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園市區簡史｜火車站前、中正路、大廟口
— 過於筆直的發展想像
清代至戰後：兩個中心的形成
桃園市中心在乾隆時期，以開基福德祠為頂點，發展出「南北向公館頭街」和「東西向桃仔園街」的「丁字」市街型態，後在嘉慶年間經過械鬥、重建，又形成長南街並且開始興建瓦屋。
1813年位於桃仔園街上的景福宮落成，獲得當地居民認可和官方支持而取代開基福德祠，成為桃仔園十五街庄的信仰中心，依附廟宇而形成的街肆店鋪也從開基福德祠陸續轉移到景福宮周圍。
另一方面，因械鬥再起而興建的土堡石牆，則形成了土堡內外商業聚集和農村景觀的區別。到了清朝末期，桃仔園街（今中山路）和中南路（今中正路）的丁字型道路成為桃園街的主要幹道，東到開基福德祠、西至西廟，為桃仔園聚落的主要範圍。
清朝末期，從基隆到新竹的鐵路在桃園城南邊設置了火車碼頭；日治時期原地拆除重建為桃園驛，做為交通轉運的樞紐，也成為當時景福宮（信仰中心）到桃園驛（交通中心）一帶形成商業和行政重心的關鍵因素。
景福宮一帶成為桃園市街農產、百貨的集散地，被稱作「大廟口」。
1904年拆除土堡進行市街改正，形成秩序和整齊的街道，另一方面，因應交通和商業、人口的聚集，景福宮一帶成為桃園市街農產、百貨的集散地，被稱作「大廟口」，大廟周圍的長條型街屋皆是以商業店鋪為主，道路旁亦有攤販聚集。
其後，為了因應攤販增加而造成的街道壅塞和衛生問題，日本政府分別在明治35年及昭和7年，於長美街設立公設市場和大廟正後方的新市場（今永和市場）。
相較於大廟周邊（當時多稱作舊街）以商業和信仰為主，火車站前的新街區則以政治和教育機能為重。
許多行政機關如桃園郡役所、桃園街役場、稅務出張所、米穀檢查所集中於此，大正時期設立的桃園小學校（今桃園國小）和桃園公學校亦位於此區，周圍也形成了日人居住的宿舍群。
除了政治和教育機構之外，新街也是桃園最早發展金融業的區域，各種會社支店、桃園信用合作社、水利組合等金融機構皆在此設立據點。
國民政府來台後，將桃園街改制為桃園鎮，後又從新竹縣中劃出為桃園縣，但從日治以來以大廟為中心形成的商業據點和新街一帶的行政、教育、金融中心的區位劃分並未有太大的轉變，例如桃園郡役所改由桃園縣政府使用、桃園小學校改為桃園衛生院、武德殿改為桃園縣議會等等。
1970年代以降：消費地景的擴張
歷經1970年代的十大建設，為接軌中山高而修築的幹道深入桃園與鶯歌地區；在一吞一吐之間，舊的人事物被送出去，新的發展機會湧進來。
在主要交通幹道的沿線，工廠一間間築起，覆蓋農田和埤塘，劇烈地橫掃從城到鄉的地景。在重大建設的發展方針下，土地被徵收了的鄉村居民移往都市；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工廠及就業機會，則吸引了更多外來人口移入；與台北的交通更加便捷後，兩地的交流網絡也愈見緊密。
這樣的鉅變重繪了桃園市區的藍圖。首當其衝的便是最繁忙的火車站前地區，舊有的商業空間已經不敷急速增長的消費慾望。
因此，為了滿足消費需求，以及升格為縣轄市後的新市政，原先位於站前中正路的桃園市公所（今麥當勞）和桃園縣政府（舊遠東百貨）於1983年一同搬遷至新規劃的縣府路行政園區。商業大樓與百貨公司、餐飲、服飾精品等消費場所，則經由公開標售進駐空出的公有土地，形成今日我們所熟知的商店林立的地景。
在1979至1989年短短十年之間，站前商圈就成立了七座電影院，蔚為市區影視娛樂消費的全盛時期。然而從1990年代初期開始，隨著電視機的普及與新型態消費空間（如MTV）的出現，人們得以在更私密的空間、以更低的價格享受電影；大型連鎖影城（如台茂歡影城）挾著龐大資本與高檔設備，遠非小規模經營的地方戲院所能匹敵；另一方面，多元的新型娛樂如撞球、KTV等等相繼出現，也提供年輕人更多休閒選擇。
是故，乘著大眾消費風潮崛起的地方戲院，卻在消費風潮持續高漲時黯然退潮。
未走之路：想像另一種市區生活
從1980年代開始的市區轉型似乎讓居民有更多消費選項了，但在消費場所擴張的同時，是哪些空間被需要付費才能進入的商店取代了？休閒娛樂被商品化之後，我們能夠想像除了消費之外的其他娛樂嗎？而娛樂商品集中化與標準化之際，人們在買賣中建立的的互動與關係是否也變得不一樣了？
這些問題也許永遠不會有標準答案。
行走於市區街道上，睜開好奇的雙眼把熟悉不過的景色陌生化，或許我們能看見被遺落在時空之流中、因而不曾向我們顯現的未走之路。這些路有多少種樣子，關於市區生活的另類想像就有多少可能。
至於，那些在物換星移中彷彿時空凝滯、甚至倒流的地方，在既有的歷史書寫和集體記憶中也被遺忘了。但那些地方也有人──或曾經有人──生活著，他們的生活軌跡亦構成了我們生活的一部份；像是中正路麥當勞後方巷弄中的舞廳，提供外籍移工在周末夜晚放鬆聚會和歡騰的舞台。
這些被遺棄的角落固然提供新來者搭建認同的空間，但卻是個不見容於公共視野的角落。我們要麼放任其腐朽，直至建築老舊不堪使用，再以安全或美觀為名將之剷除；要麼與它保持距離，在需要的時候才正視其存在，卻也把它當作一個沒有歷史的空間對待──就如後站的東南亞商圈，曾是市區開發過程中被遺落的邊陲，在東南亞移工與配偶的長年耕耘下，才逐漸地長出生氣，如今卻因火車臨時站的啟用而受到優勢的本地商業勢力威脅。
因此，我們如何思考一個友善的制度環境，讓更多生活於此之人能參與協作，讓異質社群的生活藍圖均有可能得到實現，讓物理空間的聯繫拉近不同成員的社會距離？這樣一來，所有生活於此之人才能不再「生活在他方」，關於這座城市的故事也才能一直一直地說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