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中国网部分错误思潮批判
自2012年左翼网站遭遇集体封杀之后，红色中国网作为境外左翼网站，在国内左翼发声困难的情况下，利用其便利条件，在左翼宣传与鼓动方面起到了独特的作用。红中网的一大特色是大量的理论争鸣与思想碰撞，这为左翼思想理论的进一步探索与进步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红中网编辑部集中了一批留美背景的左翼知识分子，熟悉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新政治经济学观点，也关注国内的阶级斗争与左翼动态，思考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问题，并积极参与国内左翼活动。红中网编辑部对于中国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战略、政策和策略，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这集中体现在以主编远航一号为核心的红中网编辑部的一系列论述中。
但是，红中网编辑部的一些重要论述是违背马列毛主义的，包括对时代特征的错误认识（否认“中帝论”）、对工人阶级力量的错误认识（利润挤压论）、对群众组织的错误认识（工会无用论）、对未来斗争战略的幻想（地方割据论）和对群众工作方法的错误理解（反对灌输论）等。作为进步的知识分子群体，长期生活在海外，脱离实际、主观主义和精英思想等问题若不能有效克服，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严重的局限性，并进一步引起左翼思想的混乱。
第一节 对时代特征的错误认识：否定帝国主义论
远航一号认为：
中国的出口制造业不仅依赖美国和欧洲的市场，而且还依赖在国外进口的能源和原材料。这些能源和原材料虽然不来自美国，但是中国资本主义客观上依赖美帝国主义的海空力量来保障中东、非洲等地的政治稳定以及印度洋、太平洋的海上交通安全。中国资本主义出口制造业对于美帝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巨大依赖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甘愿在“G2”体制下充当所谓“负责任的大国”。中国资产阶级既无力，也无心，更无胆，去挑战美帝霸权。
当然，在中国资本家争夺非洲等地原材料的过程中，会与具体的欧美资本家发生冲突。但是，在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范围内，中国所获取的海外原材料，是维持中国资本主义制造业所必需的，而中国资本主义制造业又是当前世界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中心；通过对中国广大廉价劳动力的剥削，中国资本主义向美、欧、日等核心国家输出巨大数量的剩余价值，保证了后者的超额利润，进而保证了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正常运转。在这个意义上，中美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不仅没有冲突，而且高度一致。这就决定了，不仅在中、美之间不会爆发战争，即使是在中国和美帝的仆从国（如日本）之间，也不会爆发战争，甚至连武装冲突都不会爆发。（红色中国时评：《中国无产阶级的历史命运》）
井冈山卫士认为：
中国的投降路线是“意料之中”的，唯一有些“出乎意料”的是，它的投降竟然来得如此之快，如此彻底，以至于连美国资产阶级中反对“贸易战”的集团都来不及对它展开支援。（《从“贸易战”看“中华帝国主义论”的破产》）
这些说法，在事实判断上是错误的，在理论上也违背了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学说。
说它在事实判断上是错误的，是中美贸易战的最新发展是因无法达成妥协而升级，贸易战早已超出了双边贸易的范围，而上升为以中美两国为主、欧洲国家和其他国家也参与的高科技之战、遏制与反遏制之战，根本不是所谓的“中美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不仅没有冲突，而且高度一致”、“中国资本主义出口制造业对于美帝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巨大依赖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甘愿在‘G2’体制下充当所谓‘负责任的大国’。中国资产阶级既无力，也无心，更无胆，去挑战美帝霸权”。
中美谈判中的妥协在一定范围内是存在的，中美两国的力量也存在很大差异，分工上长期互补，但决不能说明“中美资产阶级的基本利益高度一致”。这种判断与中美“夫妻论”并无二致，只是立场有区别。照马列主义的观点，国际垄断资本之间一定范围内的妥协与合作决不是排斥竞争与斗争，而只能理解为竞争与斗争的特殊表现形式。像中国和俄国这样的国家，无论是否走社会主义道路，美国的遏制政策始终是不会改变的，“中美资产阶级的基本利益高度一致”是一厢情愿的说法。
出现这些奇谈怪论的根源，在于远航一号等同志有意无意地混淆了帝国主义论与世界体系论，并将后者视为对前者的补充与发展。但是，两种理论体系对时代特征的理解有着重大区别。
大致来说，世界左翼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体系有两种：
一种理论是从马克思到列宁一脉相承的经典帝国主义理论，依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其内部的矛盾，取决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性质。外部的力量也会起作用，但需要通过改变其内部的生产方式来发挥作用。当某个国家的垄断资本在发展中占据统治地位，并且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政权与垄断资本高度结合，这个国家就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即资本主义最高和最后的阶段，也是垂死和腐朽的阶段。帝国主义不能理解为一种国与国之间的特殊的压迫与剥削政策，比如现在时髦的“剥夺性积累”、“帝国主义租”等说法。这些政策可以依据不同国家、不同年代的具体情况而变化。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说超帝国主义不可能实现，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有其限度，随着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斗争的升级，无论国际资本分工细化到什么程度，都不可能解决这个根本矛盾。华为的产品分工涉及154家不同国家与地区的供应商，其中包括33家美国供应商，但是，一旦帝国主义者认为华为可能威胁到他们的长远利益，这种长期的紧密合作关系顷刻化为乌有。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已被列宁时代的理论与现实发展彻底否定，新时代的超帝国主义论（利益一致论）在现实面前同样濒临破产边缘。
另一种理论则把帝国主义体系当作一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的剥削与压迫，一些地方能够充分发展是以世界大多数地方“不发达的发展”为代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针对许多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失败，一种替代经典帝国主义理论的观念发展起来了，即依附理论（这里说的是广义的依附理论，包括远航一号等人援引的世界体系论），以弗兰克、沃勒斯坦、阿明等左翼学者为典型代表。依附理论认为，分析的单元必须是整个世界体系，不同的地域或民族国家仅仅是其组成部分。与经典帝国主义理论不同，中心国家与半外围国家、外围国家的地位以及这些国家是否是帝国主义国家，是通过世界资本主义交换体系中的分工地位来确定，是通过某些国家被其他国家的剥削来界定，而不是通过其内在的生产关系的发展程度来界定，即不是通过这些国家垄断资本的发展程度来界定的。中国、印度和阿根廷等差异巨大的国家被列入半外围国家，前苏联也被列入半外围国家。
依附理论这种重视外因（分工地位）的分析框架存在着巨大的逻辑漏洞。十余年前，中国刚加入WTO时，中国的国际分工的地位甚至不如一些东南亚国家，左翼一片“殖民地化”的痛惜之声，但十余年来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是有着显著提高的，说明分工地位只是一个“因变量”，并不是“自变量”。当年流行一时的依附理论、世界体系论逐渐在青年中丧失市场，左翼的注意力已经转到对不同国家的内在结构差异的考察，转向了国内的阶级与阶级斗争。
具体到关于“中帝论”的讨论，列宁主义从来没有从“资本主义强国”的意义上去理解帝国主义（尽管帝国主义国家一般是列强），帝国主义国家与“中心国家”也绝非同一概念，远航一号等同志将帝国主义国家等同于中心国家、等同于强大与成功的资本主义国家，正是小资产阶级强国派的庸俗看法。我们谈论的帝国主义，是行将就木的资本主义因其内在的生产方式决定的愈来愈走向腐朽、没落、衰老的阶段。资本越来越多地从实体领域流出而转向金融领域，越来越多地从一个国家流出而在全世界寻找增殖空间，在此过程中，资产阶级被迫开辟海外市场、强化国家能力与军事力量、加强地缘政治斗争，这一切正是资产阶级积累危机的表现。而贸易战、科技战和遏制与反遏制战正是帝国主义国家之家矛盾日益尖锐化、不可调和的体现，是现代资本主义体系衰老与腐朽的国际体现。
相反，远航一号等人将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看得十分强大、十分稳固，恐美之情溢于言表：
但是，只要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基本运动规律不改变，这就是一场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赢得的竞赛。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垄断着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并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技术封锁。现代科学技术发展，需要巨大的资金和高科技人才的投入。除了个别领域，社会主义国家在资金与人才方面，不可能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竞争。（《21世纪与共产主义》）
在远航一号等人看来，不仅现在中国的发展由这种所谓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基本运动规律”所决定，连过去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也受这种天上掉下来的规律所支配，社会主义的失败在所难免。远航一号等人的唯心史观可见一斑。
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理论被列宁批评为“最精致的，用科学观点和国际观点精心伪装起来的社会沙文主义理论”。远航一号等同志鼓吹的当代超帝国主义理论，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反思，最终会演变为“最精致的，用科学观点和国际观点精心伪装起来的”民族主义甚至国家主义理论，不管其现在的言辞看上去如何革命与激进。
因此，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如下问题：今日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资本主义不发展，还是资本主义发展过度？是内部的金融垄断资本阻碍并窒息了社会的发展，还是外部势力（所谓的中心国家）决定并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对这些问题的判断，对时代特征的认识，马列毛主义者与远航一号等同志有着重大的分歧，这些判断进一步影响着我们对于社会主要矛盾、政策和策略等方面的判断，不可不察。关于“中帝论”相关问题，本书“时代篇”有更详尽的论述，这里不再赘述。
第二节 对工人力量的错误认识：利润挤压论
远航一号认为：
……如果要考察工人斗争的效果，还是要分析资本主义经济中国民收入的分配，看无产阶级通过斗争是不是从自己劳动创造的价值中得到了一个更大的份额，从而缩小了资本家可以得到的剩余价值的份额。
……劳动者在资本主义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提高，反映了中国无产阶级斗争力量的增强。由于中国工人斗争力量的增强，在中国工人所创造的价值中，一个越来越大的部分转化为了劳动力价值，而资本家和官僚所占有的剩余价值的份额缩小了，这样资本家的利润率就下降了。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利润。随着利润率的下降，资本家的投资就要下降；或者，在一个时期内，有些资本家会企图通过举债投资的方式来维持积累，从而为将来的债务危机埋下祸根。利润率下降到一定程度，资本主义经济就会陷入危机，而资产阶级国家也会陷入政治危机。（《中国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和阶级斗争》）
这里产生了两个问题：工人工资的上涨会造成经济危机吗（利润挤压论的核心观点）？工人阶级力量表现在劳动份额的上涨吗？
首先，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过剩危机论不同，利润挤压论认为在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产业后备军人数下降将提高“实际工资”，从而会导致利润日趋下滑，进而导致经济危机。这种说法和新自由主义者将经济危机归咎于工人福利太好不谋而合。这种理论在西方左翼中也只能算是一家之言，招致了激烈的批评，一些西方左翼学者认为利润挤压论不仅不是一种发展反而是巨大的倒退。比如在卡莱茨基看来，劳工增加工资的要求并不是对资本的主要威胁，因为公司拥有定价权。安瓦尔·谢克认为这一假说在理论上是无效的，它只考察了事物的表象。关于这方面的理论争论不赘述。
更重要的是，说工人阶级力量表现在劳动份额的上涨，这种说法也是既不符合中国现实，也不符合马列毛理论。
远航一号认为：
2010年是一个转折点。从这一年开始，中国的阶级力量对比开始明显出现对无产阶级有利、对资产阶级不利的变化。2010年，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大约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5%。到了2013年，劳动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已经上升到41%，而资本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已经下降到28%。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份额基本恢复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水平。
以上数据说明，当前中国的阶级斗争形势，与以往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目前的基本形势，是无产阶级在进攻，资产阶级在退却；无产阶级在节节胜利，资产阶级在节节失败。当然，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中国的资本主义社会仍然处于暂时稳定，资产阶级仍然占统治地位，但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基础已经开始动摇了，而统治基础的动摇是其走向垮台的第一步。（《中国的阶级力量对比正发生对无产阶级有利的变化》）
高调的口号固然能得到一片赞赏，却无法解决任何问题。工人的自发力量固然可能在劳动力价格的涨跌中发展壮大，但这远远不能说明远航一号津津乐道的“无产阶级在节节胜利，资产阶级在节节失败”局面已经出现了，也不能证明远航一号所谓的“相持阶段”论能够成立。如果事情有这么简单，那社会主义革命真是件很简单的事，劳心费力的组织工作也成为多余的了。
首先，工人的力量体现在组织上，如果没有组织起来，劳动收入份额的涨跌没有实质性意义。
2010年之后所谓劳动收入份额的上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快速城镇化进程。2004年中国第一次出现了民工荒，即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到来的表现，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工资开始上升。这种增长更多是补偿性的，即由于长期以来农村新工人劳动力供应过剩导致工人工资严重低于维持城市正常生活的劳动力价格，工人工资增长的速度长期低于GDP增速，也低于物价上涨速度，导致新工人产生“用脚投票”的情况。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0年，一个农村居民中等收入户人均消费总支出，仅相当于城市中下等收入户的一半左右。这在种大背景下，2008年《劳动合同法》实施。这些因素推动了劳动者工资的快速增加，导致劳动收入份额开始回升。如果从工人数量增长这个角度来谈工人力量增加是可以的，这个时期的工资上涨显然是由资本高速扩张期工人的被动防御（用脚投票）造成的，远远谈不上“无产阶级在节节胜利，资产阶级在节节失败”。
另一个极端的反例是1978–1984年间，劳动收入份额曾一度增加：在这段时期，劳动收入份额的产业内效应（主要职工收入增长造成的）增加了 1.8个百分点，产业间效应（主要农民收入增长造成的）增加了 2.2个百分点，两种效应叠加推动劳动收入份额增加4个百分点。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为收买农民，国家一度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致使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另外，企业的工资制度及经营制度改革也在润物无声地进行，为顺利推行改革，提高工人工资，实行奖金制度，也一度促使收入分配格局向有利于劳动者的方向变动。但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企业工资制度及经营制度改革，这两项都是瓦解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手段，和无产阶级力量的增长没有半毛钱关系，相反，是牺牲劳动者的政治权利来换取短暂的经济利益，对资产阶级而言，这个买卖十分划算。政治权利丧失后，经济利益也就没有任何保障了，这很快就被历史所证实。
贝弗里·J.西尔弗在其名著《劳工的力量 — — 1870年以来的工人运动与全球化》中将劳工的力量分为两大类：一为组织性力量，即劳工结社产生的力量；二为结构性力量，即劳工由于生产结构中所处的位置而获得的与资本对抗的力量，结构性力量又分两种，一为市场谈判能力，即劳动市场中劳工相对于资本的优劣地位，二为工作场所谈判力量，即劳工在工作场所中，由于自己在生产流程中所处的位置而产生的相对资本的优劣地位。这种分类法颇有参考价值。
在工人力量中最重要部分 — — 组织性力量的获取过程中，劳动份额的上涨并非是必要条件。工人在繁荣时期容易得到经济斗争的胜利，这对于经济斗争而言是一个有利条件，工人在萧条与危机时期则很难争取到经济利益，但是，如果引导得当，这个时候工人政治意识与阶级觉悟可以得到飞跃发展，而这比获得一点随时可能失去的经济利益，显然要重要得多。
所以，远航一号所津津乐道的劳动份额的上涨，即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谈判能力的增强，且不说有多少是事实，这部分恰恰是工人力量中最不重要的、最易失去的部分。
列宁说：“工人阶级的力量在于组织。不组织群众，无产阶级就一事无成。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就无所不能。组织性就是行动一致，就是实际活动一致。”（列宁：《同立宪民主党化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和党的纪律》）离开了无产阶级的觉悟与团结去谈力量，十分空洞无力。
远航一号的上述论断发表于2015年初。2010年至2012年，在经济复苏的大背景下，全国范围内经历了第一次新工人的大斗争。此时无产阶级的力量比现今更强一些，阶级斗争的战线推进得更靠前一些。以本田为代表，成立了大致数十个工人自己的工会。但是，从2013年经济持续衰退以来，资产阶级发起进攻，这些聚集起来的零星的组织力量再次被打散，阶级斗争的战线被再次推了回去。远航一号在2015年初罔顾事实，断言无产阶级在进攻，资产阶级在退却，是非常轻率的。
第三节 对群众组织的错误认识：工会无用论
远航一号认为：
……对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剥削，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命根子。这就决定了，只要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还在“正常”运转，资产阶级还在“正常”统治，就决不可能听任工人阶级普遍地、大量地、公开地、合法地组织可以作为工人经济斗争有力工具的工会。资产阶级是不可能那样愚蠢的。一些小资理论家自欺欺人地宣传说，发展工会、保护工人权益，可以有助于“劳资和谐”、可以实现资本主义社会的长治久安，这只能欺骗自己，也许还能欺骗一些尚不觉悟的工人，但是资产阶级是不会上这个当的。
当然，如果未来中国出现了革命形势，从而资产阶级的正常统治无法再维持下去了，普遍发动起来的工人阶级是有可能大量地、自发地提出组织工会与资本家开展斗争的要求的。但是在那样的形势下，工人阶级的要求就绝不会以工会为界限，而垂死的资产阶级也绝不会幻想靠工会等有限的让步就可以维持其阶级统治。
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的历史经验来看，工会这一组织方式确实曾经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在一部分国家中为工人阶级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提供了适当的历史工具。但是这一历史经验，其主要起作用的时期是二十世纪中期（在此之前，即使在核心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会运动也常常被镇压 ，或者限制在少数熟练工人范围内），其较为成功的地理范围，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中心国家，即北美和西欧，以及后来加入核心区的日、韩、港、台等。即使在有组织工会的鼎盛时期，工会充其量也只是曾经起过一定的社会改良的作用，而并没有发挥充分启发工人阶级觉悟、促进社会革命性转变的作用。而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即使在老牌的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工会也已经普遍衰落。目前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绝大部分都不是工会会员（其中，在北美，工会会员数量已经沦为工人阶级中的极少数；在除北欧以外的西欧诸国，也已经下降为相对少数）。
在世界范围的工会以及社会改良都已经普遍衰落的大环境下，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在中国这样的资产阶级专制统治的政治条件下，工会反而会成为工人阶级提高斗争力量、发展阶级觉悟的有效工具呢？
中国无产阶级斗争的方式，不是照搬外国的经验，也不是照搬社会运动的教科书，而是根据中国工人运动自己的传统，结合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不断地争取局部的进步和胜利。以往的斗争经验证明，在资产阶级专制统治条件下，常规的、公开的、永久性的工人组织方式是不适合中国工人阶级斗争需要的。实践也证明，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没有必要照搬资产阶级民主条件下的那些组织方式。比如通钢工人的斗争，就是在表面自发的形式下而形成的有高度组织性的斗争，并给资产阶级以沉重打击，违反了一切资产阶级法律，当局还不敢打击报复。只要局部条件有利，工人斗争有力量，“违法”也不妨碍工人斗争的局部胜利。反之，如果当时当地条件不利，工人没有发动起来，最“合法”的请愿也会被资产阶级无情镇压。在新工人斗争中，也有大量的实际例子。在日常劳动和长期的斗争实践中，逐渐产生一些在工人中有威信的优秀分子；当出现对工人有利、对资本家不利的特定时机时，这些优秀分子便将工人发动起来，通过采取一些能够给资本家带来实际损失和代价的行动，迫使资本家做出让步。由于这种发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而采取隐蔽、半公开或公开等不同方式，又可以最大限度地限制资本家打击报复给工人斗争带来的危害（在现阶段，要完全避免这种危害，仍然是不可能的）。（《2019年，进步青年向何处去？》）
这几段文字比较系统地表述了远航一号的工会观，其主要观点是错误的、形左实右的。
首先，因为“对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剥削，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命根子”，所以“就决不可能听任工人阶级普遍地、大量地、公开地、合法地组织可以作为工人经济斗争有力工具的工会”，这是将工人斗争的主动权完全交予资产阶级。但是，任何国家的工人组织权都不是资方恩赐的，包括资格最老的英国工联在内。英国议会在1799年和1800年通过了全面禁止工人在一切行业里组织工会的法令，在该法令存在的20多年中，工会不仅未被消灭，反而数量不断增加，规模日益扩大，组织也越来越健全，直到1824年这项法令被迫取消。资产阶级不会听任工人组织工会，工人也不会听任远航一号的说教而不组织工会。事实上，不论是产业工人，还是其他行业的工人，都已经自发走上组织工会的道路。他们数量虽小，但却代表着工人自发运动的方向，只有无视现实的人，才会看不到这一点。
其次，工会不必然就是公开的、合法的。列宁在《怎么办》中就曾论述怎么搞地下工会。在一个专制的国家，也就是说在一个人民没有资产阶级民主权力的国家，本身就不必然有合法工会存在的空间，但是，工人却必然要在为争取经济利益而斗争的过程中组织起来，这是由雇佣劳动制本身决定的。2010年-2012年间，在大的斗争背景下，工人成立了数十个公开、合法的工会，作为自身争取经济利益的工具。从2013年经济持续衰退以来，这些曾经建立起来的工会出现分化，一部分被资本家打压后收编（广州汽配行业），一部分成了中高层管理人员手中每年加薪的工具，还有一小部分举步维艰的坚持。在公开、合法的工会难以为继的时候，2018年塔吊工人罢工后成立了俱乐部，事实上执行着工会职能，它没有名义，但却公开的存在，它是典型的灰色工会。能够公开就公开，能够合法就合法，不能公开合法，就地下，就非法，俄国人这么搞过，中国也有工人在这样搞。机械地认为工会一定是公开、合法的，是远航一号的又一错误。
远航一号认为，“当然，如果未来中国出现了革命形势，从而资产阶级的正常统治无法再维持下去了，普遍发动起来的工人阶级是有可能大量地、自发地提出组织工会与资本家开展斗争的要求的。但是在那样的形势下，工人阶级的要求就绝不会以工会为界限，而垂死的资产阶级也绝不会幻想靠工会等有限的让步就可以维持其阶级统治。”这是典型的自发性崇拜，幻想工人能跳过公开的、群众性的组织训练过程，在所谓的“革命形势”中迅速超越工会斗争阶段，达到与资产阶级势均力敌的地位。英国工人在能够公开合法地建立工会之前（1825年），已经地下非法地搞了几十年工会。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有力量利用出现的短暂的有利形势，快速大规模地建立工会。俄国工人难道不是这样吗？俄国工人在1905年之后才能合法、公开建立工会，但是他们早在十几年前就开始搞地下工会。难道列宁会因为1905年工人提出超越工会范围的要求，而反对布尔什维克在革命准备时期搞工会吗？不会的，列宁在《怎么办》中就明确说到，“工会组织不仅能大大促进经济斗争的发展和加强，并且能大大帮助政治鼓动和革命组织工作。”
至于说到资产阶级是否让步，远航一号更是糊涂。资产阶级当然不会幻想靠工会的有限让步就能维持其统治，正如沙皇也从来没有这样幻想一样。但是，迫使资产阶级让步的，不是他们的幻想，而是现实的力量。1905年前，俄国的工会基本都是地下的（除了祖巴托夫这些宪兵搞的黄色工会外），1905年革命爆发后，不以沙皇意志为转移，工会爆炸式地增长。试问远航一号，俄国工会的建立，是沙皇有了什么幻想吗？
远航一号认为，“工会这一组织方式确实曾经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在一部分国家中为工人阶级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提供了适当的历史工具。但是这一历史经验，其主要起作用的时期是二十世纪中期（在此之前，即使在核心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会运动也常常被镇压 ，或者限制在少数熟练工人范围内）”。
这个观点是极其狭隘的，这说明远航一号历史知识匮乏，且战略眼光短浅。从无产阶级革命的角度来看，工会最大的作用根本就不是帮助工人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工会是党联系工人的纽带，是党在退却时期保存力量的地方，是党在相持时期积蓄力量、训练工人斗争的学校，是党在进攻时期动员最广大工人的工具。至于起到最大作用的工会，更不是二十世纪中期发达国家的工会，而是在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期间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下的工会，以及1905年后俄国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工会。这类工会的活动极其丰富，社会主义者通过工会中的支部开展工作，搞小组学习，请布尔什维克做政治报告，搞秘密集会，发动经济斗争，搞固定节日的示威游行，等等。《苏共党史》第二卷第六章有一段讲述这种工会的日常活动：在布尔什维克影响下，活动具有明显的政治性质，以郊游为幌子搞群众集会，以讲座为名头搞政治报告，利用其工作地点组织党小组学习，等等。这还只是日常活动，至于斗争时期的活动，那就更为丰富了。工人在这样的工会带领下，极富战斗性。眼睛就盯着资产阶级游戏规则内的合法工会，并把这种工会视为工会的唯一形式，当然只会得出工会无用的荒谬结论。
远航一号认为，而在新自由主义时代，“老牌的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工会也已经普遍衰落，因此，在中国这样的资产阶级专制统治的政治条件下，工会更不能成为工人阶级提高斗争力量、发展阶级觉悟的有效工具。
这更是逻辑混乱、倒因为果。“老牌的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工会运动的衰落，正是国际工运低潮与资产阶级反扑的结果，丝毫不能得出工会无用的结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在西方各国政府的打压下，工会成员率持续下降，罢工受到进一步限制。英国保守党恢复了反工会立法，要求提前向警察提交举行示威活动的申请，禁止会员通过网络投票来决定是否采取罢工行动。这说明，无论工会斗争低迷到什么程度，资本仇视、敌视工会的本性不会改变，比如沃尔玛一直坚决抵制工会。资产阶级的政治敏锐与阶级觉悟要远高于远航一号。
而“老牌的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工会运动衰落的另一个原因，是这些国家所谓“新中间阶层”的崛起，传统产业工人比例逐渐降低，工会运动面临新的挑战。而当代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于这些国家。近二三十年来，中国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进程，中国农民经历了快速无产者化的过程，工人阶级占劳动人口比重已近70%，产业工人数量迅猛增长，无论是相对数量还是绝对数量，工人阶级的发展与西方国家经历了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阶段。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化进程中，权利意识、团结意识与斗争意识相比老一辈工人都有了极大的提高，工会意识呼之欲出，这正是启蒙工会意识、开展工会斗争的肥沃土壤。
远航一号将希望寄托于“在日常劳动和长期的斗争实践中，逐渐产生一些在工人中有威信的优秀分子”，“采取隐蔽、半公开或公开等不同方式，又可以最大限度地限制资本家打击报复给工人斗争带来的危害”的斗争形式，这是不了解工人斗争的一般规律和中国工人斗争的发展趋势，坐在书斋与酒桌旁产生的完美臆想。
如果说单次的罢工是工人“战争的学校”，是工人临时和非松散的形式，那么随着工人斗争的发展，这种临时的联合形式必将发展成为持久和紧密的联合形式，这种联合形式就是工会（而不管它叫什么）。罢工不是万能的，上访更不是万能的，“有威信的优秀分子”也绝不能替代群众化的组织趋势，否则工人运动将永远处于手工作业阶段。无论工人的单次罢工组织得多么出色，罢工的规模、影响有多大，如果没有某种紧密的联合形式，没有某种长期的斗争手段，工人斗争就很难上新的台阶。在过去的国企保卫战阶段，的确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工人领袖（多为退休或下岗职工），在长期的上访斗争中成长起来，并一度取得了不凡的成果，但随着私有化进程的基本结束，这种斗争已近结束。而在新工人中产生的相对长期和紧密的联合形式的渴求，反应了新工人阶级意识的成长和斗争形式的升级。幻想用过去的、已逐渐式微的斗争形式来指导未来的斗争是行不通的。至于是公开还是秘密或者半秘密，这个视情况而定。在条件允许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应该帮助无产阶级积极争取公开建立工会，因为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组织起来，把最广大的工人群众团结起来；在不具备条件的时候，布尔什维克自然不会强行建立公开工会，给敌人树立打击的目标。
远航一号称，“以往的斗争经验证明，在资产阶级专制统治条件下，常规的、公开的、永久性的工人组织方式是不适合中国工人阶级斗争需要的。”这是对工人斗争理论与历史的无知。俄国与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正确的、成功的群众观是“哪里有群众，我们就要到哪里去”。旧俄国与旧中国哪个不是专制统治条件？共产党人照样可以进入黄色工会、反动议会中进行工作，并成功地掌握群众、有效地开展公开的群众工作。布尔什维克的工作，本就是合法和非法结合，公开和秘密结合。在明知是专制统治条件下，藐视“合法”工作，抛弃合法工作，只强调所谓“违法”的工作，这是貌似革命实则幼稚。列宁将这类口头激进、回避实际行动的人称为形左实右的“召回派”，即另一个方向的“取消派”。这的确是深刻的洞见。（召回派是1906年俄国革命低潮时期在布尔什维克内部产生的“左”倾机会主义派别，出现于1905–1907年革命失败后的革命低潮时期。以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为代表。因要求从杜马中召回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故名。他们反对列宁，坚决拒绝在工会、合作社和其他合法、半合法的群众组织中进行工作，竭力主张进行秘密活动，力图取消利用合法团体的机会，使党脱离工人阶级，反对党对非党群众的领导。列宁称它为“来自左面的取消主义”。1909年6月，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组织。）
第四节 对未来斗争战略的幻想：地方割据论
远航一号认为：
如果资本主义经济陷入了深刻的危机，资产阶级的中央政府也将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目前，中国的财政总收入中，中央政府收入、地方政府收入大约各占一半，但是，地方政府支出大约占全部政府支出的90%。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大约有一半的支出要靠来自中央政府的拨款。一旦中央政府陷入财政危机，将无法再补贴各地方政府的日常开支。如果这样，各个地方政府也就无法再满足教育、医疗、治安等起码的公共需要。
资产阶级的地方政府不管群众了，群众就坐在那里等死吗？肯定不是。当许多地方政府无法维持的时候，这些地方的群众将不得不自动地组织起来。群众中的优秀分子将会站出来，把积极分子、普通群众团结起来，用革命委员会、苏维埃、群众代表大会、群众民主管理委员会等方式自己把地方管起来，以解决地方的各种迫切需要。在无产阶级占优势的地方，这样的群众自治组织就会发展为事实上的地方工农民主政权。
这样的地方工农民主政权，其迫切的任务，还不是马上向社会主义过渡，而是立即着手解决群众的各种迫切要求，培养干部，扩大和巩固在群众中的影响，将自己变为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这样的星星之火，必然可以燎原。
……
有了“天时、地利、人和”这些有利条件，只要马列毛左派能够实行正确的政策和路线，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又注意利用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地方工农民主政权就不仅能得到巩固，而且还可以得到发展。按照这样的办法，坚持下去，发展下去，地方的工农民主政权就可以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然后连成一片，占领一大块地方，直至在全国范围取得优势。（《中国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和阶级斗争》）
真是奇谈怪论。远航一号认为分属不同民族国家的国际垄断资本是铁板一块，中美大资产阶级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而早已形成统一市场、统一交通网络和统一中央集权的资产阶级国家内部，却会因为经济原因而分裂，在经济危机来时还会出现割据的局面，给无产阶级以可趁之机，甚至在“无产阶级占优势”的地方，群众自治组织就会发展为事实上的地方工农民主政权。在远航一号看来，一旦中央政府陷入财政危机，各个地方政府无法再满足教育、医疗、治安等起码的公共需要，“地方政府无法维持的时候”，“这些地方的群众将不得不自动地组织起来。”
可惜的是，在漫长的历史上，似乎没有哪个政府因为无法满足群众的教育、医疗和治安等公共需要，就会放弃政权，让这些地方的群众“不得不自动地组织起来”。这是异想天开，是最粗陋的经济决定论。一个最基本的道理是：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再失败的统治者也不会主动放弃镇压之权。
而远航一号幻想的“一些资产阶级的地方政府也可能不反对工农民主政权的存在（以牵制其他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灵感应来自于西南某市 2012年之前的短暂实践。从“统一战线”的策略考虑，远航一号称这位市委书记为“同志”，视之为“资产阶级左翼”。远航一号等主张“团结”中国的“资产阶级左翼”，可是这种所谓的资产阶级左翼真的存在吗，有何进步意义？且不说这位“资产阶级左翼”对无产阶级是什么态度，即便他真有占山为王的想法，恐怕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寄希望于虚无缥缈的统治集团的分裂与割据，而回避手头具体可行的工作，称为无用、过时、不可行，远航一号口口声声所谓的“自信”，原来是寄希望于资产阶级分裂的“他信”。不错，统治集团内部的确有矛盾，但面对无产阶级时却是统一的整体，尤其是无产者还处于一盘散沙的情况下。没有先进阶级的强大组织而去奢谈所谓“统战”，结果只能是投机，这是历史反复证明了的。
第五节 对群众工作方法的错误理解：反对灌输论
远航一号说：
马列毛主义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的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一个社会或者一个社会的某个阶段，其产生、发展和灭亡，要从其内在矛盾中去寻找规律。中国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主要是中国资本主义矛盾在客观上发展的产物，而不是少数“先进”人物从外面灌输的结果。
在资产阶级正常统治时期，实践方面的工作，要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与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相结合，但这种结合的主要目的，不是“启发”、“领导”、“发动”工人斗争，而是努力学习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在实际斗争中发展出来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和经验，与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中的优秀分子相互学习，先当学生，然后才能当先生。要认识并且相信，阶级斗争的主要推动力不是来自少数知识分子的“灌输”，而是资本主义客观矛盾发展的结果。（《2019年，进步青年向何处去？》）
在灌输论问题上，远航一号等人的自发性崇拜更是暴露无遗。
“中国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主要是中国资本主义矛盾在客观上发展的产物”，完全正确。但是，自称马列毛主义者的远航一号同志，其主要工作也并不是在等待资本主义矛盾的“客观上发展”，而是在孜孜不倦地做着宣传鼓动工作，也即列宁所说的“灌输”工作。我们也十分赞赏远航一号同志这样的工作态度。列宁说得好：“根据经济利益起决定作用这一点，决不应当作出经济斗争具有首要意义的结论，因为总的说来，各阶级最重大的、‘决定性的’利益只有通过根本的政治改造来满足。”经济基础与政治灌输，客观条件与主观努力，不知道远航一号为什么要对立起来。
远航一号同志提倡先当学生，后当先生，这也完全正确。但是，据此来反对“灌输”，这就混淆了作为马列主义原则的“灌输”和通常理解的作为工作方法的填鸭式“灌输”的区别。坚持灌输论与反对简单粗暴的灌输并无任何矛盾。我们无从得知远航一号同志想要表达什么，或者等待“中国资本主义矛盾在客观上发展”就可以了？或者远航一号认为只能自己去“灌输”，别人不能去“灌输”？
第六节 结语
本文就红色中国网编辑部的一些重要观点进行了批判。这些观点包括红色中国网对时代特征的错误认识（否认“中帝论”）、对工人阶级力量的错误认识（利润挤压论）、对群众组织的错误认识（工会无用论）、对未来斗争战略的幻想（地方割据论）和对群众工作方法的错误理解（反对灌输论）等。无论红色中国网部分编辑的动机如何，这些看似革命的、精致的话语体系客观上为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左右倾机会主义留下了后门。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斗争中成长巩固起来的，过去是这样，今天和未来也一定是这样。所以，学会辨析形形色色的左翼思潮，是我们提高马列主义水平的必修课，也是左翼与乃至整个无产阶级进步成熟的必修课。红色中国网部分编辑的这些观点，在一些左翼青年中有一定影响力，但尚未对群众运动产生直接影响，这只是因为目前群众运动发展水平低下。在运动发展起来后，红色中国网的这些观点及与之类似的形形色色的变种一定会顽强地冒出来，并试图掌握群众，影响运动的方向。而统治者也会充分利用这一点。为此，从现在开始，未雨绸缪，提高我们的理论上的免疫力，是十分必要、十分有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