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法與企業管理
近年「傳統文化如何作用於現代社會」已成為一種現代性焦慮了，介紹佛教運用於企業管理的情況，應該可有點啟發。
但由於大陸的狀況不好評論，所以底下只介紹台灣的例子，諸君聞弦歌而知雅意可也。
一、新萌芽的關係
在資本主義工商社會中，企業已成為社會的基本組織。宗教若要在現代社會存活，謀求發展，即必須與此基本組織取得某種協調關係。這與過去宗教在鄉村農耕社會傳布的形態完全不同，故宗教在社會中所能發揮的教化功能，也迥異於從前。
現代社會中的護教者，不再只是傳統意義的善男信女，也包括企業主。故而現代宗教所能提供的社會教化，除了傳統意義的凈化人心之外，更須觀察它在促進企業合理化方面，能扮演何種角色、擔負何種作用。
因此本文擬由佛教和企業管理結合的社會面來分析（亦即只討論佛法如何被運用於企管界，而非探討佛教界如何運用企管知識以發展、管理其教團）。探討佛教在現代社會中的新教化模式，並約略指出未來能再予深化的道路。
佛教運用於企業管理，感覺上現在已經從「搭截題」的形式漸漸發展成為一股趨勢力量，在企業管理學界及業界都已具有不少探討和實例。
但是，即使是台灣，企業管理顧問公司訓練中心安排的課程，開設「禪與現代管理」之類的仍不多。換言之，企業界及業界是否已真正接納此一論題，並對此已有開發之成果，並不如想像中樂觀。
而且，市面上迄今尚無任何一本佛教思想與企業管理的論著。台灣楊國樞、曾仕強所編《中國人的管理觀》（1988，桂冠）及曾仕強自著之《中國管理哲學》（1981，東大）亦均無任何一篇談及佛教與企管思想之關係。香港法住學院舉辦的《東亞文化與現代企管》研討會，會中涉及佛教者亦僅兩篇，遠遜於其他部分。可見學界對此論題尚乏興趣，也少有研究成果可說。
再以台灣中央大學過去所辦的兩屆哲學與企業管理學術研討會來取樣觀察，可看到其中僅有一篇《佛教認識和人間管理》，作者為留日學者陳宗元。如以哲學界和企管學界均不熱衷參與該會議之情況來揣想，哲學和企業管理畢竟仍是雙方均感生疏之論題。佛教和企管之關係，討論者自然就更稀罕了。兩者之關係，仍極鬆散。
二、企業內部統合
在台灣企業界內部，情況似乎好些，許多企業團體都成立了佛學社、禪修班，提倡以佛法來協助企業內部之統合，達成管理之功能。
例如美商保德信人壽喬遷新址時，時任總經理的陳履潔即敦請靈泉寺惟覺老和尚替新辦公室舉行灑凈儀式。陳總經理的辦公室也佈置得猶如佛堂。該公司內部之禪修班，每周打坐、學禪，參與者亦不在少數。力霸百貨公司的副總經理王韻如，也在力霸公司辦公室里設了小佛堂，供自己及員工禮拜。
其他如電信局，在1989年成立了學佛會。
1990年中央信託局成立佛學社，以禪坐共修為主，並赴法鼓山等道場參訪。
長庚醫院於1986年成立佛學講座，1989年設立佛堂，念佛共修，且為病患助念。
台塑的學佛團體，名為「福慧社」，以佛學研習和禪坐研修為主，該公司另有「中道社」，以研討佛學理論為主。
中鋼公司的禪坐研究社，則常與中船「真諦社」、中油「禪坐合作社」舉辦佛學講座。
高雄煉油廠，有「光照念佛會」、「禪坐研究社」。常與佛光協會南部各分會所聯合舉辦各類講座及活動。
台電核一廠，1992年亦成立了「核一佛學社」。
台大醫院於1987年成立了「慈光社」，念佛共修，幫病患助念，協助醫療救助。
榮民總醫院，1988年成立「慧心社」，活動包括演講、參訪、義診、行腳、朝山、聯誼等。
這些公私企業或機關團體，都與佛教結了厚緣，佛教對企業人、對於組織之管理，必然發揮了極大的功能，影響深遠。依據相關之報導與調查，當事人及企業體對這一點，也都表達了正面的肯定態度，承認佛教在企業經營管理及人員心理調適上確實具有很高的價值。
但是，我們若仔細觀察這些機關團體中的佛教社團，便會發現：它們所從事的，其實只是一般性的宗教活動，基本上與企業生活無關，亦與企業經營無關。
猶如學生在學校里參加課外社團活動，或公務員在機關中結社去打排球、唱戲、跳韻律舞那樣，固然有調適身心、舒緩工作壓力、聯結同事情誼、陶冶性情、排遣公餘之寂寞與無聊等功能，可是和企業本身的經營運作、業務內涵是無大關聯的。
企管學界也有許多人參與禪修打坐。例如南懷瑾系統的十方禪林，每周一晚間便有許多管理界人士共同打坐，包括商業專科評鑑的企素組評鑑委員尹衍梁、管理科學學會秘書長林英峰等。但此類打坐，只是讓人「面對日益加劇的工作壓力與責任，致力於修身修性的功夫，才能有勇氣承受壓力、履行責任、達成任務」，「活絡全身筋脈，達到身體內部器官運動的效益」。此類功能，正與林英峰同時也進行的太極拳運動相同。
這些社團所辦之活動，多以佛學講座、念佛或參禪共修、朝山、參訪、親近法師大德、社會救助、臨終關懷等為內涵。這些活動，與基督徒之聚會、禮拜、做見證、聽講道理、社會救助、臨終關懷，無多差異，都是宗教活動。通過這些宗教行為，人們可獲得身心安頓、有歸屬感等效果。這些效果，用佛教的術語來講，即是法喜充滿、觀照念頭、無我、忍辱等。用基督教的術語說，則是喜樂、神與我們同在、感謝主等。
凡此精神性宗教修持功能，無疑可有效舒解現代社會水泥叢林中上班族之疏離感，讓人在工作之外更擁有心靈溝通之機會，形成親密的次級關係，使喪失意義的人生重新得到意義，在價值迷失的時代再次體會價值。
但是，這不是只有佛教才能提供之功能，甚至也不是宗教才能提供的作用。因為此類功用，實僅具有應用心理學之性質。運動或參加文化藝術活動等，其實也可以達到類似的作用。
而且，此類活動基本上乃是非社會化的。如禪坐、靜修，是強調個人內心的感受與體驗；去朝山、參訪古剎道場，也是走向社會之外，以求得心靈之清涼安定；到貧戶、醫院中去做善事行功德，亦是默默然於社會僻角中發光。與其企業事務恰好是背道而馳的。其功能，則在於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平衡與補充，以降低社會對人的宰制。
企業人在社會上活動，發展其企業，向社會賺取利潤，再藉由朝山參訪去佈施，或通過社會救濟，把所獲取的利潤舍施給社會。這整個活動，可以被解釋為自我救贖或符合佛經所說的「轉」，所謂轉法輪而不為法輪轉。
例如《慧炬雜誌》三一三期刊有《如何把佛法發揮於企業經營之探討》一文，主講者沈來禎即云：「作企業、辦工廠，或者辦公司，或者開店，無論哪一種，當然都希望有盈餘。對不對？簡單講，希望賺錢。……各位不要怕，你們經營企業的，要儘量賺錢。問題是，有了錢，你怎麼去用？我這個『轉』字，它的意思就是說我們不要怕，而是要能夠轉錢，不要被錢所轉。如果被錢所轉，就是做了錢的奴隸。……把你合法賺來的錢，儘量用來幫助別人。」
此說誠然可以鼓勵社會服務之風氣，消解企業家賺取金錢、累積財富之後所形成的心理壓力，讓企業家把賺得的錢再釋放一部分出來，協助佛教事業或其他文教、社會救助事務之發展。但其實所涉及的乃是企業的社會責任以及有錢人如何運用其所得的問題，並非用這個佛經上的道理去「發揮於企業經營」。企業家既不能以此「轉」之原理去賺取利潤；此一用錢觀，也未必只能以佛理來詮釋。
因此我們可以說，在一片「把佛法應用發揮於企業經營管理中」的呼聲里，基本上只顯示了企業界人士為了疏解其工作及身份壓力、為調節其職業與心靈之間距、為增進其宗教信仰，而在公餘親近佛法、學習禪坐而已。只表示佛教在社會各界普遍流行，商人們信從佛教的也很多，卻不見得能由此得出企業界運用佛法經營管理其企業之結論。
這自然也不能便說佛法與企業之經營管理無關，唯其關係是間接的、曲成的。
管理學，是由如何有效管理機構內員工，使其增加效率開始的。後來始漸注意被管理者的心理因素，研究企業組織內部的合作動機，例如如何激發員工之價值感、認同感，促進工作環境之和諧等，成為企業學界探討之重點，人性化管理之口號，漸為眾所熟知。更後來，管理思想才從企業個體、內部，着眼到企業體與外界的關係，認為企業應採取「利潤分享」、「回饋社會」、從事公益活動等方法，來創造企業形象，樹立企業精神，博取員工的價值認同。
管理學的階段式進展，和企業界人士大量參與佛教信仰活動之現象，配合起來看以後，我們便可察覺此類宗教行為適巧暗合企業管理之原則。
例如學佛者在心靈上因為有了依託安頓，就不易躁慮，待人處事亦較寬和，協調性高，合作性強，對工作也不會有太大的排斥感，當然就有助於組織內部的整合，工作效率和氣氛都會有效提升、同事間如果有了共同的信仰，也有共同的修持活動，自然情誼也較厚。一家佛教氣氛濃厚的公司，信徒在其間工作，價值感、認同感當亦顯著增進。
經營企業者，倘若發現了這個現象，因勢利導之，為設佛堂、聘人協助指導念佛或打坐、鼓勵結社、支緩活動經費，其員工自必感念，向心力自必增強。此即符合管理思想中對被管理者心理因素重視的原理，故亦不妨稱為以佛法進行人性化管理。
又如企業體若能將所賺得之盈餘回饋社會，從事佛教界所呼籲或舉辦之公益活動，當然也可替其樹立良好之形象，博取員工價值上的認同，袪除社會各界對其為富不仁之印象。這便符合了前述「轉」的精神，也不妨說是運用佛法以經營其企業。
此皆屬於曲而成之之例。這類事例也最普遍，是佛教與企業管理的第一種模式，可概稱為台塑模式。
三、建構企業精神
有些企業體則自覺地以佛理來建構其企業精神、企業理念，如台灣巨東建設綜合集團便是一例。
據巨東建設綜合集團副董事長胡迪化表示：該企業不但認同「人間佛教、建設人間凈土」之理念，更以六波羅蜜為企業之大目標：
因為六波羅蜜的修行是最具入世精神的菩薩。就這點與其他以利潤為經營理念的企業，是非常不同且特珠的。大約在十年前，巨東的目標也是建立在利潤的追求上。經過一段時間的經營，產生一個很大的疑問：企業的成就是否只在利潤的追求？人生的目的又是什麼？一個完整的企業是否應有完整健全的文化理念？在這一連串問題的反覆思索與討論後，決定將六波羅蜜的佛法理念融入巨東今天特珠的企業文化，在企業中追求人生的最高層次意義。……巨東是以佛法的理念，建立佛法的事業，以入世精神行菩薩道。
本此理念，巨東對其職工平時之在職進修、訓練課程，都把佛理融入其中。職員里信仰佛教者，則每周六及每月初一、十五辦有法會。其員工也常在佛光書局開討論會，或參與執行佛光青少年夏令營之類活動。該公司之戶外活動多安排佛教式行為，如朝山、參訪、推廣素齋、放生等。以公司名義辦理的公益活動，有救濟颱風災害、贊助老兵返鄉探親、送書到蘭嶼（即蘭嶼島，為台灣本島最大的屬島）、捐輸大陸水患等。該公司並成立了巨東建設公益慈善基金會，由其舉辦「關懷青少年」等活動。
如此一來，巨東建設綜合集團便類似一個宗教團體了。事實上，它400位員工中有半數是佛教徒，該公司本身也就是由佛光協會中正分會獨立出來的「巨東分會」。
巨東佛教企業團體所提倡的六波羅蜜，也正是被認為可發揮於企業經營的佛法之代表。他解釋六波羅蜜道：「為什麼要佈施呢？主要是對治一般人的吝嗇。持戒，就是守法，不作壞事。就積極意義來講，就是行善、做好事。忍辱，就是為大局着想，對治不好脾氣、嗔心。精進，就是很穩定、很長久地來實行自己的理想。禪定，就是對治散亂與胡思亂想。智慧，對治愚痴。能實行這六件事，就是實行了佛法、佛學」。
此類解釋，顯然是世俗化、通俗化的說法。但一個企業公司，在經營其建築事業時，能佈施嗎？抑或佈施只能在企業已獲盈餘時才實行呢？依佛家原本之戒律，佛子手不可捉金錢，商人如何持戒？忍辱之「辱」，主要指外來之困挫，也不是就自己的嗔心脾氣而說。因此，一企業團體縱或使其本身變成一佛教居士團，六波羅蜜之度行，若不迂曲解釋，仍是很難與其企業運作合拍的。
然而，企業體確立其經營理念，作為它經營策略之執行方針，並以其理念作為員工認同之指標，卻又正是現下企業經營管理之一般方法。有的企業體以其創業主之思想為依據，如日本松下企業強調松下幸之助的精神，以其理念為導引。有的企業體，由其員工幹部討論出該企業之理念共識，作為它經營策略之指導，如日本本田公司之理念，即是創新、國際觀、追求獨佔利潤（利用獨有技術，開發獨佔產品，追求獨佔利潤）、廠商經銷商顧客三位一體。有的則援用宗教，如巨東這類本諸佛教六波羅蜜之企業；有根據一貫道規劃其經營理念的長榮集團；也有以瑤池金母信仰為底據的肯尼士企業。
所謂理念，不只是一套經營之策略或技術，而是具有人生觀、倫理意涵的意識形態，用以統合企業內部，構成企業精神。而依佛法形成企業理念，且使其本身成為佛教團體的企業，即可能發展成一種理想一致、物質共享的宗教共同體，具有責任與利益共有的特性。道德團體、宗教團體、企業團體合而為一。
企業主持者，本此方向，規劃其企業形態與經營策略，確實是符合企業經營及管理原則的。
四、志業生涯規劃
相較於巨東模式的，是慈濟模式。
企業體無論它如何宗教團體化，畢竟比不上純宗教之團體。但一般宗教團體又很難視之為世俗性的企業體。唯慈濟功德會不然，這是個特例。因為慈濟功德會的組織，其實除了證嚴法師及其弟子具有出家眾之身份以外，與一般社會財團並無不同，該會亦不舉辦傳統性的佛教活動，如講經、拜懺、打七、坐禪、法會、朝山等。它是個沒有宗教活動的宗教團體，也不太與其他宗教團體來往。以董事會財團法人形態運作，在董事會底下設委員與會員，負責推動其四大志業。該會每月平均以十萬人的速度成長擴大，目前已達到台灣每四人中即有一人是慈濟會員的盛況。1993年所收得之善款，更已高至四十億。
功德會，一般是由護持教團的功德主組成的；慈濟功德會，卻是以出家法師為核心之功德居士團體。出家法師們有個人小集團的宗教靜修生活，如早晚課等；但慈濟功德會本身並不傳教，也不辦宗教活動。
慈濟榮譽董事（近千位）行列中的企業家們，分析慈濟，認為它的組織管理體系遠比一般財團鬆散，也無繁複的管理制度，但其成功，主要在於：
一、證嚴法師本人慈悲、無我、無私、奉獻的精神，感召世人。
二、巧妙結合閒置人口（如家庭主婦），有效拓展會員規模。
三、善於發揮捐款效益，賬冊清晰。
四、全體會員皆以身為慈濟人為榮，自發吸收會員。
五、排除宗教迷信，不燒香或冥紙、不傳教，也不排斥異教。
證嚴法師自己則認為：「現在大家談企業管理，都以為建立制度、管理，事業才能成功。然而，秉佛陀『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心念，認為人應該不需要別人來管，而別人也不要一直想管別人。而是應該發揮『自我管理』的心態。所以，最理想的管理，應該是以『愛』為出發點，領導者以身作則，以啟發、影響他人的良知及向心力，終而讓每個人都能自動自發，做好分內的工作，這便是慈濟成功的理念。」
證嚴法師本人對「慈濟經驗」的描述，太過簡單了。因為慈濟會員之自動自發，與其採取類似多層次傳銷之方法恐怕就有直接的關聯。其會計徵信制度，更是普獲社會讚美。故慈濟的成功，其制度設計，不可能無所貢獻。刻意貶抑制度及組織管理之價值與作用，並不恰當。
此外，慈濟的成功，應該還可以從志業生涯的規劃與發展之角度來分析。
企業體中的員工，基本上工作價值與目標本來只是為了物質上的滿足，「為生活而工作」。但漸漸地，為生活而工作，可發展到「為工作而工作」，也會發展到「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為生活而工作，是不得已的員工；為工作而工作，是敬業的員工；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則是心靈另有縈注的員工，志業與職業是可以分開的。
從台灣經濟發展史來看，上班族在五六十年代大多處在為生活而工作的階段，衣食不周、謀職不易，能獲一職位工作，於願便足，不遑他求。七八十年代，大約可說是為工作而工作的階段，各企業均要求員工能敬業、勤守崗位，把工作做好，「樂在工作」。80年代中期以後，新的工作群體逐漸興起，工作價值觀產生變化，生活較前豐裕，休閒消費態度亦與從前不同。有的人會質疑如此辛勞於工作，使得生活單調乏味，是否值得；有些人會希望工作除了能滿足物質收入之外，更能達到「自我實現」之目的，不只是為人作嫁，成為老闆的賺錢工具。
為適應此一變遷，企業教育訓練學界乃引進入力資源發展及事業生涯發展的觀念，期使企業目標和個人自我成就能予結合。從個人的角度，依個人之性向與需求規劃其志業發展，將事業之精神價值融入個人志業取向中；也從組織的角度，因應員工的需求，了解事業管理之過程及困擾，滿足員工的成就感，以提高組織之生產力。
在此企管觀念之帶動下，企業主管經常協助員工做生涯規劃，讓個人生涯計劃得借組織機構來達成。
但是，在企業體內部進行這類工作，無論如何努力，仍有其根本困難。為什麼？
任何組織都無法提供所有高層次職位給員工，所以只能儘量增強其心理滿足感，以減少職位升遷上之挫折。但事業性質與職位又有直接之關係，職位上若不能滿意，要員工對其事業管理與發展保持良好之期待與滿意，是不可能的。
其次，任何企業組織，均有其組織特性及限制，不可能完全依個別員工之意願與性向需求來規劃。個人在群體中，組織之發展計劃勢必被優先考慮。因此，所謂員工個人之生涯規劃、志業發展，永遠只能在配合事業組織的情況下進行，個人不可能擁有真正的自主性。
企業也深知員工若真發展其個人生涯計劃，追求自己的天空，根快他就會走掉了，或去更好的機構謀差使、或換個更能吻合其興趣志向的組織、或乾脆自己創業。
因此，企業中協助員工進行生涯規劃，其實都是培養員工對組織認同的手段。企圖建立早期認同，使員工在成長和調適中建立利基，然後再確立自己。把企業的生存發展視為個人生涯成就的指標。以建立並發展個人主體為名義，而行消融抹除了個別主體之實。
王慧君《企業主管協助員工做生涯規劃》一文即曾提到：組織推行生涯計劃方案，乃是希望回收下列效益：（1）讓最高管理當局看得見員工的承諾證明及他們堅定投入的行動，（2）滿足員工個人的需要，（3）改善在職訓練的績效，（4）增進員工的忠誠度和動機，（5）更有效率地發展各部門或區域性的人力資源運用等。可見企業推動生涯規劃與發展之理念的主要目的仍是為了自己，並不是為了員工。
相對於這些企業，慈濟功德會有點不同。慈濟功德會之崛起、發展，恰好在二十世紀80年代中期。尋求自我實現的社會工作群體，正為其已模糊成形的志業生涯規劃意識而發愁。機構內部嚴密的組織關係，既一時之間無法提供其滿足，初步醒覺的主體意識又仍模糊不夠具體。慈濟功德會鬆散的組織會員制、所提出的四大志業，乃立刻滿足了大眾的需要。
會員們以慈濟之志業為志業，固然也與企業要求員工以企業之志業為志業一樣，實際上是建立在對群體的價值認同上，抹消了個別主體。但因慈濟本身並非企業，它不賺錢，只舍錢，故它強調會員「發心」參與。參與者是自願的，自覺地本於主體良知而來行善濟貧，所以並無主體被組織消融之不快，反而覺得有心安理得的喜悅自在。
慈濟的組織體制鬆散，內部無職位可以攀升追求，成就取向也不表現在因職權而來的事業性質上，只感受於行善施惠之際。在為貧者憐、為死者哀、為生者苦、為傷者痛的熱淚盈眶中，沒有人會去追問慈濟四大志業的合理性，以及個人是否也要以慈濟之志業為志業，以證嚴法師之人生為人生。
因此這是把志業生涯規劃理論發揮得最淋漓盡致的團體，可視之為佛教與企業管理的另一模式。
然而似是而非的是：此一佛教團體，雖以其偉大管理經營成就為世人所稱羨，其經營管理本身卻並未運用任何佛法佛理。甚至這個整天以「大愛」為口號、為標榜的團體，是不是佛教團體，也都很可疑。佛教正是反對「愛」的呀！
唯一可以勉強附會之處，或許可說它是以「佈施」來經營。慈濟救助佈施給社會的越多越好，社會上捐助給它就越踴躍，它的組織成長得也越快、事業越大。
五、可期待的未來
對佛教與企業管理之關係，本文將之區分為企管學界和業界兩部分來探討。前者主要是理論上的探索，但目前仍乏實績可言。佛教思想如何與現代企管思想相結合相印證或相詰難，恐怕目前還未達到對話以融合再生的境地。然因其中涉及之理論問題較為複雜，本文不及處理，只能略舉一二現象，說明其間之關係仍甚鬆緩而己。
關於企業界運用佛教佛法進行其管理者，本文則列舉了台灣台塑、巨東、慈濟諸模式來做說明。在我的敘述中，對現今運用佛法於企業經營管理者，其實已有若干批評。但這是因為佛教界人士對於如何在新社會中開展新教化形態尚不熟悉之故。對於如何致力於使企業合理化，佛教界亦尚缺乏關注。假以時日，情況應當會好轉的。近年大陸企業界及企管培訓業界也不乏將禪、佛跟企管結合起來的嘗試，本文的評述，或亦可供各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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