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遍讀了《四庫全書》，我們才算志同道合
做中國學問的人，這幾百年來，第一參考用書，恐怕就是《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這書既是《四庫》中各本書提要之總會，刊本與書前提要當然是一致的，世人也一直以為如此，從來沒人懷疑過。
沒人懷疑過，也由於書多藏在皇宮，極少有人看過。
我曾以無上機緣，在台灣讀過文淵閣四庫，又在杭州讀過文瀾閣。北上承德避暑山莊，欲讀文津閣，卻發現亭台樓閣都在，而書早已搬到了北京。遂又回北京，設法讀了它。繼而往瀋陽，訪文溯閣四庫，竟也書去樓空，徒留悵惘。後來才知書在蘭州，乃又跑去看了。
都看了，才發現有兩個主要問題。一是《四庫全書》一套抄成幾份，雖分藏各處，可畢竟是同一套書呀，誰知道卻是各本差異頗多呢？
二是《四庫》所收的書，都做了提要。後來更把每本書前的提要匯總起來，編成了我前面說過的《四庫總目提要》。可是我拿來跟閣本一對，才曉得原來也有許多不同。
這都是從前人沒注意到的。只有一九二０年，陳垣先生因為想要景刊《四庫》，查驗文津閣本，才發現閣本提要和通行本《總目提要》並不一致。於是和闞澤、陶湘、尹炎武等人共同清校，並倡議影印閣書提要，以與《總目提要》雁行，俾便學者考異。
可惜此一呼籲並未獲得重視，閣本提要與《總目》之異，學界迄乏研究。直到一九八九年，黃愛平《四庫全書纂修研究》，第十二章第三節〈四庫全書總目與閣書提要的比較〉才擴大比較了文淵閣本、文津閣本、文溯閣本與《總目》的差別。
據黃氏說，她比較過近百種提要，發現閣本提要與《總目》之不同，大略有下列幾種情況：一、潤飾文字；二、畫一體例；三、增刪內容；四、全篇改寫。因此她認為閣書提要還不很成熟，是屬於定稿過程中的一種狀況。
但黃氏具體談的不過十例左右，不足以反映全部情形。而且閣本提要與《總目》之優劣是非也並不能如此簡單概括。
舉幾個例子：《字鑑》，《總目》說作者「其始末則無考也」，文津本卻說：「蓋以弟子員著籍者也」。
《漢隸字源》，《總目》只說：「宋樓機撰」，文津本就詳細得多：「機字彥發，嘉興人，乾道二年進士。寧宗朝累官禮部尚書兼給事中，權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進參知政事，提舉洞霄宮。事蹟詳《宋史》本傳」。這些都比《總目》詳細且有用。
又如《埤雅》。《總目》在介紹作者陸佃時，只說他「歷轉至左丞」，文津閣本就說得具體：「歷官至尚書左丞」。《總目》云佃曾於神宗時召對，文津閣本也記得較明白，是陸佃「預修《說文》，進書召對」。而陸佃的學術，《總目》以其書多引王安石《字說》，判斷他「學問淵源，則實出安石」。文津本不然，只說他「學問未嘗異於安石」。陸佃學術與安石不異，是現象的描述；若說其淵源出於安石，就推測得遠了，僅有解釋字義之法與安石相似，並不足以支持這樣的推論，須有其他的證據。故兩相比較，文津閣本均較優長。
當然這也不是說文津閣本就較好，而是說《總目》與閣本之不同，正堪比較，未可抹煞。其差異便是它的價值所在。黃愛平先生說它只代表《總目》在定稿過程中的一種狀況，其實未必。
例如《總目》在卷首凡例中特別說明了宋賈昌朝《群經音辨》，原隸經部小學類二的字書之屬，後總纂官們再加審核，認為此書匯集群經音義「絲牽繩貫，同異燦然」，應該屬於訓詁類。所以才改隸小學類一，放在「《匡繆正俗》之前，《埤雅》之後」。可是文津閣本次序不同，是在《匡謬正俗》之前。讓我們知道當時對於這本書該放在什麼位置，是有斟酌的。
過去學者對這些不同，不甚留心。或是因聞見不廣，未知陳黃諸先生之提示；或由於四庫閣本深閉固藏，不易得窺，更休說要持相比勘了。
我因機緣湊巧，各閣本均曾寓目，又發起重印文津閣本的工作，故於文津本與《總目》之異同，花了點小工夫對勘了一下，才發現他們的差異確實極多。
文津閣本與《總目》的差異，有不少是意義差別不大的字句，如鄭樵《爾雅注》，《總目》批評他堅持《爾雅》是江南人作，不免「偏僻之過」，文津本作「偏執之過」。《方言》多訛脫，四庫館臣整理之餘，又「具列案語」以疏通證明；文津本作「具列案語如左」。這一類差別很多，但無關宏旨，大部分可以不出校記。
另一種不必一一說明者，為體例。《總旨》的寫法，是先寫書名，次記卷數，再記採用底本，然後才作提要說明。說明時先敘作者名字爵里。若作者另有著作已收錄於《四庫》，則言明已著錄，以供互見。
如「古音叢目五卷，古音獵要五卷，古音餘五卷，古音附錄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明楊慎傳。慎有《檀弓叢訓》，已著錄」。文津本體例不同，書題只作「古音叢目」，提要則以「臣等謹案」開頭，接著由「古音叢目五卷，古音獵要五卷，古音餘五卷，古音附錄一卷」講起。
結尾則記載校寫時間，如這一本就是：「乾隆四十九年三月恭校上」。文津閣本大多均是在本年校寫，但也有少數在其他年份，例如宋邵伯溫《易學辨惑》寫於四十五年，鄭則中《周易窺餘》、都絜《易變體義》、趙善鑑《易說》寫於四十六年之類。經部小學類中，除《爾雅翼》校寫於四十八年，《切韻指掌圖》校寫於四十六年外，均是四十九年校上的，因此也不必一一介紹。
從價值上說，文津閣本不說明所採用的底本，是個缺陷，誤字顯然也較多。如《群經音辨》，提要談到揚雄《方言》，文津本誤作方能。《續方言》提要裡說「楚人名薐曰芰」，文津本也把楚人誤寫為楚國。又《說文解字》說到呂忱《字林》：「忱書並不同於古籀」，文津本漏了一個書字。《五音集韻》提要謂作者韓道昭等韻之學，亦「深究要眇」，文津本作渺，都是抄錯的例子。
四庫全書內廷四閣復校，是乾隆五十七年結束的。結束後，紀昀等人又對《總目》重新核校修改了一遍，乾隆六十年才校勘完竣。因此文字上的疏漏訛誤比閣本提要少是必然的。幸而文津本這類誤字，也極少嚴重到會影響文義的地步，因此也可說是無關宏旨。
較關宏旨者，是《總目》之案語，文津本多無之。
案語本來就是考辨用的，一種是在提要末尾特出案語，一是在文中作考辨。如《說文解字》結尾附案語一大段，文津本無。
《廣雅》最後則把案語直接寫在文末，說：「考唐元度〈九經字樣序〉稱：『音字改反為切，實始於唐開成間。憲雖自隋入唐，至貞觀時尚在，然遠在開成以前，今本仍往往云某字某切，頗為疑竇』。殆傳刻臆改，又非憲本之舊歟？」這段，文津本亦無。這類例子很多，大大增加了《總目》的價值。
但情況也不可一概而論。即以前舉《說文解字》來說，《總目》的案語長達一千多字，應該是極有價值的，可是胡玉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卻認為：「《總目》此語迂迴不得其旨，段玉裁注極曉暢，孟《易》非壁中，尤足以破《總目》之惑」，似乎並不領情。然則文津本無此案語，似乎也算不上是缺點。
同理，《總目》定稿刊行在文津文淵各閣本之後，因而我們相信它增刪一定較好，校對也較精。大體言之，固然是如此，但相反之例卻也不罕見。
先說文字。
《釋名》解釋兵器說：「刀室曰削、室口之飾曰琫，下末之飾曰琕」，文津本下字作室，就比較好。
《急就章》，《總目》提到馮氏校本，文津本明言為馮舒，亦較好。
《說文繫傳》，《總目》說徐鍇「直錄其兄鉉所校之本，而去其所附之字」，文津本作「新附之字」，也是比較妥的。
《說文繫傳考異》，《總目》說：「因參以今本《說文》，旁參所引諸書」，下面一個參字明顯是涉上一參字而誤，文津本作「旁證」就對了。
同樣的情況，是《附釋文互注禮部韻略》，《總目》的「嘉定中嘉定府教授」，下一定字亦涉上而誤，應依文津本作嘉興府。
這是文津本與《總目》文字不同而文津本較勝的例子。另一種是句段不同，但是可相參稽。
如《重修廣韻》的〈潘耒序〉，文津本作「潘耒《遂初堂集》亦有此書序」，語意較為完整。
《增修互注禮部韻略》，《總目》只說：「宋毛晃增註」，文津本也說得較詳：「宋衢州免解進士毛晃增註」；「居正嘗作《六經正誤》」底下，文津本接著說：「又嘗校正監版九經，蓋以經義世其家者」；「是書因《禮部韻略》收字太狹」之下，文津本也接著說：「元佑五年，博士孫諤陳乞添收；紹興十一年進士黃啟宗更為補輯，猶未完備」。《總目》若真是後來刪訂，就不知它刪的道理何在了。
這樣的情形很不少。如《重修廣韻》，《總目》只說該書漫引草木蟲魚，「宜為丁度之所譏」，似乎丁度只譏其枝蔓。查文津隔本，才知丁度還譏了它別的事：「丁度譏其一字之左兼載他切，既不該盡，徒釀細文；又姓望之出，廣陳名系，既乖字訓，復類譜牒，其說當矣」。
兩相比較，文津本不但較詳，且《廣韻》既是韻書，本來就會備載山川宮室、草木蟲魚之名。枝蔓雖是缺點，卻並非大毛病。一字之左兼錄其他反切，以及把文字訓詁之書當成譜牒來寫，才是大問題。《總目》不究心於此，而只就其枝蔓說，亦不知其刪削之故為何。
又，《廣韻》，《總目》的見解是說：「唐志宋志皆載陸法言《廣韻》五卷，則法言《切韻》亦兼《廣韻》之名」。
此說，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三曾駁之曰：「唐志實無此文，《廣韻》亦是增廣之稱，法言不應先有此名」。
按理說，俞氏是對的，但四庫館臣的意見，《總目》所反映的只是一部分，另一部分就應看文津本，它說：「而陸德明《莊子釋文》亦引《廣韻》，則廣韻之名實在《廣韻》之前」。語意與《總目》是不同的。此即可以參稽也。
《九經補韻》作者楊伯岩，文津本說他字彥瞻，《總目》說字彥思。《五音集韻》，《總目》說：「世稱以等韻顛倒字紐，始於元熊忠《韻會舉要》」，文津本作元黃公紹《韻會》，亦是此類。
可是我認為：《韻會舉要》舊本提要，首題黃公紹編輯、熊忠舉要，則兩者合起來是一本書。《總目》以為不然，力言黃氏《韻會》別為一本，並謂熊氏書字紐遵金韓道昭《五音集韻》之法，部分又從劉淵之例，而以七音、四等、三十六母移易唐宋之字紐，使韻書為之一變者，便是韓氏。既如此，以等韻顛倒字紐，又怎麼會始於熊忠呢？《總目》自相矛盾，固不足信；文津本說此法始於黃氏，也一樣矛盾，因《總目》已說黃氏《韻會》乃是另一本書了。
句段不同最甚者，當然是通篇改作。這種例子也不少，如《欽定音韻闡微》、《欽定同文韻統》、《欽定葉韻匯輯》、《韻補正》等都是。大體上《總目》加詳加密，大勝於文津本。
但文津本也有些好處，《總目》重作之提要不盡能包括。如《欽定葉韻匯輯》，文津本論吳棫、朱子、楊慎、邵長蘅諸家音學的部分，便頗有參考價值。
《總目》在各閣本的基礎上增刪，大體上又是增多而刪少的，因此《總目》的提要常要比文津本字數多得多。這些多出來的文句，自然可讓我們明白當年增訂的經過，但刪的地方也不宜忽略，而且刪掉的部分也未見得就無價值。
例如《說文繫傳考異》，《總目》只說：「徐鍇《說文繫傳》四十卷，歲久散佚」，比對文津本，才知此處刪掉了以下這一大段文字：「鄭樵《通志》所載已亡三卷，李燾收訪，歲久僅得七八，闕卷誤字，無所是正，所作〈五音譜序〉，厥後雖有傳本，而其中第二十五卷迄不復得，據王應鱗《玉海》，則是宋時已無完帙矣」。這段話，遠比一句「歲久散佚」清楚有用，不知何以刪去。
又，《干祿字書》，《總目》說它：「非複詭稱復古，以奇怪釣名」。查文津本，這裡原是：「非複詭稱復古，非篆非隸，以奇怪釣名者比。元孫序曰：『自改篆行隸，漸失本真，若總據《說文》，便下筆多礙。當去泰去甚，使輕重合宜』。其言本諸《顏氏家訓》，可謂通方之論，非一隅之見矣」。這一段刪去，實在也很可惜。
至於《韻補正》的《總目提要》與文津本完全不同，或許是盡削舊稿，另起爐灶，但文津本看來也並不是因為錯誤故遭到芟棄，而是換了一個論述的方向與重點。凡此等等，均待學者細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