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降」是文明的最終形式嗎 — — 讀駱以軍《明朝》

朱宥勳
朱宥勳
Nov 5 · 5 min read

一反大多數人對駱以軍小說的晦澀印象,他的新作《明朝》是一部只要掌握其結構,就沒什麼模糊空間的作品。小說由3.5層時空組成:第一層沿用中國科幻小說家劉慈欣《三體》的設定,地球即將毀滅,因此主角群要把「明朝」的文明灌進AI機器人,將之投射到遙遠的星球,代替人類重建一個新的文明。第二層即是灌輸的內容,包含大量的明朝歷史人物、文學藝術。第三層是新星球的後代,從未來的角度思考造物者(=第一層的主角群)為什麼把世界造成這個樣子。最後搖擺的0.5層,是作家描寫當代人物、影射文壇人士的私小說單元,隨機融混依附在上述三層之中,假託古人或未來人的外殼來敘述「駱以軍的所見所思」。

整體來看,在這3.5層結構中,第三層份量最少,基本上只是補充性質,暫且不論,剩下的2.5層都有難以迴避的硬傷。

首先是第一層。作為《明朝》的情節基礎,本書的科幻設定照說不能馬虎。然而,駱以軍卻全套照搬了劉慈欣《三體》的世界觀,這是難以想像的「投降」之舉(如果不說是偷懶的話)。科幻小說的樞紐,往往就在「what if」的想像:「如果有了OOO,人類會怎樣?」而當小說家把樞紐外包之後,這部小說還能有多少原創性,已不問可知。更進一步說,《三體》的科幻設定確實令人嘆服,無論是「三體問題」的引用、外星文明與地球文明各自無解而必須對決的命運,乃至於《明朝》中再三引用的「星空」意象,都使得《三體》這部小說的強悍美學凌越了略顯粗糙的文字。但《明朝》之照搬《三體》,反而形成了尷尬的對照:駱以軍的文字功力遠在劉慈欣之上,卻更使我們感受到《明朝》體質的虛弱,其創建世界、描摹文明的想像力,其探索人類心智的深度,是遠在《三體》之下的。「拋擲文明」的想法已太過一廂情願,小說結尾之處,將梵谷的〈星空〉改為仇英的美人圖更是劣著,境界之差何止以道里計。秀了整本的品味,卻在最重要的結尾露出了品味的下限。兩相比較,《三體》是一塊粗鹽炙烤的上好精肉,《明朝》則是以重香料掩飾其腐肉氣息。挪用他人的世界觀已經先輸一半,挪了還無法發揮原始架構的威力,那真不如打掉重建,起碼能讓讀者尊敬作家創新的努力。

從梵谷到仇英,正可以接著談第二層的問題。依照《明朝》的內部邏輯來說,由於主角要教導AI機器人,所以會像上課一樣大段搬抄明朝的有關文獻(開場第一段甚至是維基百科)。這個師徒口授的設定,以科幻角度來看是不合理的 — — 如果AI機器人可以憑著朗讀來重建細節,那直接把圖文資料電子化不是更快?這種無視敘事結構是否平衡,大段噴灑文獻、品評的寫法,令人想到張大春前幾年枯索無味的《大唐李白》。雖然《明朝》(再一次)文字較佳,但字裡行間散發出來的外省心態、孤臣孽子之心、憤慨於中國性之失去王座,幾乎可以讀作同一症候群。我不諱言自己是本土派,但我無意以族群認同定優劣,只是困惑:不管作家如何寶愛那些繪畫、石頭、著作,在化用這些材料時,也不應完全失去作家自己的主體性。作家的意見、觀點、張力與頡抗何在?《明朝》從敘事者到角色群,所有人談及明代人事,立刻就會啟動嘴開開的感恩讚嘆模式,小說的任務難道只剩下歌頌帝國?這在思想上與技藝上都是巨大的倒退。

也因此,幾乎每一篇書評和訪談,都會有人問起「為什麼是明朝」。在我看來,那些問題並不只是在問「明朝」本身(為何不是漢唐、不是夏商周),而是在問「為什麼是『這樣的』明朝」?駱以軍在書內書外的回答一致,曰:「怪」與「變態」。但真的嗎?明朝真的特別變態、特別怪嗎?《明朝》所謂的「怪」與「變態」,基本上就是抽換了詞面的色情、暴力以及某種纖細的藝術感,在現代主義和好萊塢洗禮之後的讀者看來,並不足以服人。「王恭廠爆炸案」在明代是奇案,在當代只是Netflix的日常;《金瓶梅》放到今天,強處也不在活色生香。於是,弔詭的是,《明朝》真正「怪」與「變態」之處,並不在駱以軍敘述的對象,而是在駱以軍的大驚小怪、縱筆誇飾。就像第十三章的《本草綱目》列表,那些段落毫無具體畫面,敘事者僅僅是在把玩那些藥的名字,而非藥本身,讀者根本不知道這是在讚嘆什麼。當文字取代了本應指涉的本體,這樣的文字究竟該說是成功還是失敗?

這就會牽涉到最後0.5層的現實影射。唯有抓穩了「怪」與「變態」兩軸,那些意淫當代女作家的橋段才會勉強有詮釋的可能。但如果跨度能夠拉到當代,甚至擦邊球掃到了台灣歷史(二二八、民進黨)、掃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被封殺的遊戲《還願》、以及猶如長輩圖品味的馬桶段落),我這樣的讀者就不禁要問:這時候,你就看不見其「怪」與「變態」了嗎?二二八的鐵絲穿掌能不能跟明朝的酷刑一拼?一句模糊的符咒就舉國受創,這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怪」不「怪」?而我們的作家在忙什麼呢?忙著用兩段情節,為中美貿易戰的中國人訴苦:西方人怎麼可以指責中國人剽竊技術、一帶一路、間諜活動、收買分化?

難道,《明朝》只是打著「怪」與「變態」的旗號來掩藏敘事者真正的慾望,號將之(透過現代主義機制)美學化?

由此觀之,第二章的敘事者透過錢謙益提出了「投降哲學」,或許比「怪」與「變態」更能解釋這本書的內在邏輯。不是在意識形態上提倡投降,而是在文學上、在創作上、在面對過往的藝術傳統時,全面性的投降。然而,這種投降並沒有書中所言的那麼罕見,我們早就很熟悉了,不是嗎?它不過就是一種改頭換面的保守主義與傳統主義。說是「明朝」,眷戀的其實一直都是「昨日」。

刊載於《聯合文學》2019年11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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