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象山學之三弊

Gong PengCheng
Nov 6 · 13 min 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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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九淵,象山先生,是與朱熹並駕齊驅的大儒,國史上有數的儒者,地位甚高。明代王陽明之學崛起後,因為跟朱子有些差異,一般都把他放到象山底下,說是陸王學派。好讓人感到陽明畢竟還是淵源有自、持之有故的。因此,程朱學派和陸王學派幾乎長期被視為理學兩大支,猶如佛家之空有二宗。

可是近年很奇怪,陽明學忽然大熱,朱子學卻不太講,陸象山更糟,基本無人聞問。空有雙輪,獨持小半輪,而誇誇其談,不是怪事嗎?

可是,象山確實也不好了解,古代研究、闡述其學說者,也曾不計其數。可是誤解甚多,知音並不易覯。歸納起來,論象山之學,歷來有三弊。我想先談談,替未來象山學之復興打點基礎。

一是謂其為禪。

二是說象山尊德性,不道問學。

三則批評象山是心學,不經世。

說象山是禪學,是很常見的。王陽明當年序象山集時,就曾替象山辯白過。但至今此論不熄,甚至說陽明也是禪,或整個宋明理學都是「陽儒陰釋」。這真是個大笑話、大誤解。

佛教自六朝以後,說眾生皆有佛性、皆可以成佛、要明心見性等等,都跟印度佛學迥異,乃是吸收儒家學說以後才形成的新講法。例如人皆可以成佛,就是套用儒家說的「人皆可以為堯舜」;人皆有佛性,就是儒家說的人性本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就是儒家說的「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等等,和印度佛教教義有許多不同。故與其說宋明儒是陽儒陰釋,不如說唐宋以後佛教才是陽釋陰儒。後人見佛家與儒學有相似之處,反而好像發現新大陸似的,指儒者竊用了佛說,豈非源流不明,盜誣主人嗎?

由於唐宋以後佛儒相混,因此許多儒者也並不特別闢佛。可是象山卻是嚴格分辨儒佛的,謂佛老乃異端,正理不容有二。

分辨的理由,主要是以義利辨之,批評佛家不經世。文集卷二〈與王順伯〉說:「儒釋之辯,公私義利之別,判然截然,有不可同者」。

為什麼?象山說:儒家惟公惟義,要求人要盡人道,是談所有人都該行的倫理;佛教則只關心個人死生問題,所以發心處就是私是利。「惟義惟公,故經世;惟利惟私,故出世。儒者雖至於無聲、無臭、無方、無體,皆主於經世。釋氏雖盡未來際普度之,皆主於出世」。

象山分判儒佛,基本觀點如此。類似言論很多,如卷三四:「釋氏立教,本欲脫離生死,惟主於成其私耳,此其病根也」(語錄上)。卷三五:「釋氏謂此一物,非他物故也,然與吾儒不同。吾儒無不賅備、無不管攝。釋氏了此一身,皆無餘事。公私義利於此而分矣」(語錄下)等等,不勝枚舉。

大家都知道義利之辨在儒學中的分量。象山以此區分儒佛,可見儒佛之分,在他看,是沒得商量的,絕對不能融通。

象山之說如此,說他是禪學,他是絕不會承認的。

第二個誤解是說他尊德性而不道問學。

此說於象山生前即已甚囂塵上。《語錄》上曾載:「朱元晦曾作書與學者云:陸子靜專以尊德性誨人,故遊其門者多踐履之士,然於道問學處欠了。某教人豈不是道問學處多了,故遊某之門者踐履多不及之」,因而此說很可能出於朱熹。後來論兩家之異,也常如此說,像黃宗羲《宋元學案》論象山,劈頭也就說:「先生之學以尊德性為宗。同時紫陽之學,則以道問學為主」。

以「尊德性」跟「道問學」分辨朱陸,是沒問題的。但由此分疏,卻形成了一種流俗見解,說象山不道問學或反道問學。在常人看來,象山甚至是不主張讀書的,有點像禪宗之講頓悟。這種理解,真是過於淺薄了。為什麼呢?

第一,陸九淵這個家族,本身就有博學的傳統。

我們首先來看陸九淵怎麼記錄他爸爸。他說他高祖陸有程「博學,於書無所不窺」。接著又說他父親陸賀博學,「究心典籍」,喜歡讀經史,經常讀到深夜。而且對于冠、婚、喪、祭等這些禮制是非常有研究的,附近的人有事情都要請教他。又說他父親對於《大學》的章次,覺得編輯有問題,還得重新調整等等。通篇強調他父親的博學,認為他父親花了很多時間努力讀書。

然後我們再看他怎麼講陸九齡(他一個哥哥)。九淵、九齡兩兄弟的學術方向、平生志趣是一致的。當時鵝湖之會也是兩兄弟同去,而且兄弟間還是以哥哥為主。可是,你看他怎麼去描述他哥哥的學問。他說九齡對於陰陽、星象、占卜、五行、易術都很有研究,「靡不通曉」。

在這樣的一種家庭背景下,陸象山自己當然也是博學的。後人常常因為強調象山學術的「尊德性」的部分,忘記了象山在讀書上也非常勤苦、非常用功。

而這一點,在他的傳記資料上卻不難看得出來。所以他特別講述他父親精研典籍、熟悉儒家的各種禮儀,並在家中推行。這其實也是朱熹作《家禮》的​​思路。還有,就是說他的哥哥「讀書無滯澀」,看書沒有任何的阻礙,百家之學、陰陽技藝,無不通曉。

這講的雖是他的父親、他的哥哥,可是實際上陸象山自己本來也就是這樣。所以在陸象山過世以後,弟子楊簡為他寫的《行狀》裡面,就特別提到他這種博學的狀況:「讀書不苟簡,外視雖若閒暇,而實勤於考索」。

我們現在讀《陸象山文集》,也能看到裡面談五行、談易術、談陰陽、談星曆、談占卜的東西多得不得了。這一點,我發現很多人都不太注意。特別是他反對揚雄的《太玄》。他認為後來講《易經》卜筮的辦法受了揚雄很大的影響。

易學、占卜之外,他對《尚書》也花了很大的力氣。他跟他的朋友們遊山講學,常講《尚書》,對於《洪範》尤多心得。他在湖北荊門做官的時候,也特別講《尚書》。現在還留下了講《尚書》中的《洪範》篇講義。另外,他對於《春秋》也是有講義的。他發揮《春秋》大義,份量也挺多。

由於過去光是在「心學」的角度下看象山,對這些都不注意。一般談宋明理學的朋友,對這方面也不了解。對於象山談易經易術、談《春秋》、談《尚書》,到底在尚書學史、春秋學史中是怎麼樣的地位,跟其他學者的關係等等,幾乎從來沒有文章談到。但實際上這是象山學裡非常重要的部分。否則你看他在荊門做官時,幾次召集軍民來開講,都是專門講《尚書》、講《春秋》,為什麼?

無論在荊門或象山,他跟同事、摯友、下屬、士子和百姓講學的時候,都說即使是遊山,我們也要講習《尚書》。《尚書》《易經》《春秋》對於象山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故象山不是如一般人所以為,只是發揮了孟子的那幾句話。

這是從他的家世的傳統及他的本身的學術上來看的。

另外,就是我們要注意朱熹所講的尊德性、道問學之分,是在什麼層次上講、在什麼地方講。

朱子主要是在教法上講,就是在怎麼教人上講。學者教人時說,你要跟我學,很好;但跟我學不是枝枝節節的,東一點、西一點,而是要「先立乎其大」。這就是象山的教學方法。朱熹的教學法則是說要循序漸進,先一步步把該讀的書讀了。這主要是在教人的層次上說。但是,這樣就能說,象山只是光談「尊德性」,或者說朱熹光談「道問學」嗎?何況,朱子說這話時,也只是就兩家的偏向說,講一以這為主,一以那為主。並不是說陸象山只是尊德性,自己只有道問學。

曾有一個象山的弟子跟他搬弄是非說:先生,您的學問,是形而上的,是道的部分;朱熹的學問比較偏重於形而下,是器的部分。象山聽後告誡他說,你如果這樣批評朱子,朱子可就會不服氣啦!

是的,朱子的學術怎麼會沒有尊德性的部分呢,當然有!象山學問,也不會沒有道問學的部分。而且我要特別要強調的就是:象山道問學的部分,並不是枝微末節。道問學的功夫不是可做可不做,或做多做少無所謂的!「先立乎其大」是入門的辨志,辨別志向、區別方向。有了前進的方向,還要繼續往前走,不是辨志以後就立地成佛了,所以他非常強調學習《大學》,要「博學、審問」。

他說:古人十五歲悟《大學》,他認為格物致知是下手之處,所以《中庸》講「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就是入手的方法,博學是格物的方法,是下手處。這方面,《大學》和《孟子》講得很清楚。要讀書就應親近師友,向師友學習,自古聖人也要都要廣擇良師,向師友學習才能有進步;何況我們不是聖人,怎麼能夠靠自己空想呢。所以他其實是非常強調讀書的。

我們常誤以為他不強調讀書,其實不然。他說,格物致知是下手之處,「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是正理。讀書則要像孔子說「學而不厭,發奮忘倦」這樣。

所以,第一,他強調讀書;第二強調親師友、師友會聚。他說如果有機​​會能夠有師友會聚講學,我們當然要鼓勵。因此,第三,象山又強調講學。這些都是象山做學問的部分。我們不能夠以為象山學只要說「心即理」就夠了。他在讀書做學問上是很勤苦的,他的家庭也有這種博學的傳統。這就是我要說明的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是什麼呢?就是象山經世思想的部分。

我一開始就從象山跟佛教的關係上來辨明,看象山怎麼區分儒佛關係,就是要點出象山跟別人區分儒佛很不一樣。為什麼?他特別提到儒家經世而佛教不然。儒家經世這一點,恰恰是歷來詬病陸象山學問最多的。大家都說陸王之學是袖手談心性。你看清朝人怎麼反對陸王?不都說陸王之學是閒談嗎?由於陸王之學與其他學問最大的不同之處在講本心,但是對於實際的民生日用,好像陸王心學只是束手無策的。其實這是我們自己理解有問題,如果以為這就是象山學,恰好就完全搞錯了。

象山為什麼從經世、從化民成俗的角度來區分儒佛呢?這正是由於象山重視經世。

我們看他的年譜,年譜上說:先生十六歲,讀三國六朝史,夷狄亂伐,聽到過去靖康間的事,便學弓馬騎射,有志於恢復中原。若這只是說他年輕時候這樣。他老了以後呢?一樣的!淳熙十一年,年譜上說,他讀武略,研究兵書、講究戰略;說先生少年時,聞靖康事,慨然有志於復仇,所以訪求志勇之士,欲圖恢復中原。對於天下的形勢要害,皆有研究。這些情況,在象山自己的文章中,也不斷地談到。

淳熙十一年,象山去當考官的時候,你看他怎麼出考題。他出的考題,有一題是這樣的。他說聖人立物製用,立衡器以為天下利;蓋房子,老百姓可居住,做船、造舟輯,老百姓可以通行。這些聖人的思想都是可以真正利國的。從孟子講「何以利吾國」的義利之辨以後,很多人都以為儒者只該講義不該興利,那些闢土地、充府庫的事,就不考慮了。這實際上是把孟子的話理解錯了。象山認為凡是儒者,都要談記帳、文書等各種事務,孔子曾當過會計,《洪範》首篇又為《食貨》。孟子呢?也談王道。王道要怎麼樣呢?要製民之產、養民之欲。所以他透過考題來提醒考生重視這一點。

象山在他哥哥九齡過世以後所寫的行狀,記錄了很長的一段論辯。論辯的原因,是當時有盜寇要進犯金溪,他們家族附近的人就來找陸九齡,問能不能起來率領我們抗暴?陸九齡跟他家庭的人商量了以後,決定要出來。當時就有人反對,說你一個儒生,不應該去管這些事情。為此雙方反覆論辯。這時他哥哥有段話說:像孔子,他曾經學做委吏,學會計,他都做得很好,我們一個儒生,若什麼事情都不懂,怎麼樣應付時世?這就表示了他的一個態度。

還有就是象山在文章里特別強調我們應該學古代的聖王,像堯舜、文武,他們都能夠做大事,不應該只是在書齋裡面。他年輕的時候有志於恢復中原,年長的時候講求戰略,還強調儒者的本領不能夠只是讀書,都體現了這種態度。

當時他的弟子曾問他如何醫國。他說我是有醫國的手段,怎麼樣任賢、怎麼樣用官,講得頭頭是道。平時我們都注意到了象山學問跟朱熹有所不同,但是他跟朱熹其實很多地方還是有交集的,其中一個交集就是社倉。朱子在各個地方做事都非常重視社倉。社倉是一種救濟性的製度,在歉收的時候把社倉開放來救濟老百姓。象山對朱子的社倉法基本上很欣賞,也推行。但不完全贊同。因為象山覺得社倉只能在糧食比較富庶的地方做,如果常常年份歉收,社倉的製度就不完全能夠應付,要用別的方法輔助它。而且社倉這樣一種制度仍要相關的地方首長來推動,否則亦屬無效。

針對當時的政治弊端,就是胥吏問題,象山也有很多體會和批評。現代人批評古代政治,常指責君主專制。古人論政,所關注卻常不在上而在下。下層官僚,吏治不彰,其實才是中國政治的沈疴。

這是什麼問題呢?文官體制是有官也有吏的。士人考上進士被派任到地方當官,這叫官。官都是自己去地方就任的,連家眷都不准帶。他衙門裡的人,叫吏,又稱胥吏。吏都是本地人。官做了幾年以後,任滿,就被調走了,但是吏仍是那一批,而且都在地方上盤根錯節,親戚朋友一大堆。這些胥吏知識程度不高,但是在地方上長期把持著錢穀、米糧、邑庠、軍政等等事務。新的官來了以後,地方狀況不了解,對法律規章、判例又不熟悉,只能仰賴底下這些刀筆吏、獄政、師爺。這些人往往欺上瞞下,對老百姓進行很大的剝削,而且成為一個很龐大的官僚體制中間層,使得上下睽隔不通。這是宋元明清政治上的癌症,一個很大的問題。從宋代葉適、陸象山提出批評以後,直到明末顧炎武、黃宗羲仍在討論。

顧炎武的《日知錄》、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都曾探討過胥吏政治所帶來的危害。而這個弊害,象山就看得很透。他說做官的你要搞清楚很多的政策,下面幕僚提供給你的很多想法往往不是為了老百姓,而是為了他自己的利益。所以你要真正了解哪些是老百姓需要的,去除胥吏之害,才能讓老百姓得到好處。

另外,他認為一個地方官最重要的就是要聽老百姓的傾訴。對於老百姓的傾訴,應該用什麼樣的態度去面對。

這些,都是由當時的實際政治出發的。還有一些是原則,原則是什麼呢?他在《與辛稼軒》的信中,用很長的文字來討論做官的寬仁刑猛的問題。他認為,不是對民吏越寬仁越好,要去其不仁才是真仁。你不能當好好先生,不好的政策,立刻要去掉;不好的人,不好的吏員、衙役,也立刻要去掉。唯有這樣,才能夠替老百姓帶來真正的好處。這個是政治原則。當好好先生而顯不出政治上有果斷性,是不對的。

還有,他覺得一個從政的人,要有從政的用心,這個用心是為老百姓。他在文章中反復強調:你要搞清楚啊,努力從政不是為了你,也不是為了你這一批人的利益,是為了老百姓,所以你要從這個地方來關心百姓。

正因為他有這樣的想法,有思想又有手段,他後來在荊門軍做官,才會做得那麼好。他過世時,周必大評價他的事功,說可比得上古代的循吏,確實可以看出講心學的功效。

可見講心學不是只是在家裡做功夫就夠了,最重要的是你需能實際用在社會上。象山這方面就做得很確實。荊門小試身手,對陸象山來說還是太小了一點,他的本領應該很大的,就像他講可以「醫國」嘛,他應該有這種本事!

他臨終時,年譜紀錄那一段,也是很有趣的。說他跟他的後輩講,我哥哥陸九齡當年有志於施行天下,想把他的學問用在天下;很可惜,他來不及了。而說這話過了不久,陸九淵就病重了。前面那句話,陸九淵是在講他哥哥,同時其也是在感嘆我也想施用於天下呀,但很可惜沒機會。不過呢,他小試身手,在荊門軍確實讓我們看到了他踐行心學的功效。

我們做學問的人,回去查一下《象山文集》就知道,象山說「成己」跟「成人」這兩者是一貫的。君子利己而後利人,也是一貫的。必須要兩者合一,這才是儒者之學,而不只是講誠意正心、修身、尊德性就夠了。

我講這三個部分,當然是講一般人理解象山的主要毛病。分開來談是這三個問題,綜合起來卻是講象山之學內外一致、本末一致,修己致人、成己成物這兩者也是合一的,這才是象山學的全貌。

我們要想了解象山學,恐怕應該從這個角度來看。正因為這樣,所以象山學跟我們的社會的關係,不言可喻。我們現在做官的人和今後有機會入仕為官的人,若能夠像象山先生一樣,問問自己,我們的本領到底在哪裡?我們的本領是在抽象概念的思辯上嗎?還是對於這些政治、金融及天下形勢,我們也能夠有所研究呢?可以讓我們的孔孟之道真正經世濟民,恐怕才是儒學可以作用於當代的重要功能。儒學的思想是不僅是「正人心」而已,還希望能夠「正天下」,這是象山之學重要的理念,也是象山先生精神所在。謹提供給各位參考。


龔鵬程大學堂

文化復興,過去走過不少彎路、錯路,如今外部形勢,內部需求各種條件皆已齊備,就讓我們大步向前,積極呼應時代之使命,努力做好這文化復興之大事吧!

Gong PengCheng

Written by

龔鵬程,1956年生於台北,當代著名學者和思想家。 辦有大學、出版社、雜誌社、書院等,並規劃城市建設、主題園區等多處。講學於世界各地,現為世界漢學中心主任、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推廣中心主任。已出版論著130餘種,包括《文學與美學》《美學在台灣的發展》《中國文學批評史論》《俠的精神文化史論》《中國傳統文化十五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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