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的名字自一九八九年学运至今三十五年间，在中国大陆地区始终是一个敏感的名字。除了官方“定调”或“老调重弹”时提及他的“严重错误”以外，民间对他的任何公开讨论，包括但不限于网路，例如微信公众号、群组等，都会遭到审查。因此，在网路防火长城十余年的长期屏蔽、封锁之下，中国大陆地区的民众几乎看不到任何有关赵紫阳的讯息，即便只是他的个人传记，无涉政治立场，在今日的中国大陆（包括《国安法》出台后的香港特别行政区）也无法出版。
相较于赵紫阳的“不可言说”，他的妻子梁伯琪女士少有人知，至少对很多出生于一九八九年以后的中国年轻人而言，梁伯琪这个名字是相当陌生又神秘。据公开的网路讯息（来源一，来源二，来源三），梁伯琪在一九四三年秋受中共的委派，前往河南省滑县与彼时正在该县领导民主民生运动的赵紫阳共事。
此前，梁伯琪曾在开设妇女积极分子抗日训练班的时候邀请担任地委书记的赵紫阳授课，二人似乎互有好感。但外部形势的剧烈变化，令二人很快分离。因此，一九四三的重逢，在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中，让二人的感情有了进一步发展，彼此之间虽以姐弟相称，但爱情的火花显然已在二人心中迸发。次年，二人喜结连理。彼时的赵紫阳二十五岁。
自此直到二〇〇五年一月十七日赵紫阳离世，梁伯琪与赵紫阳的婚姻维系超过六十年之久。
在中共“打天下”的领导者中，一些人拥有至少两段婚姻，这一现象并不罕见。甚至有人还未与前妻离婚，就迎娶了“新欢”，造成事实上的“重婚”。如此拥有两任妻子，甚至更多任妻子的现象，在诸如赵紫阳这样党的第二代领导阶层中仍不乏可见。赵紫阳与梁伯琪超过六十年的长久相伴在党内和党外似乎都会令人印象深刻。外界似乎普遍认为梁伯琪是赵唯一的妻子。这也是笔者固有的认知。
二〇〇五年一月十七日赵紫阳在中国“悄无声息”的去世后，在中国大陆以外的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掀起舆论的涟漪。各大新闻媒体，包括《卫报》、《纽约时报》、美国全国广播等均对赵的死亡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并对他的一生，特别是晚年遭受的“软禁”生活进行详尽的回顾。在《纽约时报》于一月十七日特别刊登的赵紫阳讣告的结尾处却出现了这样一句话：He is survived by his second wife, Liang Boqi, four sons and a daughter.
他身后留下他的第二任妻子，梁伯琪，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这样一句在西方世界讣闻中一定会见到的表述，引起笔者的注意，因为它将梁伯琪认定为赵紫阳的第二任妻子。同样的表述，也见于英国《卫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澳洲《悉尼先驱晨报》等刊登赵死讯的西方媒体，甚至维基百科英文版的赵紫阳生平介绍中也加以引用。
这一说法似乎流传甚广。但难以确定是否同出一源，即《纽约时报》刊登的长篇讣告。现在已无可考，该讣告的作者是如何得知梁伯琪是赵紫阳的第二任妻子，又是如何确证这一点的。
笔者以“Zhao ziyang””second wife”为检索词，在谷歌上不仅发现上述各大西方媒体引用这一说法（检索结果超过一千条），颇感到惊讶的是，发现一份一九八二年八月由美国中央情报局下属的情报部（Directorate of Intelligence）发布的一份题为《赵紫阳：政治面貌》的秘密研究报告。
该报告不仅详尽描述了赵在初入中共最高领导层后面临的挑战，分析了他个人的长处与不足，例如提到“令人惊讶的是，他（赵）在培植自己亲信这一点上着墨甚少”，也完整概括了赵的经济、外交、工农业政策，更对他个人的出身、家庭进行了素描式的书写。在有关他个人的描述中提到：Second wife is Liang Boqi.
因为消息来源被隐藏，这份二〇〇七年公开的中情局档案有关赵的第二任妻子这一说法，无法得到确证。在同一个描述赵的家庭的段落中，这份研究报告提及一九六〇年代的“红卫兵报刊”曾刊载有关梁伯琪任职于广东省政府机关的消息，并称其日后不再“抛头露面”。也提到梁的兄长在国共第二次内战中是抗共的国民党部队的将领。
唯一可以确认的是，二〇〇五年一月十七日《纽约时报》刊登的赵紫阳讣告的作者无法看到这份解密于二〇〇七年七月十日的中情局档案。那么，是《纽约时报》空口无凭，胡乱编造？还是中情局的情报错误？有关是否真的存在“赵紫阳的第二任妻子”，这一问题显然仍无答案。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情报中记录的赵紫阳的生日是八月十五日，这与网路公开的讯息，包括中国大陆地区目前公开可见的有关赵的讯息存在差异。
除了美国中情局已公开的档案以及《纽约时报》等西方媒体的相关报道，赵离世后，加拿大一位名叫赵肇桃的女士，在一月二十七日温哥华的《世界日报》上刊登了讣闻，以孤哀女和婿自称，说“先父赵紫阳先生不幸痛于公历二〇〇五年一月十七日逝世于北京，享年八十五岁。不孝女因带病在身未能回国奔丧，深感遗憾”。（来源）
据赵肇桃的丈夫骆楚生称，其妻是赵紫阳同杨振坤，而非现妻梁伯琪所生的。她一九三七年三月六日在香港出生，遵父叮嘱，一直未回过大陆，也不向外露这个身分，免招危险。更进一步称，其妻一直有同父亲保持联络，包括通过电话，两人也有见过面，但没有书信往来。选择在这个时候才公开多年的秘密，完全是为了正名，让大家知道赵肇桃是赵紫阳的女儿。
姑且认为赵肇桃所言为真，她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六日出生在香港。以怀胎十月为时间尺度推测，其母亲大致在一九三六年五月、六月间怀孕。那么，彼时的赵紫阳在哪里，他在做什么呢？
依据公开的网路资料维基百科，赵在一九三六年进入武昌高级中学，期间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赵紫阳”（原名：赵修业）另据赵蔚所写的《赵紫阳传》所记：一九三六年夏，赵修业学满三年初中，在父亲的资助下，又继续求学于武昌高级中学，背着行李只身来到武昌，彼时的他只是一个十七岁的共青团团员。出身乡下的赵修业来到九省通衢的大都会武昌，自然眼界受到很大冲击。他在武昌求学一年多的时间，似乎并没有与当地的团组织建立联系，相反的，独在异乡的他，常与同窗一起登高望远，抒发心中各样难以言说的思绪情感。
倘若赵肇桃所言为真，那么其母可能是在武昌与赵修业有过短暂的恋情？这本出版于一九八九年初的《赵紫阳传》并未提及任何年少气盛的赵修业的感情经历，显然这也是该书作者无法着墨之处。
对于这本传记的作者，赵曾在一九九六年十月二十九日下午同老友宗凤呜以及来客张广友在家中交谈时被问及，直言“我不认识”，更进一步说“他是抄报纸写的。我的家庭情况（指书中有关其父遭共党批斗致死）他也写得不对。”
可见，赵本人并不认可该书的一些内容。也因此，对于加拿大赵肇桃女士所言的“事实”，无法查证，毕竟当时有记者就此事询问中国驻加领事馆官员，得到的答复同样是“无法查证”。
至此，有关赵的“第二任妻子”一说的查证要告一段落了。在目前有限的资料中，显然无法确证赵是否真的曾拥有一段婚姻或恋情。但至少上述提及的一些资料，让笔者对赵的认知更加深入，也希望更接近真实的他。事实上，本文的目的并不在深入挖掘历史人物的私密“情感历史”，而是借助尝试查证这一与以往不同的说法，提醒读者，也提醒我自己，或许很多我们的认知都是可以拿来讨论和检视一番的，因为固有的认知并非总是那么接近真理与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