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開王師給我的聯結,我看著輔導金名單上寫著,『聽見歌在唱』拿到了1380萬的輔導金,我的心裏就這麼產生了一個心結跟一個糾結 — — 那個心結是我一直在想,是不是因為我沒去簡報會議,沒有人帶賽,我們才拿到輔導金的。糾結是金馬創投會議的七十萬獎金我拿不到手了,要直接梭哈進電影預算中,這對剛出院、沒工作,開始在燒存款的我來說,真是很大的壓力。
撇開上面這些煩心的事不管,我劇本太長的問題還是沒有解決,當時我的思考已經固化,很難做出幅度很大的修改,我們開了好多次會,爭論也愈來愈激烈,監製們跟策劃們給的意見,很難說服我做出修改,因為我覺得有多情節拿掉,會讓這個故事失去它獨特的氛圍,那種部落生活獨有的氛圍,這也是我待了十年的體驗,其他人並沒有經歷過,所以,他們不太理解我堅持的地方在哪裏。
不過,殘酷的是,我自己也想不出辦法,把劇本修到可以拍攝的篇幅,一直堅持在拿掉太多的戲會讓片子失去特色,但是,不修改的話,戲又拍不出來,最後,大Q跟小衛想了一個方法,就是找另一位編劇依照我現在的故事線再寫一版,我們需要的是新視角跟想法,來重新看這個故事,這件事是我們這些已經在一起工作一年多的人,做不到的事。
於是他們找了2005年優良劇本獎的得主 — — 黃政淵,來幫我寫一個版本,而且我們給的時間很短,政淵大概只有兩個星期,就要寫出一個新版本,這個要求,是有點不合理,但是,也是必需的,因為我們必需由劇本的完成度,在2019年的三月以前,決定是不是要在當年開拍。
『聽見歌在唱』是講一個不懂五線譜的體育老師,帶著一群布農族的孩子,組成合唱團的故事,所以,先要找到一群布農族的小學生來組成戲中的合唱團,再來,還要找一所山上的小學借我們當場景,而學校跟小學生有空檔的時間,就只有暑假了,如果,2019年的暑假沒有拍的話,只有等到2020年的暑假才能拍了。
把自己的創作給出去,讓一個完全陌生的人修改,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的經驗,老實說,我不是很適應,感覺像是把自己的作品拿出去任人宰割,雖然大家都跟我說不要這麼想,但是,真的很難完全把這種焦慮排除,更現實的是,留給我們做決定的時間並不多,我只好硬壓住心理上的不安定感,把劇本給了出去。
然後,我過了茫然又不知所措的兩個星期,兩個星期後,當我拿到新改的劇本時,我感受到了一個全新的節奏,故事當然有所刪減,有些地方,我看到的時候會覺得,原來這樣改好像也可以,變得比較俐落,有些地方,會覺得我原來的想法比較貼近我想講的核心,但這些都是見仁見智的意見不同,整個新版劇本看下來,我覺得最有幫助的地方是,政淵用一個新鮮的眼睛和他對故事的剪裁告訴我,哪些重覆講了太多次,可能會讓觀眾覺得累贅,還有哪些事情講得太囉嗦,有點太佔篇幅,這變成了我再新修劇本時很重要的依據。
不過,大家能幫我的,也只能做到這裏了,身為故事的原創,還是要由我來做最後的完稿,不過,至少我有了一個方向可以去努力,我先想好了一個要修改的架構,在2019年的農曆年後,上山去找馬校長和阿蠻校長,把修改後的故事架構跟他們說,馬校長和阿蠻校長聽得很仔細,兩位校長不時地提出不少他們在部落教育的觀察和心得,還會追問我許多情節安排上背後的想法是什麼,然後,告訴我哪些是對的,可以保留,哪些有所偏差,要調整。
阿蠻校長跟我說:「布農文化最大的危機是獵人漸漸地消失,因為獵人這個傳統是要老人家帶著孩子們上山去學去體會的,但是,現代的社會不需要獵人,山上的工作又少,很多年輕人都下山去工作了,根本沒有機會去學打獵,去學老人家幾千年流傳下來的智慧,這程傳統在消失,真的很可惜。」
馬校長接著說:「不只是打獵,唱歌也是一樣,我記得我年輕的時候,去參加老人家的聚會,一開始跟他們唱歌的時候,我就像唱軍歌一樣地唱了出來,被老人家用力拍了一下肩膀,他跟我說,布農族唱歌,是用耳朵在唱的,要聽別人怎麼唱之後,你要想怎麼合音上去,會讓聲音更好聽,這才是布農族唱歌的方式,後來,我就是用這種方式教小孩子唱歌的。」
也是因為這樣,馬校長帶的孩子,可以隨意地換聲部,可以隨時調整唱歌的KEY,有時候,音會抓不準,那就全團跟著一起不準,但是,會一起不準得很好聽。
離開了部落,我在高速公路上開著車,心裡想著,『聽見歌在唱』這個名字,好像不太合電影想要講的故事,想著想著,剛好車裏的音響,播著原聲童聲合唱團唱的『獵祭』,開頭聽到孩子們的歌聲是一層一層疊上去的,第二個聲音讓第一個聲音更好聽,第三個聲音又同時讓第一個和第二個聲音更飽滿,直到歌聲達到圓滿和諧的境界,突然間,我把車裏的歌聲和兩位校長跟我說的故事,連在一起,這段忽然跑出來的體悟,讓我把電影的名字,從『聽見歌在唱』改成『聽見歌 再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