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始人離奇被捕,深圳賽龍突然死亡之謎|鈦媒體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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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 1, 2017 · 33 min read

原標題:創始人離奇被捕,深圳賽龍突然死亡之謎|鈦媒體獨家

(由於原文網址已被刪除,轉載於此。版權歸屬原作者。)

本文略長總計1.5萬字左右、多圖,需要您花20分鐘以上閲讀。

2017年7月20日下午,在事先沒有任何預兆的情況下,兩位法官來到看守所,在一間沒有燈光,不足6平米提訊室裏對代小權進行宣判。“賽龍公司逃稅339萬”罪名成立,代小權作為法人代表被判處有期徒刑2年。

代小權呆倚在審訊椅上,將臉埋進了雙手當中。

他只呆呆地说了四個字:“我要上訴。”

時間往回撥幾個小時,2017年7月20日上午8時,代小權的律師謝民約見了共青城法院刑事審判庭庭長周彤。周彤明確告訴律師謝民,還沒有定宣判的時間。並提出約定,如果謝律師在宣判的時候不在江西,可以通過郵寄判決書的方式通知。至此,謝民律師還提交了對代小權的取保候審申請書。

2017年7月20日上午11時,謝民律師見到參與賽龍最新重組談判的共青城市副市長張志堅,表示四川發展的重組決策正在關鍵時刻,對代小權的突然逮捕,無異於直接判定這次重組的立即死亡。張志堅當場表示馬上向領導彙報。

2017年7月20日下午3時,江西省德安縣看守所可供探視的第一時間,謝民律師就探視代小權。向他轉答政府“積極推進”重組的消息。正在此時,謝民律師接到上午剛見面的法院周彤庭長電話,说馬上要來宣判。

20分鐘后,兩位法官就來到了看守所,有了開頭一幕。

1個月后,2017年8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印發《最高人民法院關於為改善營商環境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幹意見》;2017年9月25日國務院發布《關於營造企業家健康成長環境弘揚優秀企業家精神更好發揮企業家作用的意見》??中央不斷釋放的的對民營企業家友好的信號,對民營企業家精神和民營企業家合法權益被重申,給整個中國市場,尤其是科技創新行業,打了一支強心針。也正是在此時,鈦媒體研究分析師團隊在全國展開了對中國科技産業環境和科技創新和創業生存現狀進行了調研,卻了解到了在江西省當地富有盛名的這起離奇的“賽龍死亡事件”。

在手機行業和衆多朋友中,代小權已經“失蹤已久”了。

一個曾經冉冉升起的明星科技企業,共青城納稅、創匯都是第一大戶,九江地區第二大戶的企業,怎麼會因為逃稅339萬而死,創始人遭判刑?

在那起離奇的宣判背后到底發生了什麼,鮮有人知曉。鈦媒體研究團隊歷時兩個多月調研,奔走多地,也在當地看守所見到了當事人代小權,抽絲剝繭,隱藏在賽龍死亡全過程背后的衆多神秘事件被逐步揭開。難能可貴的是,盡管代小權已身陷囹圄,但是我們走訪的多位代小權的同學、朋友,他們都站出來實名為其鳴不平,這些也在本文中將原述呈現。

賽龍,這曾是家名噪一方的高科技企業,不僅為全球用戶提供智能手機産品的技術服務,也為地方就業、稅收與經濟的拉動做出了重要貢獻,成為名動一時的地方納稅龍頭。這家企業創始人代小權擁有耀眼的從業履歷,以海歸身份回國,曾在行業內聲明遠播。一切都在向好的路上。而這一切在一場地方政府換屆后,瞬間被攆得粉碎。

在賽龍陷入第一次江西地方銀行的“抽貸”危機之后,又經歷了五次重組機會,都因當地個別官員的不當行為而失之交臂。而作為創始人個人,代小權從第一次被莫名遭人身拘禁兩個多月索要股權,到以個人“逃稅”之名抓捕,再到被以公司“逃稅”之名以企業法人身份被逮捕,雖然證據不足,但最終還是把代小權的個人創業之路徹底堵死。沒有了創始人的賽龍,群龍無首之下,最終走向了萬劫不復的深淵。

深思整個“賽龍突然死亡事件”,牽扯民營企業、地方官員、地方招商、上市公司二級市場、私募投資一級市場、司法部門等多個環節。而事件涉及的利益輸送、敲詐股權、非法干預、動用私刑、賤賣資産、權錢交易、數億巨額投資款去向不明,這些一個個充滿疑問的迷題,今天的我們也許不過只是揭開冰山一角。賽龍是誰?

賽龍通信技術(深圳)有限公司是手機研發公司(本文簡稱賽龍,江西賽龍為深圳賽龍全資子公司),以ODM的方式為海外及國內的手機品牌商提供研發和生産方案。客戶名單上皆為摩托羅拉、華為、阿爾卡特、飛利浦、小米、TCL和夏普等知名品牌。同時也為美國Sprint,法國電信、西班牙電信,墨西哥電信等全球各大運營商供應手機。2006年到09年,坐落於深圳高科技園區的賽龍公司每年可産生利潤3000萬人民幣。2009年開始承包摩托羅拉全球三分之一手機的設計、研發、産品定義、製造生産全流程。

在智能機時代更獲得雷軍的信任,即便在代小權已身陷囹圄的2017年2月,他依然拿下了小米手機在東南亞市場的銷售代理權。

賽龍集團成立於1999年,是國內最早掌握手機核心技術的企業,世界上最大的手機設計公司之一。即便是紅杉這樣的國際資本巨頭,也時刻追隨着賽龍在國內外手機業務的發展動態。

代小權,賽龍公司創始人、董事長,在國內手機行業名聲斐然。芬蘭赫爾辛基大學博士、諾基亞芬蘭總部工作6年、華為公司第一代手機技術研發領頭者。上市公司怡亞通總裁袁海波曾評價,代小權在美國市場取得的成就,業內至今無人能達到。豐富的專業和海外背景,讓這位雄心勃勃的創業者,渴望乘着移動智能終端崛起的浪潮,打下更偉岸更長青的基業。

不甘囿於設計、研發后外包製造的生態局限。代小權試圖尋求完成從研發、設計、到製造量産的全産業鏈閉環,進而成為手機等智能終端領域最大供應商或研發製造巨頭。這個目標達成,需要土地、資金、生産綫、用工、稅收等資産注入和利好政策的支撐。

恰逢此時,江西省共青城拋來了橄欖枝。

2010年9月經招商引資,賽龍被帶入江西省共青城市,隨即實際投資3億人民幣成立共青城賽龍公司,是深圳賽龍公司旗下的全資子公司。對中部地區剛剛成立縣級市的共青城來说,賽龍儼然是鶴立鷄群的企業明星。

很快,代小權將深圳的富士康生産綫移到共青城開發區,建立屬於賽龍自己的手機生産基地,以保證穩定的産能輸出和品控管理。在共青賽龍的帶動下,先后50多家手機企業落戶共青城。共青城手機産業迅即從一片空白,變身為國內手機行業的焦點地區。

共青城賽龍通信技術有限責任公司(下文稱“共青城賽龍”)成立之后,業績便迅猛發展。總員工5000余人,僅在共青城當地雇佣員工超過3000人,購買獲得500畝土地,搭建製造生産綫與廠房。代小權打造手機研發設計到生産製造全環節的産業鏈夢想,彷彿觸手可及。

“中國的手機行業內,小權具備很高的知名度。他具有一種特殊的才能,在拉美和印度都是當地前幾大供貨商。”某國內知名天使投資人評價。

從2010年10月開工運營到2013年6月,生産並出口的各類型智能手機創匯3.3億美元,實際完稅近6000萬元人民幣,應獲國家給予的出口退稅額1.5億美元。穩居共青城市納稅第一大戶,創匯第一大戶,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隸屬地級市)第二大戶,創匯第一大戶,江西省創匯第五大戶。由於出色的商業貢獻,身為當地著名企業家,代小權甚至獲選當年九江市政協常委。

2013年之前的賽龍鼎盛時期,最高年廠值可達40億。名利雙收,意氣風發。此時代小權和他的賽龍,在當地政商民三界眼中都是那顆捧在掌心裏的夜明珠。地方突變,爭奪賽龍股權

誰曾想,翻手雲雨,這顆耀眼明珠竟突然而蹊蹺的瞬間墜落。

2013年6月,共青城政府領導層突變。黃斌就任中共九江市委常委、共青城市委書記,改組領導班子。2013年10月,共青城金融機構以賽龍公司訂單縮減為緣由突然收緊貸款,共抽減 “賽龍系公司”5億人民幣貸款。

至此,多米諾的第一枚骨牌被推倒。以産品代工和出口為主營業務的“賽龍系公司”迅速陷入困境。作為面向海外市場的手機ODM研發生産公司,資金密集型特徵使穩定滾動的現金流對賽龍生存發展至關主要。貸款一停,當時前后9億人民幣的海外訂單無法完成,價值近5億人民幣的原材料癱瘓在廠房,資金鏈瞬間斷裂。

在此之前,從2010年到2013年中期,為支持實現訂單,共青城賽龍先后共向共青城財投公司借款12億元,用作購買物料的流動資金。共青賽龍在實現訂單后陸續還款8億元。由於這次意外“收貸”事件,致使向共青城財投公司剩餘的4億元貸款無法償還。

關於共青城“嚴重收貸”的理由,代小權至今始終不解。他如今在看守所裏對鈦媒體回憶,2013年6月開始由於華為手機業務需求上升,賽龍公司兩個月的在手訂單近10億元,全年近60億元。

“訂單足夠,如果不是出現意外斷貸,絶對不會出現資金鏈問題的,更不會還不上剩下的4億貸款”,代小權说。

2013年12月,江西財經大學金融學院系主任詹政,在作為當時共青城政府的經濟顧問僅兩個月后,調任共青城任副市長。新官上任,詹政立即找到了代小權,以賽龍曾向“政府“舉債為理由,停供賽龍在當地的銀行貸款。

這裏的舉債,就是上文所提,賽龍公司向共青城當地“財投公司”(政府平台融資公司)借貸剩餘未還的4億元。融資協議中,共青城賽龍用自購的500畝土地作為抵押,貸款約4億元。(抵押土地當時銀行估值4億元。除去工廠和設備,當前該抵押土地價格已達7億元,資可抵債。)

嚴格意義上,“財投公司”並不屬於政府部門。故債權人並非詹政所提實際意義上的地方政府。

可貸款還是停了,賽龍系公司整體几乎就要陷入癱瘓。

更為詭異的是,2013年10月12日夜,一場沒有通知實際控制人代小權,以及主要公司董事參與的公司整改會議,在共青城賽龍會議室舉行。會議由共青城市金融辦主任王衛華主持。

會議整改目的明確:1、將賽龍系所有子公司併入共青城賽龍,共青城賽龍作為新的賽龍系總公司。2、重建管理層,分化原有管理層的經營權,政府指派的副總有一票否決權。3、現任管理層以期權激勵為名目進行股權轉讓簽發。

賽龍公司整改會議紀要

第二天,不知情的公司創始人代小權,才通過郵件接到了這次整改會議的決定。此時,與會的其他人都已開始執行決議。在整改會議紀要中的參會人員裏,沒有一位公司董事等主要股東出席。

一切來得猝不及防。

2014年2月27日,奔忙需求融資救廠的代小權,被時任共青城市委書記黃斌以討論公司重組的緣由叫回共青城,在機場詹政帶着幾位隨從直接將代小權帶入共青城茶山賓館。強收所有證件,派公安24小時輪流監視,毫無緣由地拘禁長達兩個月。

拘禁期間,時任副市長詹政開始向代小權直接索要母公司深圳賽龍的股權。方案為,將股份結構劃分為代小權34%,詹政為代表的政府33%,“整改后”的管理層33%。

代小權在九江市德安縣看守所描述當時的景象:“在拒絶這一提議后,詹政惱羞成怒,用一壺開水潑向我臉部造成燙傷。用盡侮辱的語言,威脅要將我永遠關進監獄,剝奪人身自由。鼓動包工頭持刀棍圍堵我的居所,當時病例結果顯示三級高血壓的狀態。”最終,代小權預設了詹政提出的重組和股權方案,隨即被放走。

三年后2017年5月,賽龍公司逃稅罪的一審法庭上,代小權的代理律師向法官陳述該非法拘禁、強行敲詐股權的行為和證據,當庭法官和檢察官均無回應,也沒有提出任何反駁意見。

這之后,雖然代小權被強行索要成功了好幾次賽龍公司股權,都僥倖保全原有工商信息未被執行成功,得益於一個戲劇性的事件。在由於共青城賽龍資金鏈斷裂而造成的母公司深圳賽龍的連鎖反應。深圳賽龍也出現了經營困難,拖欠了深圳本地供應商的賬款。由於催債而衍生的措施,深圳供應商一起將深圳賽龍告上法庭,列入被執行人名單,從而凍結了整個賽龍系公司的工商信息,無法完成股權更迭。客觀上,一定時間內保全了代小權的法人代表身份和股權結構。但是這也並沒有阻止地方勢力強勢奪取了控制權。339萬“公司逃稅罪”詳情

2017年1月24日,共青城檢察院以共青城賽龍逃稅339萬元罪名將賽龍和其法人代表代小權起訴。在此之前,代小權在2015年1月是以涉嫌“高管逃稅罪”被逮捕,后因證據不足遲遲未被定案,代小權也被監視居住。

然而,公司逃稅罪就可以坐實嗎?2017年4月26日,代小權的律師、公訴方和共青城法院開了一次庭前會議。三小時裏三方針鋒相對。主要圍繞幾個關鍵點。

1、共青城賽龍339萬逃稅案是否成立?

對該罪名,檢察院對共青城賽龍公司的起訴依據是,共青城賽龍在2010到2013年期間,未繳房産稅、土地使用稅、印花稅共計339萬元,構成犯罪。代小權作為公司法定代表人承擔連帶責任。

首先,依據招商引資初期賽龍公司與共青城政府簽訂的《投資協議》,出口創匯獎勵款加上稅收返回獎勵,賽龍公司本該獲得政府超過4600萬元的獎勵款。這筆《協議》中本該2014年發放的獎勵金,直至2017年1月23日才由現任共青城政府償還。共青城政府在償還證明中清楚寫到:2010年至2016年共青賽龍共完稅1.91億元、應返還稅務約為3665萬餘元。

共青城政府補繳4600萬元獎勵款明細

另寫到,在4600萬元的獎勵款裏,其中2057.5萬餘元用以抵扣共青城當地稅務局認為共青賽龍欠繳的稅款本金、滯納金、罸款。也就是说在政府償還4600萬獎勵款的同時,339萬的欠稅已經被全數抵扣。同時,在抵扣完共青賽龍公司欠款罸金后還剩下的約2500萬元,至今留在財政局專屬賬目上。

然而,在一審庭審上,上述重要證明材料由代小權的律師提交檢方和法官,卻絲毫沒有被理會。

其次,刑法規定,如果企業逃稅的金額占該企業應納稅金額的10%以上才構成犯罪。在本案中,應納稅額等於賽龍實際繳納稅款加上欠逃稅款的總額。

一審判決書上,公訴方與共青城地方法院對於賽龍逃稅超過10%的認定理由為:2013年度賽龍公司逃避繳納稅款93萬餘元占其當年應納稅額770萬餘元的12.11%,已達10%以上,故構成逃稅罪。

共青城法院一審判決書中,關於共青城賽龍公司“逃稅罪”成立的認定理由。

判決認定理由落在,共青城賽龍公司2013年未繳納的稅款占當年應納稅額的12.11%上。

而在鈦媒體最新掌握的資料中,來自2013年深圳海關關稅單的材料統計顯示:2013年僅在深圳海關,共青城賽龍繳納完成並上交國庫的稅款就有763萬餘元。這部分已繳納稅款並沒有被計算在一審法院認定的應繳納稅款裏。 一審法院認定逃稅罪成立的理由在2013年,賽龍欠繳稅額共93萬餘元,當年應申報稅額總數的770余萬元。加上這次申報完稅額763萬元,已總計1533萬元。 2013年賽龍即便按檢察院和法院認定標準的未納稅93萬,占當年應申報稅款總額1533萬元的比例,也已遠遠低於法律規定的10%標準,僅6%。逃稅罪名不應成立。

來自2013年深圳海關繳納的關稅票顯示,2013年共青城賽龍公司完稅共計763萬餘元,稅款上交中央金庫。(注:稅票抬頭上名為怡亞通的公司,是共青城賽龍委託報關的代理公司。)

在這份深圳海關資料出現之前,控辯雙方最大的爭執在“逃稅罪名”計算金額的方式上。其爭議的核心是:地方政府“調庫”的資金究竟算不算共青城賽龍公司的實際納稅款。

2、隱秘騰挪的稅收“調庫”算什麼?

一直以來,為鼓勵民企出口創匯。依據出口額所繳納的稅款,國家稅務總局有出口退稅的優惠政策。依據國家該政策,2010年至2011年,共青城賽龍巨大的創匯額度應獲得出口退稅額1.2億元,該資金在共青城稅務局的賬上遲遲不退還給賽龍公司,一定程度截斷了企業現金流。在賽龍公司反復追要下,稅務局答覆是:我們今年要完成任務,暫時這些錢先放在稅務局賬上。這些應退還的出口退稅資金就作為賽龍公司以后的預支稅款。

(圖為共青城賽龍公司多次打報告,希望政府兌現退稅優惠政策的協議承諾,沒有得到理睬)

人為節流國家返還給出口企業的退稅款,把這筆錢的名目轉為該企業未來在當地預交的稅款,最后將這筆退稅款留在地方國稅局賬戶上。這種做法,被共青城稅務局稱作“調庫”。

“這種行為肯定不合法”,中國財稅法學研究會理事、著名稅務籌劃專家朱鵬祖對鈦媒體说。從稅務局的工作職責和內容上,這也是重點檢查重點處理的違法事項。稅款及時入案入庫,你入錯了庫,對稅務局來说負有重大責任。預算花錢的時候是按照級庫各自算各自的錢,入錯了庫相當於把該入這個庫裏的錢,放到別的庫裏去花,審計署查賬的時候這也是重點。

朱鵬祖解釋,“調庫”一詞屬於財政體系用語,是轉移支付的概念。嚴格意義说,稅務局是沒有權力“調庫”的,面對地方政府和財政的時候,稅務局僅僅是收款員的角色,沒有“調庫”一詞。

企業出口退稅是直接從國庫裏退稅,不影響地方財政。走完手續就必須及時向企業退還。按照出口退稅申報表格來看,當月申報的在次月就應該退還企業。實際上,由於財政資金的原因總會有一定程度的延遲,但一般來说也不會超過三個月。

“像本案這樣的案例,之前我從未見過。”

朱鵬祖分析,本案來看,“調庫”1.2億元退稅額肯定不是稅務局一家能幹出來的事,必須有地方財政局的配合才能走完這個流程。出口退稅的錢是中央庫的錢,地方財政拿不到。地方財政局要把國庫裏1.2億元截留地方庫裏去,必須通過國稅局走幾道“打出打入”程序,才能把1.2億轉移出來。

中央地方各是各的庫,正常辦理出口退稅時,有一套審核機制。從稅務局從財政系統有一個比對,比對完成后,有一個退庫手續,錢必須要打到企業的賬戶上。但本案1.2億至今沒有打到企業賬戶上。

可流程上,稅務局不能將該退稅款撥到自己賬上。朱鵬祖猜想,當地應該是虛擬了一個企業賬戶,退稅款還是按退稅的名義從國庫裏支了出來。地方國稅務局將這筆錢打入了該虛擬企業賬戶中,然后再由該虛擬企業走了一個預繳稅款的手續,最后該筆退稅款再次從該虛擬賬戶上打到了地方地稅局收繳稅款的庫裏來。至此賽龍公司的1.2億元就變成了地方正常的收稅款,按照中央地方五五分成的原則,地方財政就可以拿走賽龍這筆1.2億退稅額的一半。

共青城國家稅務局開具的調庫證明

(圖為把本應退還給賽龍公司的退稅款,通過調庫變成了賽龍公司預支給地方稅務局未來的稅款。)

以上共青城國家稅務局出具的“調庫”證據,共青城法院一審法官沒有採納。對此朱鵬祖認為,共青城法院的一審判決意見中,關於“調庫”證據認定不足的理由不充分。在地方國稅局出具的“調庫”證明的內涵和事實都沒搞清楚的情況下。只是對“調庫”一詞做了名詞解釋,並沒有結合調查和本案相關的實際情況。

“如果按照法院的理由,這些國稅局蓋章的“調庫證明”都沒用,那麼當初地方國稅局為什麼要開具這些沒用的證明給企業呢?”朱鵬祖反問。

一審判決書中,共青城法院對“調庫金額”不予採納的理由。

3、賽龍是不是“出口企業”,是否欠錢?

2017年5月18日,賽龍公司339萬元逃稅案一審開庭。庭前,周彤先把代小權帶到一邊,不准提任何與非法拘禁、敲詐股權有關的事情。隨后再次將同樣的話囑咐了代小權的三人律師團。控訴雙方陳述時,代小權和律師说出了造成今天賽龍局面的所有歷史背景,並遞交了出口退稅和創匯獎勵等證據檔案,做無罪辯護。

面對證據和陳詞,檢察官隨后給出的反駁是,“賽龍不是出口型企業”。

“當時我們都蒙了“,代小權的辯護律師謝民说,“賽龍是出口企業人盡皆知,而且當庭我們還提供了出口退稅和創匯獎勵的證據檔案。公訴方這樣的反駁實在是令人哭笑不得。”對代小權律師的這些供證,當庭法官沒有理睬。

共青城賽龍公司每個月的出口關單與稅單

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進口貨物報關單原件

“1.2億出口退稅款到底去哪兒了?”代小權律師謝民當庭向公訴方甩出了這個問題。1.2億元的出口退稅款,本應由國家稅務總局退給共青城賽龍公司,中間經由共青城地方財政局轉交。但這筆錢從來沒有到過賽龍公司的賬上。

上述材料顯示,這1.2億元應退稅款,被共青城稅務局以“調庫”的名目,在抵減預支的企業稅款之后,剩下的錢扣在了共青城國稅務局賬上。

“如果公訴方不承認所謂的逃稅款在這裏早已被‘調庫’的方式抵扣,那這1.2億元出口退稅款,到底去哪兒了?”一審庭審上,代小權的律師情緒激動。

但面對所有這些證據,公訴方均不承認。

代小權律師團在庭后提交的,證明賽龍系出口型企業的22億元國稅原始報關單等新證據,一審法院拒絶接收。賽龍五次重組失敗

代小權第一次重組自救失敗:台灣信億

為解決公司資金和債務問題,代小權找到了台灣信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台灣信億”)洽談債務重組事宜,信億開始投入人財物介入賽龍經營管理。在這個過程中,副市長詹政與信億公司董事長劉至聖就賽龍公司管理權問題發生激烈衝突。

2014年9月12日,為進一步坐實對賽龍系公司的控制權。在時任市委書記黃斌主導下,“賽龍經營管理委員會“成立。該委員會由副市長詹政負責,成為賽龍公司最高經營決策機構。代小權在向江西省紀委實名舉報的信件中寫到:“黃斌在該委員會成立會議上威脅我,如果不配合,就把我關進監獄。除了配合外,還要拿公司的股份出來分。黃斌要求在會的每一個人必須簽完字才能離開,我們一直僵持到凌晨四點,我被迫簽署了這個備忘錄。”

成立賽龍經營管理委員會備忘錄,詹政為代表的政府全面接管賽龍系公司,董事長代小權被徹底架空。

代小權對共青城賽龍實際控股71%,當地政府沒有任何資金投入和股權份額。該委員會成立后,代小權的經營、管理和分配權均被剝奪。身為最大股東、董事長和創始人只剩下投票權。詹政卻具有一票否決和一票贊成權。他與黃斌有權干涉企業各種事務,卻不用對企業經營結果負責。所有賽龍系公司,包括深圳公司、成都公司、共青城公司的經營公章,至今都在共青城政府手中。整個全過程裏,始終沒有開過公司股東大會討論決議,甚至會議和相關檔案的簽署都沒有通知公司的主要董事。《公司法》條款裏,政府若要干涉民營企業的經營管理,前提是必須實際出資投入,工商登記必須變更。這兩點時任共青城政府均不具備。卻公開罷免了實投3億元的深圳賽龍創始人代小權的經營控制權。作為法人代表,他只身前往海外拿訂單的業務權利。

本為指導方的政府,卻成為了重組事務的主導和“賽龍系公司”日常經營管理的決策者。 “台灣信億”認為重組各方主體的權利受到限制,擔心重組失控,最終第一次重組失敗。

賽龍經營管理委員會對收取賽龍系公司公章的決議

問及為何要選擇共青城投資,代小權失落地回答:“當初確實沒有想清楚。當時賽龍公司主管經營的二號人物祝敬海牽頭了這次合作。此后我收到多次關於祝敬海的檢舉,內容是他與共青城部分政府官員有秘密協議,收取巨額回扣。”

以上展示的會議紀要中,祝敬海也是“第一次瓜分賽龍系公司會議”的主要參與人。而代小權在與共青城官員接觸中亦得知,賽龍公司其實早已進入了共青城的招商名單。

代小權第二次重組計劃失敗:互聯網公司合資

為盤活奄奄一息的共青城賽龍,曾短暫暫獲自由的代小權繼續尋找重組方。國內最大的互聯網公司之一也曾進入視線。

這家互聯網公司創始人曾問詢代小權資金鏈是否出現困難,並深度討論成立合資公司推出新的品牌手機的可能性。2013年11月,經過多方協商,雙方達成初步意向,賽龍以技術授權和研發人力資源入股,占51%,這家互聯網公司以資金和互聯網營銷資源入股,占49%,合資公司依靠賽龍強大的研發實力以及互聯網公司強大的資金實力以及互聯網營銷資源,推廣新的品牌的手機 。

“這對於我們公司來講是一個重大轉折機遇,全體賽龍管理層和員工都非常期待。我們很快就要達成協議了。”代小權说。

就在去北京簽署協議之刻,代小權接到了來自政府幫扶工作小組領導王衛華及鄒秀峰的多次電話:要求不能簽署該協議。如果簽署協議,就要對代小權採取強制措施。在種種壓力之下,代小權單方面放棄了這次重組努力 。

上述互聯網公司一氣之下,停止了與賽龍的合作,但據鈦媒體了解,至今他們也並不知道代小權“毀約”背后的真實原因。

這本應是賽龍重生的機會。

代小權第三次重組計劃失敗:內蒙古發展

此時,接受詹政的重組安排反而成了代小權眼下唯一出路。詹政便邀周銘磊加入“指導“這場“資本盛宴“。周銘磊,國內二級市場充滿爭議且頗為神秘的PE資本大玩家。《經濟觀察報》在2013年6月24日,題為《周銘磊“重組魔術“之謎》的文章中這樣評價:被周銘磊染指的重組概念上市公司,頻頻被證監會立案調查、頻頻因一場波動被交易所勒令停牌。不過每一次,周銘磊總能全身而退。

媒體稱,周銘磊資本運作的慣用手法是,尋找業績比較差的公司標的,先把它做成一個殻,然后一步步控制該上市殻公司的股權,在尋找熱點概念與資産往裏裝,併購后股價哄抬,從中獲取股權溢價和諮詢費等收益。從ST建通到ST國藥,再到西藏發展和正和股份等等,莫不如此。

在詹政和周銘磊運作下,內蒙發展(000611)對賽龍的併購提上日程。

內蒙發展在做完基本盡職調查后,第三方審計與評估師對賽龍公司智慧財產權價值評估2.8億人民幣、簽約訂單與固定資産等估值12億元。雙方迅速進入實質性談判。

詹政此刻再次介入,要求在重組后的公司中持股。此提議收到時任內蒙發展實際控制人趙偉的反對,理由符合常理:上市公司內蒙發展來併購,不可能平白無故地讓一個自始至終沒有任何投入的官員或單位持股。

代小權在向詹政轉達趙偉這番表態之后,時任共青城市委書記黃斌安排代小權和趙偉,三人一起在共青城格蘭雲天酒店客房開會。會中代小權和趙偉明確告訴黃斌:詹政的要求有違上市公司管理規定,證監嚴打這種行為。黃回答:沒有詹政不行,必須想另外一個辦法,讓詹政在上市公司持股。趙偉見僵持不下,便提出:詹政在賽龍公司持股進入上市公司是不能公開披露的,實在不行,詹政自己找一家有資産的公司,上市公司內蒙發展一併溢價收購。黃斌應允。可在上市公司擬收購重組公告截止日,詹政仍未找到有一定資産可以進入上市公司的企業,這套方案落空。

2015年1月時任內蒙發展副董事長李勇與詹政助理的郵件內容顯示:詹政在與李勇的電話通話當中表示,如果重組方案中沒有其利益安排,不排除抓捕代小權,進而使該重組交易落空。

2015年1月7日,代小權與共青城市長盧寶雲短信對話截圖。代小權將時任副市長詹政的一系列違規行為告知盧寶雲,得到的回答是,“詹市長是支持共青的,是人才!”舉報的事從此無下文。

短短一周后,2015年1月15日,內蒙發展發布意向收購共青城賽龍的協議公告,詹政未能在重組新公司中持股。同年1月17日,代小權在深圳被幾名共青城公安直接塞入汽車,實施異地抓捕,罪名為“高管逃稅“。

關於這個罪名,依據當初落戶共青城時賽龍公司與共青城政府簽署的投資合同以及補充協議的約定,賽龍高管人員2年內免征個人所得稅,故而這次逮捕毫無依據。

賽龍與共青城政府簽訂的投資協議。其中第二條稅收扶持中,關於高管免稅的記錄。

奇怪的是抓捕代小權的這個罪名后來卻沒有進入法律起訴程序,被不了了之。更蹊蹺的是代小權並沒有關入看守所,而是在看守所虛晃一槍后,被調往另外的地方監視居住。由於被併購公司創始人在公告發布后的第三天就被形式拘留,內蒙發展的重組也即刻宣告破産。從此代小權被監視居住的強制措施一直沒有解除過。

時任共青城副市長詹政出面,政府開始全面接管共青城賽龍的經營和重組方案。內蒙發展重組意外失敗,另一套方案即刻啟動。

插曲:地方勢力對賽龍資産控制權爭奪戰進入白熱化

2015年5月共青城市政府發布《賽龍重組實施步驟》,宣佈以政府為主體的運營委員會決議,接管賽龍系法人公章,解聘賽龍公司法律顧問。《合伙協議》顯示,將深圳賽龍市值2.8億智慧財產權交由共青城謹勤有限公司管理(這家公司背后有為個別官員代持的身影)。

2015年7月3日,周銘磊托人將一份股權轉讓協議從北京帶給代小權。協議上對方已經簽字蓋章,在無法更改任何內容的情況下,代小權在被實施監視居住的共青金航賓館裏簽字蓋章。

這份協議內容是,一家名為北京富融永泰資産管理公司的有限合伙企業(下稱富融永泰),以承擔共青城賽龍3億元債務,並債轉股的方式接收賽龍股權(在上市公司內蒙發展的第三方評估中,賽龍這些股權對應的資産估值為12億元)。工商資料顯示,北京富融永泰資産管理公司建立於2010年6月,注冊地北京海淀區,注冊資本2000萬元。協議簽完,該公司卻未支付或承擔協議裏的任何債務。

富融永泰承擔3億元債務的協議

在2015年8月9日代小權與周銘磊的合伙人劉純的通話錄音中,劉純说:“富融永泰有50% 的股份是給詹政(副市長)的。”這輪賽龍的資産處置環節中,劉純也許是因為沒有分到預期資産,怨氣頗大。劉純在電話錄音中提到,詹政告訴他們:代小權現在已經簽字把所有資産都轉讓給他們了,代小權什麼都沒有了,他們可以分了。此外,劉純還透露,共青賽龍的股權有一半是給詹政的。代小權也稱,周銘磊在不同場合也多次做出這一表述。

2016年,另一份代小權提供的電話錄音中,周銘磊的前律師王坤表示,北京富融永泰並非周銘磊的公司,而是周銘磊債主的公司。因欠下該公司超2億資金無法償還,遂將共青賽龍股權除詹政以外的另一半,轉讓給富融永泰用於抵債。

代小權第四次重組計劃失敗:同洲電子1.5億投資款不知去向

這次重組結果詭異慘敗,直接導致1.5億元來自上市公司同洲電子的投資款不知去向。

為進一步分拆賽龍資産,周銘磊找到了深圳同洲電子股份有限公司(002052)(本文稱同洲電子)董事長袁明。隨后,賽龍與A股上市公司同洲電子(002052)達成協議,共同出資設立獵龍科技有限公司。

同洲電子、當地政府、周銘磊找來的投資方共同注資8.8億元,政府占股4.8億(54%)。同洲電子的1.5億投資款於2016年12月底全部到位,由周銘磊控制的公司謙泰寶象,星億東方及意中聯合分別注資1億、1億、0.5億。但是周銘磊本人和地方政府始終未有資金注入。按照重組協議,4億元注冊資金到位后應向賽龍公司購買相關生産資産,使新成立的獵龍公司可以憑藉賽龍積累多年的資産為基礎,迅速開展智能硬件的相關生産經營。同時賽龍出售資産所得的4億元用於償還共青城財政管理投資有限公司的債務。

然而,這4億元的賽龍救命錢,再次涉嫌被全部非法轉移。鈦媒體研究團隊盡力通過各方搜集齊了相關資産轉移的證據。

一份與獵龍公司成立時原協議內容相悖,涉及1.5億現金、2.8億智慧財產權出資的投資決議,竟然沒有股東大會表決、沒有蓋章和簽訂時間。而這份決議卻被立即執行。

劉輝(又名,劉邦輝),是周銘磊公司的僱員,共青城獵龍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北京軟財富科技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兩家公司法人代表、旗下有北京世信恆遠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北京匯智融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公司。

上圖中決議裏簽字的劉輝,從獵龍公司的賬戶上將同洲電子注資的1.5億元轉到軟財富賬戶中。另外,還先后將獵龍賬戶上的其它一共1.95億元轉入軟財富賬戶。兩家公司法人代表的劉輝,相當於利用自己獵龍公司為資金平台,向自己以軟財富為主的其它公司轉移資産。

獵龍公司賬戶顯示,同洲電子兩筆注資共1.5億元。2015年12月30日5000萬元被轉至軟財富賬戶。

2016年1月4日,同洲電子1億元注資款被轉至軟財富賬戶。

在沒有董事會決議等必須檔案情況下,除去轉走同洲電子的1.5億元注資款之外,在賬單顯示的時間內,軟財富還另外從獵龍公司轉走資金共1.95億元。此外,圖中第二欄所顯示的1500萬元打款進入北京世信恆遠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工商資料顯示,該公司仍然屬於劉輝旗下公司。

工商資料顯示,北京軟財富科技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注冊資本1.5億。其中有兩個法人股東(即以公司身份入股的股東),一個竟然是深圳賽龍,出資5000萬元。軟財富成立於2015年10月15日,當時代小權在取保候審中,賽龍系的所有公章被共青財政局收管。也就是说賽龍系公司當時的投資和經營權全部在共青城政府手中,能夠做出這一決策並完成工商變更的,只有共青城政府官員。

流程上,上市公司同洲電子注入獵龍公司的1.5億資金,以及其它股東的近2.5億注資,轉出必須由獵龍公司董事的簽字,簽字的人就有詹政指派的共青政府兩名董事,張韜和黃益鵬。

另一個法人股東是北京匯智榮盛信息科技公司。工商信息顯示,該公司的投資人是周銘磊和周銘娟兩人的瑞安巴騰資産管理公司。而周銘娟這個名字,反復出現在獵龍公司銀行流水所涉及轉賬公司的管理層名單中。當地據傳是周銘磊的姐姐,但鈦媒體暫無求證,並不確認。

至此,詹政和周銘磊都牽扯進了這件涉嫌非法轉移巨額資産的重組事件當中。

同洲電子作為上市公司賬面不能無緣無故地虧損1.5億,因此董事長袁明個人補齊了這個漏洞,開始向周銘磊追討。袁明在與代小權的代理律師電話溝通中承認,2016年5月,袁明經過多方努力在共青城公安局以職務侵佔對獵龍公司以涉嫌巨額資金挪用進行立案,卻從此石沉大海。

由於巨額的重組資金在2016年1月就被非法轉走,代小權多次向共青相關領導反映情況,希望能夠採取合理措施,追回款項,卻一直沒有得到足夠重視。直到2016年5月8日,據周銘磊前律師王坤向代小權透露,實施非法轉款的北京獵像實際控制人周銘磊在湖南長沙被警方以巨額詐騙罪刑事拘留,才引起共青政府的重視並開始開啟追款的法律程序。

另據王坤向代小權说明,周銘磊已經承認其在共青城的非法詐騙行為。

此時負責賽龍重組領導小組的是共青城市市長盧寶雲,至今,共青城市長盧寶雲並未見對當時詹政的1.5億挪用行為做出處理。

代小權第五次重組計劃失敗:四川發展

2017年5月18日,一審庭審結束的當天,代小權准備離開共青城回深圳的路上。共青城財稅局科長陳偉代表市長再次找到代小權談重組。重組方案又是與有案底在身,被同洲電子董事長袁明追債1.5億元的周銘磊合作。鑒於之前的教訓,代小權斷然拒絶。

2016年7月,國務院批復,同意將共青城市劃入江西贛江新區。隨之而來的大量招商引資、重大産業項目和基建落地,讓江西地方區域經濟迎來新機遇。作為昔日民企龍頭,共青城賽龍若能再次崛起,將是包括共青城與贛江新區經濟建設的一大福音。共青城市部分新任領導層有動力重塑地方經濟活力。

在確認保險的情況下,代小權引入了其老家四川省最大的國資投資集團“四川發展 “再一次尋求重組。2017年7月5日,共青城派副市長張志堅前往深圳,參與和代小權及“四川發展”兩位代表的重組會議。在會上,經過幾年的浮沉煎熬,代小權在展示自己的重組后經營方案PPT時,依然飽含激情,充滿期待。

四川發展進入盡職調查。明確併購重組的前提是,共青賽龍和代小權本人不能有任何法律上的瑕疵。然而,就在重組進入深水區時,2017年7月17日,代小權突然被共青城警方逮捕。

之后三天,就有了開頭一幕,2017年7月20日上午11時,謝民律師見到參與賽龍最新重組談判的共青城市副市長張志堅,表示四川發展的重組決策正在關鍵時刻,對代小權的突然逮捕,無異於直接判定這次重組的立即死亡。張志堅當場表示馬上向領導彙報。

然而,就在2017年7月20日下午3時多,江西省德安縣看守所,兩位法官就來到了看守所,竟然直接突擊宣判,代小權被重判實刑2年。悲劇代小權

自2014年2月到4月代小權被非法拘禁,到4月,代小權在被迫簽署股權轉讓協議后后被放出。2015年1月,因涉嫌個人逃稅,被刑事拘留,並於次日改為監視居住,至此之后即便毫無“逃稅”證據,代小權也再沒獲得過自由。到2017年5月又因公司逃稅罪被訴,7月被執行逮捕並火速一審宣判,現在代小權仍被關押在江西省九江市德安縣看守所。

“代小權一屆書生,與政府打交道的能力太稚嫩。“事到如今,曾經的深圳賽龍聯合創始人,現今知名投資人李祝捷嘆息,若熟喑地方政商關係的規則,代小權和賽龍絶不至於走到今天這一步。

在代小權的投資人看來,代小權的書生氣也表現在其“不敢吭聲”,在遭遇那麼多不公平待遇時,很長時間,代小權首先想到的是怎麼再靠自己的力量拯救公司,未曾告知投資人絲毫險境。“他太怕給別人添麻煩”。

但也許這正是他這種長期生活海外的技術人才常見的問題。“小權是這樣的人,在飯局上的一桌人裏,他總是那個你最容易忽略的一個。“賽龍的投資人回憶。他展現着一個典型的‘海歸’高技術精英常有的形象,幹練直接、溫和且固執、簡單中地帶些乏味,對業務極其專注,對産品技術投入巨大熱情。但在中國田野商業的人際和政商環境中往往水土不服。

代小權,是朋友眼中不知疲倦的工作狂。

“他人生唯一的愛好似乎就是拿訂單,對豪車、豪宅、吃喝玩樂等這些富裕階層的追求沒有任何興趣”,代的同學段唯回憶起兩個片段。一次在共同出差的機場候機時,代小權提議去咖啡廳休息。兩人落座,代小權感慨自己有一種特性,每次在機場咖啡廳才找到家的感覺。由於賽龍海外銷售業務對公司生存至關重要,代小權始終在世界各地的機場間飛行,走遍80多個國家,行色匆匆,很難有機會與家人團聚。也只有在咖啡廳的片刻,才能享受此刻僅屬於自己的時光。

有一次聊完工作,段唯希望代小權送自己去火車站。令段唯不可思議的是,在深圳工作生活多年,代小權至今不知道從公司前往羅湖火車站的路。原因是每次司機送代小權前往機場和火車站途中,他都利用這些時間全程用筆記型電腦移動辦公,對窗外的風景一無所知。

在2014年,代小權被監視居住、股份被賤賣期間,曾通過當時的公司律師給江西省紀律檢查委員會寫過一封實名舉報信。舉報信標題為《舉報黃斌、詹政惡意索賄、殘酷迫害深圳(共青)企業家》 。

2015年2月的一天,江西省紀委指派九江市紀委,派兩人到當時代小權被監視居住的共青城茶山賓館了解情況,但最終也不了了之,再無音訊。

如今,代小權已一無所有,公司沒了,深圳僅存的住房也被拍賣了。

“唯一放心不下的是,妻子沒工作和兩個上學的孩子怎麼維持生活。”手持着妻子親筆書信,代小權沒有忍住眼淚。

依照司法程序,被告一審不服判決提出上訴,且案件具有爭議,“賽龍公司逃稅罪”一案二審,將於近日在江西省九江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本文獨家首發鈦媒體/ 李非凡分析師團隊)

特注:

2017年初,江西省紀委發出通報:江西省九江市委原常委、共青城市委原書記黃斌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通報內容中如下,“經審查,黃斌在修水縣、共青城市、九江市擔任黨員領導幹部期間,違反政治紀律,對抗組織審查;違反組織紀律、違規選拔使用幹部;違反廉潔紀律,收受禮金,且‘十八大’后不收斂不收手。”

原共青城市副市長詹政,調任期滿,現已調回江西財經大學。

此外,文中其余人物均為現任,實名。

FreeBashulia

Written by

Bashulia patriot, warrior, brave man, Support and Fighting for Cathaysians independence, and dismember 'China' and build a system of mutual security. 巴蜀利亞愛國者,戰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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