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傳教士帶來的不是科學，是一套話語體系
中西文化有種種異同。若先不說同而說異，傳不傳教就是其中非常大的一種差異。
西方，包括印度，都熱衷傳教。猶太教、祆教、摩尼教、佛教、景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基督教等等，都為了傳教打成一團，且先後湧入我國傳教。而我們儒家、道家道教，卻絕無這般波瀾壯闊、持續久長的對外傳教史。
一、王道風化
思想當然應該傳播，但思想之影響他人，我們只說風化或教化，古代甚至沒有「傳教」一詞。
風化，是「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式的，春風風人、春雨雨人。
特點一是和柔，風拂人、雨潤物，非強力宣傳、反覆灌輸的剛性傳播。近代西方傳教於全世界，往往脅之以武力、類行之以財貨，便多是剛性的。
特點二是示範。
君子之教，不是把什麼東西塞進別人腦子、用什麼規矩套住別人行動，甚至要求人家「拋卻自家無盡藏」，都只皈依你；只是自己顯現為一種讓人喜歡親近並效法的狀態，人家就逐漸移風易俗，效法他了。
所以儒家並無摩西十誡和各教戒律那樣的戒律跟誓詞，只說「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特點三是感應與興發。
教化者和被教化者之間是感應關係，銅山西崩，洛鐘東應，自然能「聞風興起」，不需耳提面命。而興起，興起的是自己的生命，所以也不模仿原先讓我興發的人，更不必替他服務、替他傳教。
比如春風既至，百卉千叢，姿貌各異，皆因春風而皆不似春風。孔門弟子，豈非如是哉？都學孔子，可是顏回子路子貢子游子夏，各從其性，各各不同。
這種風化觀或教化觀，後來漸漸喪失了，因為出現了「傳教」這個觀念和詞彙。
二、霸道傳教
最早是政治力量帶來了剛性傳播，職掌傳布教令的郡吏就稱為傳教。
《資治通鑒》引《晉書．周莚傳》，胡三省注：「傳教，郡吏也；宣傳教令者也。」
又《世說新語．寵禮》：「桓武嘗請參佐入宿，袁宏伏滔相次而至，蒞名府中，復有袁參軍，彥伯疑焉，令傳教更質。傳教曰：參軍是袁、伏之袁，復何所疑？」
傳教是指宣傳教令的人，後世「傳教士」一詞正是這個意思。猶如信差，要把政令傳達下去；又如擴音機，要把政令反覆且大聲地宣揚出去。
這個詞彙，很快就被進入中國「弘法」的佛教吸收了。
弘法，是佛教用語，中國古代無此詞、也無此觀念。所以中國人常以「傳教」來作為弘法的同義詞。唐皇甫冉《贈普門上人》詩：「惠力堪傳教，禪功久伏魔。」
後來興起的各種民間宗教，也開始四處傳教。
如明朝中葉，山東即墨人羅夢鴻創立羅教，提倡「真空家鄉，無生父母」。此一概念，演變出惟一的女性神「無生老母」，而為白蓮教等教派所接受，宣揚無生老母將派遣彌勒佛下凡拯救世人。
其間各教，頗有競爭，傳教的熱情乃愈來愈被鼓舞起來。
如神宗萬曆年間的聞香教，「薊州人王森得妖狐異香，倡白蓮教，自稱聞香教主。其徒有大小傳頭及會主諸號，蔓延畿輔、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川。森居灤州石佛座，徒黨輸金錢稱朝貢，飛竹籌報機事，一日數千里。……四十二年，森復為有司所攝。越五歲，斃於獄。」
王森伏誅后，他的信徒巨野徐鴻儒、武邑于弘志分別於今山東、河北起事。
萬曆十五年，都察院左都御史奏：「白蓮教、無為教、羅教，蔓引株連，流傳愈廣，蹤跡詭秘。北直隸、山東、河南頗眾。」，萬曆二十五年刑部奏稱：「白蓮結社，遍及四方，教主傳頭，所在成聚。倘有招呼之首，此其歸附之人。」萬曆四十三年，「近日妖僧流道聚眾談經，醵錢輪會。一名涅槃教，一名紅封教，一名老子教。又有羅祖教、南無教、淨空教、悟明教、大成無為教，皆諱白蓮之名」。清昭蓮《嘯亭雜錄．癸酉之變》：「大內太監多河門諸縣人，有劉金、劉得才等，其家即素習邪教者，選入禁中，遂與茶房太監楊進忠等傳教」……等等，可見一斑。
但無論他們傳得如何厲害，仍只是在我國內部傳，並沒傳出去。
唯一傳出去的，是一個「老子化胡」的傳說。謂老子騎青牛出函谷關以後，往西到了西域等地，教化了佛陀。有一部專講此事。
這其實是宗教間常有的事，佛教徒古代就常說老子、孔子、顏回都是佛弟子（清淨法行經云：佛遣三弟子震旦教化，儒童菩薩彼稱孔丘，淨光菩薩彼稱顏回，摩訶迦葉彼稱老子）；現代也常說耶穌曾經到過印度、接受過佛陀的教導。
可是人情偏私，只喜歡說別人的教主都是我們的學生，卻絕不喜歡聽到誰是我們教主的老師，是道家雖不太提孔子問道於老聃，儒家反而很樂意承認「什麼」，以致佛教徒把《老子化胡經》恨之入骨，從梁朝鬧到元朝，花了一千年，終於說動朝廷把這本書焚了（幸好現在還有劫後餘生的敦煌石窟抄本）。
所以孔子曾想移民海外、老子傳說曾去西域，事實上都沒成功。《禮》又貴來學而無往教，是以至今我們也沒什麼海外傳教事蹟可說。漢傳佛教略有一些海外道場，也只是佛教全球傳播之續章，儒家道教則都不成規模，政府之宣傳更不用說了。
當然，剛性傳教做不好，到底是利是弊、是福是禍，很難說。王道不行，而舉世滔滔，都在努力踐行霸道的傳教倫理，或許正是我們這個世界不可能寧靖的一大原因。
三、西方傳教士帶來的不是科學
佛教傳進我國久而漸衰，近世之影響已遠不如西方傳教士。
可是我所指的影響，與一般人所說還不太一樣。一般總強調傳教士帶來了「科學」，如天文、地理、幾何、工業技術等等；我則認為不，他們最重要的是建立了一套話語系統，這才是「以夷變夏」的關鍵。
先說傳教士帶來了什麼「科學」。
他們先痛貶中國天文學，如南懷仁將楊光先排擠出欽天監，擔任治理曆法一職後，短短數日內，即一口氣寫就《妄推吉凶辯》《妄占辯》《妄擇辯》三書，用「科學的態度」痛批中國人以術數占斷吉凶休咎之法。
這不是科學打倒了迷信，而是要傳播另有一套信仰：上帝與占星術。
傳播上帝福音，在西方，被認為是反科學的；但在中國，卻被稱為科學，而我們的信仰，則被稱為「迷信」。
他們的天文學，應該是科學了吧？不，那裡面多是占星術。
如耶穌會士穆尼閣譯撰《天步真理》時，即在〈人命〉下卷列出十五個西方人物出生時的天宮圖，並詳加推演說明。
南懷仁又照湯若望先前所譯的《天文實用》一書，預推每年於春、夏、秋、冬四正節及四立節，以及交食等日的天象，凡說「各季所主天氣、人物之變動效驗，如空際天氣 — 冷熱、乾濕、陰雲、風雨、霜雪等項有驗與否，下土有旱澇，五穀百果有收成與否，人身之血氣調和、不調和，疾病多寡，用藥治理以何日順天、何日不順天」等項，均是西洋占星術。
真正科學部分，我們很差嗎？不，利瑪竇發現中國人記載的星數比歐洲人記載的多四百個，星象紀錄也比歐洲人完整，因此他給教會的報告說：「他們計算日、月食的時間非常清楚而準確，所用方法卻與我們不同。這些人從來沒有和歐洲人交往過，完全由自己的經驗獲得和我們相似的成就，真是一件可以驚奇的事。」
他又在南京考察過北極閣天文臺，盛讚其儀器：「規模和設計的精美遠遠超過曾在歐洲所看到的和知道的任何這類東西。雖經受了近二百五十年的雨、雪和天氣變化的考驗，卻絲毫無損於它原有的光采」。
相反的，耶穌會傳教士帶來的世界圖式卻是托勒密、亞里士多德的封閉的地心說，認為宇宙是由許多以地球為圓心的固體水晶構成。這種錯誤的圖式，遠比我們基本正確的圖式落後得多。 — — 這就好像我們去舶來品店買東西，以為他們帶來的是最新的款式，所以對自己這身打扮自慚形穢了起來，卻沒料到他們帶來的其實是老古董。兩千多年前的古董。
水晶球說，源於古希臘天文學家攸多克薩斯（西元前408 — — 前355）的宇宙同心球組說，認為每個球繞著固定在外的一個球層里的一根軸而轉動。亞里士多德把他假想的球層變成球體，認為諸球層皆由不生不滅、完全透明、硬不可入的物質構成。
該說曾被教廷視為異端，後來神學家阿奎那將其與神學結合，教廷才欽定為教條。利瑪竇《乾坤體義》卷上、陽瑪諾《天問略》中介紹給中國的，就是這個荒謬的說法。
水晶球說之後，在西方天文學中產生重要影響的是托勒密（90 — — 168年）行星系說。主張地球居宇宙中心不動，日、月、行星和恆星都環繞地球運行，這即是天文學史上有名的地心說。在華傳教士對托勒密學說的介紹主要見於《崇禎曆書》。
《崇禎曆書》還介紹了當時剛在歐洲出現不多久的第谷說。
第谷體系認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月亮、太陽和恆星在不同的層次繞著地球轉，而五大星則繞著太陽轉。見《崇禎曆書》的《五緯曆指》卷一。
直至1722年編《曆象考成全書》時，被傳教士奉為圭臬的，仍是第谷體系。該體系在中國占主流地位一百多年。
換言之，從明末至乾隆中期，傳教士與中華天文曆法學的鬥爭，所採用的，全是錯誤的水晶球說和托勒密、第谷體系。
而利氏所說的天球，即《元史．天文志》所指渾天象，是郭守敬在1276年對宋代科學家韓公廉、蘇頌製作的在當時領先世界的「水運儀象臺」的調整修配品。基本保留了1090年韓、蘇所制渾儀的原制，但觀測精度更高。特點是能使儀器隨天球運動而轉動，這一先進的作法直到1685年才體現在義大利天文學家卡西尼利用時鐘裝置推動望遠鏡隨天球旋轉的設計中，但這是中國人發明這項技術六百年後了。
另外，郭守敬所制簡儀是將先前的黃赤道轉換儀的黃道部件去掉，只保留赤道部份。對於現代望遠鏡廣泛使用的赤道裝置來說，郭守敬是這種做法的先驅。
歐洲到了16世紀，第谷放棄了歐洲人和阿拉伯人一貫使用的黃道座標和黃道渾儀，採用中國人的赤道座標，也比中國落後了三百年。
故所謂西方傳教士帶來了科學，只是一套話語系統。明明比我們落後，且是錯的，但他自稱為科學，並一再指責、嘲笑我們不科學，於是我們就變成不科學的了。
這樣的例子可以不斷舉下去。中醫、中藥、物理、化學、數學、宗教、哲學、文學，什麼都可以這樣套，直到「用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為止，直到中國人把正確的認識或做事方法統稱為「科學的」為止。
近代中國，沒有科學，只有科學主義，這就是一主要原因。
四、西方傳教士帶來的是一套話語體系
這是總體否定我人既有的文化，謚為「不科學」。然後，他們還要替我們另造一套言說系統：
（一）中文拼音
首先要脫離中文漢字系統，另造一套西式語言的拼音系統。
中國是個文字體系，西方是語言中心主義的，所以傳教士雖然已認得漢字了，但仍然要用語言來「消化」漢字。把漢字轉化成一套如他們那樣的拼音系統。
利瑪竇1583年來中國，先在廣東肇慶完成《葡漢辭典》，開始用拉丁文字給漢字注音。這是後世一切漢語拼音方案的鼻祖。
他1605年又在北京出版《西字奇跡》，其中有四篇漢字文章加了拉丁字母的注音（《西字奇跡》原書已佚。明末《程氏墨苑》存此四篇，皆附有拉丁字母注音。《墨苑》的讀者是中國人，所以這是為了讓中國人熟悉西文而設的）。
金尼閣1610年（即利瑪竇卒年）秋來華傳教。1626年完成《西儒耳目資》三卷。用利瑪竇25字母，上加五個音調記號，來拼讀一切漢字。目的，據他自述，「在使中國人能在三天內通曉西方文字體系」。
注意，這與從前佛教僧人創造「守溫三十六字母」那種旨在分析漢字聲母韻母的辦法完全不同，是要中國人進入西方語言體系的。
而我們到現在，還在傳教士建立的這個語言體系中。入學，規定先學漢語拼音，之後才學漢字。沒想過：古人讀書，李白蘇東坡王陽明，誰需要先學漢語拼音吶？
（二）傳入語法學
拼音之外，開始介紹語法。馬禮遜編寫的《通用漢言之法》即是關於漢語語法的，時在馬建忠《馬氏文通》之前。
語法學，是中國古代沒有的，經他們引進並強力推銷於教育事業中之後，現代漢語就跟傳統漢語產生了鴻溝，漸漸變成一種「歐化」的漢語。
在學科專業分類上，也分屬兩個專業。某年我在某高校的古代漢語專業帶研究生，一位學現代漢語的學生想來考就不行，急得大哭。你就知道其間鴻溝有多嚴重。
現代人寫文言文寫不好，主要也因為在現代語法環境中待久了，回不去原有的漢字語境中。
（三）創建新的詞彙系統
從前佛教傳來，也造了不少新詞，如眼光、緣起、手續、刹那、現在、翻譯、翻案、方便、天堂、地獄、宿命、平等、悲觀、覺悟、境界、唯心、實體、實際、真實、真理、真諦、信仰、因果、相對、絕對、信手拈來等等。同時還確立了漢語借詞（外來詞）的基本範式。
西方傳教士發展此一方法並予擴大。不同處，在於佛教大多是你上面看到的，只偏向教理、教義、思想觀念部分，西方傳教士則「為萬物命名」。
一是自名。
1584年羅明堅譯述的《天主聖教實錄》，意譯了天主、寵愛、復活等，音譯了「耶穌」等詞；將angel譯成天神，後改譯為天使；將soul譯成魂靈，后改譯為靈魂，並自創了象形表意詞「十字架」。
另有上帝（利瑪竇1595年譯輯的西方格言集《交友論》已出現，直接把中國古詞變成他們的專名）、基督（見衛三畏1844年在中國出版的《英華韻府歷階》）、西儒之類。艾儒略於1623年譯的《西學凡》和《職方外紀》則有原罪、採取、處置、救世主、造物主等。
二是各種通名
如利瑪竇《交友論》有「人類」等語，1599年他編的《二十五言》有「生物」等語。
三是各種專業名。
天文地理，1602年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命名地球、南北二極、北極圈、南極圈、五大洲、赤道、經線、緯線等。利瑪竇和李之藻合著的《渾蓋通憲圖說》命名了天體、赤道、子午規、地平規、天地儀、地球儀等。
數學，1607年利瑪竇與徐光啟出版《幾何原本》的前六回的譯本。造了點、線、面、平面、曲線、曲面、直角、鈍角、銳角、垂線、平行線、對角線、三角形、四邊形、多邊形、圓、圓心、外切、幾何、星期等詞。1613年利瑪竇和李之藻合譯的《同文算指》，又有了平方、立方、開方、乘方、通分、約分等詞。
邏輯，1627年葡萄牙人傅訊際和李之藻合譯的亞里士多《名理探》出現了明確、解釋、剖析、推論等詞。艾儒略《西學凡》《職方外紀》另有公法、文科、理科、法科、法學、地球、大西洋、熱帶等詞。
其他物理化學等學科皆如此。所以後來中國專業人士都只會用這類語詞，而中文只成為一般生活用語。西化程度再高些，就直接用外文，例如醫生，根本不用中文開藥方、寫診斷書。
四是物名。
一般生活用品，如德律風（telephone）等物，也常常直接從外語語音直譯。
（五）為萬物命名之後，還要發展交流用語。
（5–1）在傳教士觀念中，人的交流是以《聖經》為中心來展開的。
傳教士所用各種漢語文本中，最忠實於原著、翻譯最準確的是《聖經》，因此文本最為歐化的也就是《聖經》。它對中國教徒影響亦最大。
傳教士來華傳教，翻譯及推廣《聖經》是首要任務，故近代漢語的歐化，受到《聖經》和《天路歷程》等必須嚴格遵照原意翻譯的書影響極大。
它形成一種歐化的語言暴力，改變漢語原有的表述習慣，使中國教徒在接受《聖經》之漢語時接受歐化。
《聖經》早期有文言文譯本。但既然要另構一套話語系統，文言就不是最好的選擇（雖然文言譯本已經歐化得詰屈聱牙了）。1807年馬禮遜來華傳教後，就傾向用白話來翻譯。
1856年《聖經》的白話譯本在上海出版，用南京官話譯。這是按文言譯本《新約》用南京官話改寫的。
雖不是翻譯而是改寫，卻已經顯示出歐化的特色，改變了許多白話原有的表述形態。所以《聖經》的官話譯本也就成為歐化白話文的典範。
1872年，出版了依《聖經》譯本改寫的《新約》北京官話譯本。1874年，又出版了《舊約》的北京官話譯本。以後便大量印刷發行。
1890年，傳教士召開大會，決定在已有中文譯本的基礎上，分別用文言、淺近文言、北京官話再次翻譯《聖經》。這次譯的完整北京官話《聖經》新舊約合訂本於1919年1月問世，被稱為「和合本」。它至今還在教徒中沿用，教會年年發行。
（5–2）與傳教相配合的官話運動
晚清傳教士運用官話傳教，所以編了許多官話教材、字典、書籍、報刊，蔚為運動。
以狄考文《官話類編》為例。他曾辦學堂、編寫教科書，《官話類編》一書收集了日常生活中常用的短語和句子，每課介紹一個語法點，便於學習者學習。
他對漢語詞類的看法與現代漢語的詞類基本一致，因認為漢語缺少詞形變化，故在課文中對詞綴和重疊的構詞法詳予論述。也介紹了動補式、處置式和被動式句法。還收集了山東方言的許多詞彙和句式，有語料價值。
（5–3）通過官話，再進行民眾教育
艾儒略《歐邏巴總說》介紹歐洲的學制：「歐邏巴諸國，皆尚文學，國王廣設學校，一國一郡有大學、中學，一邑一鄉有小學。……」已經向中國引入了「大學」、「中學」和「小學」的概念。
後來官話運動與西人在中國推廣歐式教育體制的關係，舉一個例子來看，讀者諸君就明白了。
此公即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字冠西，號貨物三）。他是19世紀來華最著名的傳教士漢學家，在中國生活了62年。
他於1851年組了個學社，宗旨是「為了確定一個用以把寧波口語寫下來的拼音系統。」這個系統就是寧波話教會羅馬字，最早的寧波話學習教材《鄞邑土音》就採用這個拼音方案。
1870年止，寧波出版的羅馬字書籍達50種以上，作者涉及22人。從出版物數量、內容、作者群計，可以說寧波的羅馬字書籍是整個吳語區甚至全國的引領者。
1860年，丁韪良到北京。從北京崇實館校長，一直做到到京師大學堂總教習（故常被稱為北京大學首任校長），光緒賜予二品頂戴。1907年，他還向清廷建議制訂官話羅馬字的拼音方案。
其他教會、傳教士在中國從事教育事業、辦學堂等事，不勝枚舉，就不贅述了。北京大學後來為什麼會發起白話文運動，脈絡亦不難理解。
六、西遊夢境之後
古人曾開玩笑說：佛教沒傳進來以前，中國從來沒下過地獄，也沒任何人有前世。佛教傳來，才有輪迴、轉生投胎、下地獄接受閻王審判等無數故事，或說是親身經歷，或有無數例證。
是的，宗教提供的，是一套對人生世界的解釋，也就是一套話語。你信了這套話語，自然就會見到那樣的世界。
這就像小說《西遊補》所說：唐僧師徒過了火焰山之後，孫悟空去化齋，被鯖魚精所迷，進入這個妖怪所幻造的「青青世界」。在裡面往返奔走，上下探索，跌到了「萬鏡樓臺」；又從這樓臺上的鏡子進入「古人世界」，再又進入「未來世界」。忽化為虞美人，忽當了閻羅王，顛來倒去。最後得到虛空主人的呼喚，才猛然醒悟了，從「青青世界」這個假天地脫身出來。
作者董說，五歲能讀《圓覺經》，後來出家蘇州靈岩寺為僧。本是宗教中人，所以才能覷破此中奧秘。
我以此為說，用意也很明顯。一是揭明中西方傳教與不傳教之別，做文化形態學式的分判（如果說有點現實諷喻，那就是說我們仍應採取「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的傳統辦法。用剛性的傳教方式，打國際輿論戰、去各地設孔子學院、組織隊伍「文化走出去」等等，其實皆非我們所長。古代就做不來，現在也不會做，遠不如西方擅場）。
二是說明西方傳教的內容。其深刻影響中國者，不在制度、技術和所謂科學，而在一套新話語系統，也就是鯖魚精構造的夢。
三、傳教士是織夢師，我們則既須要夢，也須悟空出夢。
但我不是反教人士，尤其不反天主教基督教。因為所有宗教都傳教，所構之夢不同而已。而傳教也不限於宗教，其源頭，我不是說了嗎，傳教一語即出於政治。對於政治家的編織，我們同樣既須要夢，也須悟空出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