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風水
一、風水與城市
（一）每個城市都喜歡誇自己人傑地靈，並暗示在風水的影響之下，每個居民的運勢以及命格都會因此而受到影響。
（二）人們也常評論城市的風水，例如網上就有各種十大八大風水好城市之說。底下是常見的排序之一：
一、新疆伊利的八卦城 — — 特克斯
二、三面湖光抱城廓 — — 昆明
三、山如北斗，城似鎖 — — 溫州
四、三道水口鎖大江 — — 衡陽
五、風水寶地 — — 深圳
六、風水城市當中非常棒的一個城市 — — 北京
七、南京 — — 諸葛亮點評「鍾阜龍盤、石城虎踞，真帝王之宅。」
八、西安 — — 十三朝古都
九、洛陽 — —「生在蘇杭，死葬北邙」。
十、成都 — — 「天府之國」
（三）也有不少人結合古今之變，談城市氣運。例如百度問答中就有人提到「上饒曾經是中國風水最好的寶地，但現在靈氣大不如前」：
上饒是中國東南地區有龍脈的地區，山川綿延；長江到這裡打個大彎，水注入鄱陽湖，使古時候的上饒，人傑地靈，這可謂東南形勝。
鄱陽湖老爺廟一帶曾經住著一位神靈，它居於幽冥的深水中，為明清兩代的上饒帶來了安定和財富；但不能過於接近它，否則它會視為侵犯，讓船隻沉沒。去年（編按：2015年）我去老爺廟考察，驚訝地發現它已經離開了鄱陽湖！鄱陽湖的靈氣已經走到了盡頭，整個上饒的風水大打折扣。
為什麼會這樣？我們祖先留下的古樸的道德風尚被徹底斷絕，物欲橫流，人口大量外遷，人們不再敬畏上天，不再祭祀神靈。神靈不再信任這裡。真是可惜！
還有人以圖佐證說：明朝上饒一座酒樓，依山湖而建，修建得極為精美。我們只要看這座樓的細節，就知道曾經的上饒有多麼繁盛。
（四）由於人們相信風水關乎城市氣運發展，因此雖社會主流意見是批判風水學，斥為封建迷信，但風水學與城市規劃緊密關聯，早已是建築學科、城市規劃學科、景觀學科之常態。是這些學科及行業的必備知識。
二、風水學與城市規劃之誤區
雖然如此，但因現代人與傳統畢竟疏隔已久，文化斷層現象十分嚴重；風水學又長期被批評是封建迷信，在大學和科研機構中還不能正式學習、講授，從業者或愛好者遂只能自修，或找江湖上的所謂大師、異人請教，以致這領域中充滿了訛誤、迷霧、似是而非、以訛傳訛的現象。
我看過許多城市風水的視頻、講義，其中便有大量這種情況。
其中最多的是講靈異。如北京奧運會建鳥巢、水立方時，要動北頂娘娘廟，結果靈異頻傳，只好挪改了位置。2013年成都天府廣場修建四川大劇院時挖出了李冰埋的鎮水神獸，結果當年就發大水，四川省九十萬人受災，直接損失33.5億。1999年上海建東西高架時，主樁無論如何打不下。書記求教於龍華寺高僧，才知龍穴所在，壓著一隻大鱷魚精，樁子打在背上，當然打不下去。高僧做法放開鱷魚（豬婆龍）之後，工程才能進行，但高僧也死了。所以目前大柱子上雕了九條龍以為厭勝。……
諸如此類，說來玩玩，當然無妨，可是能作為討論城市風水之憑準嗎？何況越說這些，就越會讓人相信風水云云只是玄談、只是鬼神迷信！
但真要說風水學，卻又是極困難的，到處都是不靠譜的偽知識。例如「中國風水網」，開篇就介紹說：「相傳風水的創始人是九天玄女」。九天玄女是戰神，跟風水有什麼關係？
又有一本《中國風水》說著名風水大師楊救貧：「卒於贛，葬雲中樂口」。其實這是抄《雩都縣志》：「卒於贛，葬雩中樂口」抄錯了，於是把楊公的葬地由江西搬到了山西。
還有人據《靈城精義》談城市風水規劃。看起來很有道理，書名不就是講城市嗎？何況劉伯溫還替它做過註解，不是很權威嗎？
其實不然，這書是明代人偽託五代十國何溥之名所撰，所謂劉伯溫注更是假的。而且此書是講陰宅的，它創立三元三運之說，把天地之運結合起來，再輔以河洛八卦，使陰宅風水學說的適用性更為廣闊，當然有其價值，但與城市規劃不是一回事。
談風水的人，當然更會引用楊救貧的《疑龍經》、《撼龍經》、《青囊奧語》等等。楊公為江西風水大師，開巒頭一派，以龍、穴、砂、水為四大綱目，觀來龍去水，影響深遠是不用說的。但其法主要也是葬法，專著如《葬法倒杖》、《二十四砂葬法》等都是明證。《青囊奧語》的青囊兩字即本於郭璞。《晉書．郭璞傳》記載隱士郭公把《青囊中書》傳授給郭璞；趙希弁《讀書後志》有《青囊本旨》一卷，云不記撰人，演郭璞《相墓經》，可見其淵源。
事實上，中國風水學，郭璞是中間分界關鍵人物；早期也沒有風水一詞，風水云云，就出於郭璞。郭璞《葬書》：「氣，乘風則散，界水則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謂之風水。」是有關風水最早的定義。因這個緣故，郭璞以後之所謂風水學其實就都以葬法為主，主看陰宅與廟宇、宗祠等。論陰宅重於陽宅，即使是看陽宅，一樣以陰宅之理言之，以子孫將來發不發為主
理氣派以時間和空間的選擇術為依據，以羅盤定空間方位，並取八卦五行、飛星翻布定生剋吉凶，亦即通過年運與宅墓的坐向推算主人命運的時空因素。方法固然與形勢派不同，但性質相近，且觀察範圍更為縮小。住要是看宅的形體結構與佈局。
故羅經有三盤，正針（內圈）為地盤，中針（中圈）為人盤，縫針（外圈）為天盤。他們基本只用正針（正針是以地磁方位為座標）。
其中玄空法流行的一百二十分金，是指每山作五格分金，二十四山共有一百二十分金。玄空地理將每山中間三格範圍內的稱為下卦，最左和最右一格稱為替卦或起星。
這些都不是看城市的方法。看城市是看大格局，不是建一棟房子、點一處墓穴的問題。更不能東拼西湊，照抄明清風水地理書。
例如大家都知道建房或點墓穴，基本上要背有靠，左有青龍右有白虎，可擱手，前有小丘作案山，再前有水帶財。這是最簡單的說法，可是實際上你看城市卻常不如此。
以風水名城北京來看。北京的山都在西邊，水則都在北邊，前面並沒有水。具體到紫禁城，更是如此。雖有挖湖掏出來的土堆成景山，但北海中海南海環之，一直連到後海什剎海，接到頤和園昆明湖。故水不在前而在後。
那為什麼如此不講風水呢？其實還是講的，只是講的是大格局。什麼叫大格局？傳統上稱為「形勢論」，像顧炎武就寫過好幾篇《形勢論》，《天下郡國利病書》，講的就是天下之大勢。是真正的帝王學，也是諸葛亮顧炎武這種人講求的學問。
形式論自《禹貢》以來，把中國山脈劃為四列九山。龍脈源於西北的崑崙山，向東南延伸出三條龍脈，北龍從陰山、賀蘭山入山西，起太原，渡海而止。中龍由岷山入關中，至秦山入海。南龍由雲貴、湖南至福建、浙江入海。每條大龍脈都有幹龍、支龍、真龍、假龍、飛龍、潛龍、閃龍。龍脈的形與勢有別，千尺為勢、百尺為形。勢是遠景，形是近觀。勢是形之崇，形是勢之積。有勢然後有形，有形然後知勢，勢住於外，形住於內。勢如城郭牆垣，形似樓台門弟。勢是起伏的群峰，形是單座的山頭。在龍脈集結處有朝案之山為佳。朝山案山是好似於朝拱伏案之形的山，就像臣僚簇擁著君主。
這是形勢。由此角度看北京，則朱子《朱子語類》說過：「冀都山脈從雲中發來，前則黃河環繞，泰山聳左為龍，華山聳右為虎，嵩山為前案，淮南諸山為第二案，江南五嶺諸山為第三案，故古今建都之地莫過於冀，所謂無風以散之，有水以界之。」北京的風水這就講明白了。
又如大家都說房子要坐北朝南。這當然是對的，我國位於地球北半球，歐亞大陸東部，大部分陸地位於北迴歸線以北，一年四季的陽光都由南方射入。朝南的房屋便於採取陽光，也可以避北風。
但城市格局考慮可能又不同。例如溫州有甌江、南溪江。郭璞考慮到地質的實際情況，因為溫州的北岸比較鬆軟，沙石沖刷，地基不穩，所以他把整個城市建到南面。
可見城市風水不是用一些陰宅陽宅簡單的原理就能定的。
另外，有些城市對風水沒有深究，看別人建了些風水建築，感覺挺好，也依樣畫葫蘆，不知其實反而會受其害。
例如許多城市都有上饒婺源龍天塔這樣的風水塔。該塔在浙源鄉風山村頭浙溪旁，是婺源僅存的一座風水塔，也是鳳山村水口標誌性建築，始建於宋，後毀。重建於明朝萬曆年間。相傳，過去鳳山村多火災，故村民築塔鎮之。水口，則是古時婺源每個村落自然領域的入口。有如住宅大門，關乎宗族的興衰。因而許多村市在關鎖形勢的地方，多建有文峰塔、文昌閣、橋、亭等建築，藉以藏風聚氣，使村市可長居久住，人丁安泰興旺。
像上文提到衡陽被列入全國十大好風水城市，入選的理由據說即是它的石鼓江山上建了一個塔。評選者又說，如果找到城市的龍脈，找到穴眼之後一定要把它鎖住，才能鎖住城市的命脈。也就是在水口的位置會做一些寶塔、建築物等來鎖住。而衡陽是很特殊的，三座寶塔分別鎖住了衡陽三個河眼，
這類傳說與講法，說明了塔的功能主要是鎮邪、鎖運。
塔，原先是印度建築，後隨佛教傳入而在中土普遍流行了起來。可是佛教傳統的塔是陰塔，主要用來盛僧人之骨灰，蘇東坡詩所謂：「老僧已死成新塔」。用在各城市村鎮的塔則是陽塔，功能是助陽氣、鎮妖邪、補風水，例如該處文風不盛，就要建文筆塔或文昌閣來補益，所以有常稱為風水塔。《陽宅三要》云：凡都省、府庭、州縣、場市，文人不利、不發科甲者，宜於甲、巽、丙、丁四字上立一文筆峰，只要高過別山，即發科甲。或山上立文筆、或平修高塔，皆為文筆。
興建這類塔的風氣起於明朝初期（公元十四世紀），後來幾乎每個縣城甚至每個鄉鎮都有。補地勢、鎮水患、引瑞氣，建塔也被視為「地脈興，人文煥」的大事。
然而，大原則雖是如此，也不是每市都要建。風水若無缺陷，建它則甚？塔與城市建築原有之格局又搭不搭呢？
新疆伊犁特克斯八卦城曾擬八十米的高塔，就是個沒考慮清楚的例子。後來我把它改成了太極壇，作為城市展覽館，可能才是協調的。
三、城市風水學之淵源與法理
前面已說過，風水之說有古今之變，晉郭璞以後才稱為風水，且重點已轉為葬法。郭璞以前，情況又如何呢？
清黃宗羲《七怪》：「葬地之說……今凡三變，每變而愈下。《周官》之法亡，言形法者，已為變矣。」
是的，古今三變：先秦算一階段，漢魏算一階段，東晉以後算一階段。
（一）
相地之學，最早的淵源可上追到《禹貢》。殷商甲骨文中也有不少武丁相土作大邑的卜辭，如：
貞：作大邑於唐土。（金 611）
己卯卜，爭貞：王作邑，帝若，我從之唐。（乙570）
庚午卜，丙貞：王勿作邑，在茲（此）帝若。
庚午卜，丙貞：王作邑，帝若。八月。（丙86）
文中「爭」、「丙」是占卜者的名，「貞」義為問。前二辭問是否宜在唐土作新邑。後二辭卜問武丁王作邑，上帝是否允許。
這是通過占卜法決定營邑的地點是否合適。《商書．盤庚》記商王盤庚遷都於殷說「天其永我命於茲新邑」，謂天帝將授命我們在此建新邑，永遠昌盛。
周人遷都和營新邑，見於史籍的有公劉遷豳、古公遷岐山、成王營洛邑三次。每次相地相宅，都以勘察地理資源為主，而以占卜吉凶為輔。遷豳的相地情況，《詩．大雅．公劉》記載甚詳：「篤公劉，於胥斯原，既庶既繁。」公劉察看豳地原野，人多草茂。「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岡，乃覯於京。」察看各種水源，瞭望廣大的平原，又登上南岡，可以看到整個都城。「篤公劉，既博既長，既景乃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土地開拓之後，公劉再次登上山岡，察看日光向背和水利；量度低地，墾田種糧；又測量山的西面，豳地的確廣大遼闊。《大雅．綿》則敘述古公亶父來到岐山下，帶著夫人姜女來往「胥宇」。胥宇即是相地：「周原，堇荼如飴」，是說土地肥美，「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於茲」，是說通過占卜龜甲，得到好兆頭，於是開始營造宮室。《周書．召誥》則記載了成王使召公相宅營洛邑的史事，其中說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又說「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於洛，卜宅。厥既得卜（得吉兆），則經營」。
以上所述的相地之法，是根據自然條件選擇宜土，然後占卜，卜得吉兆再經營宅邑。《公劉》所述相地過程時，還提到測量日影，這是利用土圭和日影測定方位。《周禮．夏官》有「土方氏」之職，「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影），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鄙。」所以相地相宅商周已具規範，雖也用卜，方法則符合科學道理。
更精彩的是《周禮．考工記》。它將城邑分為三級：第一級是「王城」；第二級為「諸侯城」；第三級為「都」，即宗室和卿大夫的采邑。在城隅高度上，規定王官「門阿之製，以為都城之製，宮隅之製，以為諸侯之城制」。此外它還提出了我國都城的基本規劃思想和城市格局。
如《匠人．營國》說：「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所謂營國，即是建城。而其規劃理論和方法一直影響著中國古代城市的建設，許多大城市，特別是政治性城市都是按照這種理論修建的。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唐朝的長安和北京城（元代和明清時期）。主體規劃：平面方形，中軸對稱，宮城位於城市的中軸線上。城西面建社稷壇，城東面建太廟，商市集中於城北，符合「左祖右社，前朝後市」的規劃制度。道路系統：有完整的道路等級，幹道正對城門，除北面，其餘三面各有三個門。呈方格網佈局。
除了以上所說這種相地、築城、建宮室的傳統，我們還應注意到當時已設專官掌管地理之學。《周禮．地官．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鄭玄注：「說地圖九州形勢山川所宜。」《唐六典》又說職方氏掌天下之地圖。地圖之學，中國自古重之。《史記》、《漢書》言輿地圖甚多，各諸侯國都有，但俱佚不存。現存最古的地圖有1974年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帛繪地圖二幅，其次為現存西安碑林之劉豫阜昌七年刻石的《華夷圖》與《禹跡圖》。書，則南宋之前圖經全帙存世的只《吳郡圖經續記》一種，北宋朱長文作。
《吳郡圖經續記》全書分上、中、下三卷。除卷首目錄外，上卷含封域，城邑、戶口、坊市、物產、風俗、門名、學校、州宅、南園、倉務、海道、亭館、牧守、人物十五門；中卷含橋樑、祠廟、宮觀、寺院、山、水六門；下卷含治水、往跡、園第、塚墓、碑碣、事志、雜錄七門。從門目上看，便能看出一個主管城市方域的人的地理觀，事實上，規劃一個城市的風水，就要如此總體考慮一個城市的方方面面。
（二）
古代學在王官，戰國時期，貴族凌夷，這些王官之學遂流散於民間，因此也促成了相地之學的新發展。
據《漢書．藝文志》的整理，到東漢前期，講術數的流派有天文、歷譜、五行、蓍龜、雜占、形法等六種，他認為都出於明堂羲和史卜之職。其中形法類「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猶律有長短，而各徵其聲，非有鬼神，數自然也。」凡相山川、相城郭、相宮室、相人、相六畜等皆屬之。相的方法，除了觀形相，還要論骨法之類內在結構，然後把它們跟聲、氣結合起來綜合討論。
這是現今風水學直接的淵源。但要注意幾點：
一、《漢書．藝文志》談這些術數家時，是跟陰陽家分開的。說陰陽家「歷像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為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可見當時相宅相城郭還沒有跟星曆結合起來說。這與宋明以後大談星，如理氣派之九宮飛星或楊公「挨星」之類，極為不同。早期在地理學上講星，最多也只談「以星土辨九州之地」的十二次分野。
二、現在大家都把風水推源於堪輿。但班固《漢書．藝文志》是最早記載堪輿專著「《堪輿金匱》十四卷」的文獻。然而堪輿不在形法家，而是與言陰陽五行、時令日辰、災應諸書同列「五行家」類。且認為其源流：「其法亦起五德終始，推其極則無不至，而小數家因此以為吉凶，而行於世，浸以相亂」。所以堪輿家和形法家顯然不同，這是大家都沒注意到的。
鄭玄注《周禮》時，也提及堪輿，但認為它源於星官。其解《春官宗伯第三》所云「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謂：「星土，星所主封也；封，猶界也。大界則曰九州，州中諸國中之封域，於星亦有分焉，其書亡矣。《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娜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樑，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此分野之妖祥，主用客星、慧孛之氣為象。」
按鄭玄說，漢以前即有堪輿之書，後代所作《堪輿》以十二次論分野，是它還保存古說的部分。鄭說後出《堪輿》，或即班固說的《堪輿金匱》。而其術尚存古代占星之法，即將木星或謂歲星十二年運行一周天的軌道，等分為十二，稱之十二次，又對應於地上之郡國，即所謂分野，視各天區星像變異而預兆對應地域世道吉凶。
但此外堪輿家所言必多自創的東西，故東漢王充《論衡．譏日篇》曾批評時流行於世的「《堪輿歷》，歷上諸神非一，聖人不言，諸子不傳，殆無其實。」可見堪輿不只論星而已，還論曆，還論鬼神。論來論去，到三國時魏人孟康，竟說：「堪輿，神名，造《圖宅書》者」，把堪輿也當神了。
三、堪輿圖宅術的主要內容，除了結合星曆之外，是講五行配置。依王充引圖宅術曰：「宅有八術，以六甲之名，數而第之。第定名立，宮商殊別。宅有五音，姓有五聲。宅不宜其姓，姓與宅相賊（按：賊，即克）測疾病、死亡、犯罪、遇禍」。又引：「《圖宅術》曰：商家門不宜南向，徵家門不宜北向。則商金，南方火也；徵火，北方水也；水勝火，火賊金，五行之氣不相得。故五姓之宅，門有宜向，向得其宜，富貴吉昌；向失其宜，貧賤衰耗」云云。
這正是它被列入五行家的原因。但其說深為士人詬病。《舊唐書．呂才傳》載，唐初，呂才遵唐大宗命，對世傳風水書加以刊正，「削其淺俗，存其可用者」。其間就痛加批判五行說。敘《宅經》云：「至於近代巫師，更加五姓之說。言五姓者，宮、商、角、徵、羽等，天下萬物，悉配屬之，行事吉凶，依此為法。」然而「驗於經籍，本無斯說；陰陽諸書，亦無此語；直是野俗口傳，竟無所出之處；唯按《堪輿經》黃帝對於天老，乃有五姓之說」，又引例論證，謂此五姓之說「事不稽古，義理乘僻」。
四、接著要講「堪輿」。
《淮南子》曾說：「堪，天道也；輿，地道也。」刊本是勘察的意思，輿是輿地，講的就是相地之道。可是漢人常把堪輿兩字講成天道地道或天地。現在許多風水先生由此大加發揮，說堪輿學即天地之學，以河圖洛書為基礎，結合八卦九星和陰陽五行的生剋制化，把天道運行和地氣流轉以及人在其中，完整地結合在一起，形成一套特殊的理論體系，從而推斷或改變人的吉凶禍福，壽夭窮通等等。
其實這不需要往高玄處講，它實際指堪輿的具體方法。
何以知道呢？這就要從班固說的那本《堪輿金匱》談起。
現在大家只注意到堪輿兩字，而未注意「金匱」；一說起金匱，則只想到東漢名醫張仲景的醫書《金匱要略》。
殊不知同是東漢人趙曄寫的《吳越春秋夫差內傳第五》即以伍子胥之口吻說到：「竊觀《金匱》第八，其可傷也。……今年七月，辛亥平旦，大王以首事。辛，歲位也，亥，陰前之辰也。合壬子歲前合也，利以行武，武決勝矣。然德在合斗擊丑。丑，辛之本也。大吉為白虎而臨辛，功曹為太常所臨亥，大吉得辛為九丑，又與白虎並重。有人若以此首事，前雖小勝，後必大敗。天地行殃，禍不久矣。」
他講的《金匱》第八，正是《堪輿金匱》十四卷中的第八卷，而且談的是六壬式盤的情況：七月巳將，平旦為寅時，寅時亥將，地盤上丑相對天盤為辰，辰為天罡，故曰斗擊丑。大吉為丑，天盤上丑相對的盤為戌，六壬式十干寄宮寄戌，此刻貴神白虎當戌，故曰大吉為白虎而臨辛。功曹為寅，天盤上寅相對地盤為亥，貴神太常為亥，故曰功曹為太常而臨亥。
我們都知道，式盤有三種，六壬式盤是天地盤，天盤為圓形，地盤為正方形。上面畫有北斗和二十八宿的星象﹑方位，並刻有一百八十二個圓點，代表周天度數的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一度。
太乙式盤大同於六壬式盤亦是天圓地方，地盤依太乙行九宮，太乙依洛書之數向前進一位以乾為一宮。
遁甲式盤有別於前二者遁甲分天地人神四盤為別以洛書九宮為框架、布置八卦、天干、八神、八門、九星以重合四盤者構成格局以斷其方位吉凶。
近代考古已出土漢代六壬式盤七具，也有太乙盤。六壬式盤天盤中繪北斗七星，周邊有兩圈篆文，外圈為二十八宿，內圈為十二個數字，代表十二月將。地盤有三層篆文，內層是八干四維，中層為十二支，外層為二十八宿。使用時，乃由象徵著天的「堪」（圓盤）和象徵著地的「輿」（方盤）構成。將圓盤重合在方盤上，轉動圓盤來進行占卜。
此即後世理氣派用羅經的源頭，但方法不甚相同，也可能還未用遁甲盤。
五、此時相地之術已跟時日宜忌、方位宜忌結合了。《論衡．四諱篇》云：俗有大諱四。一曰諱西益宅，西益宅謂之不祥，不祥必有死亡。相懼以此，故世莫敢西益宅。「向西擴建宅室，成為相宅的一條原則。這種禁忌與自然條件毫無關係，所以被王充批評。《論衡．諫時篇》另有關於方位忌諱的介紹：「世俗起土興功，歲月有所食；所食之地，必有死者。假令太歲在子，歲食於酉，正月建寅，月食於巳，子寅地興功，則酉已之家見食矣。」
這也是把相地與觀天結合所致。謂如果動土的年和月，正好是太歲在子之年，月建在寅之月，則地上子位寅位動土，就要殃及酉位巳位的居民，此即所謂「太歲頭上動土」的禁忌。
這是由於天人感應思想盛行，故相地者認為動土要考慮天體如日（黃道）、月（月建）、太歲（依木星運行的相反方向虛擬的）、二十八宿等運行情況。
式盤也是這種思維。把四方分成十二等分，以十二辰命名，刻在方木上，作為地盤；又把二十八宿、北斗等主要星象刻在圓木上，作為天盤。天盤的圓心釘在地盤上，可以隨天體的運行轉動天盤，以根據它確定天體運動與大地方位的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