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張寶華:Still Young but not Naïve

Credit to 劉文軒
張寶華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校友,畢業後曾在多家香港媒體工作,後擔任寰亞傳媒高管,今年九月回歸中大新傳教書。提起這個名字,我們也許首先想到的是一段著名的對話和背後悄然形成的「亞文化」,但鮮有人瞭解這位前香港記者值得一書的人生經歷。她曾在2005年赴牛津進修,2008年擔任香港演藝界「512關愛行動」發言人,2009年香港經濟低迷時推出全港首個免費正版電影網站,並於今年成立獎學金,每年資助一位香港記者赴牛津升學。
立冬前後,香港依然烈日高懸,似是溽暑未消。一位在中大交換的復旦新院學生和一位中大新傳的學生,在新亞書院人文館內,倚著遠處吐露港的水天一色,同剛剛上完課的張寶華老師聊了聊她的經歷、責任與思索。

L=劉文軒/復旦大學

D=党元悅/香港中文大學

Z=張寶華


職業印記:記者、高管與母校老師

L | 張老師您好,先聊聊您的經歷吧。之前您既做過記者、主持人、專欄作家,也在傳媒娛樂行業擔任高管,那麼您為何會選擇今年下半年回到自己的母校香港中文大學做一名老師呢?

Z | 我覺得做老師也算一個姻緣吧,去年年底我就和中大新傳的院長Anthony講了有回來教書的打算。我自己在媒體呆了蠻久,關於branding,我自己很感興趣,也希望能夠通過一些親身經驗給同學們傳授知識。中文大學是我的母校,我也願意自己出力為學校做些什麼,所以就在這學期回來教授這門課程。

L | 您從一線媒體人到集團管理層再到如今一名老師的身份轉變,自身有什麼比較觸動的不同感受?

Z | 這種感受是完全不一樣的,我是很喜歡現在當老師的感覺。我小的時候,八十年代末的那件事給我很大的觸動,當時就立下目標,未來要做記者或者老師。當然,我覺得以我的性格,讓我乖乖坐在辦公室裡面並不會很開心,而記者能夠告訴人們事實的真相,幫助人們去分辨是非,所以我從讀書起就決定要做一名記者。儘管小時候我有過做老師的夢想,但我並沒有想到有一天自己真的成為了老師。我始終認為,如果要讓一個地方的民眾有自我判斷力的話,教育是一切的基礎,它非常重要。或許正是這份認同,以及希望為母校出力的願望讓我有機會成為老師。

對我來說,這次做老師也是我人生第一次嘗試,我非常用心地教自己的學生,也很享受這個過程。而我在集團管理層任職的時候,我和新人的關係完全不同於師生關係,在公司我會更加嚴厲,畢竟公司是需要以利潤與效率說話的,所以員工必須要知道如何更好地去完成工作職責,多為公司做貢獻。當然我也會樂意教他們,不過他們在公司鍛鍊了幾年後,就應該懂得自己的職責所在,不像學生們剛進大學時需要老師耐心地手把手教,所以我在做媒體管理層和老師時是完全不同的兩個「自己」。

D | 您當老師以後覺得如今大學的新聞傳播或者廣告學教授的知識和未來媒體工作中的實踐有什麼脫節的地方,校園的知識傳授在哪方面急需補充呢?

Z | 現在學生的學業水平和語言能力都很優秀,譬如在我自己的班級里,學生們英文都很流利,大部分同學的普通話也說得很好。但我覺得現在學生最大的問題就是缺乏自信心,他們不太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麼樣子。我自己心裡也有一個目標,在學校除了要教給學生扎實的知識之外,就是要讓他們去瞭解外面的世界是什麼樣的。就像我這門課會讓同學們在Facebook里做一個自己的公共主頁,他們剛剛上手的時候感覺很不習慣,也有不少同學被「嚇」走了,他們想自己又不是明星,為什麼要去做這個。而我就是希望告訴他們,這個東西在社會上十分受歡迎,通過管理自己的公共主頁,讓他們懂得現實中商業運作到底是怎樣一回事,這對於他們未來在社會中發展是很受用的。

D | 聽說張老師今年成立了相關獎學金,每年可以資助一名香港在職記者到牛津升學,接受「路透社新聞研究中心」提供的專業新聞培訓。那麼張老師這麼做的初衷是什麼呢?

Z | 我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坦白地說,之前我也有移民的機會,但是我沒有去,因為我喜歡香港。我覺得一個地方的人民要想生活得快樂,那麼就一定需要自由,這不單單是經濟上的富足,還包括言論自由、資訊自由,大家可以表達自己的任何想法,我在做記者的時候也會要求自己能夠做到這一點。現在我雖然不跑新聞了,但是我還是希望自己對新聞行業有所貢獻,這無外乎出錢出力兩方面。如果說我在大學教書屬於「出力」,那麼成立這個獎學金就屬於「出錢」去幫助吧,畢竟香港記者的薪水相對而言還是很少的,他們很難承擔得起去國外進修的費用。我們常說:「新聞是香港繁榮的第四權」,但是社會給他們的支持太少了,香港的媒體人地位不是很高,薪水也不是很多,可他們要做的事情卻非常多,所以我希望能夠為他們做一點幫助吧。

媒體轉型與社交互動

L | 現在張老師教授的課程主要與廣告學有關,而廣告收入也是許多媒體收入的主要來源,現在隨著互聯網時代的來臨,很多傳統媒體失去大量廣告收入,您覺得它們未來的轉型方向在哪裡呢?

Z | 這個轉型媒體自己要想辦法。其實我覺得對於香港媒體來說不是很困難,香港人的精神就是非常靈活。九年前我從英國回來,覺得我在英國的一個最大的收穫就是知道了互聯網的影響力,雖然我在英國的時候他們講的不是商業的影響,而主要是互聯網對政治和社會的改變,但我知道了互聯網的重大作用。所以回來之後去找我的老闆,開始了我的互聯網事業,剛開始的時候是很辛苦的,應該是五六年前,社交媒體才剛剛開始出現,沒有很火爆,而現在已經是收成的時期了。我在寰亞八年的時間里主要工作就是互聯網這一塊,我帶的主要客戶五六年前並沒有意識到網絡的作用,現在他們也在向我咨詢,如何利用互聯網吸引年輕客戶。廣告商還是要動腦筋,網絡與傳統媒體的模式是不一樣的,需要緊跟熱點,轉變也要很快,如果沒有趕上潮流就會被淘汰,想到就要做到。

L | 現在很多廣告商不投傳統媒體的廣告了,在內地一些報紙幾乎沒有了廣告收入,很多媒體人覺得無法維持生計,您覺得這個問題要怎麼解決?

Z | 內容是不可能被淘汰的,媒體都是需要內容的,互聯網的崛起也需要內容的支撐。媒體要轉型,內容還是很重要。

其實我的意思很簡單,你問我他們怎麼轉型的話我也不知道,我沒有水晶球,不知道他們怎麼去轉。媒體是一個media,一個工具,工具是隨著科技轉變的,但內容不會改變。對於有質量的媒介內容的需要也是不變的。想要脫穎而出內容就要更好。作為一種工具,媒體隨著科技發展轉型,這是歷史的必然。報紙還不是沒有空間,但利潤越來越少是必定的。媒體也好國家也好,宣傳模式不會是一成不變的。成功的做法應該是在最光輝的時候也有很重的危機感,要看外面有什麼轉變,在最好的時候把握這個轉變,一旦開始下坡路,要發力就變得很困難。

L | 我大致明白您的意思了。您剛剛談到了互聯網,上午課上您學生Presentation的主題也是與在Facebook上打造個人公共主頁有關。您上周與周柏豪對談時也講到如何利用社交網絡來有效提升個人形象。那可以和我們談談在打理Facebook和微博時的一些感受嗎?您從這兩個社交媒體獲取的信息以及和粉絲的互動有哪些區別呢?

Z | 其實我剛開始用Facebook的時候是用來交流一些對社會時事的看法,不一定是政治,可能是一些社會議題或者有趣現象的交流。之後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說很重要,我希望有這樣一個平台去交流。我念新聞出身,跑新聞跑了很多年,雖然現在沒有在跑新聞,但離開新聞界以後就一直在寫文章,也在做不同媒體的一些訪問。所以我是很希望有一個平台,利用社交媒體來跟一些有共同興趣的朋友交流,在這裡不但我會給他們一些我的看法,他們也提供了很多看法給我,有時候我覺得他們的創造力是非常厲害的,他們對一些問題的理解,也給我很多啓發。雖然我在現實中不一定認識這個人,但我感覺學到了很多。我跟我的學生說,社交媒體其實很重要,需要個人化。今天課上我讓學生做的presentation,要比較美國、大陸和台灣三地領導人在Facebook上是怎麼做的,然後他們都認為奧巴馬做的很好,因為他展現了自己生活化的一面,非常個人化。而馬英九的Facebook主頁就顯得很官方,習則沒有自己去做Facebook,他們的開放程度是不一樣的。我的Facebook里展現的都是我自己的真性情,裡面我想怎麼說,喜歡什麼不喜歡什麼,我都會自由表達。昨天我Facebook里的一個粉絲給我留言,說他從一年前開始使用Facebook,加入的主要原因就是因為想看我的一些文章和對時事的交流。他說來了一年,覺得非常好看,也覺得非常激勵自己,感覺活在自己面前的是一個真實的張寶華,我覺得我的Facebook的用途就是這樣子。

我也開微博,剛開始是因為公司發展內地生意才開通的。但我的微博里商業的東西幾乎是沒有的。一年多前,我微博粉絲里多了很多像你們這麼大的同齡人,他們發現原來那位香港記者就是你,然後我每發一個微博,他們都會用他曾經說過的話來跟我互動,我覺得他們非常可愛,我感覺很親切。他們在微博里叫我寶華姐,跟香港不一樣。Facebook里大家都叫我張寶華,我在上面的好友大多都跟我差不多大,是我的同輩。但微博的朋友不少都比我小很多,主要是大學生。每天都有很多同學給我發私信,問我不同的問題,比如追女朋友追不到怎麼辦?讀書怎麼讀?還有的會表達他們對前途的迷茫。也有人問我會不會來他們所在的城市。每天都會有不同的人給我發私信,我覺得他們把我當作姐姐,雖然我沒見過他們,但感覺自己真的像個大姐姐。微博里的朋友們也經常給我感動。香港在去年的運動之後,網絡環境不是很好,但我的微博里都是比較友好地進行互動,我覺得這很讓我感動。內地的孩子從小在一個比較大的restriction里長大,能夠接受的東西有些限制,但是他們的回復中展現的氣度讓我感動,我微博裡面,偏激的留言會比較少。

L | 您在微博裡面天天有那麼多回復,大家都把您當作姐姐來咨詢,每天都這樣的話,您會不會覺得有困擾呢?

Z | 我沒有困擾,基本上我都會回復他們。

「亞文化」的背後

D | 您剛剛也提到了你的微博下面有很多回復是關於您當年採訪江主席的那段對話,很多人會反復使用其中的句子或者詞組來回復您,這種現象您心裡是怎麼想的呢?

Z | 我覺得他們很可愛,這個事情已經過了十五年了,他們還依舊記得,我真的是覺得受寵若驚。

D | 有學者把這種「文化」形容成是一種亞文化,最近一些外媒也開始報道這種現象,比如紐約時報最近就刊登了題為《Toad worship culture》的評論,國內很多年輕人對此很感興趣,您對這種「文化」您是怎麼看的呢?

Z | 我沒有想過這也會變成一種文化,我是很驚訝的,沒有想到15年後會有這麼大的影響。

D | 對,近一年多特別火。

Z | 其實我自己對此有疑惑,為什麼這個現象剛開始沒有火起來,而是現在火起來。我不知道原因,而且對此感到奇怪。但如果不把事情想複雜的話,就可以把它看作是年輕人中的一種現象。我會覺得是年輕人骨子裡有種反叛精神。可能他們認為這是衝破了一些國內採訪的禁區,這很勇敢。我覺得這個亞文化主要在年輕人中間很火,還是主要體現了年輕人的心態。他們會想:你不讓我做,我就越要做。也不要把這個現象想得太複雜,不要把政治放在裡面,多去考慮年輕人常有的反叛心理,畢竟年輕時往往有這種血氣方剛的表現嘛。

L | 您剛剛提到這種亞文化與年輕人的反叛有關,那您是否覺得內地青年和香港青年作比較的話,由於各種外界原因的差異,香港青年的反叛主要體現在行動當中,而內地青年主要體現在網絡言論方面?

Z | 我覺得不要看香港,不要看內地,全世界都是這個樣子。現在緬甸的選舉很火,緬甸最初站出來表達自己意見的也是學生。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想要通過改革變得更好,最先站出來的都是學生。因為學生年輕,他們沒有包袱,他們的心思非常簡單,沒有利益在中間牽扯。所以我覺得內地的學生和香港的學生是沒有分別的。在嚴苛的環境裡面,內地曾經有學生走出來,香港寬松一點,也有學生走出來,這和環境沒有關係。全世界的年輕人都很活躍。

L | 國內很多年輕人也會通過翻牆去瞭解更多外界的信息,我們也會去註冊Facebook或者是Instagram,您覺得國內青年的意見表達會受到「Great Firewall」影響嗎?或者說您怎麼看待這種「翻牆」的現象?

Z | 其實我覺得,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信息是鎖不住的。內地的很多學生會出國留學,當然可以知道外面世界的更多信息。我最近跟一些內地學生交流,他們有一些在國內長大,在國外念書,他們在國外用Gmail和Facebook,在國內用不了,他們也會覺得很不方便,就會用別的方式去看。他們的心態就像前面我說的那樣,你不讓我去做,我自己想辦法做。所以我覺得雖然政府要管,但難不倒學生。有時候有些文章,有些東西,他們會通過各種方式去獲得。我曾經想上傳一個彈鋼琴的視頻,因為微博的限制不能直接上傳,我就在微博上寫了一句:「你們可以到我Facebook去看。」然後我發現竟然有很多我的微博粉絲去Facebook上看了視頻,還在底下進行了留言,這遠遠超過了我的想象。我覺得這種現象在內地,特別是青年人當中是很正常的現象。

L | 那您覺得網絡中的這堵「牆」會慢慢消失嗎?

Z | 我覺得這個必定會消失。怎麼說呢,世界越來越開放是歷史的必然,有一些東西是逃避不了的。一個國家應該在它政治最穩定的時候慢慢開放,慢慢改變。中國從七十年代末開始就決定了要改革開放,國家會按照領導人的思路去有計劃性地逐步開放,他們比起我們會更瞭解這個國家和人民。所以我覺得中國慢慢開放的歷程是必定的。

新聞人的過去與未來

D | 張老師除了負責報道過兩岸政治新聞外,也採訪過很多社會著名人士,比如金庸、劉德華、梁振英等等,那您的這些採訪對象中哪位給您的印象最為深刻呢?

Z | 這個很難說吧。因為我採訪過的每一個人在社會里都是獨當一面的旗幟人物,他們都有自身的過人之處,所以這個很難去比較。比如我和金庸先生關係很好,平時常常會見面,他對我的影響是很大的,我覺得從他身上也學到了很多。他曾說過,一個人嘴上說得再多,不如踏踏實實地做事,去展現自我,這道理對我們都很受用。另外金庸先生他也是一個天才,不僅文學素養很高,對中國歷史也非常通透,因而對於中國的政治演變也看得很精准,我覺得香港過去五十年里沒有人比查先生更瞭解中國歷史了,所以我很敬佩他。

L | 在您的過往經歷中,也參與過很多公益活動和社會活動,比如汶川地震時當上香港演藝界《5.12關愛行動》的發言人、09年豬流感爆發的經濟低迷期推出了全港首個免費正版電影網站等等。您這樣做的初衷是什麼?對於整個社會來說您覺得它們最大的效果是什麼?

Z | 我一直覺得能夠念書的孩子都是幸運的,我自己也是幸運的一份子,但我們身邊還有很多人因為貧窮而失去了念書的機會。在我心裡,讀書人肩頭的責任比一般人要更重。我們在求學過程中,佔用了大量有限的社會資源,不知道比不能念書的人幸福了多少倍,所以應當在未來去幫助那些失去讀書機會的弱勢群體。作為知識分子,我們無論從事什麼行業,銀行家也好,律師也罷,都應該記住對這個社會的責任。我當時去英國留學時就是拿獎學金去的,如今我自己有能力去回饋這個社會,那我覺得自己就應該去努力回饋,這個其實也是一種社會公平,這種觀念一直扎根在我心裡。

L | 目前無論內地還是香港,媒體的日子都很艱難。很多學習新聞的年輕學子在畢業後紛紛轉行,覺得這份工作沒有前途,那麼張老師對於學習新聞專業的同學有什麼話想說呢?

Z | 首先,如果你們有機會去跑新聞的話,這會是一個非常好的經歷,我希望你們去做。讀了新聞專業,應該去體驗一下這個過程,無論是三五年還是十多年,這段經歷是十分珍貴的。我自己做記者做了11年,然後離開這個崗位。大家應該先去經歷一下這個過程,即便最後離開了,也可以理解,畢竟離開有很多原因,待遇低、地位差,乾的活繁重等因素都會讓很多媒體人去謀求其它方向的發展。不過在做新聞的時候,大家就全心全意去做,不要想太多我未來該怎麼辦。有的時候人生的道路很神奇,我們也料想不到下一秒要發生什麼,而我們需要做的就是把當下做好,慢慢大家就會發現自己的人生未來的安排。所以我會建議年輕的同學們畢業後去跑幾年新聞,這同時也會讓他們對社會有更好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