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城鄉所畢業典禮致詞

2013,6/15 @台大總圖B1國際會議廳

今天到這裡,有幸參與國內最優秀大學研究所的畢業典禮,與有榮焉。對著曾經是自己師長、成為老師的同學們、還有的年輕學弟妹,我不禁懷疑想著,學妹邀請我來這,是否有點誤解,還是我是一個值得警惕的失敗案例?要引以為鑑?因為大部分的時候,我非常不善於stimulate人們,倒是humiliate 比較擅長。 當然,也因為我自以為還不夠老可以回來分享什麼成功經驗,另一方面比起我前後屆的學長學弟們優秀的成績,我自歎不如。

所以我來之前,努力搜尋看了一些名人的畢業典禮致詞,通常美式的畢業典禮就是幽默加立志,把個人的成功等同於某種人生志向特徵的強化與張揚,例如Steve Jobs在史丹佛大學畢業典禮的演說,一句“Stay hungry, stay foolish”名揚四海,歐普拉的「作自己」哲學,” If you doing work you meant to do, It feel right” 也令人歌頌。這世界對已經成功者而言很簡單,能夠堅持某種個性,理想,世界就會是你的。相對的,台灣有的在畢業典禮上的講者邏輯則剛好相反,倒不是因為言詞沒有那麼燦爛動人,而是他們就是將自己的成功的規則視為他人要成功的規則,例如:如果沒錢作交際,那就去跟父母拿個兩萬元社交。前者告訴我們,堅持自己想做的如何重要(當然,這是非常美國夢的,無須自省第一世界的結構優勢,美國人的成功是享受在不均等地理發展之上的等等),而後者則是告訴人們堅持成功者的規則如何重要。 前者告訴我們堅持自己喜歡作的事情,做到別人喜歡,做到讓自己喜歡的事情有價值,自然就會成功(找到財富與工作),而後者告訴我們堅持別人喜歡的事情,作社會喜歡的事情,才會成功(找到財富與工作)。我想兩者的差別正是國外與台灣面對教育態度的差別。

學妹邀請我回來母校對畢業生講話,列了三個主題給我,為了不讓我的壞習慣干擾在場畢業生的夢想,我選擇了乖乖的回答問題,當然答案是否乖乖的就很難說了。

城鄉所帶給我的轉變與成長?我猶記得剛入學的時候,第一次考上城鄉所因為我與大學畢業設計的老師吵架了,所以拿不到畢業證書,沒辦法唸。後來工作一年又進了城鄉所。當然,這也不禁讓我想到在研一實習課結束礁溪溫泉規劃後,我幾乎翻桌子與老夏吵架的畫面。

我們那一輩的學運份子有點得天獨厚,來自各種領域,使得跨領域的學習與合作經驗變得特別重要。我倒覺得說學運份子都是如何勇敢,衝撞、不畏強勢都太過了,我們有很多渴求的慾望倒是真的,那種在現實磨練出來的求知慾很難被學院所制約,所以我們要的很多。我們自己搞過underground seminar(那時參加的人很多,包含一起修課的外所學生,如現在社會系的藍佩嘉教授)舉辦各式課程之外的講座,有音樂的、次文化的、社會運動的,地景理論的等等,來的老師要付錢聽我們演講,然後買啤酒與零食給講者。

這讓我想起有一次與David Harvey的訪談,他告訴我一個故事,他說從六零年代教書開始,他每學期都開「資本論導論」,那時沒什麼人要聽,學生也覺得無聊,因為世界太有趣,他們行動都來不及了,還有什麼時間談理論。後來他退休到紐約市立大學教書,同樣每學期都開資本論導讀,修課學生不但增多,而且非常熱情專心,學生表示:這完全能夠解釋現實,新自由主義的世界!馬克思不是在寫十九世紀的歐洲,而是當下。我想,我們那個年代也許正好有行動高於埋首理論的歷史條件吧!有位愛穿紅色卡文克萊內褲的學長每次唸完David Harvey,都會說我要高潮了!「真的,讓我第一次理解世界運作的樣貌,我要高潮了!」對比於他剛失戀,與新女友正在試驗期,我對他的話總是半信半疑的。不過,到也有點真實性,我們像很餓的孩子,從以前的保守的專業訓練解放出來,我們飢渴,想要找到新的看世界的方式,重新認識世界,進而干預或改變世界。的確,我們先老師衝上街頭,先老師抗議,拉著老師上街頭,而不是反過來。

那時我們剛從舊的土木系搬到新的工學大樓,我還記得那時在工學院上課,作實習非常邋遢穿拖鞋跑來跑去還會被王老師訓斥呢。學生研究室分成兩邊,工綜館和海外會,也就是傳說中的海外會年代,所上充滿了各種傳奇,如無殼蝸牛運動,如1990年三月學運到中正廟去上課,如反郝柏村任行政院長等等,師長正在進行的各種古蹟保存、社區參與與社會運動對我們來說逼得我們向社會學習,開放,並且努力介入,各種理論中,印象深刻的是王老師說的全盤規劃已死,以及幾乎成為所上教條的:「規劃即政治」。劉老師的「參與設計與空間劇本」,當然還有那個說話節節巴巴特別繞舌滿頭亂髮的夏老師:「國際分工的再結構」,陳老師的「都市防災與社區參與」,華老師的鄉音(都市)經濟學(天啊!),林老師的「工業區發展與規劃策略」,畢老師的「研究方法」,張景森的「規劃思想史」(對,那時候他還是我們優秀的學長與老師,不是敵人)等等,這些懵懂的概念似乎是我們在實踐規劃技術與改造社會的武器,除了專業課程外,還有許多精采的課程,如謝國雄的社會學,成露茜的性別與規劃,陳光興的文化研究等等,這些懵懂的概念也經由一次次的社會學習而變成信仰。我們學生中有許多本來就是各種政治與社會團體的一分子,也很多是各種次文化的一分子,這些傳奇使得我們也想成為傳奇的一部分。在海外會那段時間,真是青春專利最徹底的表現了。無限的體力,無畏的勇氣,當然,還有無聊的電動與失戀!!我記得那時候幾乎全所動員搞十四、十五號公園的時候,常常我的研究室一睡就十幾個人,幾乎比土木館的疊床架屋還要驚險,幾天沒睡的搞組織、打電話、寫論述、在bbs上(對,www還沒那麼流行)與中產階級筆戰,當然,還有打電動!之後的寶藏巖,紫藤蘆,溫州街日式房舍,芳蘭大厝,這些實例幾乎與我們的青春歲月一起成長。

我要說的是,一個好的學校不是培養出明星老師,而是勇敢智慧的學生,一個好的學校的聲譽靠的是學生的表現,而不是明星老師, 否則我們就不是進大學唸書了,而是進了培訓所,進了有名師的補習班。城鄉所的聲譽正是如此,是由學生與畢業生創造的。你的成就很多時候與你的同學有關,與社會歷史的條件有關,這是我要與所有畢業生分享的第一件事情!如果我今天還有一點點被稱為「活在左邊很優秀的畢業生」(另一位畢業生小潔之語)的條件,那正是這段歲月帶給我的機會與磨練。有志同道合的夥伴真好,就如同革命中最容易產生愛情一樣。所以,趁這時候看看你左右,你將告別的夥伴同學們,擁抱他們一下吧!這世界使得你們在一起,也給機會讓你們改變!

第二個題目,學生希望我談談「畢業後,離開相對安全的校園環境後,如何去選擇與面對現實的社會(從學校到社會的過程)」?安全的校園環境?校園大概是最容易帶壞你的環境了,相對於社會資本主義要求的規訓人生而言。我不知道有沒有這種統計,我們那個年代或許是蹺課最多,作業沒交最多的一個年代?我也許是個特例,在研一下學期的時候,為了籌措生活費與書錢,我到立報去當半職記者,成露茜老師(我生命中影響我最深的一位老師)那時剛回國,也被邀請來城鄉所開課,她是台灣立報創始人,世新大學創校者成舍我的么女。在我工作的時候,她極度的信任我,於是我在研一進入台灣立報社工作,認識了影響我終身的工作伙伴們,研二上我們從立報週日版與專版中心獨立出來,就創辦了破報,台灣第一份另類文化刊物,那時候也許我是全台灣最年輕的總編輯。於是,我幾乎就像個業餘學生一樣,白天搞運動,晚上搞刊物,剩下的時間就沉浸在知識與運動的樂趣中,甚至我還當了兩年的地下電台的DJ,在寶島新聲電台,從六零年代的搖滾樂一直講到九零年代的電音,我想,我應該是全台灣第一個對著計程車司機播放電子舞曲的第一人。那時,還是寶島新聲電台除了一個新聞評論節目(那時的地下電台,幾乎全部都是政論節目)之外,觀眾票選節目的第二名,是第一個不用閩南語主持的主持人。

校園與社會有不同的真實,但老實說,這些年我又回到學院內,哪邊比較險惡很難說,一種是知識分子奸詐抹黑權勢之鬥,一種就是我們批判已久資本主義的世界,我們向來很容易與批判的對象相處,比我們自己想像的容易的多。我只能說,每種選擇都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畢業之後,同學們各奔東西,左派理論與激進理論對很多人來說是絆腳石,對很多人來說,如果你理解世界的運作,剩下的就是選擇,而非困難了。所以我們有的同學是非常傑出的教授、建築師,有的是大公司董事長的特助,有的是立法委員的助理或政務官,甚至還選過市長,有的則是用政治經濟學去當股票分析師,後來又一頭栽進綠黨的工作。這常常讓我想起還在研究所的討論,有一次我們討論到E. P. Thompsons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有許多人罵他的「轉向」,從一個堅實的馬克思主義者轉向文化馬克思主義,在一篇訪談時他提到,他其實從來沒有注意到學術專業與領域的限制(大意如此),他只是在路上,被美麗的風景吸引過去而已。我想,專業訓練,多多少少就是讓我們忘了路上經過的美麗風景,忘記康德說的人就是目的,我們直線的走,從生到死,只為了成就某種專業成就,而忘了成就本身不是我們人生的目的,人生才是。這是我想跟畢業生分享的第二點心得。我們面對社會並不是從離開校園開始的,對吧?我們珍惜校園生活,多半是因為那不可得的純真,在勢利還沒顯得如此關係到存活的環境,所以離開了校園,更應該將社會改造成我們曾珍惜的環境,不是嗎?

我想,我幾乎也回答了第三個問題了,畢業後的人生旅程中,遇過什麼困難又如何克服,進而找出自己的方向?我在城鄉所念的夠久了,這麼久,我都不知道是傳奇還是污點,我碩士念了五年,博士念了九年半(據我所知,是台大第一個超過年限的博士生,教務長還在公文上寫到:此生極為優秀,特允延長半年。我想這是夏老師為我求情的結果),當然,後來知道這個紀錄馬上被同是城鄉所的學弟打破,甚為扼腕。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工學院一直很討厭城鄉所的原因,實在沒有效率,不成體統。在很長的時間中,我總是半工半讀,從高中開始(我還記得暑假去電子加工廠生產線上鎖螺絲的景況),若是生在中國,就是標準的紅五類了,我的父親在大陸是農民,十四歲被抓去當兵,後來隨軍撤來台灣,連自己親生的女兒都來不及見上一面,我外公是台中梧棲港的漁民,我小時候暑假上過船,吃了二個月的鯊魚(鯊魚肉不值錢,漁民通常留給自己吃,將珍貴的魚種賣出),剝了兩個月的牡蠣,現在看到牡蠣一點興趣都沒有,總是想到小時候手上數不清的傷口。也許正是因為這樣,使得我唸馬克思一點困難都沒有,當然,我的生命中沒有恩格斯,所以只能自食其力,不能專心鎮日寫作了。

我學會在最困難的時候想到我外公與父親,想到我外婆與母親,最困難的時候想到我眷村的兄弟姊妹們,我何其有幸,在我遭逢打擊時,總還有點激勵作用。歷史告訴我們:每個革命份子,都是首先作為那個要被革命階級的家庭的背叛者而生的,所有革命的孩子都出身於要被革命的階級家庭。我何其有幸,可以在不同階級中找到同志。念書時的同窗,工作時的夥伴,志業上的同志,這三者都是人生旅程重要的支柱。

我一直相信,你只要一直做你想做的,你總有一天會被看到,你無需附和他人,無需諂媚,無需懼怕。我很幸運的拿到博士後(四月),就被人找去高師大任教(八月),很明顯的原因不是我拿到博士了,而是我已經有了一些成績被看到,博士只是符合社會規則而已。回想起來,我曾經因為家庭因素放棄了國外大學的獎學金而沒有出國唸書,不過至今也殊途同歸了。唸博士最好的結局,不就是在國立大學當老師嘛?如果你的人生目的只是要進學院當教授,那可能離教授越遠,就像我常跟學生說的一句話,你老想著要畢業是不會畢業的,但如果你老想著想做什麼事情,非做不可,那你就自然會畢業了。柄谷行人曾經說過:「越是主張建築是設計意志的完成物,就會離實際的建築越遠」。我想這句話拿來描寫人生也非常適當啊!這是我想與各位畢業生分享第三個心得。

最後我想與各位分享的最後一點心得,乃是知識分子的使命,作為這個問題迂迴的答案。第一個,我想說的是羅蘭巴特所謂的:業餘的愛好者(L’amateur),這是在Ronland Barthes被翻成中文的《Le grain de la voix》(《羅蘭巴特訪談錄》,我還是比較喜歡這本書的原書名,聲音的質地),對於我的媒體與記者身份(嚴格來說,是另類媒體),我賴以生存與求學所需長達十年工作,我既不專精也沒有所學,我只是個業餘愛好者。對於社會運動,雖然參加多次不同抗爭主題與形式的運動,反核、反拆遷、反戰、反WTO,其中有一次還因為自己的過度憤怒而成為領導者,然相對於工運以及學運前輩們的功績、我時而逃避不了的文人與小文青氣息而言,我是個業餘愛好者。對於音樂,大學不成氣候的玩團,當過臨時黑手拿卡西的貝司手,在「自己搞歌」演出自己所作的二首歌曲,全然脫節與音律不準,我終究也是個業餘愛好者。相對於我的專業(大學與研究所造成的社會印象),雖然我作過一些研究案、規劃案,主導過幾個小公園的設計、參與競圖、作過地方文化館輔導團以及高雄市中長期文化發展策略報告,或者充當評審,但比起天才們的創意與設計能力,我不會說自己是個建築師、都市計畫師,或者基金會說的「高級規劃師」,也不會承認是個景觀建築師或都市計畫專家,我只是個業餘愛好者。對於影像,若沒有釗維的幫忙,我不會產生一支「紀錄片」,拍的零散各種音樂祭與社運底片,塞滿我發霉的櫃子,我是個紀錄片工作的業餘愛好者。對於文學,雖然拿過從小學到大學各種大小的文學獎,大二時也拿到聯合報的極短篇小說獎,我從來不是個小說家,或者大膽宣稱自己是個文學家,頂多只是個對於文學有所品味的業餘愛好者。那,從那一個層面、表現、專業、領域中,可以說我是行家呢?「當製造者與消費者的距離愈來愈大,這其實已經不再是個業餘愛好者的社會。」Roland Barthes 說。而任何一種專業訓練,越是穩固的專業訓練,不就是越在消滅業餘愛好者的生存空間與發言權?我們常常被說成是:空間專業者,我想對於我們來說,這是非常好的提醒。 我們在面臨人生或者成就選擇時,這也許是一個非常徹底,甚至基進的提示了。 知識分子如何能以專業技術來期許自身呢?業餘愛好者不就是完整人生最好的描寫嘛?此其一。

其二,讓我引用Edward Said在《文化與帝國主義》書中的句子,他引用一個十四世紀印度學者說的話,

「作一個初學者,他熱愛自己的家鄉。作一個強者,他愛全世界。作一個完人,他什麼都不愛。因為一個初學者,他會把他的愛全付出在一個地方;一個強者,他會把愛推及全世界;可是一個完人則對這世界止息了愛。」

這可以有很多具深意的解釋,也與薩伊德強調真正的知識分子永遠是無家可歸者(homeless)相呼應。我想從另一個方向來進行解釋,我們愛護土地,鄉土認同,或是愛台灣,其根源都跟土地獨占有關,就是說,愛鄉土是對所有權的不質疑而發展的意識,我之所以愛家鄉是因為它是我「的」,我如果沒有土地我怎麼愛家鄉?我們如何想像去愛一個不屬於我,沒有我的家的地方,並發展出一個豐厚長遠的地方之愛?移民城市,落腳城市皆是人們尋求生活之地,而非對土地固著之愛。對土地之擁有與擁有的歷史會慢慢長成鄉土之愛,國家之愛,可是這恰好是財產制所確保的地方之愛,因為我擁有所以我愛它。想想那些沒有擁有土地的人?如某些外省第二代,或者城鄉移民,都市原住民,我要愛……,但哪裡是我的家鄉?有些人在台灣並沒有土地,房子是公家的,華光社區就是這樣子的對不對?華光社區值得去抗爭的不全然是因為人們居住歷史,要反對的不僅是住民失去可居之所,而是反對公共之地變成私人財團的建地。有時候,我們這種愛土地的感覺,常常會擴大到侵略別人的權利,快感、愛情、愛慾之意,都跟獨佔有有關係 。因此,我們必須離開所屬。我要愛一個社區、愛台灣、愛世界,我要從世界的觀點愛台灣,從台灣的觀點愛台灣,還是從台北的觀點愛台灣?不同的政治實踐有不同的答案,但屬地主義式的答案恰恰好是最不需要的一種。我將思考推到遠一點,如果作為藝術家,我可以想像自己要如何對這世界說話,跟想像一般工人階級的家庭需要什麼樣的藝術會有非常不同的結果,在國際藝術場域,想像如何幫台灣說話,與想像如何向世界說出第三世界的共感結構也非常不同。在建築專業中,想像如何發揮天才般的建築理論與設計藝術,與想像民眾需要什麼樣的建築專業也非常的不一樣。印度哲人這句話是人生哲理,確也恰恰好是對空間專業者最好的提醒。

各位畢業生, 你們將離開城鄉所,離開所屬,作為初學者階段的你們已經畢業了,你們愛城鄉所(也愛城鄉所周邊的弱勢社區),但現在你們邁向強者的階段了,你們需要讓你們的愛擴及台灣,擴及世界,在社會各個領域貢獻所長,有朝一日,我會與你們在不同的場合中碰面,希望那時我們已經學會對世界止息了愛,那表示我們已經真正的長大了,我們離開了教育給了我們的知識,而開始有了自己的智慧,無處是家,處處也是家。

在此,深深祝福大家。謝謝。


Originally published at Heterotopi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