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開王師給我的聯結，我看著輔導金名單上寫著，『聽見歌在唱』拿到了1380萬的輔導金，我的心裏就這麼產生了一個心結跟一個糾結 — — 那個心結是我一直在想，是不是因為我沒去簡報會議，沒有人帶賽，我們才拿到輔導金的。糾結是金馬創投會議的七十萬獎金我拿不到手了，要直接梭哈進電影預算中，這對剛出院、沒工作，開始在燒存款的我來說，真是很大的壓力。
撇開上面這些煩心的事不管，我劇本太長的問題還是沒有解決，當時我的思考已經固化，很難做出幅度很大的修改，我們開了好多次會，爭論也愈來愈激烈，監製們跟策劃們給的意見，很難說服我做出修改，因為我覺得有多情節拿掉，會讓這個故事失去它獨特的氛圍，那種部落生活獨有的氛圍，這也是我待了十年的體驗，其他人並沒有經歷過，所以，他們不太理解我堅持的地方在哪裏。
不過，殘酷的是，我自己也想不出辦法，把劇本修到可以拍攝的篇幅，一直堅持在拿掉太多的戲會讓片子失去特色，但是，不修改的話，戲又拍不出來，最後，大Ｑ跟小衛想了一個方法，就是找另一位編劇依照我現在的故事線再寫一版，我們需要的是新視角跟想法，來重新看這個故事，這件事是我們這些已經在一起工作一年多的人，做不到的事。
於是他們找了2005年優良劇本獎的得主 — — 黃政淵，來幫我寫一個版本，而且我們給的時間很短，政淵大概只有兩個星期，就要寫出一個新版本，這個要求，是有點不合理，但是，也是必需的，因為我們必需由劇本的完成度，在2019年的三月以前，決定是不是要在當年開拍。
『聽見歌在唱』是講一個不懂五線譜的體育老師，帶著一群布農族的孩子，組成合唱團的故事，所以，先要找到一群布農族的小學生來組成戲中的合唱團，再來，還要找一所山上的小學借我們當場景，而學校跟小學生有空檔的時間，就只有暑假了，如果，2019年的暑假沒有拍的話，只有等到2020年的暑假才能拍了。
把自己的創作給出去，讓一個完全陌生的人修改，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的經驗，老實說，我不是很適應，感覺像是把自己的作品拿出去任人宰割，雖然大家都跟我說不要這麼想，但是，真的很難完全把這種焦慮排除，更現實的是，留給我們做決定的時間並不多，我只好硬壓住心理上的不安定感，把劇本給了出去。
然後，我過了茫然又不知所措的兩個星期，兩個星期後，當我拿到新改的劇本時，我感受到了一個全新的節奏，故事當然有所刪減，有些地方，我看到的時候會覺得，原來這樣改好像也可以，變得比較俐落，有些地方，會覺得我原來的想法比較貼近我想講的核心，但這些都是見仁見智的意見不同，整個新版劇本看下來，我覺得最有幫助的地方是，政淵用一個新鮮的眼睛和他對故事的剪裁告訴我，哪些重覆講了太多次，可能會讓觀眾覺得累贅，還有哪些事情講得太囉嗦，有點太佔篇幅，這變成了我再新修劇本時很重要的依據。
不過，大家能幫我的，也只能做到這裏了，身為故事的原創，還是要由我來做最後的完稿，不過，至少我有了一個方向可以去努力，我先想好了一個要修改的架構，在2019年的農曆年後，上山去找馬校長和阿蠻校長，把修改後的故事架構跟他們說，馬校長和阿蠻校長聽得很仔細，兩位校長不時地提出不少他們在部落教育的觀察和心得，還會追問我許多情節安排上背後的想法是什麼，然後，告訴我哪些是對的，可以保留，哪些有所偏差，要調整。
阿蠻校長跟我說：「布農文化最大的危機是獵人漸漸地消失，因為獵人這個傳統是要老人家帶著孩子們上山去學去體會的，但是，現代的社會不需要獵人，山上的工作又少，很多年輕人都下山去工作了，根本沒有機會去學打獵，去學老人家幾千年流傳下來的智慧，這程傳統在消失，真的很可惜。」
馬校長接著說：「不只是打獵，唱歌也是一樣，我記得我年輕的時候，去參加老人家的聚會，一開始跟他們唱歌的時候，我就像唱軍歌一樣地唱了出來，被老人家用力拍了一下肩膀，他跟我說，布農族唱歌，是用耳朵在唱的，要聽別人怎麼唱之後，你要想怎麼合音上去，會讓聲音更好聽，這才是布農族唱歌的方式，後來，我就是用這種方式教小孩子唱歌的。」
也是因為這樣，馬校長帶的孩子，可以隨意地換聲部，可以隨時調整唱歌的KEY，有時候，音會抓不準，那就全團跟著一起不準，但是，會一起不準得很好聽。
離開了部落，我在高速公路上開著車，心裡想著，『聽見歌在唱』這個名字，好像不太合電影想要講的故事，想著想著，剛好車裏的音響，播著原聲童聲合唱團唱的『獵祭』，開頭聽到孩子們的歌聲是一層一層疊上去的，第二個聲音讓第一個聲音更好聽，第三個聲音又同時讓第一個和第二個聲音更飽滿，直到歌聲達到圓滿和諧的境界，突然間，我把車裏的歌聲和兩位校長跟我說的故事，連在一起，這段忽然跑出來的體悟，讓我把電影的名字，從『聽見歌在唱』改成『聽見歌 再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