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湖四海的意識程序
晚清到五四的近代史很豐富。但現在談近代史的，卻極乏味，陳腔濫調，翻來覆去。
偏偏現代人又最愛談近代史。可惜談來談去，無非說：近百年來中國之歷史，即是一部面對西方挑戰的歷史。
於是著重敘述西力如何東漸、如何衝擊了老大的中華帝國。中國人則分兩種，一種愚昧，不知時變；一種警醒了，努力改革。後面這種人，引進西學，變法、維新、革命、啟蒙，不斷改造傳統（或用封建、專制、半封建半殖民、父權等形容詞）社會與文化。
整個近代史研究的基調，不就是如此嗎？
但這個瀰漫大陸、台灣、海外華裔學者所用來分析描述的「我國近代史」，其實正是西方人所看到的東方中國。
這，是個典型的西方觀點！我們以為是在談著自己，而實際上乃在說著他人。就像我們說：「遙遠的東方有一條龍」或「台灣是遠東地區最重要的戰略島嶼」一樣，是用西方人的觀點來看。
而可哀的是：這個觀點與視域，現在連西方人也感到羞歉了，我們竟仍使用得心安理得。
我在1986年出版《詩史本色與妙悟》，即呼籲開拓詮釋學以重建中國文學理論。1987年出版《思想與文化》，批判近代史學的各種解釋模型，提議建立新的中國文化史學。其後又陸續發表《傳統與現代：當今意識糾結的危機》《傳統與反傳統：以章太炎為線索論晚清到五四的文化變遷》等文，質疑現代化理論在近代思想史文學史上的解釋效力、檢討近代流行的傳統觀。還出版了《文化符號學》《近代思想史散論》等書，想替已在東方主義論述中逐漸不曉得如何自我辨識、自我稱呼的中國社會與文化，自我發聲。
三十多年過去，自己都漸漸對於這樣喋喋不休感到厭倦了，但環顧學界，整個近代文學史和思想史的詮解，卻依然如故。對我的呼籲，如未聽聞；對外國近代史學界已轉向「在中國發現歷史」的趨勢，缺乏興趣；對文化批評界反省東方主義的思潮，不甚注意；對近代思想及文學史料，仍草草視之，仍套用「現代化理論」及「帝國主義理論」等聲口在發言。如此景觀，實在令人喪氣。
幸而反省的聲音偶爾仍會在角落中響起。如王德威對晚清小說的研究，或蔡錦昌《東方社會的「東方論」：從名的作用談國家對傳統文化的再造》、朱耀偉《後東方主義：中西文化批評論述策略》等都是。
王德威所欲顛覆的，是晚清以來的小說史觀。說明晚清小說未必要以「感時憂國」的角度來把握，其中實不乏諧謔為戲的部分；而所謂寫實主義，其內涵也不如近代論者所知那麼狹隘。其說涉及面雖窄，卻有洞見。至於朱氏之書，則系反省東方主義。
這本書的整體脈絡，延申自薩伊德（Edward Said）的《東方主義》《文化與帝國主義》等書，指出所謂東方或東方中國，其實只是西方殖民者塑造出來的形象。20世紀前半，許多中國人在研究中國時，卻根據這個東方主義態度，一再複述主流（西方）論述所既定的意識形態，創造了一個不能發聲的客體，且自己在壓抑真正的中國論述。以致中國或東方已被凝結於西方的視野中，完全喪失了主體性，被西方壓倒性地支配。
中國論述已淪為少數論述（minority discourse），與黑人、女性、少數民族、第三世界論述相仿佛的處境，令朱氏不安。他企圖從解構、後殖民、詮釋學、後現代等學科資源中去發展一套與東方主義不同的「另類中國詮釋學」，抗衡既有的中國論述。
因此他反對以西方的觀念、術語、理論去詮釋中國文學經典，「一方面，我是相信借用西方概念去處理中國材料是不對的，但另一方面我怕我們卻被迫去如此做。不遵照支配性論述的遊戲規則的中國論述，最多只會被認為是『神秘的』，而在最壞的情況中更會被全然排除在主流文化之外。假如我們不能進入西方論述之中，從內為中國的詮釋系統發音的話，任何努力皆只會被主流文化視為『他者』，淪為邊緣的、神秘的、詭異的，甚至不能理解的」。
由這個立場，他把「中國詮釋學」分成若干類：
（1）可以對西方詮釋學的發展及其對詮釋和理解的問題之貢獻引以為鑑，從而系統地處理中國文化傳統中的詮釋問題。
（2）也可以強調中國詮釋系統之「中國性」，而這種「中國性」是西方所不能理解的。但這種策略似乎對拓展比較論述無甚裨益，使中國論述淪為不能與外來文化溝通的神秘他者。
（3）也可以將中西傳統並置。但如此並置可能會讓支配性的一方扭曲了「他者的論述」。
（4）「相互的陌生化」（mutual defa-miliarization），亦即經常對我們的構建方法作出質疑。把所謂「中國詮釋學」看作一種質疑既存的支配性論述範疇的工具「讓中國通過現代的論述（論述這個概念本就是現代的）來在某特定的歷史脈絡中進入現在，從而質疑西方論述實踐中所容許知識生產及播散的過程」。
朱耀偉自己主張的辦法是第四種。為什麼呢？他從福柯那裡了解到知識與權力的關係，覺得「要重建文化，我們得要有自己的論述。我們自己的論述卻得借用西方的聲音，因為合法性是論述的條件，也是由主導論述所支配的條件。
所以要為自己發音，我們無可避免地要借用西方論述。我們所要做的，是在主導系統的西方論述所開展的本文及政治性空間中發音，以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抗衡姿態去形成另一種論述，拓展出自己的論述空間」。
他的理論有些夾纏，行文有點詰屈謷牙，堅持借用西方現代論述，然後由其中開拓不同於西方的抗衡論述，更易使得讀者在一大堆「論述」「他者」「文本性」「暴力等級」「位置」「解構」及外國人名中打轉。
但其中確實處理到了相當關鍵的方法問題，值得注意（整個東方主義，實含兩個面向，一是視東方為野蠻、落後、愚昧、僵滯的社會；一卻是代表了西方已失落的精神價值，歐洲可通過亞洲東方而帶來重生的希望。本文主要集中在前一類的討論上，但我們千萬不要忘記還有後一類的東方主義類型。動輒宣稱東方文化是拯救西洋人心靈失落的丹藥，動輒稱西方人說文明的希望在東方。這類言論，在過去是以和前一類見解相對抗、相平衡的方式，存在於我們社會中的，然二者實為一體之兩面，出自完全相同的思維和心態）。
當然，在現代化觀點仍然是主流勢力的社會裡，要反省有關東方主義之問題，不免被視為「種族主義」「文化保守主義」「仍有遺老遺少心態」，引起許多攻擊（其實是他們的自我防衛）。
但其實問題不需如此看。任何研究者，都有必要自我反省他所使用的思維架構、評價系統、術語及理論，也應該要覺察他這些裝備的使用效度。這是一位研究學問的人基本的態度和能力。
聽見「近代中國思想史即是一部向西方學習的歷史」這樣一句話，自然就該追問：「近代」是什麼意思？用馬克思主義的區分嗎？指資本主義工業化社會嗎？近代人曾向西方學習嗎？所謂向西方學習，是只作描述語，還是用作指向詞？指拋棄東方，如日本「脫亞入歐論」那樣嗎？該不該向西方學習？不向西方學習之事例都有哪些？我們以為曾向西方學習的人真要學西方，以拋棄東方嗎？被指應予拋棄的東方古代社會，據說是封建專制或父權的，封建是啥意思？什麼叫專制？指摘中國是專制社會的來歷和論據各如何？以完全認同「向西方學習」的態度來治史，是否符合現代化典範所自我標榜的客觀、價值中立原則？……沒有這樣的追問，能稱為學術研究？
近代思想史文學史研究，在我看，即是這樣尚未學術化的領域。對其中任何一個人物、事件、文獻、論題，如魏源、王韜、黃公度、晚清小說、五四運動、中日現代化之比較等等，恐怕都應重新展開研究。
針對這項建設性的提議，我想再提供一些操作上的方法：
一、放棄西化派、傳統派、自由主義、保守主義、革命、反動等各種標籤，不再以此為認知指向。
例如梁漱溟，能用文化保守主義來辨識嗎？他在《中國文化要義》中說我國沒有產業革命，「實為中國無革命之因，亦為中國無革命之果。這就是說：一面由於經濟之不進步，而文化和政治不變，同時一面亦由於文化和政治之不變，而經濟不進步了。正為兩面交相牽掣，乃陷於絕地」。這不就是典型的東方主義觀點嗎？
主張維新變法的康有為，所根據的或許是《春秋公羊學》及其所理解之「孟子學」，而非傾向現代資本主義；其所宣揚之「孔教」「大同」理想，更是超越了現代資本主義，又與西方社會主義不盡相同。說他早年向西方學習而晚年保守反動，真是不知所云。
至於陳獨秀，固然是革命分子，固然曾倡言「廢漢字，代以世界語」，但他所做的中國文字研究，如《中國古代語音有複聲母說》《荀子韻表及考釋》《古音陰陽入互用例表》《實庵字說》《連語類編》《晉李靜韻集目》《識字初階》《干支為字母說》《廣韻東冬鍾江中之古韻考》《文字新詮》等，其意義又豈僅革命一詞、向西方學習馬克思主義一語所能概括？
即如所謂東方主義，亦未必能概括晚清民初批評中國長期停滯，或雲中國為封建專制社會的人們。因為這些指摘中國文化與社會的觀點，不全然出自歐洲中心的東方論，更常見諸西方人對西方歷史的自我理解。
西方人對其中古時期、封建社會、父權結構的負面措辭，和他們批評中國古代，其實並無本質之不同。因此，論者可能只是挪用西方人的西方論，而未必即為運用了西方殖民觀點的東方論。
諸如此類，一切混雜於西方史學傳統、東方主義、現代化理論、帝國主義革命論之間，亂七八糟的標籤，都應儘可能放棄不用，或重新質疑其有效性。
二、注意中西對舉論述中不曾涉及的廣大領域。
過去的討論太集中在中國和西方有關係的部分，如鴉片戰爭、太平天國、中外貿易、義和團、外交關係、傳教問題、通商口岸之生活與制度等等。仿佛晚清到民初的這一段歷史，就是由洋務運動、維新運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串組而成的。
由此觀點看，對於詩歌在晚清民初波瀾壯闊、成就非凡的發展，就只注意到一個「詩界維新」、一個白話詩的嘗試，其他絕少討論。詞，沒有維新或革命的問題，就更沒人管。詞話，只關心《人間詞話》，因為據說其中含有西方新思想。古文、駢文，什麼都是這樣，觀看之視域，可說狹窄極了。
對於與中西對舉論述無關的許多新生事物，也缺乏關懷，例如清末出現的《洞冥記》，主張玉皇大帝退位禪讓，選出關公繼任，影響民間鸞書甚巨，台灣現今不少教派都與此有關。其他如天德教、一貫道、同善社、悟善社、世界紅卍字會等善堂型態的宗教之崛起，佛教之復興，道教之仙學化，不也是極為重要的事嗎？談近代思想史時為何不講？
又如戲劇，論者只注意到文明戲的興起，只注意錢玄同等人改革舊劇之意見，卻罕能留意整個傳統戲劇是要到二、三十年代才發展到高峰的事實。「傳統」戲名角輩出、劇碼戲本不斷重編新修、表演方式不斷改進創新而經典化，乃是在所謂新文學新文化運動之後，也是在所謂傳統已被打倒之後。
諸如此類，都是中西對舉論述中所難以覺察的，領域廣大，內涵豐富，不宜淡漠視之。
三、討論「重估價值的時代」，首應重估其價值。
五四時期，曾以重新估定一切傳統文化之價值自許。而後來研究晚清以迄五四運動者，多半只是順著他們的批判、依循他們用以批判傳統的價值觀在說話。很少重估他們的批判是否有價值，並檢討他們的價值觀之價值。
這不是研究，只是抄些資料來複述而已。
不錯，當時是有不少知識分子借著重估傳統之價值，來突破桎梏，追求自由、民主與科學。但此種作為之性質與策略，不是無可爭辯的。批判吃人的禮教，口號很響亮，然禮教之意義與功能只在吃人乎？詩界維新、白話詩運動，在藝術上真走對了路？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帶來了民主與科學等口號，然而提倡民主與科學之後果，真無危機嗎？民主主義與科學主義的災難，提倡諸公是否須屍其咎？
沒有這些觀點，我們為什麼要討論百年前的陳年往事？述史論史之意義何在？
何況，正如博蘭尼在《巨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一書中所說，對於工業革命，「無數詩人、思想家與作家都刻畫出它的殘忍性。英國學者與皇家委員會都一致譴責工業革命的恐怖」。工業革命所帶來的巨變，常是西方文學家思想家反省的起點、批判精神的立基處。如博蘭尼本人即認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根本就是文明的災難；法西斯主義和兩次世界大戰，皆源於自律性市場之興起。可是我們卻幾乎完全以正面論述來討論近代中國的社會文化變遷，視為擺脫網羅的喜悅起點。這樣，行嗎？
欲總體改造、重新出發的中國近代史研究，操作技術當然還多得是，但重點是大家得先換換腦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