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籍移工的過去與未來
文/賴佳靖
何謂外籍移工
1980年代以來，台灣因為產業結構改變、教育水準提升，導致基層勞動力短缺，為了解決此問題並維持國家的經濟水平，勞動力開始對內輸入。起初，國家對移工的定位僅僅是填補擴張工程及建設所需的底層勞力密集空缺， 在民間企業以「資本出走」向政府施壓後，才大量開放移工來台。1990年代，移工引入正式進入法制化階段，政府接連制定相關的政策及勞動法規。近幾年隨著產業升級、轉型，以及人口高齡化、照護需求提升，加上法律的頒布、行政措施的推動，台灣的外籍移工人數漸增，根據勞動部統計，2019年7月底總人數達將近71萬人，分為產業移工（從事營建業、製造業或近海遠洋漁業）和社福移工（主要為家庭或機構看護與幫傭），以東南亞籍為最大宗，包含印尼、越南、菲律賓等等。
外籍移工在台處境
許多外籍移工為了生計和家庭，離鄉背井來到台灣工作，然而在這群人努力賺取收入的同時，台灣一部分的人民卻對他們抱持著極不友善、甚至帶有階級性的歧視態度，例如許多雇主為了壓低成本、最大化地運用勞力，常給予移工們標準以下的薪資，卻遠遠超出身心負荷程度的工時及工作量；為維持「補充性勞力」的移工政策，轉換雇主的機制、居留年限的制度，皆十分不自由；再加上負責媒合移工來台，受雇主委託辦理相關手續的私人就業服務機構，常利用移工對台灣制度及救濟管道的陌生，讓他們簽下本票借據、授權書等文件，並要求高額的仲介費，從中賺取暴利。上述種種偏見和作為皆對移工造成傷害，使他們各方面應有的權益遭到漠視與犧牲。以下將分兩點探討。
一，嚴格的移工引入管理制度。根據《就業服務法》第53條和第59條，在四種例外狀況下移工才能「經由主管機關同意」轉換雇主，分別是：雇主或被看護者死亡或移民、技術上讓勞工無法繼續工作、工廠關廠不能營運或雇主不依契約付薪水、其他不能歸責給受聘僱者的事由。因此在實務上，有法條作為憑藉，移工即使遭受迫害，也容易受遣送回國、失去工作機會的理由威脅，難以隨意更換雇主、爭取權利。另外值得留意的是，這些不公義的規定所綑綁的是誰的權益？白領移工雖然在初來台時也受到諸多限制，但關於可否長期留在台灣並沒有嚴密規範，只要工作許可便能延長居留期，甚至申請永久居留、入籍成為公民。將議題中討論的群體更細膩地切割便會發現，東南亞籍的藍領移工是不平等待遇下主要的受害者、是更需要被社會關注的弱勢。
二，雇主和仲介的聯合壓迫。除了上述提到的居留年限，有些雇主會為了自身最大利益，違背移工的意願組止他們返鄉，利用扣留身分證件來侵害移工的人身、遷徙、工作自由，而女性更常有在父權的框架下遭受性騷擾、性侵害的情形。由於自由市場的競爭，私人仲介常會積極鞏固與雇主的合作關係，讓雇主願意將手中的配額交給其代辦，也因此即便移工的工作場所過於高壓、生活環境骯髒，或是面對資方無理且非法的要求、與契約不符的工作內容，私人仲介往往不會選擇和移工站在一起抵抗不對等的勞資關係，甚至協助雇主從事違法行為並替其掩蓋事實、阻擋移工對外求助。
由上可知，許多在台移工長期面臨打壓與欺凌，後續問題也隨之而來。對移工而言，當他們遇到惡劣的雇主、工作負荷過重、薪資遭積欠或不足、聘用期滿時，可能因為無法忍受而不得已選擇逃逸或自行另尋雇主，成為非法移工。行蹤不明、滯留於台的狀況常使他們的處境雪上加霜，不僅充滿躲藏遮掩、不安恐懼，連生病看醫生的權利都沒有，徹底被邊緣化，在日復一日的惶恐中造成更多社會治安及環境衛生的疑慮。對台灣產業而言，近年來基層勞力缺乏刻不容緩，但品質低落的工作場域卻會對外籍移工形成推力，使內需產業獲利受損，甚至動搖國家的建設與發展。
綜合以上，不合理的政策和不友善的環境為勞動市場增添更多不確定性，且無法達到保障勞動力的效果，使外籍移工的權益面臨嚴重危機。
權益的爭取
上述提及許多移工身陷困境，卻受限於非公民的身分無法獲得有效救助，因為他們在台灣適用的法律並沒有統一標準，依工作內容與性質，分別受勞基法與就服法規範，權益保障界線模糊。因此，縱使移工在台受到不公待遇，也很難有抗爭的權限與憑藉，通常僅能仰賴相關團體和非營利組織為其發聲。
如果以成員的組成來區分，這些組織大致可分為草根組織和非政府組織。草根組織以跨國勞動者本身為行動主體，促進移工在台的權利，包含工作權、生存權等，較為人知的有ATKI-Taiwan、在台印尼勞工組織（IPIT）等等。至於非政府組織則是以台灣人為核心倡議者，像是TIWA和One-Forty，前者針對政府的勞動政策提出問題，包括法律標準的漏洞、仲介剝削的現象，並兼做個案服務，後者則透過舉辦對外的大眾培力課程及文化交流活動，增進台人對移工的認識、減少不恰當的歧視。另外，臺北市關愛之家為歷史較悠久的組織，其中一個專案關注的對象是在台非本國籍懷孕移工和其孩童，保障他們基本的健康、就學權益，藉由施打疫苗、提供基礎教育，給予寶寶平安長大的機會。
由上述可知，每個組織的取向、著力點都不盡相同，有的較注重環境與政策的改變，將移工視作一個巨大的群體；也有些從事個案管理、將重點放在移工的生命歷程，重視個體的經歷和充權。無論如何，上述組織皆是認知到移工在台灣社會面臨了挑戰，試圖以有效的方式和角度切入議題，協助他們突破困境、享有完整權利。
結語
最後，除了勞資關係、參政或表意權利之外，外籍移工與台灣社會的互動轉變也十分值得關注。過去，東南亞籍在許多台灣人心中有社經地位低落、教育水準差、生活習慣不好等既定印象，部分民眾習慣將外傭全以「瑪麗亞」代稱，足見其輕視與不屑，將多元的群體粗暴地歸為一類，忽略個體之間的獨特性；又逢開齋日等穆斯林習慣群聚的重要節日，臺北車站成為移工彼此連結的地點，然而作為交通樞紐、公共場合，空間的使用權和衛生，與包容多元文化的價值拉扯成為討論焦點。近年來，隨著世界經濟體系、國家的產業發展方向快速變動，這群來自海外的移工和台灣人之間不再只是單純僱傭關係，而有了更多族群間的對話和彼此欣賞，例如「燦爛時光」東南亞書店以地板圖書館的形式供移工自由閱讀，並籌辦移工文學獎讓他們書寫自己的生命故事，將情感投射在文字中，一方面賦予同處異鄉的人們慰藉與溫暖，另一方面使得民眾更清楚他們的生活及處境；此外，由台灣移工聯盟發起的大遊行常可看見關心移工權益的團體與國人參與、響應。
綜上，無論勞動制度或文化層次，移工在台灣工作、生活背後皆涵蓋許多值得深思的議題。在我們將信念展開成作為、投入社會工作和政策革新的同時，也必須明白，人們的相互理解需要時間磨合，是一段漫長構建的過程，但也唯有尊重族群間的差異並真心接納、明白歷史脈絡的演變，才能透過凝聚共識、提出訴求和實際行動，追求社會的公平與正義。
參考資料
一、郭登聰（2016）。發展性社會工作運用在外籍移工的可行性探討。
二、顧玉玲（2013）。跛腳的偽自由市場： 檢析台灣外勞政策的三大矛盾。台灣人權學刊，2，93–112。
三、勞動部勞動統計查詢網。產業與社福外勞人數。取自https://statfy.mol.gov.tw/index12.aspx
四、劉政輝（2017）。開齋節，快樂不快樂？──臺灣失格的「國際化」教育，與努力改變現狀的人們。換日線。取自https://crossing.cw.com.tw/article/8208
五、簡郁紋（2018）。【東南亞移工 101】從零接觸移工議題的你，一定要看！（上）（下）。One-For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