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三年來台灣電影處在一個很奇特的情境中，一方面台灣電影工業的衰退已經快到達谷底，每年的製片量少得可憐，整個電影工業可以說衰被已極，幾乎快被香港的電影製作完全取代。然而在另一方面，台灣影片近幾年又頻頻在國際影展上得獎，這一兩年更有所謂「第二代新電影導演」的說法出現，如蔡明亮、李安等人都被列入這波浪潮，新人陸續有新作品推出，彷彿電影創作氣勢正旺，和工業的破敗景象頗不相稱，形成一幅怪異的景象。
這主要是源自於台灣特殊的電影製作環境，一方面這些影片大多採低成本製作，大體上，成本大多可壓至一千萬台幣上下。另一方面拜台灣電影在國際影展頻頻得獎之賜，使官方注意到電影的海外宣傳效果，因而有提高國片輔導金、輔導海外參展等作法，輔導金多則一千多萬少則四百萬，再加上錄影帶版權（可賣得三、四百萬左右），則製片成本已接近回收，再加上某些周邊產品如配樂的CD、卡帶，亦可有部分收入。當然上片前的宣錢又是一筆支出，但票房一搏的成本風險可說小多了。這使得一些抱著熱烈電影夢想的導演，可以有機會用較個人化的方式來拍片。
然而這樣的電影工業，是建立在很脆弱而不穩定的基礎上，裡面隱藏了許多問題與危機，在最近半年來上映的台灣電影，我們多少就看出其中一些問題，在此可以做點初步的觀察與探討。以下就舉幾個例子來加以討論。
基層人員與技術人員的缺乏
在觀賞《月光少年》之前，心裡多少抱著好奇與期待的。好奇是因為這部片子號稱是台灣電影第一次運用電腦動畫與真人同時演出的技術，不知做出來效果如何；有些期待則是因為導演余為彥前一部影片《童黨萬歲》曾觸及到台灣白色恐怖的歷史經驗，不知本片在處理的內容上是否會有進一步的突破。在戲院看到不少年輕父母帶著唸小學的小孩子，想必也是衝著影片中的動畫而來。
然而看過影片之後卻感到相當失望，就內容而言，除了觸及到外省人家庭問題（威權、軍人式的父親與屢受責罵、退縮的小孩）之外，實在沒有其他特出之處，劇本的貧乏薄弱尤其是一大弱點。
然而本片更大的缺陷，則是在技術層面。影片的攝影及燈光經常是一片昏昏暗暗的，而鏡位更是常出現毫無章法的現象，常會有很奇怪的鏡位出現。剪接的問題更多，就拿影片開始不久的那場演唱會來說，鏡頭剪接的觀點錯亂令人為之愕然。至於本片宣傳重點的電腦動畫效果亦不理想，動畫人物動作單調重複，還常出現說話聲音與嘴型對不準的情況。而更嚴重的問題是，全片完全看不出這幾段動畫的必要性與意義何在，更遑論製造出令人驚奇的讚賞效果了。
《月光少年》技術缺陷之眾多、明顯與嚴重，已到了令人吃驚的地步，很難想像這是一部商業製作的電影，有些朋友較嚴苛卻很實在地批評說，這部片子的技術水準還比不上今年金穗獎（第十六屆）的16釐米短片得主《火車站》。
《月光少年》的技術缺陷其實曝露出台灣電影工業內部一個大問題。由於近年來台灣電影工業的沒落，資金幾乎完全移轉注入到香港的製片業，台灣本地每年製片量急劇地減少，自然地就導致技術人員的流失與斷層。此外台灣製片環境的不上軌道（待遇、尊重、穩定的工作環境與保障等問題），使得從副導到美工以降的工作人員流動率非常高，尤其是美工這類的基層技術人員更是如此。如此一來技術人員的經驗累積與養成更成問題。再加上培養訓練技術人員的電影教育體制亦有缺陷，更使得局面雪上加霜。
對於像侯孝賢這樣具有國際地位與市場的導演，或許在攝影、音效、剪接等重要工作上保持一個班底，從而維持影片一貫的技術水準；然而對於民間的一些公司則這樣的問題卻往往會造成嚴重打擊。
在台灣電影工業如此不景氣的此時，如何在低成本的製作下維持住製作水準，如何培養訓練並留住基層的技術人員，顯然已經是一個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
消失的歷史景觀
《戲夢人生》可算是今年上半年最受重視的台灣帝穎，挟著侯孝賢的威名，加上在坎城影展得獎，在媒體報導上一直很熱烈。然而該片在票房及評論討論上，比之《悲情城市》的盛況，要來得遜色多了。其實該片在藝術成績上要超過《悲情城市》許多，所涉及的歷史詮釋問題之複雜性與爭議性亦不亞於前者。
該片的歷史背景設定在日據時代，而我們在片中亦看到了古意盎然的建築、陳設與景觀。然而《戲夢人生》並不是在台灣拍攝的，而是在大福建拍的，因此在片中能看到那樣的景觀也就不意外了，因為在台灣要找這樣的場景已經不太容易了。一部以台灣歷史為背景的影片，卻必須跑到大陸拍攝，這現象充分顯示了台灣電影製作逐漸面臨了「無景可拍」的困境，尤其時空設定在歷史過去的電影。
在《戲夢人生》映演後不久，在報紙上陸續出現了兩則新聞。一則是台灣最具特色的建築古蹟之一的三峽老街，在屋主、地主的強烈要求下，可能面臨拆除的命運。原先反對拆除的北縣政府在面臨壓力之下，態度已有所軟化，而堅持反對拆除的只剩下夏鑄九等學者，而且這些學者還被當地屋主視為「頭號公敵」，以追捕要犯的方式公布他們的名單。屋主希望改建賺取利潤的動機不難理解，但相對的是主管單位內政部，對古蹟建築根本沒有一套有效維護管理方法，許多古屋都因失修而崩塌，屋主住得心驚膽跳又不能改建，主管單位既無有效維修保養措施，又沒有補助，無怪乎屋主反彈會如此劇烈。
另一則新聞則是位於台北市林森南路，台灣保存得最完整的日式寺廟之一的「東和禪寺」，被台北市夷為平地，將改建為「青少年育樂中心」。儘管許多學者專家大聲疾呼保留該禪寺的必要性，肯定該禪寺的歷史價值，並剖析開發育樂中心所將帶來的後遺症；可惜這一切仍舊抵擋不住「開發」背後的利益關係及力量。市府可以振振有詞地引用法條，直陳該禪寺不符合古蹟保存的標準 — — 在目前的古蹟管理保存政策中，有一個奇怪的原則，那就是似乎日據時代所留下的與日本人有關的建築、景觀，都不算古蹟，都可以正正當當地加以摧毀抹除，這不只是單純的年代久不久遠的認定問題，而是背後有著中國帝王改朝換代的封建意識形態在作祟，所以對日人遺跡有種須加以抹除壓抑的憎恨與恥辱情節。
東和禪寺及其前面廣場純樸的小吃攤，曾是許多電影拍攝的場景，包括許多武俠片、鬼片乃至於侯孝賢的《戀戀風塵》，都曾在此拍攝。隨著禪寺的拆除，台灣少掉一處重要的歷史景觀之外，台灣電影也少了一個拍片的場景。
在近年來土地飆漲與土地炒作的趨勢之下，一切的土地都可以成為炒作的對象，連被污染的土地都可以更改用途，供財團炒作，營建署都可以修改法條，讓炒作集團在水源地開發，而不顧眾多人民及子子孫孫的飲水安全及生存條件。那麼以開發名義拆除破壞各種古蹟、歷史景觀乃至自然環境，那根本就不足為奇。政府錯誤的政策，執行的無能，加上財團的不當開發炒作，加速了台灣歷史景觀的消失。
台灣電影缺乏拍片景觀的困境，在未來只會越來越嚴重。像九份這類富於特色、是合作拍片背景的地方，將會在一片炒作開發土地以攫取暴利的洪流下，逐漸地消失。
過去台灣新電影的主要題材就是回顧過去的成長題材，只不過大部分作品回溯的時間都只到五、六零年代「經濟起飛」前的台灣社會。在「後新電影」時期的最近幾年，台灣電影則開始出現將時間推得更前，回溯更早期台灣歷史的作品，最具代表性的野心之作包括王童的三部曲《無言的山丘》、《稻草人》、《香蕉天堂》，以及侯孝賢的《戲夢人生》、《悲情城市》。這個創作方向在台灣史的問題正式搬上檯面的今天，自有其重要的文化意義。然而有一天我們或許會悲哀地發現，在台灣這塊土地上不可能拍攝台灣歷史電影，因為歷史景觀所剩無幾，歷史在空間、土地所留下的痕跡已被抹除。而拍攝台灣歷史題材，則必須像《戲夢人生》一般到大陸拍攝，這對目前台灣文化界所高唱的台灣意識、所欲建立的台灣文化自主性與立體性，無疑是一大諷刺。
這屆金穗獎有部得獎短片《保衛總統府》，處理的就是古蹟建築不斷被破壞拆除的問題，片中主角不斷地拍攝各地古建築的照片，試圖為消失中的建築景觀留下影像，同時也感傷古厝的不斷被拆與失修殘破。片名的意思是如果按照台灣這種破壞古厝的狀況，或許有一天我們甚至必須要保衛總統府這座日據時代的老建築。雖有評審批評該片形式保守，多少也意味著年輕的拍片者已日漸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這將會是後台灣電影要不斷面對又難以解決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