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鵬程草書示例：蟠胸萬卷，在手一杯
關於草書，也許你對它還有些誤解。
草書是我國最早被當成藝術字來書寫的字型（東漢時人人狂熱學習，惹得趙壹專門寫了一篇《非草書》來糾正），可是也因社會上人喜歡草、喜歡狂，以致它很早就被鄙視了。
歷代著名書家，大多皆如虞世南、顏真卿、柳公權、蘇東坡那樣，不常做草。草書也常被認為不必學，楷書寫潦草了就是草。而擅長草書的人，反倒必須楷法精美，其地位才不會被質疑。
唐朝張懷瓘《書估》甚至「以王羲之為標準」來替書法估價，說「大王草書字直一百，五字乃敵一行行書，三行行書敵一行真正。」其他人的作品也一樣：「他皆仿此。」可見正體楷書地位最高最值錢，行書次之，草書最下，乃當時之共識。
所以文徵明《跋祝允明草書赤壁賦冊》時，刻意用楷書寫下這段話：「張長史書，極其狂怪怒張之態也。然《郎官壁記》則楷正方嚴、略無縱誕。今世觀希哲書往往賞其草聖之妙，而余尤愛其行楷精絕。蓋楷法既工，則藁草自然合作。若不工楷法，而徒以草聖名世，所謂無本之學也。」
文徵明本人也擅長行草，可是他看不慣當時人喜歡模仿祝枝山大草的風氣，故刻意如此說。
草書名家之地位就是這樣尷尬。張旭有楷書《郎官壁記》《嚴仁墓誌銘》傳世，東坡尚且把他跟懷素一起罵上：「顛張醉素兩禿翁，追逐世好稱書工。有如市倡抹青紅，妖歌嫚舞眩兒童。」其他的，嘿嘿，米芾《論草書帖》接著罵：「高閒之下，但可懸之酒肆。」
懸之酒肆，指其可以驚俗目，而不足以稱書法藝術也！
這是傳統的書法評價，直到現代才產生了個大翻轉。
我指的，不是現代社會上所謂書法家和其受眾的態度。俗人嘛，論畫就要花花綠綠，「多買胭脂畫牡丹」；論字就要狂塗亂扭，「筆走龍蛇驚風雨」，古今一樣，不會變。會變的是真正的書法圈，終於出現一次翻轉，出現了大草書家。
這就是于右任先生的價值與貢獻。
于先生早期書法以楷行為主，北碑的功底、文人的才情、革命家的氣度，融為一體，已然名動四方。
到二十年代末，先生開始研究草書的各種規律與形式，目的是取代當時各種漢字簡化方案。把歷史上章草、今草、狂草綜合起來，根據易認、易寫、準確、美麗的原則，創造了「標準草書」。字樣，絕大多數是從歷代名家的作品中集字，雙鉤出來，個別字由於先生補寫，交「標準草書社」人員整理、編輯。
四十年代以後，于先生基本上就只寫這種草書了。圓勁雄強，為我國書法開一新境，成為歷史上張芝之外，無可爭議的草書大家。
我敬慕先生，故少小開蒙就練習寫標準草書。長輩皆笑，說這哪是你小娃娃能寫的，還是乖乖由黃自元、柳公權練起吧！
標準草書雖練不成，但草書要符合易認、易寫、準確、美麗的原則，卻影響了我一生。每見徐渭、傅山、王鐸之狂怪，今人錯字連篇、俗氣滿紙之大草，都有「妖歌嫚舞眩兒童」之嘆。
自己寫字時也較少專門寫草，多只是在行書中夾雜一二，用以調節字形、避免單調。若作草書，則多寫褚遂良《陰符經》、懷素《小草千字文》、楊凝式《神仙起居法》之類。
現在寫的這一幅，則是仿學於先生寫給我老師林尹的對聯。
林尹（1910–1983），字景伊，瑞安人。父辛、叔父損，均為民國初年北京大學教授。先生幼承家學，16歲即入北京大學國學系，師從黃侃。1930年，又入北大研究所國學門為研究生。畢業教書。抗戰爆發後，投身民族救亡工作。1941年被捕。汪精衛欲其加入偽政府，三次將他綁赴刑場以執行槍決威脅之，終不屈服。脫險後赴香港，轉往重慶，重理舊業，並任四川大學文科教授。入臺後，執教各大學，負責常用國字標準字型研訂、重編國語辭典等事。著有《中國聲韻學通論》《中國學術思想大綱》等。
先生是臺灣中文學界真正的大佬，或戲稱為學霸、學閥，各校教文字學、聲韻學的教師，十之八九皆出其門下。但他詩酒雙豪，與一般謹願的文字聲韻學者不同，豪蕩幹練，並有《景伊詩鈔》行世。
也許就因為他有豪傑氣，所以才能優容門下最飛揚跳脫、難馴難化的我。他門下又沒多少人懂詩，故亦頗以與我言詩為樂。
他與于右任在黨政關係上多有淵源，又主持常用國字標準字型審定等事，跟于先生之推廣標準草書有其內在的相關性，以是頗有交誼。「蟠胸萬卷，在手一杯」就是於先生寫給他對聯中之一幅。
上句講林先生的學問，下句說他的性情，言簡意賅，氣象渾成，正與于先生之書法相似。我很喜歡，所以也試作一回，用以表達對兩先生的繼承與追慕，但卻不是標準草書，而是自家的體貌。
這說明了，草書想寫好，不難於縱放，而難於蘊藉。中有所蓄（例如于先生的文化寄懷、我的師門感念，以及學問、修養等等）叫蘊。借，情有所託叫借。若僅是佯狂放肆，或趁機在筆墨上投機、偷懶、潦草、賣弄，能有什麼用？只在線條、構圖、空間、用筆上講草書，也是門外漢野狐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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