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話的另一端#8:阿瓦隆

離職的第一天,深夜與遠在巴黎的好友討論要不要把這份工作放上履歷,始終沒有一個結果,他堅決地表示我應該要放上去,因為就算能隱瞞一時,終究還是會有暴露的一天。隱藏在背後的訊息彷彿在詰問我,「你有說謊的能力嗎?」關於謊言我了解的不多,有些人是習慣性地懷疑,而我則是習慣性地相信,身邊的朋友也是一但意識到自己說出來就有可能編織謊言而寧願不講的人,久而久之與其說自己活在真相裡,不如說自己活在無聲之中。

不知道你有沒有玩過一款叫做阿瓦隆的桌遊,大家群聚一桌,面對幾張簡陋到可以直接拿廢紙做出來的小卡片,扮演好人與壞人,一起走在冒險的橋上。我們要屠殺惡龍,但是團隊裡卻隱藏幾個不明的因子,在旅途的過程中有嗅覺敏銳的人把這樣的困惑提了出來,於是我們決定在最終決戰之前,圍坐在曠野裡任何一個地方,「如果可以的話我希望我們中間圍著一個火堆。」但是火不要燃燒地太旺盛,要剛剛好,差不多等同於雪一飄到臉上就融化的厚度,每個人的臉都會紅通通的,這樣的話如果壞人被找出來了,他們的臉色應該也不至於太猙獰。

最後我們決定以簡單的遊戲來檢驗是不是有壞人,規則很簡單,好人會想要讓任務成功,壞人則會想讓任務失敗,總任務分成五個小任務,任何一方只要讓成功或失敗的數量大於三即可。好人會拼了命地揭露自己的身份讓同樣是好人的人聚集在一起,壞人則進行相同的過程,並伺機而動。

這個遊戲規則講起來只需要五分鐘,但在大三的時候,與系上幾個好友可以在系所裡的交誼廳裡玩一整個晚上,樂此不疲。那個時候最喜歡的時刻反而不是在桌上爾虞我詐,用言語的鋒芒往別人身上無傷地刺著的戰場。而是遊戲結束時,與幾個同住男宿的好友,騎著破舊的腳踏車,幾乎等同於快步的速度,緩慢騎在舟山路上,討論著剛剛幾場遊戲下來每個人玩得好的地方,還有一些讓人驚訝的亮點。在記憶裡,那條舟山路變得好長,關於阿瓦隆的話題怎麼也聊不完似的,從遊戲的本質一路聊到怎麼樣可以玩得更好,最後切入每個人適合、擅長什麼樣的角色,與從中我們獲得什麼,有個男人甚至每玩一次就會將當日的對話濃縮成一段精華「#我從阿瓦隆中學到什麼」,放到臉書上。

我從阿瓦隆中學到的一件事是我不擅長說謊話,不管是長期還是短期也好;不管是善意惡意也好;不管是微笑還是凝重也好。同時我也不擅長識破謊言,最後演變成他人說什麼話我都不先預設這個人有欺騙的嫌疑,我把這樣的選項放到很遙遠的地方,即使把手伸得很長也勾不到。謊言說到底,是全然以自己為出發點的行為,然而認定什麼是謊言,不也是以自己為出發點的行為嗎?

把某種應該告知卻沒有告知,或甚至以更完善的說法包裝的話語,算不算是謊言?無聲算不算是謊言?欲言又止算不算謊言?說出自己相信,但它其實是錯誤的事物,算不算謊言?說出事實,但是事實已經隨著時間流動到另外一個場域,算不算謊言?謊言是以目的來界定,還是以客觀性來界定,還是我們至多只能將謊言視為語言中的臭蟲?語言本身就具有謊言的性質,唯有恆久不變的事物才不是謊言嗎?

如果只是輕巧地把謊言定義成說出自己也不相信的事物的話,那或許這間公司並不是一個充斥謊言的地方,當電訪人員坐上電訪桌時,他們說出的每一句話都已經滲透進的自己身體裡,他們相信它:他們相信先修的效益、他們相信這套產品的力量、他們相信自己幫助孩子的使命感、他們相信除此之外別無他法、他們相信自己的能力足夠、他們相信這一切不證自明。以這些相信去指責他們,是否過於嚴厲?

村上春樹《發條鳥年代記》裡寫到久美子寄了一封信告訴岡田亨,她隱瞞那一陣子自己出軌的事實,對象是另一家公司的經理,然而到最後揭露的真相卻是,那段時間久美子像是無法煞車的高速列車,回過神來已經以接近濫交的形式撞成不規則的碎片,「再也無法恢復正常了。」

即使謊言不斷出現,村上在故事裡安排的未知的女人的電話,卻始終以一種鬼音迴盪在字裡行間。這樣的一通電話是不是村上對於久美子謊言的轉圜,是不是代表他認為不管以什麼樣的方式去陳述、創造有別於事實的內容,這個世界最終都會動用其他的力量讓傾斜的天秤回復平衡,換句話說謊言是一種在出生之刻就註定被抵消的行為?

這個世界與人們如此厭恨謊言的意念結為一體,不斷在我們看不到的地方運作著某些足以改變謊言帶來的後果的行動。然而即使有這樣的力量順利運作著,我們卻仍不斷累積著謊言的力量,因為我們時常無法即時意識到自己其實正說著謊言。因此才會有發條鳥轉著發條,才會有岡田亨的球棒,才會有納茲梅格的力量,我們需要一點其他的東西。那些東西創造出一個暫時的場域,讓我們在裡面以各種形式思考著「謊言」究竟是什麼?把這條脈絡往下延伸的話,或許可以肯定阿瓦隆不是一個說謊的遊戲,也不是試探誰沒有說謊的遊戲,它是讓我們思考什麼是謊言的遊戲。

謊言的力量一直在進行著,而抵制謊言的力量和促使我們去思考什麼是謊言的機會卻始終隱藏在我們早已習慣的日常行為之下,如蛇一般地伏流在人與人之間。

在這短短的兩個月裡,有的時候辦公室會傳來一陣騷動,在那瞬間室內的空氣會產生質變,每個人的呼吸聲變得沈重一些,並且時不時屏住氣息;原本轉著筆的人會把筆放回桌上、印著教材的人會按下暫停鍵;原本在說話的人的語調會產生細微的變化,他們一如往常的盯著自己上一次打電話給這個人時做的筆記,但是卻時時抬起頭來查看辦公室的某一個方向,他們看的方向都不一樣,因為罩著耳朵的話筒正干擾著他們,然而他們卻都下意識的瞭解到有什麼要發生了。

遠處秘書接起了總機電話,熟稔地說了幾句話語,面不改色地按下了轉分機的按鈕,辦公室另外一端的主管接起電話,等對方表明來意後開始解釋。我們邊聽著主管模糊的聲音,一邊繼續跟電話對面的對象閒聊,這個時候會有種詭異的撕裂感,有什麼事情正在發生,且那件事情或許與自己打電話的行為的本質有關。

那是一通客訴電話,從電話一進來辦公室的瞬間人們就嗅到了那樣的氣息,接著從秘書的話語的縝密度裡提高緊覺,開始聽,有些人是想學主管怎麼處理這樣的問題,而另外一種人則戰戰兢兢地擔心著是不是自己的客戶。

有個夥伴曾經跟我聊起公司最初的模樣,其中一位元老級的經理之所以能爬到今天的位置,正是因為他準確地處理了大量的客訴問題「當初的軟體多麼差啊,你沒辦法想像的,那個時候每天湧進來的客訴電話跟你每天打出去的電話一樣多。」那個夥伴將嘴中的煙吹出,深夜的一中街,比我想像的還要安靜,「公司曾經很風光的。」他笑著說。

客訴案件有很多種,但大致上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關於孩子的問題、一類則是關於業務的問題,前面的比較軟,後面的則硬很多。關於孩子的問題不外乎孩子不使用這一套軟體,其中原因多與孩子自己的讀書習慣有關,因此家長的問題集中於履約保證或是退貨退費的協議,交由總公司就可以輕易處理完了。然而下面那個問題,通常會變成一場拉鋸戰,最常見的都是新人過度承諾了一些他做不到的事。

為了塑造出市場區隔,雲端教材的業務長久下來讓自己成為了「教育顧問」的角色,然而這樣的行為並沒有唐突的錯誤。例如說保險專員理應是一群對保險金額、試算、投資等等極為熟悉的人,同時也能對人們的生涯規劃有所體諒與理解,並進而提供對方完善的服務,並且在危難時協助客戶度過難關。

「教育顧問」的初衷也近似於此,雖然並沒有像是義務教育的老師有所專精,但或許能提早了解各種讀書方式、對症下藥地帶給孩子客製化的幫助,伴以數位學習無時差、無地點限制的優點,幫助學生度過國高中求學的難關。在選填志願時,也能提供各種工具幫助孩子選擇自己未來的志向。由於浸淫多年,有整個公司的培育與收集的資料,這樣的願景或許是可行的,然而一但做了這些承諾,就代表自己要分身乏術於每個各有特色的孩子的切身教育上,要投入大量的時間,有業績壓力且無底薪的情況下,這樣的承諾就成為了無法兌現的支票。

公司裡每一位業務幾乎都處理過好幾次這樣的個案,其中有一個大我一歲的主管,就常常笑著說熱情早就被磨完了「有的時候你就算真的花精神去教導孩子,去帶領他,去引導他,到最後環境的影響還是遠超乎你的想像,那個孩子幾乎從一開始就註定這樣的結果了。」
「成功了也只是已經成交的案件,失敗了則會被纏上,怎麼處理也處理不完。」
「如果只看短期當然是這樣,但是看長期的話,成功的案件可以當作自己服務的榜單啊。」另外一個資深的業務回應。
「說到底你所謂的服務就只是找那些本來成績就很好的學生吧,不管怎麼樣那些學生都會考得很好。」
資深的業務沈默不語。
「我們根本不是老師,」那個主管抽了一口煙,水利大樓的吸煙區除了一樓之外就只剩下各樓層的冷氣機房,長久下來冷氣機房和機房外的陽台地板,全都是煙蒂。「我們沒有時間去處理那些麻煩學生的學習習慣,頂多能幫助他們的就只有學習計畫的安排,教一些簡單的筆記術,還有選填志願時提供一些數據而已。」
另一個原本不說話的業務笑著說,「所以我都選擇教育家長,『你想想看,藉由這個孩子最需要幫助的時機陪伴他,他以後一定會感激你的。』」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那個主管把煙蒂踏在地上。
「什麼?」
「沒事。」那個主管推開辦公室的門,走了進去。

在業務的場域裡,鮮少有人在乎那些初衷,就如同玩阿瓦隆的時候我們總是只思考輸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