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斐伏爾日常生活批判|#3 從城市到都市社會

INS国际讲座 11# -3
2017 9/13 zoom
講者:黃孫權
整理:蔣坷均、荒原狼、張移北、李雁軍

第二屆網絡社會年會主題為:與列斐伏爾前行:數碼時代的空間政治經濟與日常生活批判,會前網絡社會研究所組織了列斐伏爾核心文本精讀討論班。本文為第三次「從城市到都市社會」zoom錄音整理。

同學報告文檔
 Writing on Cities
 Part III Space and politics p185–204
 导言第一部分郭博雅
 导言第二部分张含
 后技术社会机制张含
 Part IV Interview, the Urban in Question, p209–218
 都市问题 仝昭祥 申童 陈杨凤逸

Urban Revolution
 form city to urban society p1–22
 从城市到都市社会 田长丰
 urban myths and ideology p103–114
 《城市神话与意识形态》导读 关茂铟 李雁军


今天有兩個文本要講,第一部分是《書寫城市(Writings on Cities)》(文集節選了《空間與政治(Space and Politics)》的兩篇文章,「導言」和「後技術社會的機構」)。《空間與政治》這本小書,按照法文本,是1973年出版,寫於1974年的《空間生產(The Production of Space)》之前,有人說它是《接近城市的權利(Right To The City)》 的第二部。在《接近城市的權利》這本小書里他沒有說清楚的地方,他想要在這本書里重新解釋一遍。

回到上次我們講的重點,各位同學理解時最好先先掌握一些概念。「都市社會」對列斐弗爾來說是一個理論上的假設,你也可以把它當作一個理想型(ideal type),或者說是我們的理論和慾望想達到的那種總體生活的想象,而現在這個總體生活、這個都市社會被抽象空間(abstract space)所統治,就好像馬克思所描寫的商品統治了世界一樣,這是第一個概念。

第二個概念是「接近城市」,目前有兩個不同的翻譯,簡體版譯為「進入城市」,但我通常會把它譯為「接近城市」,因為城市或者說都市在這裡已經不僅是一個空間的概念,而「進入」好像有一個空間的界限,所以我通常把它譯為「接近城市的權利」。換句話說,城市本身就是一種權利,是人們聚集、交換、相遇、集合的所在,接近城市的權利基本上是一個社會權利。它允許人們享受都市設施,城市改變我們的夢想,給人們實踐的機會,享受都市裡面的節慶、教育、醫療、休閒等等。

很多人會去紐約、巴薩羅納等各種地方,像你們來到杭州念書,有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你可以脫離原本的生活。因為某種程度上,城市是一個允諾之地(promise land),你來了城市之後,不但可脫離原本地方的文化社會的束縛,也會覺得夢想有可能實現。因之,接近城市的權利也是人之所以成為人的所在,它是一個存在的權利。是第二個含義。列斐伏爾在後面的文章里會不斷地提到,接近城市的權利必定需要城市的中心性。它有點像磁鐵的力量,可以包容各種差異的力量,也可能是一個決策的中心,有點像條條大路通羅馬的概念,有一個集中力量。

這是我在上課前先講的部分,大家不要忘記這個部分。

第二本書,《都市革命(The Urban Revolution)》,這本書比較特別,寫於1970年,如果各位有時間一定要看一下尼爾·史密斯(Neil Smith)寫的前言。尼爾·史密斯在2012年去世,是大衛哈維(David Harvey)的學生,他最有名的一本書《不均衡發展:自然、資本和空間生產(Uneven Development: Nature, Capital, and the Production of Space)》是談新自由主義地理學或者叫做「差異地理學(uneven geography)」非常重要的著作。尼爾·史密斯給這本書非常高的評價,寫於1970年剛好是在1968年5月學運革命之後,所以這本書是從理論上來回應1968年的五月風暴,對於學生在街頭乾的很多事情、革命為什麼沒有成功的解釋等等。雖然1968年的革命失敗了,但這本書抓到了當時革命對人的啓發,列斐伏爾把都市的政治放在整個政治重組的核心地位。所以這本書和我們之前所讀到的列斐伏爾的寫作風格差別很大,它意外地嚴謹、有結構、也非常政治。也就是說,他看到68年留給他的希望,要透過這本書重新回顧,喚起我們曾經想象過的,而且幾乎實踐了的都市生活是什麼樣子。所以這本書跟《接近城市的權利》有很大的差別。

列斐伏爾從小出生在法國南部的鄉村,到索邦大學念書之後才嚮往蘇維埃革命,然後才跟國際情景主義這些前衛運動混在一起。1928年他參加共產黨,之後的9年時間他寫了大量政治人類學的書,一直到了赫魯曉夫時期,他對斯大林主義失望以後才離開法共。有一說他沒有主動離開法共,在1958年是被法共逐出去。因為他跟法共吵架,說法共沒有將都市政策放在核心的推動政策里。左派的都市政策跟右派的都市的政策差不多,對此,這本書有非常詳細的說明,說明為什麼他非常不滿法國共產黨。他被逐出法共之後才開始研究不同的東西:鄉村社會學、政治的構造(fabric),還有日常生活的構造等等。尼爾·史密斯評價此書是一個開創之路,請大家想一下這是什麼意思。

我大概勾勒一下那時候的狀況。那時候所謂的右派(或說自由主義)的都市社會學,基本上是芝加哥都市社會學(Chicago School of Sociology)那一套,以經驗式研究為主,如路易斯·魏爾斯(Louis Wirth)那些人。「以經驗為主」就是說,他們覺得那麼多人來到芝加哥,有韓國人、中國人、波多黎各人等各種人,城市最重要的問題是要融合他們,讓他們符合,融合進美國都會的單一的、文明生活。有點像上海的那些出租車師傅,我在車上聽過非常多次,總是抱怨那些外省來的沒文化的人破壞了上海大都會文化。都市社會學的重點是要讓他們(移民,外省人)變得有都市文化,這是芝加哥學派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這個學派主宰了都市社會學將近30年的時間,講都市生態學,人類學的都市經驗, 都會生活風格,都市就是一種生活方式(urban is a way of life)這句名言可總結其思想。芝加哥大學很奇怪的,比如到70年代又出了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搞新自由主義的那壞男孩。這是右派對於都市的看法,意圖解釋什麼是現代城市文明的生活,如何認同以中產階級、白人社會為主的生活價值。

這對於列斐伏爾來說顯然是右派的。左派呢?其實左派也沒有好到哪裡去,馬克思主義者,腦袋中都有有上層結構和下層結構的解釋社會的圖像。他們覺得都市是上層結構,是一個剝削、消費、展示,娛樂的空間。左派一直以來重視的是下層結構,即經濟結構。城市信仰、法律、道德、大學是一樣的,是由下層建築所決定的虛假意識型態,共產主義竟然第一次同意無政府主義,竟瞧不起城市,覺得城市是萬惡的根源,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基地,所以不會把革命的目標放在城市裡。那麼列斐伏爾面對的問題就是,他想要在左右派的夾縫裡頭找到新的看法,告訴大家都市社會學很重要,應該重新嚴肅且嚴謹地看待都市社會學,這是他那時候的作戰目標。

念理論第一重要的是要去理解那個生產理論的語境(context),為什麼他那個時候要這樣做,有他的道理。簡單來講,他覺得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在都市政策根本沒有什麼區別,左派更應該有一些新的看法,否則根本沒辦法跟右派鬥爭。

另外一點是福柯(Michel Foucault),我們多次講過他的異質烏托邦(heterotopia)。異托邦對福柯來說是一個特定的時間與空間的存在,比如妓院、墓園、海盜船等等。福柯還舉過一個特別漂亮的例子,什麼叫異托邦?就是我們對著鏡子的時候,鏡子裡頭的我不是真的我,那個我就是異質烏托邦,或翻成差異地點。只有我看著那鏡子里的不真實的我,我才可以看到我的背後,才可以看到我與我周遭的世界。所以異質烏托邦恰恰是一個可以映射我們自身處境的理論概念。在台灣,我們沒有辦法知道漢人有多壞,除非我們去看客家人的處境,客家人對漢人來說就是異質烏托邦,是漢人反思自身的鏡子;同樣的,我們也不知道客家人有多壞,除非我們看原住民的處境,因為原住民就是我們台灣社會漢人和客家人的鏡子,看原住民處境這面鏡子就知道我們漢人客家人有多麼壞。這是福柯的概念。

列斐伏爾的用法不像福柯那麼批判有想象力,列斐伏爾在這本書里用了多次異質(heterotopy)這個字,跟異托邦很接近。對列斐伏爾來說,只要能夠逃離政治和歷史的社會規範,都是異質性的。它只要能夠切斷商業交換,切斷政治和地理所統治的城市,都有可能成為異質烏托邦,所以他的想象是比較寬泛、比較模糊的,這是他和福柯的根本差別。另外,他的很多用字也不太一樣,譬如說,地方(place)跟居住(processing of habiting)是不一樣的,居住 (inhabitat) 和住所 (habitat) 是不一樣的,居住著(habiting) 先於習僻( habitus ,用布爾迪厄的概念)和 住所(habitat),他用字的區別要細心體會,雖然他卻從來沒有仔細解釋清楚過。

對列斐伏爾來說,空間就是解放的希望。此書是街頭帶來的革命性社會改變以及城市空間的歡樂誦。他也批評當時的某些環境運動者,讓自然臣服於工業化過程,變成意識型態的自然化。都市的公共空間、公園、花園和女性特質的想像,最終都使得城市與自然的關係是黑格爾的主奴關係。列斐伏爾絕對是個都市論者(pro-urbanist)。

另外,我希望各位再記住一件事情,這本書是1970年代寫的,他的學生,居伊德波(Guy Debord),在1969年寫了《景觀社會(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先於這本書。有趣的是,所有的學生大概都有點弒父情結,想要把老師乾掉,所以呢,其實德波對他有一點不滿,曼紐爾·柯斯特(Manuel Castells)曾經做過他的學生,也曾批評過他,所以很多人批評過他這本書,譬如過於浪漫主義,過於簡單地把政治實踐放在寄託在城市與空間理論上等等。

比如來自柯斯特的批評,覺得列斐伏爾是哲學的烏托邦主義者。對柯思特來說,都市是一個意識型態構造,而認為列斐伏爾從對都市的馬克思主義分析,變成對馬克思主義的都市論分析。(可見柯斯特的《都市問題(urban question)》 ,1972法文版,1977英文版)

另一個來自大衛哈維,(1973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的批評,資本主義的工業化為都市提供條件,不能說都市為工業化提供條件,但大衛哈維後來又說工業資本主導的房地產資本仍要感謝都市化。這不就是列斐伏爾的辯證說法嗎?他預見了世界城市的增長,到今日事實依然如此,都市化與工業化相互捲動益深,士紳化情況依舊,世界都市化即將變成現實。

空間最麻煩的是在對它的描述里被分割成不同的空間科學,成為一個靜態的、沒有運動(immobile)的學問。空間是我們的研究的對象,像是人與我們生活其中的容器。把空間當做某一個科學研究的對象,對他來說是一個意識形態盲區。這本書的第二章叫做盲區(blind spot),我們對空間的理解有著意識形態的盲點,必須要破解這個盲區。這是他不斷地強調的。

他希望1968年5月街頭革命性的社會改變,城市空間的那個歡樂頌不要消失,我們怎麼持續這股力量,讓我們不要忘記1968年 — — 甚至是1920年代蘇維埃在俄羅斯革命成功時的那種歡樂狀態,這是他這本書最重要的目的。所以這本書既有非常嚴格的(相較於他之前的寫作)理論的書寫,也充滿了夢想和革命的浪漫,這還是列斐伏爾的毛病。

當然他還有一些問題。書里有很多尺度並沒有認真地分清楚,他用了非常多的全球(global)概念,也用了混雜(mixed)和私有(private),對我們現在來說,就是在國家-都會/都市-居住三個尺度的對應,他用近秩序(near order)跟遠秩序(far order)來描寫這互相影響的過程,,鄰里關係就是一個近秩序。中間層次就是都市,遠秩序是國家、全球、資本主義,在用法上沒有仔細區分這個空間尺度問題,這也跟他對空間生產的看法有關。

我覺得尼爾·史密斯寫的引論非常好。他說在這本書里,列斐伏爾有非常強烈的政治慾望,他給我們那種安穩的都市想象一個很不留情面的批評,每次我們覺得很安穩了,這個城市已經夠好了,就有一個人在那叨叨念念說這不是我們要的,這不應該是我們要有的,這不應該是我們要的生活等等。尼爾·史密斯說列斐伏爾有一個毛病,我每次念他東西都有同感,也許這也是我喜歡他的原因,就是他每次寫作原本都有一個目標,可是他每次寫的過程都會超過/繞過原先的目標,他的寫作非常具有鼓動性(suggestive),說服性(reaching)以及推動性(pushing)。但是,他原本要寫都市社會,可一寫就寫到更遠的地方去了。有人說他不夠嚴謹也是這個意思,我們本來以為他要講都市革命,可是你看了半天其實沒有,他有這個開頭,從這個開頭他講到很遠的地方去了。他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傢伙。

這本書讓我們重新想像1968年的巴黎,還有1920年代的俄羅斯。對他來說革命不只是在街頭上,革命也曾經在歷史上發生過,我們可以回想1830年代,1842年1848年,法國人民公社發生的年代。對他來說想象力不只指向未來,有時候我們也要回頭看。他常說革命要回頭望,回看我們曾經,人類曾經創造過的最好的革命狀態跟成就是什麼,我們才會不滿意我們現在的都市生活,這就是列斐伏爾的寫作。我建議同學們把閱讀《書寫城市》和《 都市革命》當作是在是在閱讀馬克思的大綱,研究過程中的筆記,馬克思先寫了《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最後才出了《資本論》。你把這些材料當成列斐伏爾的「大綱」,最後所有的東西總結在《空間生產》的那本書里。就可以瞭解前面這些文本和《空間生產》之間的關係。

我再提幾個《書寫城市》與《都市革命》中的幾個重點。

1。建築不是符號學,城市不是宿舍

首先,是關於建築生產。列斐伏爾用了一個非常準確的比喻,一個是圖紙(Paper),一個是規劃(Plan)。建築跟規劃本來是一種社會實踐,它必須掌握很多不同學科的知識,然後去做。可是慢慢地在訓練過程中,建築師被訓練成為一個畫圖的人(Man Of Drawing),越來越像傳統藝術學院的訓練那樣整天在畫圖,規劃和設計就變成在紙上畫畫的東西,從白紙一張變成規劃。我在畫街道的時候,我在畫建築物的時候,我不會管建築里的人長什麼樣,地方感情怎麼樣,也不用管裡面的人的生活起居怎麼樣。所有的住宅都是三房兩廳,不用管裡面的人是三代同堂還是單身,全部模組化。規劃界常常玩笑說,「紙上畫畫,牆上掛掛」講的就是規劃,它是實現不了的。所以列斐伏爾透過paper-plan的過程告訴我們,建築訓練是怎麼樣把自己限縮在圖像思維中,最終只能處理房產或住宅平面的問題。

當建築師被訓練畫圖的時候,涉及到解碼和編碼的過程。當建築師在畫圖的時候,必須把心中想象的東西表現出來,所以這是一個編碼化(coding)的過程,用圖紙來再現某個東西。而當別人讀這個圖紙的時候,是一個解碼(decode)過程,在這裡就有很多真實的東西不見了,變成一個再現關係,這在他的《空間生產》一書里講的非常清楚。

可是建築師(的主體)也很麻煩,他從繪圖之人慢慢學會社會學、哲學、符號學,他開始跟政治家、經濟學家、統計學家對話,所以他慢慢變成言辭之人(Man of Words)。很多建築師不是畫圖畫的多好,而是去接案子的時候很能跟甲方吹噓,讓說法符合甲方的意識形態,才會成為成功的建築師。從Man of Drawing變成Man of Words。建築師完全忘記建築本來要解決的問題。建築師關心符徵(signfier),符旨(signified),符號系統,其實一般人根本不關心這個。因為建築師、建築學,包括住的人都被一個抽象的價值所控制,即他講的抽象空間。抽象空間是什麼?就是把一切真實的東西都用抽象的概念去表述。這個部分我覺得很重要,列斐伏爾在《空間生產》中花了很多章節談這部份。

以前的建築都是跟宗教和政治掛鈎的,如建造政治中心,教堂等。建築師這個專業最初可以形成就是因為教皇或者皇帝請他們去幫忙蓋房子,他們才叫做建築師,否則就叫做工匠、石匠、木匠。「建築師」是因為有委託者委託你來做事,才出現的,跟當時的藝術家一樣。在宗教和政治失去影響力的現在,建築師都忘了他已經沒有可以服務的帝王或教宗這種對象了,但他蓋房子的時候就好像還有教宗和帝王,這是最大的麻煩。建築師明明在蓋住宅,還要搞什麼宗教性、紀念性、符號性,這不是很荒謬嗎?明明沒有教宗了,神權的時代已經過去,也沒有帝王了。這是列斐伏爾深刻的批評,所有讀建築的同學都該去好好讀讀這段,非常簡短,但是如果你讀懂了就知道他到底在罵什麼。

建築師蓋房子,把都市計劃完全簡化為住宅計劃,好像提供社會住宅(social house),提供住宅計劃就完成規劃了 — — 都市規劃當然不僅只是住宅計劃,這是很明顯的事情。建築師太關心自己的表現,關心自己的意識形態被實現的過程,所以有非常多的社會空間,比如說一般人住的房子、窮人住的房子全部都被排除在他的考慮外了。他們表現得越積極,其他的社會空間就被排除的越遠。我們現在去買房子不會敢要一個三代同堂的房子,沒有這個選項,除非你很有錢,買個兩三百平米的房子自己改造。大多數人的選擇只能是套房,買一個小間的來維繫自己。沒有一個房子是可以讓祖孫三代住的,適合單親家庭的,適合多元成家,他們難道要求跟異性戀家庭一樣嗎?中國傳統建築每個客廳都有神主牌,可是我們現代的建築設計完全不考慮神主牌的位置,因為建築師根本沒有在想這個事情,建築師僅僅在畫平面圖,不會管你把神,把祖先牌位放哪裡。當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在做光輝城市的時候,他取消了所有的公共空間,他的名言是:「曲線是不道德的。」。直線才是理性,效率,因而是道德的。他對柯布西耶最狠的一句批評就是:他的城市規劃就是讓城市變成宿舍(dormitory)。整個城市和宿舍一樣,住在城市裡就像就像住宿舍一樣,沒有任何差別。這句非常簡短的話,就把現代主義那群人、現代主義建築師都吊死了。這是我希望大家去想的事情。

2。空間生產也被生產

要提醒各位的第二點是關於空間科學。1972年在紐約MOMA的總體計劃會議(The Universitas Project),很多當時影響力大的人都去了,符號學像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建築界很多人去了,像克里斯托佛·亞歷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當時在南特(Université de Nantes)任教的讓·鮑德里亞(Jean Baudrillard)去了,阿蘭·圖海納(Alain Touraine)去了。我講一點學術八卦,說阿蘭·圖海納, 研究工業時代的社會運動者,他是柯斯特的老師,柯斯特也曾經受教於列斐伏爾,然後鮑德里亞也在,鮑德里亞也是列斐伏爾的學生,我剛剛說他們有弒父情結,而這次他們在同一個現場裡面討論事情。

在1970年代,柯斯特跟亞歷山大都去加州的伯克利大學建築系教書了。1970年代的加州伯克利是那個年代最好的建築規劃學院,他們找了念哲學的,念社會學的,念各種學科的去加州伯克利教書。所以亞歷山大和柯斯特那時候是在同一個學校。各位知道我是夏鑄九的學生,老夏是柯斯特和亞歷山大的學生。亞歷山大原本是一個數學家,他的博士論文是關於如何用數學運算來協助建築設計,是數位輔助設計的概念,跟跟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和弗蘭克·蓋里(Frank Gehry)

的參數化不太一樣。可是後來他有所反省,因為經過了學生運動,他後面就放棄數學模型來協助建築了,開始講禪、佛,很像1960年代的嬉皮士。他有一本非常有名的書叫做《建築的永恆之道(The Timeless Way of Building)》,說最好的建築品格是你看到它講不出話來。無以名之。有一次我的老師帶我去宜蘭郊區的溫泉,看到鄉間民居堤岸旁有一個掛在兩棵樹間的吊床,我的老師說這是最好的建築品質,當時我們嚇傻了:你告訴我這是最好的建築品質,那我們還設計什麼呢?這話其實不是我的老師說的,就是亞歷山大說的「The Timeless Way of Building」的意思,建築的永恆形式在這種品質裡面。但是他最重要的一本書其實不是《建築的永恆之道》,而是《模式語言(A Pattern Language)》,他希望把參數和數學的精神透過更經驗,更理論化形成一套操作方法,目的在於徹底乾掉建築師這個職業,每個人看了這個模式語言就可以自己蓋房子。亞歷山大對於建築師行業來說有很特別的位置。他覺得好的建築品質越來越不是一個專業分工科學可以處理的東西,後來在70、80年代,很多建築師群體和學生在用亞歷山大的方式蓋房子。

對列斐伏爾來說,空間的科學缺乏激進的思考,都在鞏固既定的社會生產關係,只是既定的社會生產關係的再生產,因為都被專業化、分工化了,所以再怎麼激進再怎麼思考都是既定生產關係里的一部分,只是幫忙再生產,所謂的「生產關係的再生產」是關鍵。如果不把空間生產關係的再生產這個鏈條切掉的話,目前的空間的各種科學,人文科學、地理學、經濟學、政治學都無能解決空間問題。換句話說,要很激進、很徹底地再來一次造大廈的過程,我們現在都沒有人勇敢地自己蓋一座大廈,而是在大廈上開一扇窗戶說外面很美,我們的生產關係是固定的。我們再生產的是什麼?在大廈的房間裡頭裝飾你的房間,讓它看起來日新月異,我們從來沒有想象,真正的問題不在大廈的房間裡頭,而是整棟大廈。列斐伏爾意思是我們要把那個大廈乍掉。空間生產也是生產的產品,每個社會都會生產出符合自身發展的空間,資本主義生產資本主義空間,社會主義生產社會主義空間,空間中瀰漫著社會關係。要重新想象這個世界,這才有可能。這是我想要和各位說的第二點。

在《書寫城市》的訪談裡面,他處理了為什麼左派對城市有仇恨,右派又認為城市是需要融合、調教、繁衍的地方。 各位有沒有看過戴錦華老師寫的一本書《隱形書寫》?講1989年以後中國大城市有很多廣場,都叫plaza。可是這個廣場和希臘時代的廣場不一樣,這個廣場都是置地廣場,商業廣場、shopping mall,都叫plaza。Plaza, Agora這些詞講的都是一個公共聚會的地方,中國在89年後以一種非常劇烈快速的去掉現代性的方式就是將城市公共空間都改成plaza,都叫廣場,實則是商場。那些廣場全部都是房地產廣場,shopping mall,讓人們去消費的地方。廣場已經不是讓人們聚會了,而是被控制好,讓你去消費的地方。她的書更可以讓我們理解為什麼任何一個單一的空間的科學都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戴錦華通過對空間的閱讀,寫出了為什麼中國從1989年之後如何忘記現代性的悲傷跟痛苦,讓人們忘掉殘忍不堪,以便很快邁向後現代的商業,變成能發展的就是好的,只要有錢就好的社會。

3。理論是構造現實的運動

列斐伏爾的《都市革命》這本書對「從城市到都市社會(from city to urban society)」,有一個理論上的看法。他認為傳統對於都市的研究,不論是有機論、延續歷史論,還是演化論都是錯的。「都市社會」對他來說並不是一個已經確定的研究對象和範圍,是一個虛擬的對象(virtue object)。假設和對象有一個持續辯證的關係,越接近對象,假設越成立,這就是他的方法論,也是他的認識論。「都市社會」可能還沒有真正發生,但他有一種感覺, 所以用「都市社會」作為一種理論的框架,來說明為什麼他這樣覺得。柯斯特稱這種研究方法為暫時性的理論提綱(temporary theoretical framework),列斐伏爾在這裡比較簡單地稱為理論假說(theoretical hypothesis)。

都市社會的表現,是需要與理論相遇的。這裡的理論是既是研究闡釋,也是觀念形構(conceptual formulation.),是一種朝向具體形式和細節的運動。如果證實為真,就朝向都市社會的實踐,亦即,社會實踐是由理論來理解並促成的。「都市社會」可能是虛擬的對象,但它也是一個可能的對象(posibble object),透過跟它的間接關係的過程而實現它。都市社會就是社會已經完全都市化的過程。今天,都市構造已經完全統治了城市和鄉村,鄉村度假屋,高速公路,超級市場都在其中,完全都市化了,都市社會是透過控制消費的官僚社會所聚集起來的。然後他描寫了一個長長的歷史過程,從以前的政治的城市中心到商業中心,再到工業化的城市中心,中間有一個重要轉換點(critical point),最後邁向都市社會,這就是他的理論假說。(p15圖)

以前我們覺得城市是鄉村的孤島,鄉村圍繞城市,可是慢慢的我們會覺得,鄉村度假屋、高速公路、超級市場都把農村綁在都市化的過程中了。現在鄉村是城市的背景環境,列斐伏爾說就是都市社會誕生了。

容我重復一次,列斐伏爾的方法論是,如果要證實都市社會為真,最好的方法就是去實踐它,而不是像芝加哥社會學派一樣做經驗研究(從而片面分斷了),因為都市社會是個可能的對象。我們可以透過理論假設來建構理論,需要轉導(transduction)的方法,轉導的方法做為一個方法論朝向一個可能的對象,所以不是歸納或者演繹,不完全依靠任何經驗論的方法,而是用實踐的方法去做。這在理論上有點麻煩,很多人批評他,覺得這是超級幻想式的、浪漫式的說法。但如果仔細想一想,我們很多實踐難道不是這樣嗎?我們在台灣搞「共藝術」合作社難道是一個成功的合作社嗎?不是吧,搞了半天,大家依然在這麼小的地方活著,因為我相信只有在實踐的過程中才可以證明它是真的,它有機會出現。這種方法對社會科學來說是非常大的提醒,社會科學要麼是經驗論式的處理 — — 非常不好的經驗論者其實就是實證主義者 — — 要麼就回到哲學,結構意義上的去抽象,去解釋世界。列斐伏爾想找到一條出路,通過朝向「對象」來理解它,去實踐它而建構理論。這是完全不同的態度,也就是因為這樣柯斯特會罵他,他的學生像居伊德波、鮑德里亞都批評他,對我來說卻很有啓發。

他為什麼這樣想?因為左右派都討厭都市,右派討厭法制,他們會回到田園詩歌,以前美好的夢想,自由主義式的、融合式的東西。左派就覺得它是萬惡的根源。想想看,以前的田園詩歌跟現在的科幻小說,都把城市描寫成萬惡之源,比如《蝙蝠俠》裡面的城市,所有未來城市都是可怕的。科幻小說裡面的城市和以前那種田園生活、牧歌生活所想象相比是骯臟的、擁擠的、充滿妓女和毒品的。列斐伏爾想要破除田園詩歌跟科幻小說中的迷障。所以他才用歷史行進來說明其不可逆性,從政治城市,到商業城市,到工業城市,最後到都市(社會)。

4。街道是將說變成寫的地方

關於街道和紀念碑他講的非常好。街道是人們碰撞,交遇,聊天,擦肩而過的地方。他認為簡·雅各布斯(Jane Jacobs)的書顯示了工作忙碌的街道是唯一可以防止犯罪暴力(盜竊,強姦和攻擊)的安全措施。

簡·雅各布斯(英語:Jane Jacobs,1916年5月4日-2006年4月25日),加拿大籍美國人,她對於城市規劃研究的影響最為有名。早年做過記者,速記員,和自由撰稿人。她的著作《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認為市區重建不尊重大多數市民的需求。

而街道這是那種「讓說(speech)變成寫(writing)的地方」。這個寫的概念影響了米歇爾·德·塞都(Michel de Certeau),他在《日常生活實踐》中的其中一章,就是寫「城市漫步(walking in the city)」。我們在街頭說話、表達意見,說出心中的理想和想法,這是一個再現的概念。當我們全部到街頭上,說出我們想要的,想改變的,這種在街道上發生的「說」就會變成「寫」,「寫」是生產。寫什麼呢?我們透過我們的身體在城市寫下我們的痕跡,寫下我們對於商業控制、政治控制等各種不同的控制的不滿,這時說會變成寫,而街道恰好是容許說變成寫的地方。這是他關於街道講的非常精彩的一部分。

街道(street)不是通道(passage)。現在城市規劃和建築處理的都是通道的問題,考慮怎麼讓人和車輛快速移動。而一個好的街道反而是讓人們走街道的速度慢下來,走得慢是因為在左顧右盼,能左顧右盼這證明是好街道。設計街道的准則只有一個,即讓人們走得越慢,街道越好。設計通道就不一樣,因為資本要流通,貨物要快速運輸,所以越快越好,不論人還是車。現在只有一種力量可以讓我們在街道左顧右盼,就是商業力量,商業力量已經重組了街道,把街道變成購物中心(shopping mall),這並不是街道回來了,而是商業進來了。

現在人們走上街道並不是因為喜歡交談,不是因為旁邊有很多有趣的事情。有個很有名的建築師路易斯·康(Louis Isadore Kahn),這位現代主義的老先生曾說過,「什麼叫做好的城市?當我走在城市街道上的時候,我會看到啓發我一輩子想要做的事。」可是現代街道已經把這些剝除了,沒有這樣的生活了。最終,商業力量重組了整個街道,使之成為一個景觀(Spectacle)。

除了商業取代了我們的左顧右盼以外 — — 只是為了購物,而非交談 — — 政治也會讓「寫」變成只是「說」而已,你還是可以上街,但只是說說話,如果上街行動會付出很大代價。這段話是列斐伏爾是在1970年代寫的,1968年五月風暴,學生霸佔大學校園,把校長拉下台,拿起麥克風、霸佔學校、霸佔街道、高潮迭起,所以列斐伏爾才會精准地寫出這些看法。

這部分內容里講了有一些有趣的例子。比如說,16世紀到17世紀城市開始出現了地圖。其實這時候不僅城市地圖剛剛出現,很多旅遊文學也開始產生。從商業城市過渡到工業化的城市的過程中有非常多交易行為,所以讓旅遊文學出現,讓城市地圖出現,因為兩者都非常適合交易,是商業行為的一部分,它們促進了商業。

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的《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一書的一開始,講了阿拉伯人做生意的時候會從遠方寫一封信回到家裡,告訴家人外面的世界有多美,那邊辣椒多少錢等等。他說書信就是第一個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書信這種遠方的交流,是公共領域的雛形。這就回到了列斐伏爾講的全球化,他所說的全球化是一個擴散的概念,在從商業城市邁向工業城市的過程中,那些交易、商業行為、書信往返等等,逐漸把社會整體卷進來,讓這個社會都市化,涵蓋整個人類和星球。這就是他的想法,他認為未來我們要面對的難題就是都市社會,而不是其他。不要相信後工業、後現代這種說法,不論把工業搬到哪裡,一個國家總是需要工業生產,中國現在世界的工廠,下一個可能是非洲大陸。他認為工業城市接下來不是後工業城市,而是都市社會。這是他理論上的看法,貫穿起他的整個邏輯,我認為非常有說服力。

5。城市的神話

「城市神話與意識形態」這部分很重要。如果說第一章是他的方法論,在建立自己認識論和方法論的過程中,有一個階段,叫作認識論斷裂(epistemological break),當要建立一個全新的認識世界的方式時,在理論上必須和之前認識世界的方法產生斷裂。這一章我認為就是列斐伏爾關於認識論斷裂的示範。

他從柏拉圖在《柯里西亞斯(Critias)》中描寫的理想城邦亞特蘭蒂斯開始。回到我們上個禮拜講的主題,哲學起源於城市。在柏拉圖的描寫中,亞特蘭蒂斯是一個哲學思考的世界的政治存在,城市讓哲學產生,反過來,哲學思考可以幫城市什麼?這是列斐伏爾要問的問題,柏拉圖在描述建立亞特蘭蒂斯或是理想國的時候,認為城邦最好由哲學家來統治,因為哲學家正直,有道義,不缺錢,沒有貪污的問題。列斐弗爾之所以認為《柯里西亞斯》不是一個哲學的敘事,是因為它是由神話、意識形態和烏托邦所組成的論述。

他闡明瞭什麼是意識形態,什麼是神話,什麼是烏托邦。神話是一個非體制的話語(noninstitutional discourse),不受法律、制度的約束,其元素從當時的語境中獲得。城市神話以前是由哲學家和詩人的中介.現在則是科幻小說家的媒介,它融合了種種與城市現象相關的「語匯」(lexical term),而不必過多地擔心是根據其來源劃分,還是根據其意思劃分。而意識形態是體制話語(institutional discourse),在體制內把體制合法化,正當化,證明其存在。烏托邦是通過運用神話,讓不可能的事情可能(possible-impossible),烏托邦總是在夢想一個更好的世界,它是把神話和現實綁在一塊。對列斐伏爾來說柏拉圖寫的《柯里西亞斯》完全我們現在認識的哲學,因為它雜糅了神話、意識形態和烏托邦,所以它不是一般的哲學敘事。可是它真的不是一個哲學論述嗎?好像哲學家就在做這樣的事,哲學家好像就是在創造一種特殊的、規範性之外的,或是外於社會形象的一種說法。假設烏托邦是透過神話和現實讓不可能變成可能,所有哲學家都應該都是烏托邦主義者,哲學家應該對這個社會提出一個反規範的,或是超出這個社會傾向的真理,非常巧妙。他覺得哲學家是神話、意識形態、烏托邦三者的結合體,這種情況一直到黑格爾就結束了,黑格爾將哲學現代化,變成一個真正的理論。

他特別提到了市政社會主義,它沒有產生社會主義(馬克思意義上的社會主義),但卻產生了強大的國家。「市政社會主義者」實現了什麼?他們的建築師創建了住房補貼工程,他們在資本主義內部「凝聚」(凝縮)階級關係。十月革命後反城市的城市論運動(antiurban urbanist movement)逐漸露頭。儘管它帶來了可觀的建築工程,但作為市政規劃並不成功。蘇維埃的城市仍然在面積、生產力及政治重要性方面繼續發展。換言之,儘管烏托邦思想家進行了艱難的嘗試,他們認為自己是最現實而又最理性的,但是社會主義國家推行的城市革命理念與資本主義國家的理念並沒有根本差異,其政治計劃採取了明顯的反城市路線。

哲學不但起源於城市,要理解希臘悲劇也必須透過城市。他認為城市是理性的場景,孕育了阿波羅精神,鄉村則孕育狄俄尼索斯精神。在戲劇舞台上,城市就是邏各斯的理性和阿波羅力量的家園,透過適度模仿的行為來驅逐邪惡的力量,「重現和淨化後的重復所產生的距離為那些受到狄俄尼索斯力量威脅的人們提供了緩衝」,悲劇都是這樣,因為有太多引誘,最後太陽神、理性出現把它排除掉,排除不成功就是悲劇,悲劇寫的都是太陽神和酒神的鬥爭。如果不瞭解太陽神意味著城市、不瞭解酒神意味著鄉村,就永遠讀不懂悲劇,這是他大膽的看法。悲劇作家其實都是為瞭解決某種根本的對立,譬如說法律-習俗、正義-暴力、個人-野蠻群體,習俗、暴力、野蠻其實就是鄉村,城市對應法律、正義、個人,悲劇其實都在這個結構中,所以悲劇只有透過城市才可以理解。當在舞台上看到理性對抗習俗,就可以看到城市的未來,城市就是在此過程中產生的。悲劇主題應該屬於城市,正如農業主題曾經被亞特蘭蒂斯城所吸收一樣。

他在書中提到很多作家,例如雨果展開了城市的象徵維度,波德萊爾書寫了城市的縱聚合,也就是歷史感。譬如波德萊爾寫《惡之花》、《現代生活的畫家》,寫現代性生活和畫家的關係,他認為波德萊爾是個縱維度的具有時間感的詩人。蘭波等是橫聚合的,他的這些論述需要你非常瞭解法國文學才能很好的理解。

神話、意識形態、烏托邦逐漸綜合的敘述,在政治城市邁向商業城市的過程中逐漸成為反城市的概念。由於越來越商業,我們的詩歌開始覺得都市化很可怕,失去了神聖性,詩歌於是逐漸變成反城市的,正如田園牧歌和科幻小說一樣在某種程度上是反城市的,把城市當做是一個對立面。這種反城市的概念有一個對照 — — 包豪斯和柯布西耶。柯布西耶最有名的一句話是:曲線是不道德的。所有城市都應該是直的,可以想象鄉村牧歌派是很痛恨包豪斯和柯布西耶這樣的看法。逐漸的,城市透過包豪斯和柯布西耶的直線暴政,變成了反城市的概念。他們站到跟鄉村牧歌派同一邊了。柯布西耶說,「建築還是革命,我選擇建築」,他選擇建築用來解決人類都市問題,建築的意識型態成為一種經過神話主題充實的描述形式。於是,詩歌不再歌頌沿著陰影、隧道或曲折的拱廊時所走道路的意義,而建築則覺得道路只是效率,。

城市本來是一個大家都可以聚起來的地方,在現代性規劃過程中,國家反而透過直的馬路,將城市掏空(void),為了展示自己,卻讓自己空了。大城市中出現許多大型的市政廳、廣場、商場,城市透過展示自己的力量,那些空曠的空間、大道,卻掏空了城市自己,變成一個反城市的產物。這樣的直角專政不完全是由包豪斯派和柯布西耶倡導的,但是已經受控於直線、直線排列、幾何角度的體系。這種理性只能來自一種至高無上的制度,即國家干預的制度。強調了一種衍生於古羅馬、貫穿羅馬直抵東方的趨向(又是條條大路通羅馬)。人們聚集,生活,交遇的權利讓位給國家權力象徵與決策中心。

6。反都市,還是身在都市構造中

不論左派右派都很麻煩。左派腦中只有社會住宅,解決一般人的居住問題,包豪斯在某種程度來說,在建築界最有實效的影響就是現代住宅,方盒子。因為在戰後可以為未工人提供大量住宅,特別是在城市化過程中大量人口湧入城市,對住宅的需求量變高。包豪斯的危險是把都市規劃跟建築學的問題變成是提供住宅模組化和快速化的問題,我說的不是包豪斯的全部,但其中確實有最不應該被建築師延續的部分,將現代城市規劃變成解決住宅問題。

中文本的翻譯中有一段被完全拿掉,是關於中國的人民公社。他在書中談到,雖然左派反對城市沒有那麼成功,但有一個例外,就是中國在60年代的人民公社,讓知識分子下鄉、住工廠、土法煉鋼,這個模式讓生產工具都掌握在人民手上。

這裡有個非常重要的辯論,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辯論。當毛澤東決定要讓知識分子下鄉,搞人民公社的時候,他注重的不是生產力,而是生產關係,技術是可以讓公社人共享的,很明顯這樣的話生產力不高,如果考慮生產力就不會這樣做了。全民煉鋼、土法煉鋼是非常沒有生產力的,但追求高生產力的同時會損害生產關係,技術和財富越來越掌握在少數人手裡。他書中的提段就是在說歷史的例外。中國革命,與俄羅斯1920年代的十月革命,除了這兩個實驗之外,其他左派的實驗對於城市的治理都是非常失敗的。有人認為中國的人民公社可以從根本上消除城鄉差距,消除勞力和腦力不分,知識分子也要種田,可以免除馬克思說的勞力分工的問題,農業和工業也不分,所以某種程度上說,中國的人民公社的實踐結合了馬克思和蘇維埃,知識分子下鄉乾活,去工廠工作,就沒有勞力分工了。

問題是,沒有進步科技,(生產力)革命可以實現嗎?反過來想,人民公社知識分子下鄉不正好就被納入了都市構造(urban fabric)嗎?都市的構造取消了農業化和工業化進程,農業不用工業化了,直接卷進來。讓知識分子下鄉,去農村工作,其實是把農村捲入都市構造生活的方法。公社當時提供了醫療、教育、文化、休閒,那時的中國沒有貧民窟,也沒有窮人,因為當時大家一樣窮,也沒有人口過度的問題,技術也不是破壞型的,因為受集體控制。中國人民公社這個模型,在我們的專業領域中很長一段時間都是一個反都市論的成功辯護者,因為它的確成功了,我們不用去走西方城市化的道路,這是非常關鍵的。有人會說這種思考太簡單,因為當時整個中國都處於低發展的狀況之中,不能把它的狀況普遍化,說它是一個反都市化的成功案例。當時的確貧富差距不大,但不能說這是因為人民公社,原因更可能是當時還沒有工業化,有很多這樣的辯論。

列斐伏爾認為哲學起源於城市,想理解悲劇也要通過城市,那麼對田園牧歌、科幻小說所描寫的那種都市的恐怖,我們應該拆解它們。全球都市化已經不可避免,我們不可能再沈湎於那些描述,而是最好回到柏拉圖《柯里西亞斯》中所描述的城市,反思我們的哲學和實踐對這個幾乎不可逆的過程可以思考什麼 ,可以做什麼,把那些沒有用的神話、歹托邦(指的是田園牧歌、科幻小說)拿掉,我們才有可能開始想象都市社會是什麼。

他清理了歷史上很多相關的主張,譬如說傅立葉(Charles Fourier)的烏托邦,可以見我以前出版的一本小書《建築與烏托邦》。在傅立葉構想的法倫斯泰爾里(Phalanstère)中,這有點類似聯合工業商會組織,福利上很像中國八零年代出現的廠辦社會。工作是輪流的,今天我洗碗,明天我照顧小孩,小孩不是父母的,而是大家的,在小孩斷奶之後,要在一個公共的地方讓大家照料。傅里葉在想象這個烏托邦模型的時候,是用了非常工業化的模型來反都市化的,有很多細節我沒有時間展開。

我希望大家在讀列斐伏爾的時候,想象一下他的激情和他要去的地方,在什麼樣的脈絡中他的哲學想實踐什麼,他的哲學是通過他倡導的實踐來成立的,反之亦然,要在辯證的理解框架中去理解列斐伏爾。


Originally published at Heterotopias.

Like what you read? Give Huang Sun Quan a round of applause.

From a quick cheer to a standing ovation, clap to show how much you enjoyed this 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