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合作社吧

從進藝術學院開始,我雙手擁抱馬克思理論,社會空間與文化理論,雙腳田野調查,社區組織與策展,帶著學生從街頭征戰到展場,還自以為是有著進步思想的教學法,殊不知是老牛推車的革命法!

我老將學生推入社會,其實犯了「錯誤」。因為他們就是來自社會,來自那些我以為他們需要理解的田野。我老是對學生說,「老的一代比年輕人基進,好似老牛推車般的辛苦啊!」然而我卻忘了,社會運動與學生運動領袖多半來自菁英階層,受過良好教育,是要反叛他們出身的那個階級。

原本的「那個階級」出生的孩子呢?他們要打工賺生活費,償還學貸。台灣七成的學生都靠學貸念書,私立大學學生的就學貸款與年收入比是世界最高(2014統計),估計有94萬人背負學貸。私立學校貸款人數是公立的四倍。教育提供階級流動的機會大幅減少。2009年駱明慶的一篇〈誰是台大學生?〉的研究指出,1982到2000年間,57.6% 的台大學生來自雙北地區,而苗栗、嘉義、花蓮、新竹、台東五個縣的比率卻不到1%。另外台大學生父親是中高白領階級、公務員的比例高達77.5%,遠遠高於工農的8.5%。根據教育部的資料,101學年度就讀台大的弱勢學生數僅351人,在全體三萬多名的台大學生中佔不到1%。造成好學生輕鬆念好學校,窮學生辛苦念貴學校的現象。

站在道德高地上批評學生不關心社會、不參與行動很容易的,社運需要有物質基礎。雖然我任教大學是國立大學的獨立研究所,學生出身比之私立大學學生條件稍好,但仍有不少學生要靠學貸念書,打工過活。南部打工機會遠少於北部,學生必得花更多的時間獲取生活資料。當我責怪他們對社會不夠關注時,或只念書不採取行動時,就會想到許久以前喜愛的卡通《Beavis and ButtHead》中的一集內容,當六○年代學生運動一代的人結婚生子組織家庭後,整天大嚷對著自己小孩說:你為何待在家裡?為何不上街頭?為何不去遊行?為何吃麥當勞喝可樂?為何不去派對?而我現在就變成當時我嘲笑的那個父母世代了。

我察覺到,他們的關切是從「生活」出發而非「政治的」。什麼是生活?想像我們革命成功後的第一天上街購物,仍然在連鎖商店買商品,吃麥當勞喝可樂,別無選擇的購買加工食品,基因食物,進口蔬果,血汗手機與衣服,那一切努力為何?學生們在上街頭之後,仍活在一個需要被代理與經濟的藝術市場,面對高房租與貴而不健康的食物,為著基本生活工資而打拼,而高等教育給他們的回報則是非典型勞動(percarity)的未來。我們都必須面對將生產與消費連結的問題,也就是價值創造(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與價值實現(資本論第二、三卷)的問題。

為了重新勾勒新願景,我與一批學生申請了高雄市黃埔新村的眷舍,創立了「共藝術合作社」(caco)。這是符合台灣合作社法規範,直接面對社會的消費合作社。我們將每個人基本需求列出,從吃喝到工作機會,創作,閱讀,休閒如何自己幹,商議集體解決的可能辦法。申請過程充滿艱難與趣味。合作社在早期扮演了農業生產、工廠原料機械採購、信用借貸銀行的重要角色,保持了樸素的「分配正義」特性。然現今的合作金庫與信用合作社都私有化了,其實,一切合作的共有的都私有化了。公務人員在審閱我們案件時,抱著懷疑的口氣,合作社向來都只有農產品與工業生產機械借貸,主婦聯盟是消費合作社因為可以集體購買。但藝術是消費品嗎?藝術家可以成立消費合作社嗎?最終我說服了中央社會局的科長,高雄市社會局同意核准,我們成立了台灣第一家「有限責任高雄市共藝術消費合作社」。

今年2月起,修繕屋舍,申請文件,舉辦共食,公共講堂。我們設法形成一個真正的團結經濟體,生產與消費一同,集體的解決個人需求。我們招募社員,無論出錢多少都有同樣的選舉與表決權力,盈餘紅利分配按照消費與勞力貢獻而非股金多少,合作社是政治與經濟的民主體制。自己創作自己辦展,自己賣作品,購買地方小農作物(低碳而非有機),舉辦共食與主廚日(邀請眷村的長輩們教導我們學習各省拿手菜),希望未來能夠舉辦剩食節。我們有二手圖書交換中心,黒膠唱片與播放當代聲音藝術的點唱機,有《破報》全套與當代藝術雜誌。

黃埔新村是國民黨來台建立的新一軍眷舍,白色恐怖與冷戰鬥爭的歷史核心,合作社所在房舍是翻譯軍官,對面是孫立人將軍的財務長,而斜對面則是郭廷亮(匪諜案)的住所。在這裡,我們既在歷史的核心,也在歷史的未來。讓我們合作社吧!

(原發表於香港會議上的長篇論文,摘要版刊於《今藝術》287期,2016)


Originally published at Heterotopi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