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儒到俠 這些晚清知識份子經歷了啥？
儒俠合一的精神，普遍流布於晚清的知識份子心中。
但是在外向的批判時政、鼓吹改革之外，他們的的詩文中同時也指向自己的生命，有大量傷春悲秋、綢繆婉嬖之詞。生命自有一種蒼茫之感。
原因之一，是革命者本來就準備去死。故鐃吹之曲，變而為蒿里平陵；優曇之花，原於電光石火。人間、地下，自顧此身，其來何所、其去何往，此中怎麼不會生出蒼茫之感？
這才使得他們的激情，可以從現實層面，透入了生命存在的本質。現實中國家社會的苦難，可以獲得改善，生命中的悲戚卻永遠無法逃脫。而他們的激情也永遠不會減淡。現在，一談起這些人，大家就從愛國、救亡、啟蒙等外向性角度去說，對他們的了解，其實還沒入門。
對這些俠客，惟一可以詮釋他們生命的，乃是一個「情」字。情之所鍾，正在吾輩。他們幾乎是惟情論的。
龔定庵的詩：「情多處處有悲歌」「夢中自怯才情減，醒又纏綿感歲華」(己卯雜詩)「情苗茁一絲」(因憶)……。深情、多情、鍾情，正是這批儒俠們共同的寫照，柳亞子《周烈士實丹傳》即特別指出：「余觀烈士生平，蓋纏綿悱惻，多情人也。」俞鍔在《鐵厓自檳島來書述荔丹迎況及其所在並新詩二章》之際也說：「癡情尚憶深情者，兩袖長懷詩幾篇。」又：為誰歌哭為誰痴，自有閒愁自不知(島南雜詩)；南國吟殘紅豆句，使君何事也情凝(調楚傖)；癡情作底拋心力，辛苦頻裁血淚詩(重觀血淚碑)；撩情晨鵲噪庭柯，悵望西南兩鬢皤(偶成)；笑倚瓊樓弄明月，風流天付與多情。(天仙子．贈姚石子)；朝暮愁者，也難解愁些甚底。情鍾我輩，偏獨消磨，月明千里(慶宮春)……
痴怨愁絕，總為情多。這種情，不僅指男女愛悅，而是李商隱所謂：「深知身在情長在，悵望江頭江水聲」的情，纏綿不可解於心。
所以他們多喜歡李商隱的詩，幾乎人人都大作落花、無題、有感、重有感。李商隱的一些詞彙，更是被他們反復摭拾套用。光就《南社俞劍華先生遺集》來檢查，他就作過無題詩一百一十八首以上。
另外還有一些多情的自供，如陳蛻僧的《斷腸》云，「斷腸情事斷腸詩，比似春蠶宛轉絲」，大似李商隱春蠶絲盡的口吻。又《原病》說「情愁積久都成病，病去情愁又別生」。對此穛綿多情的痛苦，他們未嘗不曉得，但惟情論者就是要繼續耽溺於這種情愁的折磨與煎熬之中，春蠶自縛、明燭自燒，總不能解脫。
也有人想解脫，例如蘇曼殊是僧人，可是僧也不能解脫。陳蛻僧又自號蛻僧，有《悟情詩》云「此鄉誰與號溫柔？一到情深便是愁」「佛說色空真淺義，最愁空處著相思」。他們的情愁，非著於色相之中，亦非必有一對象，而根本就是他們生命的本身。所以是身在情在，常於空虛著其相思，在本質上就是無法超脫的。
因此，俠士不是「其情如山心如鐵」，而是柔情款款，慣為傷春悲秋之詞的多情種子。方榮杲《題紅薇感舊記》稱之為：「居士生來本逸才，才多更複種情胎。」
然而，情胎情種，徒感流年於風雨、傷零落於芳華，固可在空處著其相思。但在人世現實存在的處境上，情不可能沒有著落。所以從心境上看，多情可以是纏綿於生命之中的內在最幽深隱微的心緒;可是情的表現，卻一定得具體顯於某些對象上面。
這些情的表現對象，最重要的，乃是朋友和女子。柳亞子《余十眉寄心瑣語序》說：五倫之中，君臣一倫應該取消，其餘四倫，「彼父子兄弟，關於天性者靡論矣。若朋友夫婦之間，蓋有難言者。夫朋友以義合，義乖則交絕。夫婦以愛合，愛疏而耦怨。苟非至情至性，孰能恆久不易？」父子兄弟是性，朋友夫婦才是情的遇合，所以他們要篤於朋友之情義、深於夫婦男女之情愛。
篤於友朋之義，是古來俠士的老傳統。深於男女夫婦之愛則是新的內容。
俠士原無夫婦之愛，更嚴男女之防。唐人小說《賈人妻》《崔慎思》都描寫女俠徑別其夫遠遁，說「今既克矣(已報了仇)，不可久留，請從此辭」，然後便走了。其夫大悲，她又轉回，說是要餵孩子吃奶，餵完後真的走了。其夫再仔細一看，原來已把自己孩子殺死。這樣的故事，顯示了俠的殘酷無情，正如聶隱娘的尼姑師父所教的：俠必須「先斷其所愛」，必須無情。明代小說《程元玉店肆代償錢，十一娘雲崗縱譚俠》甚至描述程元玉的尼姑師父除了告誡她：「切勿飲酒及淫色」之外，還假扮一美貌男子來調戲她，進而逼姦，用來試探她是否真能不動情。女俠如此，男俠亦然。
《趙太祖千里送京娘》講趙匡胤千里迢迢把京娘送回家鄉。不但在一路上描述京娘如何「欲要自薦，著力挑逗趙匡胤，而趙卻絲毫不動心。直到送女還家，女方欲把京娘嫁他，他還義正辭嚴地大罵：「俺是個坐懷不亂的柳下惠，你豈可學縱慾敗禮的吳孟子，休得狂言，惹人笑話！」弄得京娘只好懸樑自盡。趙匡胤慚咎嗎？不，這才顯得出他大英雄不貪女色的本份哩！
《水滸傳》對女人的態度，眾所周知。宋江說得好：「但凡好漢，犯了『滴骨髓』三個字的，好生惹人恥笑。」
可是到了晚清，這無情禁慾的俠士形象改變了。儒俠的芬芳悱惻之倩，其中蘊含著對生命的矜惜。生命是脆弱而美麗的，就像女子。而女子那種幽微細緻的心靈、纖巧敏銳的感覺，又剛好可以貼合儒俠們內在深刻隱曲的心境。女子不待學習，與生俱來的多愁善感，也正是儒俠深情癡情的同類，所以面對女子，儒俠們大有知己之感。
他們欣賞女人，讚美女人，進而崇拜女人，歌頌女人。俞劍華《有悼》說「天涯別有傷心淚，不哭英雄哭美人」，確屬實情。他們集中寫女子的詩，向來不少。方榮杲說女俠玉嬌，「能將慧眼看才子，慷慨悲歌慰寂寥」，也是他們共同的盼望。高旭《自題花前說劍圖》說：圖中人兮別懷抱，花魂劍魄時相從。要離死去俠風歇，一杯酒灑塚中骨。青衫紅粉兩無聊，指掌高談古荊聶。東風浩蕩催花開，紅顏自古解憐才。誓洗清談名士習，頓生遲暮美人哀。美人應比花常好，萬紫千紅天不老。一室猶秋孤劍鳴，四海皆春群花笑。⋯⋯
英雄與美人，似乎有生命的同一性，所以把俠客「求知己」的傳統，轉換成了求美人青睞。
這與一般意義的「博取異性歡心」，有極大的不同，故陳蛻僧有詩云「已瘞精魂傍美人，情根休更出埋塵」(精魂)，埋精魂於美人之傍，意近於龔定庵的「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肉體之欲甚少，也不是藉異性之讚賞來肯定自己的英雄氣慨，反而是壓低自己，情願為美人服務。此亦定庵所謂，「甘隸妝台伺眼波」。
但英雄多情，即表現為美人，因此這種服務，也並未矮化自己，蔡寅說得不錯：「斗大黃金成底事，英雄俠骨美人心。」(贈黃喃喃)在一個人身上，一位標準的儒俠，就應該是英雄肝膽儿女心腸的。在兩個生命個體之間，則英雄與美人，將也因其同質而能互相欣賞。
不僅如此，英雄擔當天下之苦難，肩負改革開創的責任，衝撞奔波之餘，美人正好提供一個撫慰其心靈、舒緩其疲勞的處所，故龔定庵曰：「少年雖亦薄湯武，不薄秦皇與漢武。設想英雄垂暮日，溫柔不住住何鄉?」奔馳流蕩的生命，常在不安與騷動之中，而溫柔鄉則為其安居之處。
如此如此，美人之思在他們生命中便至為重要。像蘇曼殊，雖為衲子，卻多艷情，高爕曾說他想重譯《茶花女遺事》，並讚許他是「下筆情深不自持」。俞鍔又說他在東京與一彈箏人交好，至西班牙又與一女郎有瓜葛，返國，則遊於煙花叢中，「有館於桐花下者，慧而麗，所鍾愛，不啻東京之彈箏人也」。因而俞鍔用拜倫來比擬曼殊。
曼殊之欣賞拜倫，世所周知。但他所欣賞於拜倫者，固在其《哀希臘》，足為革命之鼓吹；更在於拜倫與女子的關係。他自稱所譯拜倫《答美人贈束髮穜帶詩》六章是「情思眇幻」。他又喜雪萊詩，說雪萊詩奇詭疏麗，能兼義山長吉，並譯其《去燕》詩等，章太炎題其端云：「師梨所作詩，於西方最為妍麗，猶此土有義山也。其贈者亦女子，輾轉移被，為曼殊阇黎所得。或因是懸想提維與佛弟難陀同轍。於曼殊為禍為福，未可知也。」對他和尚卻纏綿於美人之間，似不以為然。但是，這其實是很普遍的現象，李叔同在東京也自演《茶花女遺事》，其他南社中人，愛情事蹟也不比蘇曼殊少。
更重要的，不在於這事蹟，而是「婉孌佳人」乃心中之一種情感、一種追求與嚮往，美人成為人格理想的化身，也成為現實上可悅的對象。
與南社詩學立場相反的同光體等作家，對情的執著亦無不同，典型的例子是孫雄《眉韻樓詩話》卷八所引陳寶琛、陳衍等人題雙紅豆圖詩，如陳寶琛云：「老來歡念日銷磨，便著禪塵亦不多。卻向軟紅作情語，前賢失笑近賢訶。」其纏綿正不讓南社諸人也。蘇曼殊寫情，也往往與陳晦聞相唱和。
他們這種態度，有兩個來源，一是知識份子「思美人」的傳統；一是龔定庵深刻的影響。
現在人只曉得隨著西方人聲口，大罵中國古代重男輕女，而不知中國是女性崇拜的國家，士人自古即有「思美人」的傳統。《詩經》所謂「云誰之思，西方美人」，《楚辭》既常以美人香草譬喻賢人，也有《思美人》篇。美人既可自喻亦可喻人，作為嚮往追求的對象，求之不得，則輾轉反側。
這時，美人不但是可悅的，也是崇高的，所以常以神、聖、仙來譬說，聖潔而不可褻瀆，只能仰望崇拜並企圖接近之，如《洛神賦》那樣的描繪，可說是個典型。所謂：「西方有佳人，皎若白日光，……飄飄恍惚中，流眄顧我旁」(阮籍．詠懷)。
我對此美人，則應不顧一切地去追求，陶淵明《閒情賦》把這種思美人之情形容得尤其好：「願在衣而為領，承華首之余芳；願在裳而為帶，束窕窈之纖身；願在發而為澤，刷玄鬢於頹肩；願在眉而為黛，隨瞻視以閒揚；願在莞而為席，安弱體於三秋；願在絲而為履，附素足以周旋……」熱切投注，為情奉獻，不計一切，只求能常伴美人左右。
不過，這個思美人的傳統，一方面固然顯示了士以美人為可思可慕、可生死以之的對象，一方面卻也提示了人應該超越情執的路線。以陶淵明的《閒情賦》來說，情之所鍾，誠然纏綿悱惻，但「閒」者，防閒也，門上上了木栓，不是閒。整篇賦的主旨乃是要從情的糾纏中超越出來，其宗趣與張衡之《定情賦》，蔡邕之《靜情賦》，陳琳、阮瑀的《止欲賦》、王粲的《閑邪賦》、應瑒的《正情賦》、曹植的《靜思賦》等一致，都是通過一個超越的觀點，直指人生虛幻短暫，以止息這種情執。《閒情賦》最後說：「意夫人之在茲，托行雲以送懷，行雲逝而無語，時奄冉而就過。」人既領悟了時間的飄忽，則知美人塵土，可以「坦萬慮以存誠，憩遙情於八遐」矣。
這是由情出發，止於無情的路子。儒家之思無邪、克己復禮、以性制情，都屬於這個路數。
清末民初的儒俠們卻不然，他們只有上半截。對於情的執著與耽溺，使得他們雖知超越之理，而竟不能超脫，反而一往不回，俠氣漸消、柔情愈熾，成為龔定庵所說：「風雲才略已消磨，其奈尊前百感何。撐住東南金粉氣，江湖俠骨已無多。」時間的飄忽感、生命的虛空蒼涼，並未令他們超悟，反而逼使他們更熱烈地擁住美人，視為蒼茫人世的惟一慰藉：「溫柔不住住何鄉」！這就是龔定庵的影響了。
吳雨僧《餘生隨筆》曾說定庵詩在晚清甚為風靡，「如梁任公，其三十以前作，固似處處形似。既近年作，皆定庵之句法也。又集定庵句互相贈答，亦成一時風尚，近經南社一流，用之過多，遂益覺其可厭」。而梁任公自己在《清代學術概論》中就指出：「光緒間所謂新學家者，大率人人皆經過崇拜龔氏之一時期。」
他們學龔定庵、好集龔句以相贈答、作詩句法多效定庵，是不錯的，翻開清末民初人集子，隨處都可看到這個現象。但龔氏影響當時知識份子最大的，並不在字句方面，而是他那種合儒、俠、佛、艷為一的生命態度。英雄美人之思、俠骨柔情之感，才是令這些儒俠們神銷骨醉、低迴不已的所在。
近人愛說晚清民初史，但不知其俠情，徒刻劃其思理事蹟而已，皆皮相見也。又不能知其「思美人」，則更是隔靴搔癢、離題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