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話的另一端#10:為什麼我們需要結論?

我發現我越來越不在意這個社會與世界注目著的事物,那些光鮮亮麗,引起人們躁動並為此興奮的事件,我都有意識地遠離,這種想法衍生成一種下意識的行為:只要一個事物在短期內廣泛被閱覽、被注目、被討論、被引申,我都會避免與它們接觸;這尤其在「作品」的涉獵上顯現,今年村上春樹的《刺殺騎士團長》出版時我從翻譯者的手上接過了有著她的簽名的書,卻刻意放到現在還未翻閱;電影亦是如此,仔細想起來,我要不是不去看就是看到瘋狂的地步,為了《阿凡達》走了三次電影院、《星際效應》也走了三次,但除此之外,我幾乎不看院線電影;自從投入「太陽花運動後」關於社會議題都只是淺嚐為止,了解議題,花上幾天思考清楚脈絡與自己的立場後就徹底脫離,也不做文字上的評論。

這樣的行爲、想法都與我的選擇有關,甚至可以說是逃離,在那些事物的視線之外游移徘徊。

這樣的說法並沒有直接指稱我總是觀察底層、探勘醜陋、黑暗、矮小的事物;我沒有那種使命感,也沒有強烈感受到自己應該為此負責的愧疚,就結論而言,我所觀察的是那些這個世界遺忘的東西。英雄獲得強勁的力量,屠殺魔都擊倒魔王,我想知道的是其餘魔鬼的視角,思考著自己曾經做出的事;當人們高喊某種使命,我想知道的是被排除在外的觀點;致命疾病席捲世界,布萊德彼特跨越半個地球尋找解藥之際,我所關切的是那關緊門窗,把所有縫隙都堵住,嘗試靠幾罐罐頭活下去的老夫老妻。的確這些失去焦點的對象時常具有上述那些特點,時常與角落、負面、匍匐、掙扎等詞連結,但是我想的是更大的範圍,是可以包容下與其對立的那些光明的元素。例如英雄拯救世界後的生活,或許流浪,或許流於平庸;例如著名演員在片場演出作品,戲內與戲外都同時具有歇斯底里的性格;例如世界末日之前,將所有社交媒體和資訊傳播管道盡數剝除,踏上旅程的男子,在無意識到世界末日的狀況下的公路旅行。

我認為這樣的探求很難以單一的形容詞描述,因為那時常因為詞語的意義而被錨定,與其把這些追求當作某種固定的目標,我更願意把它們以流動的身態看待。假如說我們能把一個事件當作線性的河流,那我所截取的觀點就與重要節點無關,例如可以過河的橋、了無人煙的廢村,我都悄悄地繞過這些座標,然後再走回河岸,跟著流水繼續走下去。

對我而言這不是重要與否的挑選,只是個人喜好上的抉擇而已,甚至可以說是我的任性。

然而有的時候我會重回這些場域,在多年之後重新以自己的觀點去嘗試了解,在聲音過大的時候遠離,等風雨噪雜宣洩完之後,再來撿拾人們疏忽或是不小心踢離探照燈的事物,卡在不遠處的樹洞裡,像是被松鼠藏起來似地待在那。現在綜合這些行為以及行為背後的意識來思考,一方面可以說這是因為我不願意被他人影響,另一方面則可以說我害怕被他人影響。


我並不是一個被目光注目的孩子,卻太慢有所覺悟。

我的國小藏在兩隻鬥牛相對的峽谷後,座落在河岸邊從山坡延伸而出的一片圓形台地,那是個很美麗的地方,站在學校邊緣就可以聽到河流的聲響,站靠近山一些則可以聽到群樹細語的秘密;下課時間十分鐘和午睡的一個半小時都可以從樓梯間拿籃球、棒球、排球、羽球、足球到操場上玩耍;200公尺的紅土操場嵌著小巧的棒球練習場,L型校舍只有六個年級,六個班。

與其去操場上與那些同學同樂,我更寧願花上長時間一個人窩在學校二樓的圖書館,在那裡讀著早已讀完的故事。我記得那時影響我最大的是麥克安迪的《說不完的故事》和《默默》,兩個故事在我的夢裡結為一體,吞沒《故事》的正是《默默》裡黑衣男子的貪婪,這組對應關係成為啟發我創作最初的節點。

默默探查著黑衣人的秘密的當下我正默默喜歡一個女孩,我不了解這種情緒,也幾乎難以與它共存、對話,因此我選擇隱藏,把那樣的自己深深隱藏起來,就像是《說不完的故事》裡躲在鐘樓下閱讀書本的男孩子那樣。然而說自己完全沒有渴望是不可能的,那個時候,這個女孩被另外一個男孩吸引,我身為一個觀察者,長久從書的頂部,流露出一些視線,指向男孩與女孩被包圍的群體,那是與我無關的地方。

男孩擊飛的棒球從我耳際掠過,我驚跌在地,那是一發從一二壘手交叉點穿越的二壘安打,男孩從我身旁迅速跑過,我的眼睛閃過他微笑的側臉。那天冷風刮頰,人們的嘶喊聲劃破了冬天應有的寂靜,我卻只聽到遠處樹浪貓步似的聲響。

不知是被父親察覺這件事情,還是父親本來就如此構想,在畢業的前夕他找來了百盞與成人等身的燈籠,讓學校裡每個孩子都可以彩繪一盞,畢業當天從大門口一路延伸到禮堂,那天晚上一次全部點亮,閃耀的像是鬼市龍焰似的。夜晚的典禮讓人在迷濛之中忘了身形,在眾人游離的視線裡我輕飄飄起來,那是人生中少數幾次被那麼多人注目、被好奇,卻發現自己無法承受這種視線,我膽怯了,又再次躲回了書構成的迷霧裡。

到了國中這樣矛盾的心態被另外一個人激發,他的慧黠、信手捻來的笑話總是可以讓全班笑成一團,那樣的個人魅力讓我羨慕,於是我開始模仿他,然而卻成為自己被排擠、被攻擊的導火線。我想被注目,想被好奇,想被理解,但是我卻找不到方法,不斷以詭異的、他人無法理解的內容嘗試吸引人們的注意,最終被厭倦、被厭惡、被曲解。

為了解決我被眾人排擠的問題,國一的暑假父母親送我到卡內基,被逼著以強硬的方式社會化,成為一個可以手持門票而不發抖的人類,然而那張門票對我來說卻是鮮血淋漓。

他們根本不關心一個孩子到底經歷了什麼而需要這些課程,只知道一昧地把加速社會化的裝置安裝到你的額葉上,啪的一聲,以後成長都只需要打開開關就好。「你做得很好!」訓練員用盡力量大聲地喊出來,事實是他根本不知道你在做什麼,他也不關心。 

我認為那個課程讓我表面上融入整個群體,我拿到了進入合集的門票,原來並沒有那麼難嘛,敲敲門然後裝的友善一點就好了,就像是白雪公主為什麼吃下毒蘋果一樣,你只要在醜陋的臉上笑一下就好了。然而事實是,我與整個環境在內心徹底地孤立了出來,比以前走得更遙遠,更孤獨。
—《為什麼是台文所》

我持著門票,走進眾人齊聚,相濡以沫的場所,卻對此感到極為矛盾的心態,心中隨時興起的鄙視與嘲諷被某種已經無法定位來處的價值觀強硬壓下;佝僂著身軀,卻對自己竟然那麼簡單就被群體包容感到欣喜。

找不到自身的特色、找不到自己身而為人的獨特,在這樣的狀態下我對這個世界普遍存在於我身邊以外的事件漠不關心,我開始把自己的視角設限在自己讀的書和身邊的人上,嘗試不意識到自己始終存在於群體中,並且會在每個意想不到的地方被操縱與影響。

那時候我非常喜愛奇幻與科幻作品,藉由對異世界的認同,某種程度上稀釋了在這個世界感受到的剝離感。然而我們終究要回到這個世界,終究要尋找建構自己的方式,在那樣的年華,沒有人嘗試去跟你討論這些,每個人都或多或少對講述自己的成就感興趣:來學校演講的作家、站在講台上講著宣言似的話語的校長、邊洗衣服邊討論未來要成就什麼的同學,都沒有人願意討論這個問題,關於如何確立自己?如何建構自身與世界的關係?

並不是說我當時就已經涉入這個問題,在這類後見之明中,我明確知道那時我對這種問題只有藉由細毛探知到微風的程度而已,那是事件與外界導向的思考,沒有源於自身,從本質開始探討的結晶。然而這樣的問題依舊換了一個樣貌明確出現在這求學的十二年中:關於如何被群體注目與好奇,關於如何在群體中得到定位。

最後我採取的方法是比較,而這也是這些考試制度背後終極目標:遮蔽在適材適性下的階級篩選,然而我也不是有意識如此,只是順著河流,順著某種搬遷的力量而已。我藉由自己與他人的比較確立了自身的位置,這樣的位置則因為身處的系統而被強制規限成線性的模樣,最終我們將這樣的線性系統偽裝成爬升的概念,將其中的支路、岔道隱藏起來,大聲疾呼這是短時間內的最佳方案。

這始終是我與整個體制感到最格格不入的地方,他們標榜的是種垂直的提升,但我在其中卻頂多感受到水平的移動。我們只是從一個地方被打包帶往另外一個,非關成長、進步的地方而已。那些真正讓我在大學中痛苦不堪的課題,從來沒有被教育過,也沒有被關注過,對我而言整個教育體系都嚴重失格。
—沒有冷氣孔的客運下層行李室

我是受益者之一,這麼多年來,我對那些過往的嘲笑、輕視、疏忽給予的反擊正是自己的學歷。一切就這麼定了,一切就從這樣的基礎中被確立,人被區分成好幾個部分,某種經驗被極度尊崇,其餘經驗則被打壓到可悲的地步,而這樣一個系統不斷在遞迴中重複確認自身的正確性,久而久之它帶有一種無疑的意味。站在遞迴邊緣的人,通常也是能處在遞迴高處的人,他們承接了系統給予的優勢,卻對此有意識地抗拒或將其與「自己成立的方式」區隔(仍接受優勢),然而身處遞迴中的人,靠著眺望、靠著一種被寬大的期盼、靠著某種具有邊境的夢想,被系統馴化,更深著再以來世與獎懲的概念建構天秤。思考這樣的問題的人越來越少,系統就越來越壯大;當每個人成立的方式都是透過某種「線性尺度」比較出來時,這個世界就越趨安定,同時也更加暴力。

國小六年、國中三年、高中三年,這十二年的求學生涯,我都是處在這樣的系統裡而不自覺,界定自己的方式始終是比較:成績單上的名次決定了生活的質量、讀書的效率決定了未來的高度、生活本身卻徹底決定不了什麼,那些其餘的經驗被稀釋、被忽視、被嘲弄,我就這樣堆疊了我的生命,以一種以現在的目光看起來非常虛無的東西,從非常虛無的地方堆了起來。

現在回想起那名工讀生詢問我的問題,和我將話語不間斷連結在一起,只為了表達自己的優勢與思考的迅捷的回答,我無地自容。

「讀書又有什麼用呢?我知道自己讀得起來,但是那麼努力又能做到什麼?」她並沒有把這句話背後隱藏的最真實的含義說出來,「那麼努力可以保證會成功嗎?又可以保證會幸福嗎?」她說了另外一句話,「面對這種找不到自己目的的孩子,要怎麼辦呢?」

 —塔的孩子

「這些都只是為了讓自己爬得更高,看得更遠的方法、以及路途,妳現在找不到自己的目標,或許只是視角的問題,站在更高的地方妳才能看的更遠更廣。」

如果把我當下的回答套用在生活與閱讀上或許還可行,但是在那個問題當下的場域,一個崇拜升學的地方,討論這樣的問題,用這樣的答案回應終究會變成系統的一部分,終究會形塑出「比較」的概念,並且遞迴回原點,等同於沒有回答。

對我來說在升學場域讀的書並不是為了任何真正有價值的事物,與個人的成長與提升無關,而只是為了確立自己與其他人不同,更尖銳地說:比別人更強、更有價值,並藉此瞭解自己存在的目的。也正是因為這樣,我想我高中三年才會如此義無反顧地投入考試的場域,相信自己是為了更好的環境而努力,然而那樣的「更好」、「更有價值」、「更尊貴」的經驗,也不過是這個系統塑造出的「獎勵」而已,而這樣的獎勵則是藉由迫害另一群人得到的。

離開那間公司最主要的原因並不是健康、薪資、發展方向這種含糊的理由,而是非常忠於自己,非常裸露的情緒問題:「我發自內心地感到噁心。」對這個場域、對這些概念、對這些形同屠戮的戰場。然而這種說法卻帶著某種正義英雄的意味,我認為仍與真正的自己有段距離。

在書寫這幾篇文章的過程中,我持續變換幾個概念來掌握這段經驗,回望過往的求學經歷,定義了「升學」為偽裝成爬升的「搬移」,然後慢慢從工作的內容延伸出一些脈絡來加強這樣的定義,順道重新觀察了這間公司裡的種種現象。整個故事的轉折點是工讀生的問題:「讀書又有什麼用呢?我知道自己讀得起來,但是那麼努力又能做到什麼?」從這樣的問題裡我重新思考了自己這些年來界定自己的方式,回望從大學時就一直視為椎中刺的「比較」的概念。

重新閱讀這幾篇文章後,我發現「我發自內心地感到噁心」這件事,排除了其餘的可能性後,正是對自己本身,我對正做著這些事情的自己感到噁心,就算只是階段性地幫助一些孩子更快達成他們的目標,我也暫時無法接受自己重回這種場域,或許這已經與整個系統無關了,因為如果跟系統有關的話,我起碼可以做出一些限縮於個人的改變,然後再慢慢推及更深遠的方面,但在那個時候,我連做這件事情都不願意了。

總結而言,我其實有點興奮,彷彿在印證我大學的成長似的,回到這個地方,我可以醞釀些什麼改變?

 —沒有冷氣孔的客運下層行李室

那個時候我是真的期待自己可以改變什麼,然而在工讀生的疑問的一頭棒喝之下,我才知道我根本還不夠資格,因為我連這麼基礎的問題都沒想清楚,也從來沒想過。


前幾天與好友聊天,在一個截然無關的話題裡獲得了某些啟示,這個系列的結束就在那一刻決定了。我將不為這段經驗下任何結論,連一點判斷都不會有。這段經歷讓我「義務教育十二年」、「大學的失敗經驗」和種種思考結合在一起,但是我不願意,同時也沒有能力去找到一個答案;關於工讀生的問題、關於這段經驗的意義、關於教育制度的面貌,關於如何確立自己與世界的關係,這些都暫時放在松鼠的樹洞裡,等待之後的自己以故事來詮釋。

那時我與好友聊天,她說:「一定要做一個結尾嗎?」

「是啊,」

「為什麼。」

我想了一下,把舌頭頂在上顎,吞了口口水,説,「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