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冷的西方哲學史已被按倒在地上摩擦了
西方哲學，是現代性的建構，也是對現代社會的辯護。噓雲成象，曾吸引了無數人駐足觀思；但如今日薄崦嵫，頗遭挑戰。
挑戰之一，是說西方哲學已死。
這與我們說某人已死不同，非是指某君已亡或詛咒之，乃「末日論」之一種腔調。末日論或曰源於瑪雅神話、印度神話，其實非是。瑪雅與印度之神話多具有創生義，毀滅伴隨創世，如蛇齧尾，輪回不已，故濕婆既是毀滅之神又是創生神。基督宗教之末日說卻非如此，創生只屬基督一人，名曰復活。復活後要大肆審判，替人定罪，故信徒忙著悔罪，一般人惶惶不可終日，在末日可怖之景象中憂鬱彷徨。此一思路浸潤於西方世界已久，因此時不時就會有人出面討論「藝術史之終結」這類話題。哲學史也一樣，宣稱西方哲學史已死或將死者愈來愈多。
死因主要有二。一是哲學界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確實乏善可陳，振衰無力，沒什麼新方法、新理論、新人物。
二是二十世紀中期以後，反西方哲學傳統之陣營反而聲勢大振。後現代諸思潮都批判啟蒙運動以來的思路和學說。哲學是愛智之學，教人如何理性思維世界、確立人生，而現在理性恰好就是被批評的。
同理，科學乃是啟蒙運動、工業革命以來最耀眼之成果。可是目前從科學角度批判哲學亦最嚴厲。理性思維、邏輯推理、自主意志，可是量子力學測不準原理一出來，還怎麼講下去？過去一談科學性，就是客觀、理性實驗那一大套，現在科學哲學還講這些老古董嗎？何況，工業時代的倫理學、正義論、著作權，在人工智慧、複製羊、編輯基因、網路縱橫的世界中又能有多少適用性呢？
此所以說西方哲學已死，或已瀕危。
不說哲學已死而說「西方哲學已死」，則是因推動此一思路之另一因素，正是對東方哲學之期待。認為過去被貶抑、輕視的東方思潮，或許存在著應和新時代的可能性。而且東方哲學過去只是模仿西方哲學而建構的論域或學門，在西方哲學瀕危之際，症象之一，便是東方諸系思潮皆已逐漸發現他們的思想可能並不適合以「哲學」為名，而籌思脫離此大家庭了。
末日將屆，萬象凋疏，不就是這等兆頭麼？當此時會，還來講西方哲學史，正當性或必要性何在？
挑戰之二，是古希臘羅馬偽史說。
西方哲學史是現代性的構建，故以文藝復興、啟蒙運動為基軸，上溯古希臘。所有西方哲學史都是由古希臘講起的。一一哲人時代，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三傑及其流派，然後就一跳到基督教哲學。而且不是由希伯來猶太教這一脈絡來談基督教，乃是從羅馬奉基督教信仰為國教而說其教理教義。奧古斯汀、經院哲學、亞里士多德主義……
可是，古希臘之史實、史事，史學界夙多懷疑。近年考古，雖說斬獲不少，卻也還有不少疑竇。蓋西方史學本來簡陋，史載甚缺；哲學界高談理境，也未及注意社會及歷史層面是否能跟他們描述的輝煌思想狀態相符，故說著說著，說豁了邊，不能不令人起疑。
例如柏拉圖全集、亞里士多德全集，都有百千萬字。卷軼浩繁，足以證明其博涉多優，著述宏富。可是這麼多篇章，當時寫在什麼地方，又如何流傳下來？詞人常恐「清溪蚱蜢舟，載不動許多愁」，他們沒有紙，也不用簡牘縑帛，唯有莎草及羊皮，如何載得這許多文字？
至於流傳，更是天方夜譚。不錯，正是天方，阿拉伯世界。
希臘久經戰亂，文物喪絕。幸而戰火之後略有劫餘，一部分由波斯阿拉伯學者收存或譯出了。若干年後，歐洲文藝復興，一時遺書盡出，由阿拉伯再轉抄譯寫出來者甚多，而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之篇什遂大顯於世。此中轉折，固然彌可慶倖，但你不想想其中有多少偽託、多少錯訛、多少誤譯、多少錯植？中國古書，流傳如此有序，尚須梁啟超、顧頡剛他們來大談「古書其偽及其年代」，並辦《古史辨》大考特考之，為何講西方哲學史就完全可以如此於有疑處不疑？
又如說其實施民主制，每年要開四十次公民大會。竟是每幾天就要跋涉山川去往返開會。又說亞歷山大東征，率兵三萬五，居然打出了五百多萬平方公里的大帝國。難道每一戰打下來不需派兵統治嗎？此類河漢其談，愈發令人相信其中多有誇飾，因而掃除希臘偽史竟成風潮。現在再講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已不再能如我們前輩那樣毫無心理負擔、大言不慚了。
挑戰之三是草原史觀之競爭。
本來講西方哲學史而由希臘講起，是為海洋文化張目的。所以由地中海孕育的古希臘文明發端，繼而是開啟大航海時代之歐洲文明、工業時代之海洋帝國等等，以此為世界史之骨幹或核心。這樣一套論述雖然毫不心虛地漠視亞非拉諸洲，卻不能掩飾歐洲文明自己曾有的劇痛：它曾經中斷過。
羅馬內亂，長逾百年，古代文明實已蕩然。其後波斯中興，羅馬分裂，雖基督教起踞要津，尚能維持點顏面。然不旋踵在中國受到征伐的匈奴等部族便大舉西遷，侵入波斯、進占印度，並帶動北歐日耳曼人南下，滅了羅馬。苟延殘喘的東羅馬，還不安份，因而與波斯爭鬥而俱衰。接著波斯亡於阿拉伯，東羅馬在亞非之地也大部分被奪。可見從二世紀中到八世紀，歐洲皆在混亂與衰亡之中。而造成如此的因素，除了夙敵波斯之外，就是草原民族的西遷。
後來的歐洲史，對這一段恥辱史基本不予敘述，僅概括地稱為「蠻族入侵」，其餘一片空白。
可是近年史學界頗翻舊賬，提出了相對於海洋史觀的草原民族世界史新架構。謂橫跨歐亞大陸，由張家口到黑海裏海草原帶上之民族，形成為世界史發展之動力。從中國秦漢，直到十五世紀帖木兒帝國時代，現代土耳其帝國、印度莫臥兒帝國，都屬於草原民族在世界史上扮演重要角色之時期。
且事實上他們才一直是中央歐亞大陸之主人，主宰著「大陸島」之命運。過去把他們貶為蠻族，說他們只會戰爭和屠戮，就忽略了他們是歐亞間財貨、物資、金融、技術、制度的傳播者。思想觀念，事實上也是如此。
這種講法，立足史實，遠比過去西方哲學史把這一段空白化，假裝什麼事都沒有，逕由古希臘古羅馬跳到基督教神權時代強得多。
西方哲學史，對東羅馬時期經院哲學、亞里士多德主義，大談特談。可是希臘雲亡久矣，亞里士多德著作由何而來？西方哲學史不談交流、不談外部對它的影響，只是一種純潔的單性生殖。自古希臘、基督教、文藝復興這樣一路講下來，卻忘了去說明為何要文藝復興。不就是因為斷了才須恢復、衰了才須振興嗎？然其衰斷之故安在？衰世亂世，別的可能不行，思想卻一定是最活絡的，因為感慨深、痛苦大、思慮也就多。然而歷史竟於此斷了篇，毫無敘述。幾百年受中亞民族之統治或侵擾，也毫無文化收穫及觀念交流，不也甚可怪耶？
草原史觀架構的新世界史模型，以及連帶而起的近年「探索伊斯蘭」熱潮。恰好可予西方哲學史之寫作傳統一個重要的提醒。
挑戰之四是“西方”的爭衡。
西方哲學史這個名稱中的「西方」，其實指的是古老的西方概念。亞里士多德即曾推想世界應分成溫帶熱帶等地區，生活在不同地區的人過著不同的生活。其《政治學》則賦予這不同地區不同的政治屬性，希臘屬於西方，埃及波斯屬於東方；西方是自由，東方則是專制和奴性的。此即為東方專制主義之起源。沿用至今。
故歐洲所謂「東方學」，早期皆由研究埃及開始。後來才把這裏稱為近東，把波斯、阿拉伯世界稱為中東，亞洲則為遠東。
可是東西方之概念漸生變化。日本發展「東亞」之概念，以中國日本為東方之代表，以與西方相對，以致埃及與兩河流域也都被包括進了西方，形成大西方概念。這也是我國人現在較熟悉的西方觀（中國早期之西方觀本非如此。陸路以新疆中亞印度為西方，《詩》思西方之美人、佛徒以天竺為西天。海路則東海稱為東洋，南中國海稱為西洋，《三寶太監下西洋記》、張燮《東西洋考》等書所稱西洋均是這個意義，婆羅洲以西是也）。
但這就與歐洲人原先所指西方頗不相同了，所以西方哲學史雖然仍只講希臘羅馬，其他各種西方史述卻不免要泛及埃及巴比倫。例如講法律，能不講漢摩拉比法典嗎？能不談摩西十誡嗎？然而這都是屬於東方之物。甚至基督教本身就起於東方之希伯來。切割了它的淵源，孤立地放在羅馬教權鞏固時期說其思想，本來就顯得矯情、不自然。因此擴大「西方」原有的意涵，把這些都並進來也沒錯。漢摩拉比法典的情況也是如此。當時之法哲學、法思維，下貫於羅馬法，直到現在，當然也沒理由割裂開來講。
此類事例，拓展開來看，則上古神話民俗是否亦應包括到西方哲學史中？希臘酒神狄俄尼索斯的重要性，大家想必是知道的，尼采哲學就特別要闡揚酒神精神。可是這酒神云云其實是古代生殖崇拜之一端，每年酒神享有七個節日，每個節日都是由人們抬著陽具模型去遊行、喝酒、唱淫曲。
這是生殖崇拜之張揚型，相反的就還有掩抑型，埃及人、猶太人之割禮屬之，後來，基督教就繼承了這種觀念。羅馬人反之，張揚而不掩抑，所以瞧不起閹人。
這樣的事例，雖談起來似乎不雅，但在觀念流變中其實甚為重要。而且宜如我這樣，把埃及、希伯來、希臘、羅馬合起來談，不能僅照傳統西方哲學史那樣孤立地說希臘、羅馬。但真要這麼做，西方哲學史所要涉及的領域可就要大大擴張了，不能局限於那小小疆域。
挑戰之五，是非主流思潮的反撲。
西方哲學史的正宗寫法，一向是希臘早期哲學、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晚期希臘哲學、基督教哲學、經院哲學，文藝復興、近代哲學、自然科學、理性主義、經驗主義、啟蒙哲學、康德唯心論、費希特謝林、黑格爾及其影響等講下來。雖然其術多方，但一條理性思維的線索貫穿於其中，無論經驗論、理性論，包括宗教信仰都需用理性予以思考說明之。
與此相反的那些情感、情緒、心態，如焦慮、仇恨、恐慌、瘋癲、挫折感、絕望、寂寞等都不是哲學，且是哲學思考所應避免的，如斯賓諾莎所言：“我不哭不笑，只是理解。”
可是存在主義以降，如祁克果、尼采、海德格爾、薩特等人便覺得這樣的“理性人”並非真實存在狀態，故一反“水晶宮裏人不見”的思路，大談要以整體人替代理性人。
這種非理性思潮（亦即重新注視理性以外之因素）的先生們，在反叛其傳統時，通常不採取與傳統決裂之論述策略，而是以深入擁抱傳統、解析傳統的方式，釋放出傳統中被主流論述遮蔽、尚不為人所熟知的部分，來作為其立論之依據。例如說柏拉圖本想做個戲劇詩人，遇到蘇格拉底後，才改而決心獻身於智慧之追求。所以他內在就會經歷一場詩人之死的心理激蕩，慢慢以理智戰勝詩歌與神話。但這不是立刻就能戰勝的，理性與非理性在他心中激蕩、存汰，最後才能協調圓滿，從死亡和時間中獲得解放。
這樣存在主義式的解讀，用在希伯來宗教傳統中當然更是合適。如約伯說：“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眼看見你”，他們就會解釋道：風聞是知道以理智和邏輯；親見是感受、觸動，而令人真正接觸到生命的重大問題，產生信仰。而信仰恰非邏輯與理智所能碰觸。
如此這般，反傳統之同時，也重新解釋了它。釋有放開之意，把現在要闡揚的東西，從一個老軀殼中釋放了出來。這種論述策略，中國古代也常有，古文運動與宋明理學之上溯孔孟道統、晚清康有為之托古政治，均屬此等。
在西方，這也是現代思想家之慣技，非理性思潮如此，非科學思潮也一樣。要上溯希臘哲學家之反自然哲學傾向，神學中乃至浪漫主義中之反科學思想，在一個理性的科學的思想鏈條之外，另行建構一線歷史。
這類攻擊原有正統論述的做法，雖然個別看都不足以動搖正宗，但合起來卻足以讓人懷疑原先那種西方哲學史論述是不是遺漏太多，或者對焦不準，以致把並不那麼重要的東西，做了符合現代性的誇飾和扭曲，不可信據。
最後要說說宗教的挑戰。
哲學史是由與宗教脫離講起的。由從宗教和神話角度看自然，跟由城邦和個人角度看自然截然異趣。看的方法，宗教及神話思維，和理性邏輯思維也完全不同，故才有了哲學。人文主義者溯源於希臘，亦由於此。
在近代政教分離、上帝已死、人脫離上帝魔咒、用自己的理性之眼看世界的大脈絡中說，這當然沒問題，甚且相得益彰，大符時需。然而近年宗教復興，風氣已轉，歷史中的宗教因素越來越不能如過去那樣隨意忽視了。
例如希臘當時是個哲學的時代還是個宗教社會，恐怕就不能不再想一想了。像自然哲學家思考自然之本源是水、是火、是氣等等，過去或被認為是唯物論之源頭，或謂為原子論之先驅，似乎就忘了他們說的水或氣中就包含了神靈。畢達哥拉斯學派以數來論次天地萬物，同樣不能忽視了他這派思想旨不在實用，而是把數學和宗教結合起來，想通過數學來探尋真理，且這個真理不是脫離神的純理型存在。至於城邦，城邦存在及其運作，僅恃公民、民主、管理，還是有賴神祗？若不用，那神廟是幹什麼用的？蘇格拉底之死，是因他的哲學不見容於社會，還是被疑其背叛了城邦之神？而其甘於飲毒受死，是自信其理，抑或表示未悖於神？
此類問題當然都可以有爭論。但爭論之起，正由於歷史中的宗教因素重新被看到了。上古時期如此，中古宗教統治時期也是如此。過去西方哲學史敘述這一段，只是把宗教窄化成教義，抽提其文獻與言說來做理性化的討論，論證上帝是否存在，靈魂是否不滅等等。這是非宗教的宗教學，討論方式與宗教信仰、宗教活動、宗教經驗、宗教團體等等竟可以毫不相干。
一個具體的宗教，必須活在制度、儀式、神跡、身體感受之中，教義其實非常次要。不信，你去問問身邊的佛教徒讀過幾本佛經、說不說得清楚天臺宗與華嚴宗有什麼差別。若認為佛教徒水準太低，外國天主教基督教徒會好些，自然也是妄想。聖方濟會、本篤會、多明我會與耶穌會的歷史與區分，現在問問普通天主教徒，又有多少搞得清楚？反之，天主教、基督教對於拜不拜聖母大起諍論，在《聖經》之外還有人整天誦念《玫瑰經》，這些事，各種哲學史裏卻都是不談的。
故此類純理性化的教理教義討論，其實離宗教生活甚遠。而現今宗教復興，卻是要以宗教介入生活世界的。如以此角度去看西方哲學史，當然就會非常失望，因其中根本看不到歐洲中古教權統治一切的榮光及巨大權威，也看不到當下的血與火。血，講的是教權宰制下的農奴、女巫、異教徒、異端，血流遍地。火，指的是宗教戰爭，對外的異宗教對抗與對內部的。如新教革命、英國教獨立、清教徒出走等。這其中還涉及宗教與正義、與民族、與女性之類相關題目，都是還沒被哲學處理的。至於現代化與宗教之關係，尤其不能以為宗教完全退卻了，就置諸不論不辯之列。
也就是說，西方哲學史，目前已到了「典範」破損，亟需改弦更張或另起爐灶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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