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張揚萬物

Gong PengCheng
龔鵬程大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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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min readDec 10, 2018
(圖片:pixabay.com)

日前友人示我未名湖不肖生《當代學林點將錄》一篇,以饒宗頤先生為托塔天王晁蓋,我在其後,謂博學多藝與饒先生相似。

評我之學,說我「雅以經學自負,謂平生學業,植根於是。然此蓋誇語,余所不信。區區以為,其書涉獵萬有、充塞天地,而可傳者,厥在文藝批評一道,當行本色,世罕其儔。其於中國文藝,內化之功,萬非常人所及」。另外則說我的詩多憂生,王國維見之,當拍肩稱畏友,贊曰:「並世詩家只一龔,憂生直與古人同。縹緗獨載五車去,舛駁多方入眼空」。

此評頗能知我文藝之特點,但是不知我的學問植根於經學,卻有些遺憾。

傳統讀書人以經書為其基本文化滋養,是再自然不過的事。誰的學問不由經典來?只有近代才不如此呀!

2003 年我代表台灣佛光大學與北京清華大學合辦首屆經學研討會。誰知到了清華,李學勤先生才來致歉說:經學之名太敏感,現在還不能開,必須改名。——可見近世經學被污名化多麽嚴重!

兩年後,台灣中研院、新加坡大學才又聯合清華辦了「首屆」經學研討會。迄今,清華更成立了經學研究院。十五年的歷程,不容易呀!

古人當然不可能這樣,入學上手,就都讀經。經是沃土,花果都要由此長成。

四書五經,我小時就也大體讀了。入大學以後,受章太炎、劉師培、康有為、馬一浮、熊十力諸先生之影響,又很花了些時間治經學。大三寫《古學微論》、碩士論文作《孔穎達周易正義研究》,都涉及了經學史的重構問題。

我久不滿於皮錫瑞馬宗霍等人之《經學歷史》,覺得那僅是經學著述史,且局限於清代經學的框架,以漢學為矩矱,不能見經學之大體。故頗欲考經學成立之源、辨魏晉南北朝隋唐之變,以為爾後論宋元明清經學流嬗之先導,弄得自己很有些小經生硜硜然的味道。

但我讀經的經驗,終究使我無法做一名專業治經者。

治經成為專業,其實是乾嘉樸學典範下描述的歷史及它影響的結果。可是現代化的學科分化與學術分工,又對經學做為一種專業產生了質疑,覺得經學還是太籠統含混,裡邊什麼都有,所以應該再予切割分化,把它分入史學、社會學、文學、倫理學或什麼什麼學科中去。如此拆解下來,五經便只成了材料,經學也不成其為「學」了。豈不聞「七寶樓台,拆碎下來不成片段」乎?

要對治這種專業性分化,講經學的朋友乃不得不強調經學本身即是一完整而獨立之學科,也將經學研究專業化,以對抗現代學術的專業分工。於是,這就又接合到乾嘉的經學觀,出現了較專業的治經者。

我讀經,優游博涉,認為是傳統中國人的基本文化滋養。故經典本身固須考論,經典做為文化土壤,它滋養生成了什麼也很重要。

而且這也不是這個重要那個也重要的兼顧式講法,而是與專業治經有本質之異的。

專業經生,是以語言訓詁、文獻考證去確定經文之本義正解,還其本來面貌。經書文字被當成是歷史性的存在,故能以考察當時語言文字、典章制度、社會狀況去復原。乾嘉樸學之治經,後來發展為章學誠所謂的「六經皆史」,經學終於漸漸成為史學,成為如章太炎所說:「說經者所以存古,非以是適今也」。

我的想法也是歷史性的,但是不一樣的歷史。我所指的歷史性,重點在於流變,是太史公云述史所以究古今之變的那種歷史性。故經之本義正解未必重要,我亦未必知,或者我根本就覺得那些未必可知。

反對讀經的人,每舉王國維「以弟之愚暗,於《書》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於《詩》亦十之一二」之說,以表示經書難曉。其實難曉有什麼關係?王國維說他對經書還有許多不懂的,實則他自以為懂的,又真是本義正解嗎?可是,就算解錯了又怎樣?本義正解不可知,所可知者,僅慕道向義者彷彿測度之言而已。

慕道向義之人,累代不絕,各自讀經,各自領受。飲河滿腹、巢林一枝,隨分契會,遂皆歡喜讚歎而去。其說經也,亦自道其理會耳。一時有一時之感會,一地有一地之受用,治經學史者,固宜觀其異同而審其流變焉。

如此,一就不會再那麼看重乾嘉所提倡的那套治經法。

二亦不會再如皮錫瑞等人論經學史,以漢為盛、以魏晉南北朝隋唐宋明為中衰。我認為歷代都從經典找到了面對其時代問題的方法,故其解經各有重點,風格各異。

三則不會如章太炎那樣,覺得說經只是存古,不足以適今。

經學在每個時代都是活的,每個時代的經學都是該時代人「適今」的結果。對歷史的詮釋,與他們面對時代的行動,乃是合為一體的。故我們今日治經讀經,也不純是學究或考古,而是可與我們存活在當代的生命相鼓盪,以激揚生發出一些東西,來面對我們的時代的。古代人由其經學土壤中生長出許多他們那一代的學問,不也即是如此嗎?

我自己如何從經學中激揚生發一些東西出來,另詳《龔鵬程述學》,茲先說古人。

由於專業治經者既為專業,因此他們眼光便也只集中在古代那些專業經生上,縱使人家本來不是專業經師,亦仍想辦法要把它塑造成一付經生模樣。

例如惠棟,被認為是吳派宗匠、乾嘉經學樸學之大師,篤守漢儒法度。這樣說,豈遂能知惠棟?惠棟除講經外,能詩,作品很多,甚且曾花大氣力去注解王漁洋詩、注解《太上感應篇》。這些詩與通俗因果報應書,在惠棟生命中居什麼地位,與其經學又有何關係,專業經學家是視而不見或根本沒注意到的。

吳皖之後的汪中、焦循、凌廷堪,博學於文、遊藝使才,也明明屬於博學型文人,可是在專業經學家的塑造下,竟變成了「繼承乾嘉樸學的揚州學派」。

而之後的常州學者,據龔定庵描述是:「人人妙擅小樂府,爾雅哀怨聲能遒」。可是專業經學研究者也懶得過問他們的詞學文章,只就其經學著作去考論不已。

凡此,都說明了專業化的經學研究要不就是扭曲,要不就是割裂,對於揚州學派、公羊經學與詞的關係這類問題,不感興趣也無力窮究。

順著這樣的觀察,我們還可以發現:專業經師這個說法,本身就是一種特殊的歷史建構。乾嘉樸學的功績之一,正在於此。

在宋代明代,其理學不就是經學的一種型態嗎?如朱子之論性理、論太極,本於《禮》《易》,他除注《四書》之外,也注《詩》《易》,蔡沈的《書集傳》也本於他,朱學一派何嘗獨尊《四書》而棄五經?何況,從義理上,朱子會認為五經與《四書》是兩條路嗎?他所體會的天理,難道又不是從經典上來的嗎?還有,所謂四書,不就只是十三經中的一部分嗎?朱子他們治經,而從其中體認出天理心性等等,乃是他們那一代經學的特色。

朱學如此,陽明學呢?以韓國陽明學者鄭齊鬥《霞谷集》考之,其書卷十七《經學集錄》,上編:天之道、道之用、道之體、性之德、性之道、達道達德;中編:性命一理、物我一性、事物止一、一貫大小、本來一理、博約為仁、大中時中;下編:知能、知行、精一、明誠、誠道合、忠恕、修己安人、仁一體。可見當時人論這些知行誠仁問題時,本自認為即是經學。

清初人反對宋明,認為經被宋明人講岔了,所以要重新講經學。可是他們為了強調自己才是真正的經學家、自己才擁有了解經典本義的方法,竟把經學與理學切割開來,竟把理學說得好像就不是經學似的。

同樣被割裂的,還有文學。唐代經學的型態,當然會跟漢代不同,古文運動所希望達到的「文與道俱」境界,其道就本於聖賢之經。因此其經學見解未必見諸著述,特別是不見得仍以漢儒式的箋注出之,而常表現於其文章。元明以後,經義之討論與闡發,進一步與文學結合,體現於科舉制義中。乾嘉諸儒也反對這些做法,痛斥制義及評點講章,認為此皆為作文而生,非治經者所宜。因此他們的治經成果,或採漢儒箋注方式,或成為一條一條的考證,根本不成文章。早在漢代,王充就曾批評當時經生的毛病是不會寫文章。現在,清儒則大力宏揚這種不成文章的表達方式,以自別於用文章來表達經義的那一路數,斥其為說經之蟊賊,豈不可笑?

對於這些問題,此處不好談太多。總之是乾嘉以來逐漸定型的經學觀或經學史觀,該修正了。

我於二零零六年出版的《六經皆文》即是這種修正工作。書名,是相對於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而說。六經皆史,乃章氏為消解乾嘉樸學經學之勢而提出的一套講法,謂六經皆古代官史,掌於公府,春秋以後才有私人著述。彼欲以此尊周公、黜孔子、崇公棄私,夷經學而為史學。我無此雄心,更不贊成他那套迂古的歷史觀,故我說六經皆文,並不遠徵於上古,只從中世講起。

上古文道合一,從本原上說六經皆文,我在《文化符號學》中已談得夠多了,所以不須再講。中世則是文與道已分的時代,經史子集在漢代逐漸開始分家,至魏晉南北朝而確定。可是渾沌鑿破後,人們又蘄其相合,於是才有劉勰的宗經徵聖、才有北魏隋代摹仿《尚書》的文風、才有唐代儒者想結合文與道的努力。此一動向,不僅使得宋元明清科舉考試均採取了以文章來闡述經義的型態,也使文學寫作以六經為典範;同時,以讀經為閱讀之基本模型而發展出來的讀法、條例,漸也成為一般文學審美閱讀的基本方法(我稱此為細部批評)。

在這個動向中,經學與文學是兩相穿透的,不是某方影響另一方或互相影響那麼簡單。如文家論詩,皆推原於《詩經》,詩經學裡正變、比興、美刺等觀念,及具體詩篇的美學表現,無一不影響著詩人的創作。可是文學家對《詩經》的理解,同樣又刺激著研究《詩經》者,使得解詩時越來越重視其文學性。而這種文學性的《詩經》解說,當然更會跟詩家論詩相發明。我在〈文學詩經學〉中曾以清朝詩話為例,描述了這個動態的關係,椎輪大輅,其餘不難隅反。

要觀察這一類動向,我們才能明白現今通行的經學史框架不但空洞而且頗有誤導。文學史也一樣。文學史的基本立場是反漢儒反經學,以說魏晉的審美自覺。唐代以後,又以古文史觀籠罩一切,令人不知駢文才是通行文體;而論古文時又依然局限於以文論文,對於文道關係很少討論。研究文學史的人更是普遍對經義、宋明理學茫然無知,所以除了把八股文亂罵一通外,大抵皆視若無睹,亦罕能涉及詩詞文章文學批評與經學關係的抉發。因此,我這些論析,對反省文學史和經學史的框架,或許還都有點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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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鵬程,當代著名學者和思想家。 辦有大學、出版社、雜誌社、書院,並規劃城市建設、主題園區等多處。講學於世界各地,現為美國龔鵬程基金會主席。已出版論著150餘種,包括《文學與美學》《儒學新思》《中國文學批評史論》《俠的精神文化史論》等。微信號:龚鹏程大学堂。微博:weibo.com/u/12273604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