩派最大的差異就是認不認為這個世界是危險的，保守派認為這個世界是危險的，所以我們應該維持傳統（被證明可行）的方式，而自由派則不認為這個世界是危險的，樂於探索並擁抱差異。

我認同作者點出危險對保守派是重要的，但我認為，危險對自由派同等重要，只是之間的差異顯現在對危險的認知與反應。

回到台灣的政治環境，例如對許多韓粉來說，他們認為台灣不再有錢、移民逐漸增加、這個社會越來越不理解他們，這些促成他們反移民（或歧視）、要有錢、要安全，他們的作為是對於現狀的恐懼，以及設法恢復現狀的努力，於是韓國瑜透過蔣家的往日榮光吸引了他們，成為他們對「危險」的情緒出口。

而自由派，難道就不認為這個世界很危險嗎？並非如此，既然趨吉避凶是人類生存的本能、恐懼是動員的有力號召。我更傾向認為，台派（或自由派）對危險的認知是民主正在被破壞，以及對文化多元性遭到破壞的擔憂，是出自對這些危險的反應所做出的不同作為。同樣敢知道世界的危險，做出的策略選擇卻截然不同。

而除了生物政治學替分歧政治做出新的解釋之外，政治心理學更早進入操作性階段，政治心理學專注研究人類在政治上的思考、情緒和行為，更被用來當作選舉工具。

這樣的選舉工具最外顯的是結合科技工具的的現代資訊戰爭。要了解一些細節，推薦大家去看Netflix上的《個資風暴：劍橋分析》(The Great Hack)，這部類紀錄片。

這部紀錄片對我來說最有趣的是，劍橋分析使用的技術基礎，是源自於現代心理學的五大因素模型(Five Factor Model)，當中描述了構成人主要性格的五大人格特質。

這五大性質由於開頭的字母，又可簡稱為OCEAN，分別如下。

「經驗開放性（Openness to experience）」

「盡責性（Conscientiousness）」

「外向性（Extraversion）」

「親和性（Agreeableness）」

「情緒不穩定性（Neuroticism）」

從這些心理性質的面向，可以判斷出你是個怎麼樣的人，甚至到預測你會投給誰，相當精準。

而若要簡單歸納劍橋分析所使用的技術起源，有兩個重要的心理學家必須介紹，第一個是劍橋大學的Aleksandr Kogan，另一個是史丹佛大學電腦科學家Michal Kosinski。

Aleksandr Kogan在2014年開發了一套app叫做thisisyourdigitallife，並找了27萬名臉書用戶來測試，但事實上因為當初臉書隱私規範鬆散，在Garph API 1.0的時期，這款app不僅獲取這27萬名用戶的資料，就連同他們所有好友的資料都能夠取得。後來一共累積了8700萬名臉書用戶資料，通通賣給劍橋分析的母公司SCL資料探勘公司，變成劍橋分析日後客製化政治新聞的來源。

Aleksandr Kogan先是開啟了一扇門，而Michal Kosinski則更深入運用臉書的技術。這些技術被運用在美國總統大選、英國脫歐，及世界上各地大大小小的選舉當中。

諷刺的是，劍橋分析公司的手段成為現代選舉新階段的里程碑，最後該公司以破產告終。即便這樣，這樣的技術運用卻沒有停止發展，更可能成為敵對勢力打擊我們的工具。

從生物政治學到政治心理學，科技進步伴隨著我們的政治選擇被追溯到更源頭、更本能的部分，這些工具利用我們的反應、情緒來影響我們。只是，回到越本能的狀態我們就越難去相互理解，又令人想到極端政治產生之必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