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兒童、青少年與弱勢成年人身上進行的偽科學手術與荷爾蒙實驗
世界跨性別健康專業協會檔案
在兒童、青少年與弱勢成年人身上進行的偽科學手術與荷爾蒙實驗
作者：米亞•休斯(Mia Hughes)
原文來自 https://environmentalprogress.org/big-news/wpath-files
(全文242頁，標示頁數方便對照原文，此處翻譯至71頁)
(譯註有時包含過多譯者碎碎念)
(若有錯漏誤譯請不吝指正，非常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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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跨性別健康專業協會檔案1
目錄2
作者摘要3
前言4
介紹5
致謝5
跨性別醫學簡史和WPATH早期6
WPATH誤導大眾10
— WPATH 知道兒童不了解荷爾蒙療法的影響10
— WPATH 知道兒童無法對醫療處置造成喪失生育能力此事做出知情同意11
WPATH不是科學組織16
— 青春阻滯的薄弱證據16
— 文件證據顯示WPATH缺乏對科學流程的尊重18
WPATH不是醫療組織22
— WPATH 捨棄希波克拉底誓言22
— 證據顯示錯誤的性別荷爾蒙會造成有害影響22
— 醫師的即興發揮表演與實驗25
— WPATH成員造成了手術傷害27
— 拆除安全護欄30
— WPATH成員輕視受傷害的脫跨者的故事31
— 令人懷疑的極低後悔率32
— 以「永久的醫療」換取「暫時的身份認同」33
— WPATH 打破了醫學信任鏈35
WPATH不尊重醫療倫理37
— 知情同意的倫理37
— 未成年人無法對性徵改造手術給予知情同意38
— 被誤導的父母無法給予知情同意39
— 「變性」或「自殺」的迷思41
— 允許嚴重精神疾患病患者，對改變終身的醫療干預給予知情同意44
— 少數族群壓力47
— 現實的期望47
— 消費者驅動的性別體現49
— 重視病人自主權而非規避風險50
— 美麗新世界50
在兒童和弱勢成年人身上執行的，過去的偽科學荷爾蒙和外科實驗案例53
— 腦白質切除手術53
— 卵巢切除手術57
— 截肢癖61
— 用荷爾蒙改造兒童身高65
結論70
WPATH檔案 — — 完整檔案，有輕微編輯(遮蓋部分姓名)72
第3頁
作者摘要3
世界跨性別健康專業協會(WPATH)享受著被稱為引領並致力於跨性別醫療保健的科學與醫學組織。WPATH被全球認可為處於性別醫學(gender medicine)的最前線。
然而，在整份報告中，我們將揭露事實完全相反。WPATH內部論壇新近發佈的文件，以及洩漏的小組內部討論訊息，顯示出這個引領世界的跨性別健康團體既不科學也不遵守醫療倫理。這些內部訊息揭露，WPATH提倡許多隨便的醫療實踐方式，包括對未成年人和弱勢成年人給予荷爾蒙與進行手術實驗。它的醫學方法是依循消費者需求驅動的偽科學，而且其成員似乎是在從事政治活動，而不是科學。
雖然在醫學上會有需要採納有風險的實驗的時候，然而這只能在擁有可靠、客觀的診斷；沒有其他治療可選擇，並且病患或病患群組的後果會很糟糕時。
然而，與WPATH 的說法相反，性別醫學不屬於這一類。精神病學上性別不安並非致命疾病，而且最好的現有研究表明，對於未成年人來說，以謹慎等待以及富有同情心的支持，大多數人會擺脫性別不安，或是學會以對健康危害較小的方式，處理他們的痛苦。
因此，本報告將證明對未成年人以及精神病患進行的性器官改造：被稱為「性別肯認醫療」，乃是不道德的醫學實驗。 這個實驗導致無理傷害，其受害者包含社會上最弱勢的族群。他們受到的創傷，痛苦，並改變他們的人生。在WPATH建議下提供醫療保健的人，提倡破壞健康的生殖系統、切割健康的乳房，並以手術切除健康的生殖器，認定這是對未成年人和精神病患，治療性別不安，第一同時也是唯一的方法。他們迴避了任何讓病患(他或她)與自己出生時擁有的這性別身體和解的嘗試。這份報告將顯示這違反了醫學道德，並且，正如其內部通訊自身所揭露的那樣，WPATH不符合實證醫學的標準。報告將進一步揭露，獲得病患知情同意的醫學倫理並未被遵循。其成員們承認兒童和青少年無法理解性器官改造的干預措施其結果是終身的。在某些情況下，由於對健康醫療知識的無知，他們的父母也不可能真正知情同意。
鑑於WPATH所造成的醫療事故其嚴重程度，在報告最後，我們呼籲美國
政府應監督兩政黨，進行全國調查，調查這些推動者是如何從不尊重希波克拉底誓言，將整個醫學領域制定的基本護理標準翻轉，進而導致未成年人和弱勢成人遭受醫療虐待。
第4頁
前言4
作者：邁可•謝倫伯格(Michael Shellenberger)，環境進步(Environmental Progress)的創辦人兼總裁
各位讀者可能想知道為什麼一個環境組織會發布一份關於所謂「性別醫學」的報告。簡短的回答是我們是親人類(pro-human)的環保主義者，我們的使命是為了自然、和平以及所有人的自由，培養各種點子、領導者和倡議活動。因此，我們致力於廣泛的問題，從氣候變遷、無家可歸者到言論自由，所有這些都是構成我們「環境」的重要面向。
較長的答案是，我感覺WPATH文件需要在更廣闊的歷史背景下被分析，不只是透過一系列新聞文章來了解上下文。 我從一個或多個來源收到WPATH文件，他們聯絡我是因為看到了我在Twitter Files上的工作。
(譯註：2022/12至2023/2發佈的一系列twitter內部文件，由執行長馬斯克(Elon Musk)在2022/10/27收購twitter後，將文件交給記者Matt Taibbi, Bari Weiss, Lee Fang與作家Michael Shellenberger, David Zweig, Alex Berenson。有人認為這些文件僅只表明了twitter的政策團隊如何在艱難決策中掙扎；有人則認為這說明了twitter受到特定機構或派系的操控，以黑名單、降低觸及、封鎖帳號等方式來影響言論自由)
我們將發布所有未經編輯的文件，以我收到時的狀態。我們沒有刪除或新增任何內容，但我們整理了一下文件好讓它們更容易被解讀。若有日期則加註日期。文件中的所有討論內容都是最近4年內的。我們不認為每個人的姓名都需要被揭露，未被覆蓋的名字是WPATH主席、大部分的外科醫生、其他突出的WPATH成員們，因為他們應該對WPATH文件揭示的內容在某種程度上負起責任。文件會被放在最前面，接著透過總結、分析和得出的報告，說明它們所包含訊息的意義。
WPATH檔案是半私人對話性質，在WPATH的內部線上論壇中討論具體醫療案例。論壇軟體由DocMatter提供。我向消息來源人士明確說明，雖然我歡迎他們提供與分享所有或任何訊息，我不會、也沒有徵求或鼓勵任何人從WPATH或其他組織將訊息發送給我。所有資訊都是由他們自發提供。
我們完全有合法權利發布這些WPATH文件。與所有出版商相同，環境進步根據1971年最高法院的Pentagon Paper Principle，美國第一憲法修正案所述，裁定美國人民只要並未鼓勵任何人違法獲取資訊，則可以發布資訊，即使該資訊是非法取得的。
在道德層面上，我們認為有責任發布WPATH文件，並盡我們所能，鼓勵盡可能多的大眾能夠看到這些文件。我們相信文件表明了WPATH既不科學，也非醫療組織，不應被視為一個專業健康組織。
第4頁下方
致謝
作者首先並最最感謝的，是WPATH文件的來源消息人士。他們展現高貴行為，努力保護兒童和弱勢成年人免受傷害。其次，她要感謝亞歷克斯•古騰塔格(Alex Gutentag)和邁可•謝倫伯格(Michael Shellenberger)；他們對本報告的貢獻遠遠超出編輯的範圍。第三，她要感謝莉莉馬克爾和菲比史密斯的事實查核、校對和廣大幫助。最後，作者要感謝環境進步董事會和在資金上支援的人。
感謝您跳脫「環境」的框框來思考，將您的關懷延伸到世界各地的弱勢群體。
第5頁
介紹5
在過去的十年裡，自認為跨性別者的年輕人數量出現了巨大的成長，他們被轉診至兒童和成人性別診所。要徹底分析所有可能來解釋為何會有此變化，不是本篇報告的範圍，但有兩個值得稍微提一下的相反觀點。有一邊的倡議者認為，突然增加的數量是因為社會態度轉變，對跨性別有更大程度的接受，讓跨性別者更容易出櫃，活出真實的自我。另一方面，性別肯認護理的批評者認為，發生在青少年身上的急性性別不安，是來自強大的同儕壓力和網路影響，以及社會適應不良的因應機制，使的他們選擇了自認為跨性別。
這種「社會起源」或「社會傳染」的論點被事實所支持。過去，主要是青春期男孩與成年男性是主要性別診所的患者名單。而現在被轉診的大部分是青春期女孩和未成年人。青春期女孩與年輕女性一直是紀錄上所有社會傳染病的最前線，包括歇斯底里、飲食失調、自殘與解離身份障礙。自認跨性別的年輕族群中有著高盛行率的精神疾患與神經認知障礙，這也支持了社會傳染論，事實上，這些問題通常出現在性別不安之前。即便受到倡議人士的批評，但迅速蔓延的急性性別不安疫情，其社會傳染理論得到了西方的性別診所臨床醫師所認同。
然而，這份報告並不是要深入探討文化因素如何造成數字上升。相反的，我們的重點在關注WPATH成員的行為，以及這個引領跨性別者健康的團體其贊同的醫療保健的類型。本報告關注性別肯定診所對青少年和弱勢成年人造成傷害的可能性。
WPATH被認為是跨性別者醫療照護領域的領先權威。WPATH發布國際公認的護理標準，它聲稱自己代表精神科、心理科、藥物和外科手術如何處置性別不安的專業共識。全世界的衛生專業人員將這些指南視為最佳的可用資源，來指導他們如何照顧跨性別者和性別多元的患者。
但WPATH檔案展現了完全不同的東西。在討論它們展現的內容之前，我們建議讀者完整閱讀這些文件(自第72頁開始)。它們來自一個或多個來源。
現在，讓我們將WPATH檔案放在更廣泛的歷史和倫理背景上討論。
第6頁
跨性別醫學簡史和WPATH早期6
對有性別不安此精神疾患的人進行手術改變其性別特徵的實驗，始於20世紀初期，由德國性學家(sexologist)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Magnus Hirschfeld)開創。赫希菲爾德是一名會異裝的男同性戀，他在1910 年出版的《異裝癖》著作中創造了異裝癖這個詞，此書將同性戀與異裝癖皆稱為「性中介」(sexual intermediaries)。
(譯註：赫希菲爾德認為男性和女性間存在著性別與性向的連續體，受到同性或其他性別變異者吸引的人被稱為性中介。)
赫希菲爾德監督了世界上首次「性別重置」手術，1906年在瑪莎/卡爾•貝爾(Martha/Karl Baer)身上進行。由於1933年納粹時期赫希菲爾德的研究被焚毀，所以手術記錄丟失，因此人們對這個事件的確切性質知之甚少，但據信這是一種陰莖成形術(metoidioplasty)，它將一個大陰蒂造成假陰莖(pseudo-phallus)。根據報導貝爾應該是一名患有性發展障礙(DSD)的男性。
1919 年，赫希菲爾德在柏林開設了性科學研究所(Institute for Sexual Science)，這是第一個對「身體和心理性障礙」提供諮詢和治療的診所，同時也針對「變性」(sexual transitions)。值得注意的是，因電影《丹麥女孩》而廣為人知的埃納•韋格納/莉莉•艾爾伯(Einar Wegener/Lili Elbe)，正是在1930年於
柏林接受由赫希菲爾德監督的手術閹割，這是一系列手術中的第一個手術。最終在1931年子宮移植後3個月，艾爾伯因心臟衰竭死亡，死因很可能是器官排斥反應。
同年，多拉•里克特(Dora Richter)接受了陰道成形術(vaginoplasty)，也由赫希菲爾德照顧，由埃爾溫•戈爾班特(Erwin Gohrbandt)進行手術，這被認為是世界上首次成功的男變女性別重置。戈爾班特隨後加入了德國空軍並參加了在達豪集中營的人體低溫實驗。
(譯註：人體低溫實驗：280–300名平民與戰俘被進行360–400次將人類浸泡冰水致失溫死亡、或失溫後復溫的研究。有助理作證說有的復溫方式是將人直接丟入沸水中。)
儘管醫學取得了進步，製造抗生素、有能力產生合成荷爾蒙，人們對變性手術的興趣逐漸減弱。接下來的幾十年，直到1950年代才重新煥發活力，是由於克里斯汀‧喬根森(Christine Jorgensen)聳人聽聞的案例。
1952年12月1日，《紐約每日新聞》刊登頭版報導，標題為「前士兵成為金髮美女。」
第7頁
喬根森在一年前前往丹麥，在克里斯蒂安‧漢伯格醫生(Christian Hamburger)的照顧下接受了一系列手術，包括閹割和創造類似女性外生殖器的手術。
1953年，喬根森回到美國後哈利‧班傑明(Harry Henjamin)醫生的病人，他是一名對變性慾有興趣的德國內分泌學家。班傑明的醫學生涯開端並不光彩，
1913年他到達美國紐約時，是個江湖郎中的助手，兜售「烏龜治療」的肺結核假疫苗。班傑明沒有接受過正規的性學培訓，但他是赫希菲爾德的老朋友，他對這個主題很著迷，而直到1950年代，他的創作幾乎完全集中在變性癖。
(譯註：烏龜治療turtle treatment：帶著各種特殊動物擺攤，兜售聲稱提煉自神奇生物或藥草、能治百病的神藥。)
雖然喬根森為班傑明對變性慾的隱密興趣帶來了名氣和關注，但是另一名患者帶來了另一個重要要素：錢。里德/麗塔‧埃里克森(Reed/Rita Erickson)，一位變性作為男人生活的女性，在1963年成為本傑明的病人。繼承了一筆財富，埃里克森的慈善組織，埃里克森教育基金會(EEF)，資助了3個性別認同國際研討會(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Gender Identity)，以及新成立的哈利班傑明基金會(Harry Benjamin Foundation)。這提高了班傑明的專業地位，借給了他變性實驗的可信度。班傑明1966年創作的書《變性現象》讓「變性人」(transsexual)一詞流行起來。
埃里克森的另一個慈善事業是資助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在巴爾的摩成立了北美第一家性別診所。正是在這家診所，約翰‧曼尼醫生(John Money)對出生時患有性發展障礙的兒童進行了不道德的實驗。最著名的案例是雷默雙胞胎。作為一個嬰兒，大衛‧雷默(David Reimer)是一場災難性醫療事故的受害者，在他的割禮期間，因為燒灼設備故障截斷了他的陰莖。曼尼說服大衛的父母把他當女孩撫養。這失敗的實驗最終導致了大衛在38歲時自殺。他的雙胞胎兄弟布萊恩 (Brian)則在更之前的2年因用藥過量去世。
但曼尼不僅在兒童身上進行實驗。同一時期，他也嘗試對成年人進行變性，聲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當保羅‧麥克休博士(Paul McHugh)於1975年成為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首席精神科醫生時，他對患有此病的成年人進行了後續追蹤研究，發現經歷了這些過程後，雖然大多數患者聲稱感到滿意並且沒有遺憾，但他們的心理功能變化不大。麥克休得出的結論是，服從精神疾病，而不是試圖研究、治療與預防精神疾病，是在浪費科學與技術資源。該性別診所於1979年關閉。
第8頁
就連埃里克森自己的故事也不是幸福的結局，支持了麥克休的結論。在本傑明照顧下開始荷爾蒙和手術變性的埃里克森，染上毒癮並持續藥物濫用的鐘生掙扎。接著是第4次失敗婚姻和混亂生活。埃里克森的教育基金會在1977年關閉。而1978年，哈利班傑明國際性別不安協會(HBIGDA)成立，其後將成為WPATH。
HBIGDA在1979年發布了第一個護理標準(SOC)，緊隨其後的是1980年的 SOC2，1981年的SOC3，和1990的SOC4。在其早期，HBIGDA成員至少還嘗試追求科學和理解這種複雜的精神疾病，以及各種心理、荷爾蒙和手術干預來作為治療方式。但在1990末，這團體轉了一個大彎。
史蒂芬‧萊文博士(Stephen B. Levine)是1998年SOC5時的委員會主席，他提出建議，要求患者諮詢專業人士，先取得兩封來自心理健康部門的信件，再開始荷爾蒙治療。理查德‧格林博士(Richard Green)是當時HBIGDA的總裁，對這個要求不高興，於是立即委託新的護理標準，僅僅3年後就出版了SOC6，內容幾乎完全相同，但僅建議1封來自專業心理健康人員的信。
在隨後的幾年裡，倡議人士開始佔領HBIGDA。2002年，萊文博士辭職，因為他「遺憾地得出結論，該組織及其建議已受到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支配，而不是像前幾年遵循科學進程。」2007年，組織更名為世界跨性別健康專業協會(WPATH)。這一變化很有意思，大筆一揮，這群鬆散連結在一起的人們，任命自己為國際性別醫學權威。
隨著2012年SOC7的發布，萊文博士指出的意識形態轉變是顯而易見的。SOC7推薦對青少年使用青春期阻滯劑，稱其為完全可逆的暫停方式，儘管該實驗仍處於最初期階段，不可能得出這樣的結論。此外，SOC7一方面鼓勵要謹慎應對，並以心理治療來肯定跨性別者的認同，另一方面，該指南又贊成「知情同意護理模式」：可以跳過心理治療，讓醫療專業人員直接依照患者的要求，提供荷爾蒙。這個護理模式是在WPATH發表聲明，呼籲「將全球範圍內的性別變異去精神病理學化」，將變性視為正常、健康的人類存在的變化之後2年發佈。SOC7遵照以上，認為跨性別者的任何心理健康問題是由於身為「少數群體壓力」的社會偏見和歧視造成的結果。
然後，在SOC7發佈1年後，美國精神醫學會(APA)與WPATH合作發布了第五版診斷和精神疾病統計手冊(DSM-5)，其中「性別認同障礙」(gender identity disorder)更名為「性別不安」(gender dysphoria)。這種重新定義轉移了診斷的重點，從身分認同本身，轉移到由於心靈與身體之間的不協調而產生的焦慮與社交困難。
第9頁
從SOC7到2022年的SOC8這10年間，WPATH轉向新領域。2022年9月SOC8發表僅2天後，該組織匆忙移除了幾乎所有該文件中的低年齡族群相關條件，以避免醫療訴訟。SOC8也包含一章非二元的醫療干預措施，其中包括關於去性化/消廢(nullification)程序的建議，可製造出光滑、中性的外觀，適合那些認為自己是非男非女的人。此章也包含對想要保留陰莖，但想同時擁兩組性器官的男性推薦的陰道成形術。
(譯註：一般男性變性手術會將陰莖用來製作類似女性外生殖器至陰道的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SOC8的草稿原本包含關於醫療倫理的章節，但在最終版本被刪除。不過，其中有一整章是關於太監/閹人(eunuch)是一個有效的性別認同，有資格獲得荷爾蒙和手術閹割，這對整個醫學界造成大衝擊，催生「非WPATH宣言」(Beyond WPATH declaration)，現已由超過2,000人簽署，他們其中有許多是與性別多元化的年輕人一起努力的臨床醫師。此聲明指出WPATH已敗壞了自己的聲譽，它的SOC8，不再被視為值得信賴的性別醫學領域臨床指導。
在環境進步組織，我們響應這項號召並採取行動，更進一步，呼籲信譽良好的醫療機構，美國兒科醫學會等組織(AAP)、美國精神醫學會(APA)和美國醫學會(AMA)，應與WPATH該組織斷絕關係，並放棄其指導方針，以支持有倫理、有證據的醫學。
本報告的作者聯繫了出現在文件和小組討論中的每一位成員，請求他們回覆。然而，儘管做出這些努力，僅有1名WPATH成員回覆，且該回覆包含法律威脅。此外，消息來源分享了一封WPATH建議不要回覆的內部電子郵件，並通知收信者WPATH正在尋求法律諮詢。
第10頁
WPATH誤導大眾10
WPATH倡導未成年人有權接受性別肯認護理，這些治療涉及青春期阻斷劑、跨性別荷爾蒙和旨在對年輕人進行整型手術以使其身體符合他們自我宣稱的跨性別認同。隱藏的意涵是認為青少年可以充分理解這些治療的全部意義，而他們的父母可以提供合法的知情同意。
處於跨性別健康護理最前端的這個組織聲稱，針對自稱為跨性別的青少年的臨床指南「支持對經過適當評估的未成年人進行干預措施」。
WPATH建議醫療保健提供者使用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國際疾病分類(ICD-11)的「性別不一致」來取代DSM-5的「性別不安」。此建議的動機是ICD-11診斷被歸類為「與性健康有關的情況」而不是精神障礙，此舉旨在進一步消除跨性別認同的污名。
性別不一致的診斷比性別不安更容易取得，因為患者所需要的只是一種經歷，認為他們內在的自我意識與生物學性別不一致。並不要求將痛苦感覺作為標準，這意味著患者的「具體目標」可以被視為必要的醫療照護。
(譯註：若一名男性認為金色波浪大捲髮才能讓他感覺像個女生，那麼去燙染金色波浪大捲髮就是一種必要的醫療照護)
但是，儘管WPATH公開支持基於模糊的內在自我意識，未成年人及其家庭可以知情並同意這些荷爾蒙和手術治療，但有些成員私下承認不可能獲得知情同意。關起門來討論時，遵循WPATH的醫療保健專業人士承認他們的做法是即興發揮(improvising)，那些孩子們不可能理解，並且取得同意的過程不符道德。因此，WPATH對公眾既不誠實，也很清楚知道其運作並不公開透明。
第10頁
WPATH 知道兒童不了解荷爾蒙療法的影響10
WPATH的SOC8建議可以對被診斷為「性別不一致」的青少年使用青春期阻滯劑，跨性別荷爾蒙和手術，只要青少年「表現出情感和認知的成熟度，可以提供所需的知情同意/同意治療。」
(譯註：想像成人A說，青少年C「表現出情感和認知的成熟度，可以提供所需的知情同意/同意性交」，然後成人B「與青少年C性交」了。
請問：
青少年C是被性侵了嗎？為什麼？
成人B是兒童性侵犯嗎？為什麼？
成人A是兒童性侵犯的共犯嗎？為什麼？)
然而，在環境進步獲得的影片片段中WPATH的身分演化工作坊於2022年5月6日舉行的內部討論，小組成員承認不可能從他們年輕的病人那裡獲得適當的知情同意以進行荷爾蒙干預。
在小組討論中，丹尼爾‧梅茲格博士(Daniel Metzger)，一名加拿大內分泌學家討論了要從尋求藥物治療的青少年那裡獲得的知情同意時的挑戰。梅茲格提醒與會者們說，性別醫生「經常對著那些還沒學到高中生物學的人，解釋這些事情」並補充說，即使是成年患者也往往不太理解這些干預措施在醫學上的影響。
梅茲格描述了年輕患者試圖要挑選荷爾蒙療法的效果，有些人只想要低沉的聲音但不要鬍子，或是使用雌激素但乳房不要發育。這表明那些青少年對人體如何運作以及治療途徑了解甚少，而WPATH專家指出了這一點。
第11頁
「挑揀和選擇你想要的影響很困難」梅茲格總結道「孩子們通常不理解那些，因為他們還沒學過生物學，但我想很多成年人也一樣，會希望可以得到X但不會得到Y，但這並不總是可能的。」
梅茲格告訴他的年輕病人，他們可能(認為自己)不「是二元的，但荷爾蒙是是二元的」。他描述自己必須向兒童甚至是成年人解釋說「你不可能有更低沉的聲音，同時一點點鬍子都不長」和「你不可能要一些雌激素來感覺更女性化，卻要求乳房不發育」。
專家小組一致認為，兒童無法理解他們要求的荷爾蒙療法是有多強力而且有改變人生的效果。另一位著名的WPATH成員、兒童心理學家、SOC8兒童章節的合著者黛安娜‧柏格(Dianne Berg)插話說，他們並不指望兒童和青少年能夠理解這些影響，因為「要了解其中一些醫療干預措施對他們的影響程度多深遠，超出了他們現在的生長發育範圍」
這些患者的不成熟程度進一步被柏格展現出來，伯格說：「他們會說他們
理解，但接著他們會說些其他的話，讓你覺得，哦，他們並不真的理解他們將會長出鬍子。」
然而，公開場合中，WPATH從未討論這些內容。在WPATH罕見發表公開聲明時，改變性徵的干預措施被展示成對此年齡層來說是適當、基本的醫療護理，任何反對這種干預的意見立刻被稱為恐跨(transphobia)。
「反跨性別醫療保健立法並不是為了保護兒童，而是要從微觀和宏觀層面上消除跨性別者。」2023年5月WPATH的總裁馬西‧鮑爾斯博士(Marci Bowers)為了反對美國禁止對未成年人進行性別肯認護理，在聲明中這麼說「它是一種毫不掩飾地強化性別二元觀念的嘗試。」
在醫生阻斷孩子的青春期或施用不可逆的跨性別荷爾蒙前，父母有責任提供合法的知情同意，但在小組討論時，柏格提供了證據表明，甚至一些家長也沒有足夠的健康知識素養可以理解治療方案的效果，她承認目前的做法是不道德的。
「真正讓我不安的是，他們顯然已經同意了，但同時家長無法告訴我，他們需要了解的醫療干預的相關資訊是哪些」伯格說。她建議解決方案是將沒有立刻理解「視為正常」，並鼓勵患者詢問問題。那樣的話，性別肯認醫療保健提供者可以做「真正的知情同意的整個過程」，而不是對現在正發生的事情(取得知情同意)，伯格認為取得現在的知情同意「不是我們所需要遵守的道德倫理。」
(譯註：用藥與手術必然有其後果，所以病患需要理解療效、副作用與風險之後，才能夠「知情並同意」。認為「你不懂沒關係」、「用藥手術之後再來問問題」並不是正常的、符合醫療倫理與道德的知情同意。)
第11頁
WPATH知道兒童無法對醫療處置造成喪失生育能力此事做出知情同意11
這些被WPATH成員毀棄的知情同意過程，有另一個重要面向，允許未成年人「知情同意」治療可能導致不孕。WPATH的SOC8規定醫生必須告知年輕人「喪失生育能力的可能性，以及保留生育能力的可能選項。」透過提倡青少年在青春期早期就能獲得荷爾蒙干預而可能導致他們不孕，引領世界的跨性別者健康團體暗示了未成年人有認知能力，能夠對自己的未來做出這樣的決定。
第12頁
然而，在內部，著名的WPATH成員承認青少年無法理解此決定的嚴重性。心理學家，以及最新一期SOC8青少年護理標準章節的合著者，任‧梅西博士(Ren Massey)告訴專家小組，根據SOC8「談論保留生育能力的選項是值得鼓勵、也合乎道德的」強調它「甚至對於正在服用青春期阻滯劑的青少年來說很重要，因為許多年輕人將直接繼續使用荷爾蒙肯認治療，消除性腺發育並產生精子或卵子的功能」這些是年輕患者以後可能會想要的功能「如果他們之後想跟伴侶貢獻遺傳物質來生產。」
梅茲格回答說：「理論總是聽起來很美好，但當你和一個14歲的孩子談論保留生育能力，我知道我是在對牛彈琴」補充「他們就像是，噁，小孩，嬰兒，噁心欸。」
「或者，通常的答案是，『我收養就好了。』而當你問他們，這要怎麼做？ 比如說，花多少錢？「哦，我以為你只要去孤兒院，然後他們就給你一個小孩。」
這些言論得到了現場人員的微笑贊同。這些評論證明WPATH成員很清楚知道：這些進行性別肯認治療而將失去生育能力的年輕患者，並不了解他們犧牲了什麼。他們不了解也許有一天，他們會想要親生的孩子，他們甚至不明白如何領養，或著說透過體外授精來孕育一個孩子有多困難。
可以看出這些私人評論與WPATH的公開立場是如何徹底相反。WPATH最近反對美國禁止對未成年人進行性徵改變干預措施時，其聲明中說「這些醫學干預措施提供了必要的好處，已經惠及絕大多數青年……有詳細記錄。供應商與青少年合作，青少年理解他們自己，他們的社會性別身分，他們有能力做出明智決策，同意關於醫療/手術介入(手術不會在青春期前提供，且永遠不會不經青少年的知情同意)，供應商在最大限度地減少未來方面的遺憾。」然而，WPATH成員知道要理解到這樣的程度根本是不可能的，這使得WPATH的聲明不誠實。
更重要的是，成員很清楚知道，已經有研究表明女性在生育上有重大遺憾。荷蘭的患者群是第一批接受青春期早期抑制。
梅茲格向專家小組提到最近舉行的兒科內分泌會議上，荷蘭提供的數據。「有些荷蘭研究人員提供了一些數據，關於年輕人變性了，對(不能)生育感到遺憾，就像後悔了，就那樣」他說「而我認為這並不會讓我們驚訝。」
梅茲格並不感到驚訝的原因之一，是他早就已經觀察到他自己的病人感到後悔。
「我想我現在已經跟著很多孩子來到他們的20多幾歲年齡，我就像，『哦，養狗不是你想要的，不是嗎？』他們會說『不，我剛剛找到了這個美好的伴侶，我現在想要孩子』然後還有da da da。所以我認為，你知道，我並不驚訝」梅茲格說。
(譯註：da da da常用於當內容太無聊、不相關或冗長而無法解釋時，此處使用上，讓譯者感覺梅茲格對其病人抱持輕蔑的態度。)
事實上，這份梅茲格提到的研究初步結果，似乎指的是幾個月後，2022年9月WPATH國際研討會在蒙特婁舉辦時，由荷蘭研究人員介紹的第一個長期的研究結果，探討抑制了青春期的年輕人的長期研究，正如梅茲格所說，結果並不激勵人心。
在標題「反思：建立家庭和保存生育能力保存的重要性」中，喬伊斯‧阿塞勒博士(Joyce Asseler)透露，經歷了青春期早期用藥抑制發育，接著使用跨性別荷爾蒙，然後手術切除睪丸或卵巢的年輕人們，現在，在平均年齡32歲時，有27%後悔犧牲生育能力，或如荷蘭研究人員所使用的文字「發現他們的不孕是種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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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11%的人不確定他們對不孕症感覺如何，而雖然這群青少年在變性前沒有任何人以凍卵/凍精的方式保存生育能力。44%的天生女性和35%的天生男性如果能回到過去，會選擇保存生育能力。大多數(56%)研究參與者想要有孩子，或已經「實現這個願望」，可能是透過收養。
27%的後悔率也很可能被低估了。阿塞勒引用了一位參與者的話，說並不認為不孕症「是困擾」。回答是：「我當然可以覺得這是困擾，但這已經太遲太晚了。不幸的是，我不能改變這件事，即便我想要改變。」另外，和大多數這領域的其他研究一樣，這個研究的持續追蹤率有極高的遺失比例，50.7%的合格參與者未能繼續參與研究，所以我們無法知道真實的後悔率。
伯格表示，有個9歲兒童掙扎著想了解什麼是終生不孕，而這讓她「難住了」，而梅茲格承認「大多數孩子腦部發展都還沒達到可以真正嚴肅地討論這件事。」這讓這個WPATH專家感到困擾，他只是希望「孩子此刻能快樂、更快樂」。
優先考慮緩解孩子當下的痛苦，而以犧牲未來生育能力為代價，是一個深刻的錯誤判斷，梅茨格發表的進一步評論顯示WPATH的性別肯認護理甚至未能完成這個令人存疑的目標。梅茲格說，讓一個9歲孩子在進入青春期發展性別認同前，就服用青春期阻滯劑「不可能是件好事」，並承認性別肯認醫生們「在某種程度上剝奪了這些孩子的青春期，那是他們同年齡順性別孩子會經歷的早期-中期的性別相關事物。」
青春期對任何年輕人來說都是一段艱難的時期，他們渴望得到同儕的認可。艾瑞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是一名兒童心理分析師，他表示青春期的首要目標就是建立身份認同。他將青春期視為一個困惑和實驗的時期。以埃里克森的著作為基礎，加拿大發展心理學家詹姆斯‧瑪西亞(James Marcia)創造了「認同延緩」(identity moratorium)一詞，將青春期階段描述為探索身份認同的時期，而不是年輕人選擇任何單一固定身份認同的時期。
認同發展的關鍵階段，很大程度依賴於社交互動，而對仍在尋找方向的年輕人來說，隔離和孤獨的經驗尤其令人痛苦。因此，梅茲格的評論表明WPATH清楚了解他們推動的醫療干預，可能加劇青少年的社交困境，而不是緩解其困境。這意味著這種需要付出巨大代價的醫療干預，甚至不可能實現梅茲格錯誤判斷的目標：讓孩子「此刻更快樂」。
更重要的是，WPATH內部論壇討論串提供的證據表明，一些發展遲緩(development delay)的青少年被施用青春期組滯劑。一名耶魯醫學院的助理醫師，同時也是一位教授在小組中發文尋求建議：一名已經使用了青春阻滯劑、發育遲緩的13歲兒童，(如果可以的話)可能無法在一般青少年年齡階段達到SCO8設定的「情緒和認知發展標準」，給予知情同意來使用跨性別荷爾蒙。這名耶魯大學教授，同時也是執業的臨床醫師，想知道什麼時候讓這名年輕患者進入「性別肯認荷爾蒙療程」是合乎醫療倫理道德的。
來自(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的一名精神科醫生回答說：「指導原則是應該衡量採取行動的危害vs不行動的危害。」這名WPATH成員將「危害」定義為「停止抑制青春期」，並建議不能一直使用青春期阻滯劑而不使用性別荷爾蒙。賓州的一位治療師回答說：「智能障礙的兒童能夠同意其他手術，」並想知道是否原文遺漏了重要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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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倡議者，艾伯塔大學的法學教授分享了一篇論文，來幫助耶魯大學教授解決這個道德難題。「無論患者有無能力，通常沒有人比患者本身更有能力決定與患者身分認同相關的醫療決定」這論文這麼說，並補充這是因為
「性別認同獨一無二，於個人身分和自我實現有關，家長們……很少能對複雜的醫療決定做出更好的決策。」
因為父母通常是「順性別」(cisgender)，意思是他們不是跨性別，他們「很少深入了解變性或性別不安，從未親密欣賞病人的性別主觀性(gender subjectivity)」相較之下，即使是發育遲緩的青少年患者也對自己有「深入的親密了解自己的性別主觀性」並且幾乎總是有「豐富的、即便有些狹隘，也能夠欣賞」造成傷害與不孕的風險。
那麼，依照這個邏輯，自我認同為跨性別者的未成年人，即使有著嚴重心理健康問題或是發育遲緩，可以「欣賞事物的兩面」，就意味著他們比他們的父母處在一個更好的位置，能夠做出會留下終身後果的複雜醫療決定。
這位非醫學專業的政治活動家經常參與WPATH論壇的內部對話。但這個意見其實符合WPATH的官方立場，其允許發展遲緩的青少年，說他們可以給出有意識的知情同意，來同意使用實驗性的性徵整形干預措施。202年WPATH的公開聲明，對患有自閉症或其他發展障礙、或是有心理健康問題的青少年，延遲或拒絕給予青春組滯劑以及跨性別荷爾蒙，是「「不公平、充滿歧視性、錯誤判斷。」
剝奪青少年發展性別身份的機會，對WPATH的專家帶來了另一個問題。 正如梅茲格指出的那樣，這群人的性衝動被壓抑了，意味著他們沒有「學習如何自慰」。然而，這些(提供化學閹割的)醫療保健提供者，同時也要負責討論生育力保存的方案。他們與還沒有發育到能理解(生育這件事)的患者一起討論。在天生男性的案例裡，要冷凍精子需要青少年達到這個關鍵的發育階段。特別是對男孩來說，早期介入的邏輯是要求必須盡快抑制青春期，意思是在內分泌讓男孩具有生育能力前，就要被抑制。
(譯註：青春期早期抑制的目標年齡為譚納2期，男性為9–11歲，而根據不同的研究資料，一般認為男性在9–13歲開始產生精子。因此若是在青春期早期就施用青春阻滯劑，不可能保存生育能力)
伯格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他告訴小組「在某些方面，你會想要保存生育能力，但那可能超出了年輕人現在的性發育階段，然而，這是必須發生的事。」
在傳統的兒科中，這種對話只會發生在腫瘤學(討論癌症治療時)。生育力保存是提供給患有某些性發育障礙的兒童(DSD)和其他罕見的健康狀況，但是只有在治療癌症和性別肯認醫學時，會造成醫源性不孕，也就是因為治療方法而破壞年輕人的生育能力。在性別肯認護理出現之前，讓未成年絕育的唯一合理理由是可能危及性命的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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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WPATH的一份公開聲明，是由兩位身分認同演化工作坊(Identity Evolution Workshop)的成員共同創作，這個領頭的跨性別健康組織的成員聲稱「一般而言，心理健康和醫療專業人員會對對每個青少年/家庭進行評估，以確保用於促進情緒和心理的干預措施，是適當的且能夠滿足這些年輕人特別的心理健康和醫療需求。」
「因此，具有經驗和受過培訓，了解青春期發展與家庭互動關係的專業人員，會準備好要來了解一個具體臨床案例的潛在相關因素。」WPATH 說。「給孩子最好的，永遠是負責任、有證照的提供者的最高目標。」
然而在WPATH成員認為沒有人聽到的時候，賈米森•格林(Jamison Green)，跨性別權利倡議人士、前WPATH主席，以及此聲明的共同作者告訴小組成員，許多患者可能永遠不會去看內分泌科醫生，而是透過「並不真的了解關於跨性別護理的初級保健提供者來拿到荷爾蒙」。
格林認為這些初級保健提供者只是「試圖提供支持」，但解釋說，因為性別醫學領域是「新的」且「有爭議的」，甚至是受過良好教育的成年患者，也會在初次看醫生時，匆匆瀏覽一下知情同意書，沒有讀進任何訊息，就說：「告訴我在哪裡簽名。因為這是我的機會，我得抓住機會。」
這些言論完全與WPATH的官方聲明矛盾，他們聲稱會有一整個團隊的醫療和心理健康專家仔細評估年輕患者。而這不僅發生在取得荷爾蒙時。格林在提到患者同意接受改變終身的手術時，也發表了同樣的言論。
「人們也十分害怕手術，所以他們是可以閱讀其他人關於手術的描述，但他們會錯過細節，或者他們會錯過最重要的資訊，只因為他們害怕閱讀它」格林解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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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PATH不是科學組織16
WPATH將自己展現為一個科學組織。該組織描述其「護理標準」(Standards of Care)是「基於現有的最佳科學和專家的專業共識。」
2022年在德克薩斯州，美國助理衛生部長，海軍上將瑞秋•萊文(Rachel Levine)的演講中，他表示WPATH的醫學方法「不包含任何宣傳，只有以科學為基礎的醫療決策。」在2023年4月《紐約時報》的一篇專欄文章中，WPATH 主席鮑爾斯(Bowers)認為「跨性別醫學領域正在迅速演化發展，但一絲一毫都與其他專業醫學領域一樣，是由客觀且由結果引導的醫學。」
「讓剩下的科學問題被知識淵博的研究人員回答，而不被需政治和意識形態所影響」鮑爾斯懇求道。
然而，科學方法是系統性的研究方法，透過嚴格的測試和實驗來確認事實。在醫學研究領域，這過程必須包含觀察一個需要干預的醫療狀況，提出可能有效的治療方案。然後將這個假設的方案透過嚴格控制的實驗進行測試，實驗最好採隨機與雙盲測試，這意味著參與者會被隨機分配到不同的組別，並且參與者和研究人員都不知道哪一組正在接受治療，哪一組正在接受安慰劑或其他替代的干預措施。過程中最關鍵的步驟是追蹤結果，這意味著所有參與者必須被監控一段足夠長的時間，並且結果會被仔細地分析，以衡量治療的成效和安全性。
WPATH檔案裡包含了大量證據，表明這個引領世界地跨性別健康組織並不尊重這個完善的科學流程。
甚至WPATH的SOC7和SOC8裡的「護理標準」這個術語，也是個不當用詞。「護理標準」是一個法律術語，而不是醫學術語，其代表的是「用來決定專業人員是否對病人履行義務」未能履行護理標準是醫療過失，這可能會對醫療保健提供者造成重大影響。
然而，從WPATH的SOC7開始，「標準」就不存在了。2021年針對性別醫學指南進行的系統性審核，不僅認定SOC7低品質，也將其評論為「不推薦」。
這份審核期許即將推出的SOC8會改善SOC7的諸多缺點，但是相反於滿足護理標準的目標，SOC8更加的偏斜。
WPATH的SOC8與許醫療保健提供者可以去做任何患者要求的事情，在沒有科學證據的情況下，很安心的認為保險公司會負責所有花銷，因為每種干預措施都被認定為「必要醫療」。與此同時，這些提供者相信自己不會遭遇醫療事故的訴訟，因為他們遵守了這些經過批准的「護理標準」，然而事實上(這個護理標準)根本就沒有實際的「標準」，因為所有標準都是自訂的。
(譯註：如果大家還記得第10頁譯註碎念的金色波浪大捲髮。
或者以更詭異卻依然能符合此處「必要醫療」的定義來舉例：如果有一名男性認為他必須將手掌切下縫合到臉上，才能符合自己的身份認同，那麼這對他來說是「必要醫療」。當醫療保健提供的是「患者定義的必要醫療」，那麼所謂的「必要醫療的護理標準」根本就不存在)
(現在，想像一名女性認為她必須將手腕的皮膚肌肉剝除，然後捲成一條柱狀物縫合到下腹部，才能符合她的身份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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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阻滯的薄弱證據16
WPATH對科學進程的最明顯的漠視，體現在它支持對性別不安的青少年使用青春期阻滯劑、跨性別荷爾蒙以及性徵整形手術。這世界上最著名的跨性別醫療保健組織認可了這種有爭議的治療方法，然而WPATH檔案裡有著豐富的證據，顯示人們對這些藥物及其長期影響知之甚少。
在2023 年的論文《可靠研究的迷思》(The Myth of Reliable Research)中，阿布魯澤塞等人(Abbruzzese et al.)等人認為將青春期阻滯劑、跨性別荷爾蒙以及性徵改造手術實際拿來應用在年輕人身上，是一個沒有強力科學證據支持的「逃出實驗室」的實驗。
並非如同WPATH所聲稱的「基於證據」聲稱，阿布魯澤塞等人解釋了一下對兒童的性徵改造是一種「新創實踐」(innovative practice)，由荷蘭一家診所的研究人員在1980末至1990初開發。「新創實踐」允許臨床醫生針對不進行干預會造成嚴重後果時，可以實施未經測試但受到鼓勵的干預措施。這用於已知的治療似乎無效，且患者人口很少的時候。
新創實踐是一把雙面刃，因為雖然它具有迅速推進醫學發展的潛力，但它
也能夠造成傷害。因此，醫學倫理道德要求上，必須追蹤新創實驗的實驗，嚴格遵循臨床實驗守則，以證明該治療的利大於弊。
臨床試驗階段至關重要，目的是避免失控擴散(runaway diffusion)：「醫學界將一個小小的新創實驗，錯誤的當成有效做法，而這個可能無益或是有害的做法會迅速「逃出實驗室」，蔓延到一般臨床環境。」
失控擴散正發生在兒童性別醫學上。基於僅有55人參與的研究，參與者有高度的選擇偏差，研究設計在方法學上有嚴重缺陷，其結果本應完全無法採信。國際醫學界開始抑制性別不安的青少年的青春期。至關重要，進行良好控制的實驗，以驗證這個假設(的療法)真的存在實質且持久的心理優點，則被完全跳過了。
事實上，早在2001年，WPATH(當時是HBIGDA)在SOC6中就有此治療方法，但當時其科學證據僅包含1名年輕患者的1個案例研究。在充滿深度缺陷的荷蘭實驗第二階段發表之前，WPATH就在2012年的SOC7中贊同該治療方法，影響了醫學界，導致該方式得到廣泛採用。
新創醫學實驗，與2010中期數量激增自我認同為跨性別者的青少年，碰撞出失控擴散的戲劇性增加。
雖然可靠研究的迷思專注於批判對青少年進行性徵改造的實驗，在更廣泛的性別醫學領域，性別藥物從未進行過任何有適當對照組的實驗，也始終缺乏長期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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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顯示，性徵改造呈現正面結果的研究其追蹤時間很短。而試圖監測在接受荷爾蒙和手術等干預措施多年後，患者的健康狀況如何的長期研究，有高比例的研究參與者失聯。稀少的幾個長期追蹤研究，並未顯示正面結果。追蹤的個體表現出社交困難、自殺率和精神疾患顯著升高。雖然每個研究都有其自身方法學上的局限性，但研究結果引發了嚴重質疑，懷疑改造性徵是否真能為患者帶來壓倒性正面結果。毫不令人驚訝的，對未成年人性徵改造的研究進行系統性回顧審查後，認為利大於弊的相關研究，其研究品質被認定為「低落」、「非常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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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證據顯示WPATH缺乏對科學流程的尊重18
在WPATH檔案中，有一場與WPATH總裁馬西‧鮑爾斯博士有關，展示了
兒科施行的荷爾蒙和手術性改造的偽科學與實驗性質。鮑爾斯非常清楚地表明，由於所知甚少，沒有辦法科學地嚴謹討論使用青春阻滯劑，會對天生男性的患者其未來性功能造成如何的影響。
2022年1月，WPATH主席鮑爾斯在論壇承認青春期阻滯劑對生育能力的影響、對「性高潮反應的開始」都尚未被完全了解。此外，鮑爾斯也承認，對青春期提前被抑制的天生男性患者來說是「有問題的手術結果」。
事實上，鮑爾斯談論的所有一切關於生育能力、青春期阻滯劑和親密的性，都證明了這個領頭的跨性別者健康組織，在提倡對年輕人進行不受監管的實驗。
鮑爾斯告訴小組說「沒有關於生育問題的研究」並建議「除非進入青春期前有巨大的煩躁不安，長遠來看，允許有一點點青春期可能比較好。」
在這種情況下，使用「可能」一詞表明這些醫生只是即興發揮，在沒有任何已知框架下進行實驗，且由於不充分後續追蹤，未能記錄他們的實驗結果。猜測測試在小型實驗中是可以接受的，但當每一個主要的美國醫療機構與協會都建議這種療法，且已經被更廣泛的醫學界採用，那麼這就是不道德的。
鮑爾斯接著提出這「更棘手」的問題，這些年輕男性能在以後的生活中達到高潮嗎？WPATH 主席承認所有迄今為止的個人臨床經驗表明，在譚納二期(青春剛開始發育)時抑制青春期的男孩，所有人都完全無法達到性高潮。「顯然，這個數字需要被記錄，而且這些人長期的性健康狀況需要被追踪，」鮑爾斯說。
換句話說，鮑爾斯意識到性別肯認醫療保健提供者，正在剝奪年輕男性的生育能力、性高潮的能力，以及，他們未來能夠形成長期親密關係的能力，而這對於大多數人尋求充實而幸福的生活來說，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性別肯認醫生選擇這種激烈的醫療干預作為該弱勢群體的第一線治療方式，卻忽視根據科學文獻，如果讓孩子繼續自然成長和發育，大多數孩子都會克服他們的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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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這文獻早於新近出現的大量青少年(性別不安)發病案例，所有現存與青少年身份認同發展的知識，都強烈支持在做出重大、會改變生活的決定之前，應該給予年輕患者成長與成熟的機會。
如果 WPATH正如鮑爾斯在《紐約時報》上所聲稱的那樣，完全的客觀且由結果引導，與其他醫學領域一樣。在這個組織將治療方案推廣、實施到更廣泛的醫療領域前，這些問題都應該要被回答。
鮑爾斯還提到了這些患者面臨「有問題的手術結果」。在這裡，WPATH總裁指稱的是，當男性在譚納2期就開始抑制青春期，他們的陰道成形術會比教準的手術更複雜。
對於發育完全的成年男性來說，陰道成形術涉及將陰莖內翻，使用陰莖皮膚襯入(手術製造出的)類似陰道的空腔。但在譚納2期抑制青春期男性，陰莖仍如孩子，這意味著沒有足夠的陰莖組織可供手術使用。因此，外科醫師必須從身體不同部位採集組織。最常見的技術是使用患者的部分結腸，比較不常見的則是使用腹膜襯裡，即腹部空腔的襯裡。一些性別外科醫生甚至正在嘗試使用吳郭魚魚皮。(tilapia fish)
這些有風險的手術導致了兩個值得注意的「有問題的手術結果」。第一個是18歲少年的慘死。他參加了荷蘭的先驅研究並死於壞死性筋膜炎。這種毀滅性的結果，是因為外科醫生選擇使用少年的部分腸道來建構假陰道。這是患者沒有進入青春期而需要採取的必要措施。這一死亡案例意味荷蘭研究中與手術相關的死亡率幾近2%。在任何其他醫學領域，如此高的死亡率將導致實驗立即被中止，並仔細調查研究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然後還有潔絲•詹寧斯(Jazz Jennings)的故事，自我認同為跨性別的天生男性，真人秀節目《我是潔絲》的明星，詹寧斯也是最早參加青春期抑制實驗的孩子之一，要做陰道成形術的時候，潔絲的陰莖組織也不夠使用，因此需要使用潔絲的部分腹膜襯裡和一部分大腿皮膚。鮑爾斯是執行那個手術的外科醫生。手術幾天後，假陰道裂開，導致潔絲劇烈疼痛並且需要再進行三次矯正手術。
一項研究發現，在譚納2至3期就抑制青春期的天生男性，71%需要進行風險較高的腸道-陰道成形術。另一項研究發現，接受腸道-陰道成形術的男性，有四分之一後續需要進行矯正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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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期抑制實驗的不確定性，其進一步證據也存在WPATH檔案中。2022 年2月，西雅圖的一位心理學家在論壇上詢問青春期阻滯劑對於年輕人身高的影響。這名心理學閱讀和聽到「一些互相矛盾的內容」後感到困惑。引起詢問的患者是一名10歲「初經前」、自我認同為男孩的天生女性。這個孩子擔心使用青春期阻滯劑會長不高，所以心理學家問論壇，如果這麼年輕就開始用藥會不會產生負面影響。
兒科內分泌醫師的回答顯示了整個實驗都是基於猜測。她解釋說，阻斷劑會抑制青春期，讓生長板保持開放更久，讓年輕的青少年有較多的成長時間，但同時典型的青春期快速生長也會被阻斷。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內分泌學家說她會給這些年輕的青少年低劑量的睪固酮，然後逐漸增加劑量，希望生長板不會閉合。
值得注意的是，青春期抑制實驗之所以開始，是因為變性後的成年男性對於醫療變性的結果不滿意，因為他們「永不消失的男性外觀」無法「通過(女人)鑑定」(pass)。因此，荷蘭研究人員想出了一個點子，使用促性腺激素釋放拮抗劑(GnRHa)來阻止男性青春期的睪固酮激增，希望能因此在成年時，獲得更女性化的外表。雖然指出早期干預可能會造成風險而非正面結果，但自我認同為女人的成人男性，想獲得美貌外觀優勢，被認為是更加重要的理由。
2014年，德萊馬爾-范德瓦爾(Delemarre-van de Waal)回顧了青春期抑制實驗，指出「對(男跨女)的早期干預，可能造成更可接受的女性最終身高。」高度這個字在論文中被提了至少23次。但僅有一處提及喪失生育能力。有一名研究員後來指出，「性高潮、性慾和性行為這些詞不曾出現」任何一次。
然而，在WPATH檔案中的上述討論指出天生女性經歷青春期抑制後，會導致更差的結果。睪固酮的使用通常會帶來令人信服的結果，自我認同為男性的女性在外表上發生了變化，使得身高成為天生女性(通過男人鑑定)的最大挑戰。由於天生女性佔了兒童性別診所轉介的主要數量，若這些藥物確實會對女性患者的身高有負面影響，這將令人質疑原始假設的使用效果。
更重要的是，專注於表面「通過鑑定」被當成異性，忽略了人類的現實性別。一名變性人即是在公眾場合時可通過鑑定，在尋找親密伴侶時仍會因為性徵改造而遭遇困難。那些對於那些不選擇生殖器手術的人，他們的外觀與生殖器不一致，那些選擇完整手術變性的人，手術能達成的依然有限。在任一情形下。都會嚴重損害形成長期親密關係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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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WPATH真的是一個科學組織，致力於確保其成員能對性別不安的患者提供最好的護理，也包括未成年人和患有嚴重精神疾患共病症(psychiatric comorbidities)的人，那它將資助適當的臨床試驗，來評估它如此大力倡導的治療的安全性、有效性、風險和益處。長期追蹤會是這些臨床試驗的重要部分，用以評估當允許青少年在這麼年輕時就損害了健康、生育能力與性功能，會有什麼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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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PATH 不是醫療組織22
WPATH 捨棄希波克拉底誓言22
2,500多年來，醫生一直遵循希波克拉底誓言：首先，不傷害(first do no harm)。雖然西元前5世紀的希臘原文中沒有這句諺語。這句誓詞是整份誓言的精華。考慮病人的利益並且「遠離任何有害和亂來的事情」。
「首先，不要傷害」這句話或其拉丁語翻譯「Primum non nocere」是至另醫療倫理標準的基礎，且為醫生提供了幾千年來道德倫理的指南針。
幾千年來。 雖然醫學和科技隨著時代進步，與希波克拉底那時相比已經大不相同，誓言的指導原則始終維持不變：醫療的好處永遠都必須大於任何傷害。
古往今來，醫學界人士試圖平衡風險與安全，並且直至今日，這仍然相當具有挑戰性，尤其是在高風險的醫學領域例如癌症治療。實際上，很適合將WPATH的性別肯認跟癌症治療放在一起比較，因為兩者都涉及會對未來的健康與生育能力具有深遠影響的強效藥物，以及在很多情況下，以手術切除身體部位。
但是，儘管大多數人都同意醫生對患有癌症的兒童或年輕人，合理的進行化療等可能會導致不孕、或截肢切除身體部位的治療，以拯救病人的生命。但在道德上，對於患有定義不明確、被稱為性別不安的精神病的年輕人，進行絕育或切除某些健康的身體部分，是否道德被深深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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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顯示錯誤的性別荷爾蒙會造成有害影響22
WPATH 成員堅持這樣的信念：幫助患者克服性別不一致以及與自己的身體和解，相當於矯正療法/迴轉治療(conversion therapy)。因此，在這個領頭的跨性別健康團體內，精神和醫學專業人士，認為肯認治療搭配提倡侵入性和有害的荷爾蒙以及手術介入，是第一優先並且唯一可用來治療患者(包括未成年人和有嚴重精神疾病的成年人)的方式，即便已經知道有害影響。
在WPATH論壇內，有很多關於跨性別荷爾蒙對性功能影響的討論，包括天生女性的性功能，以及經歷青春期(因此可達到性高潮)的天生男性的性功能。
例如，在2022年3月24日的討論串中，一名執業護理師詢問問題，是關於一名使用睾固酮3年之後罹患了骨盆腔炎的「年輕患者」。這名天生女性「是陰道萎縮並且伴隨持續產生的黃色分泌物，這是我們經常看到的結果」。這名護理師寫道。陰道萎縮是指陰道變薄、變乾燥、陰道壁發炎，這通常是因為女性的雌激素減少，常見是出現在停經之後。對許多女性來說，陰道萎縮不僅使性交疼痛，也會導致令人痛苦的泌尿道症狀。
骨盆腔發炎(PID)是一種嚴重的疾病，可能導致嚴重且危及生命的健康問題，包括會將感染傳播到其他身體部位例如卵巢和輸卵管膿瘍。它顯著增加了也會危及生命的子宮外孕風險。同時，PID會對生育能力產生負面影響。拖越久沒有治療PID，越容易導致嚴重的長期健康問題和不孕症，而長期PID感染可能會造成生殖器官的永久疤痕，這情況可能導致必須切除子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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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覆中，一位WPATH成員分享了一個關於年輕的天生女性得到「骨盆底功能障礙，性高潮時會疼痛」的故事。一名自我認同為跨性別的天生女性律師，也是著名的跨性別活動家，分享了個人的故事，使用睪固酮多年後得到「皮膚裂開流血了，而且非常痛」還有另一個天生女性跨性別者描述「進行插入性交後流血」，痛苦的高潮，和萎縮的子宮。
使用雌激素的天生男性也沒有過得比較好。當一位醫生發文詢問「有沒有人可以提供任何見解，解釋一下某些男跨女在經歷荷爾蒙療程後，勃起時為什麼會嚴重疼痛？」那些回覆指出這並不是一個稀有的問題。
一位天生男性的跨性別輔導員證實他在服用雌二醇時曾經歷過勃起疼痛，並且說「試圖避免服用它們，因為這(勃起疼痛)」解釋說，即使勃起的時候不
會痛但「身體感覺不舒服而且不愉快。」一名執業護士說天生男性的患者將勃起描述為「感覺就像碎玻璃」。
這是WPATH贊同可以用在青少年身上的治療方式。這些交流顯示性別肯認
醫療保健提供者們，故意允許年輕患者在不夠成熟度或有經驗，能夠理解這項決定如何損害性功能，影響建立長期關係的能力。這些年輕人被允許犧牲掉性別身份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這是在他們對實際影響有任何了解之前。這種損害將影響他們的成年之後的生活。
論壇上的醫生也發現跨性別荷爾蒙對一些年輕人有嚴重的不利影響。2021年12月，一名醫生描述說一名16歲的青少年患者在接受醋酸炔諾酮(Norethisterone acetate)抑制月經數年、睪固酮使用1年後，出現了巨大的肝臟腫瘤。「病人發現有兩個肝臟腫塊(肝腺瘤)――大小是11x11平方公分和7x7平方公分――腫瘤科醫師和外科醫師都表明(引發腫瘤的)可能刺激物質是那些荷爾蒙」醫生寫道。
另一名醫生用一件軼事回覆，有個女同事在服用了大約8–10年的睪固酮後得了肝癌。「據我所知，這與他的荷爾蒙治療有關」醫生說，但沒有透露更多細節，因為這癌症發展已經相當嚴重，數個月後她的同事就去世了。
使用睪固酮的女性患者睪酮得到肝癌的風險水平之前已經被注意到。在2020年《刺胳針》發表了一名17歲女跨男的案例研究，她有巨大的肝細胞癌(HCC)，這是一種最常見的原發性肝癌類型，通常出現在男性以及有慢性肝病(例如肝炎引起的肝硬化、B型或C型肝炎)的人身上。這位17歲的少女持續使用
睪固酮14個月，但她的團隊建議她停止服用荷爾蒙，因為「(荷爾蒙)可能會對腫瘤產生影響」患者後續如何結果不明，但案例研究得出的結論是「對於青春期前後的跨性別患者，其外源性睪固酮與HCC的發生與進展的關係尚不清楚」。
研究人員還記錄了第2例不尋常的狀況，一名天生女性的跨性別者，被診斷出癌症時年齡是47歲，膽管癌是種罕見癌症，通常只在老年人身上被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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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個案例中相當令人出乎意料的年齡(非常年輕)，不存在危險因子，且已知外源性睪酮和肝臟腫瘤之間存在著關聯，促使對現有的文獻進行調查以了解性別肯認荷爾蒙療法與肝癌之間的關係。然而，系統性審查受限於缺乏可用的證據，並未得出結論。「可用的證據，受限於這些是罕見的腫瘤類型，以及過去並未有許多人使用性別肯認荷爾蒙」。
對服用外源性睪固酮影響天生女性其健康的擔憂，不僅只有肝癌。2022年一份隊列研究(cohort study)顯示使用睪固酮的女性有高比例的子宮頸抹片異常，研究者得出的結論是「睪固酮似乎會引起鱗狀細胞和陰道菌叢的變化」其他研究推測使用睪固酮與心臟病發作的風險增加有關。
鑑於近年來女孩與年輕女性自認為跨性別者，並尋求睪固酮療法的人數顯著增加，再加上WPATH的性別肯認照護模式，刻不容緩需要立即調查任何可能危及生命的潛在連結。此外，WPATH認可的「知情同意護理模式」簡化了取得這強效且可能致命荷爾蒙的流程。在某些州，年僅18歲的女性簽一份知情同意書就可以在美國計劃生育聯盟(Planned Parenthood)拿到藥。
凱薩醫療機構(Kaiser Permanente)於2018年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服用雌激素，(1年時風險就開始增加)平均4年內，天生男性有5.2%的風險會在肺部或腿部出現血栓、心臟病發作或中風。風險與服用雌激素的時間成正比。
性別醫學領域缺乏高品質的研究，在2020年被考科藍實證醫學資料庫(Cochrane Library)曝光。針對天生男性使用跨性別荷爾蒙的科學文獻進行系統性回顧，審查結果顯示，甚至都沒有一項研究，能達到研究品質「極低」的標準。因此，沒有一個研究能滿足審查設定的納入標準。
(譯註：研究品質的標準如下
高：非常有把握觀察值接近實際值。
中：對觀察值有中等把握：觀察值可能接近實際值，但也可能存有顯著差異。
低：對觀察值的把握有限：觀察值可能和實際值顯著不同。
極低：對觀察值沒有把握：觀察值和實際值極有可能顯著不同。)
「儘管四十多年來，不斷努力要提高天生男性在變性過程中的荷爾蒙治療的品質，我們發現目前還沒有隨機對照試驗或適當的隊列研究，可以用來調查荷爾蒙治療的效果與安全性。」研究人員寫道。「證據非常不完整，顯示當前的臨床實踐和臨床研究之間有著差距」。
鑑於缺乏科學文獻表明跨性別荷爾蒙療法安全有效，以及數種已知的負面副作用和可能的嚴重負面結果，WPATH倡導未成年人以及嚴重精神病患者跳過心理治療，立刻取得強力藥物，是不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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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的即興發揮表演與實驗25
如前所述，WPATH提倡對正在經歷與性別相關困擾的未成年人，進行不受監管的實驗。沒有可靠的證據可以支持對自我認同為跨性別的青少年使用青春阻滯劑是安全性又有效的。然而，檔案中還有進一步的證據表明WPATH成員是在從事即興創作和實驗，而不是遵循嚴格的科學。
例如，在有關以下問題的討論串中：由於使用荷爾蒙，男女患者都經歷了令人衰弱的生殖器官疼痛。建議始終純屬建議，只比瞎猜好那麼一點。一個討論串是關於一名使用睾固酮3年的年輕女性，因為骨盆腔炎而被送進急診室。紐約的護理師告訴小組成員，雌激素乳霜「似乎停止發揮作用」，並且患者有持續性的黃色分泌物。「有沒有人知道用雌激素藥片會比乳霜好嗎？」護士問，似乎想以詢問取代查閱科學文獻。
那些答覆包含了模糊的建議例如外用藥膏對某些患者有幫助，還有出生女性的跨性別者講述了對她們有幫助，能緩解某些症狀的補救措施。密西根州有一個家庭醫生在論壇上講述了她如何以抗痙攣藥物(antispasmodic drug)成功治療
兩名天生女性，緩解她們疼痛的高潮，並具體說明該藥物應該在性高潮前30–60 分鐘服用。
然而，軼事並不科學，而且沒有人在論壇上提供實際科學文獻的連結，以提供基於證據的建議，來處理這些痛苦的醫源性症狀。
造成這情形的原因是沒有可靠的科學根據可供諮詢。2021年的相關文獻回顧指出「跨性別醫學領域相對較新，並且人們對睾酮療法的效果知之甚少」。但是確實注意到接受睪固酮治療的女性，常出現類似陰道萎縮，類似於更年期停經的症狀，包括乾燥，刺痛、插入陰道時會流血(在性交或身體檢查時)以及性交困難(期間疼痛)。作者承認這些症狀可能「對生活品質產生重大影響」，並且可能會需要局部的雌激素治療，但是對於天生女性「此種療法的效果並未被記錄在案」。
更糟的是，2023年的一項研究發現，睪固酮的使用會增加天生女性的性慾，同時性交時疼痛加劇，超過60%的參與者回報說有生殖器疼痛，或是性活動時感到不適。研究人員指出，大多數跨性別認同的女性在性活動時經歷了「外陰陰道疼痛」，並得出結論說「由於如此沉重的負擔，迫切需要知道該如何對這一人群採取有效且可接受的干預措施。」
在問題討論串中有個內分泌科醫生詢問，為什麼天生男性的跨性別「在經歷荷爾蒙治療後，勃起時會劇痛」，以及這種疼痛在接受陰道成型術之後，是否可能繼續存在。得到的回答又是模糊且聽說的軼事，WPATH成員推測其不適可能與組織萎縮等因素有關，像是陰莖皮膚變薄，異常的勃起。有些成員甚至承認從未對關心他們的病人有沒有這種問題。一名(男跨女)男性輔導員分享了一段個人經驗的軼事，說他截斷陰莖後此症狀已經解決。
「我的猜測是(這只是猜測，我不是醫學專家)我認為疼痛與陰莖的勃起組織有關，在陰道成型術時只要去除該組織就能解決這個問題」這個輔導員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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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個討論串中，一名執業護士告訴小組，關於一位自認為非二元的女性患者要求「男性化荷爾蒙療法」。這患者詢問服用非那雄胺(Finasteride)一種5α-還原酶抑制劑)用於治療前列腺增生(BPH)和雄性禿，以防止「底部生長」(bottom growth)。
(譯註：關於非那雄胺的藥物作用可參考下列網址https://www.ktgh.com.tw/Medicament_tbDrug_Look.asp?CatID=12&ModuleType=Y&NewsID=135&Ordid=20612
雖然都是中文，但我承認我看不太懂。)
底部生長是一個術語，用於描述由於使用睪固酮導致陰蒂永久性增大。 這可能會導致嚴重的疼痛和敏感。回覆又再一次充滿了猜測大和唱，沒有人提供任何科學文獻來支持是否能為此目的使用該藥物。來自麻薩諸塞一名醫生說她「有興趣聽聽看是否其他人嘗試用它來阻止陰蒂生長」來自曼徹斯特的家庭醫生也有遇過患者要求藥物，卻找不到任何證據支持為此使用藥物。「有人有任何資訊、證據或建議嗎，我們不勝感激。」他總結道。
事實上，SOC8中提到非那雄胺可能可以用來治療服用睪固醇的女性不想要的雄性禿，但作者警告它「可能會損害陰蒂的發育以及臉部和身體的毛髮生長。」
在我們拿到的、洩漏的小組討論內容中有一大堆即興創作的例子。塞西爾•費蘭多博士(Cecile Ferrando)是一名外科醫生，告訴聚集在一起的WPATH 成員，她對天生女性進行「低劑量」睪固酮的實驗。她解釋說這些女性渴望「月經停止」，但不要男性化。費蘭多補充說這些二十多歲的年輕女性「靠近較男性化的一邊，但又不想要完全男性化。」這個性別外科醫生告訴小組，她的實驗性使用附表三管制物質，改善了年輕女性的「存在狀態」和「幸福感」。
(譯註：美國藥物分類：附表三：具有低至中度濫用和/或成癮可能性的藥物，但危險性低於附表一或二。這些藥物可以透過處方獲得，但通常不能在櫃檯購買。)
接受實驗的不僅是成年人。梅西分享了一個年輕人的經歷，困惑的病人接受了同樣困惑的醫療保健提供者的治療。這孩子已服用青春期阻斷劑大約兩年，她的兒科內分泌科醫生想要她再繼續用久一點。「這孩子實在是猶豫不決
不想要有鬍子」但不確定是否想要月經，「並且對於乳房發育或胸部發育會不會造成困擾也不確定，也不確定要使用哪種代名詞，」梅西解釋道。
「那麼，繼續使用青春阻滯劑會有更多好處嗎？或者(停藥)讓孩子回復內源性雌激素？或是要開始服用低劑量睪固酮會更好還是怎樣？你知道的，要在什麼時間點開始？」困惑的治療師問道。
「所以孩子也許不想要鬍子，但並不介意胸部變大，反正他們的計劃是無論如何都會進行切胸手術。所以我們可能會想有創意地幫助人們處理這些複雜情況。」梅西總結道。可以肯定地說，大多數家長在談論對他們的孩子進行改變一生的醫療干預手段時，不會希望充滿困惑的醫生很有「創意」。
梅茲格描述了讓13歲的孩子使用異性荷爾蒙「就像一次旅程」，孩子的醫生「一起去兜風」。他解釋說他讓他的青少年患者決定荷爾蒙劑量，每次他們出現(在門診)時會詢問他們想怎麼做。他指出，「孩子確實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變，特別是非二元性別的孩子」，他們最終往往不想要那麼陽剛。「他們發現有一個擺脫月經或其他什麼的快樂劑量，他們對這個劑量感到滿意」他補充道。 雖然讓一個孩子坐在駕駛座上，決定如何前進，可能看起來很奇怪，但這與WPATH的肯認治療模式完全一致，它致力於幫助患者實現他們獨特且經常變化的「具體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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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儘管有明確的證據表明性別肯認醫療保健提供者，正在對患者進行實驗性的療法，WPATH的官方立場是這些治療是基於證據的。有趣的是，WPATH故意避免在其SOC8中使用「實驗性」一詞，但同時承認缺乏能夠證據來支持其建議。
例如，在青少年章節中，當試圖解答環繞在性別認同周圍的不確定性時，性別認同究竟是從出生起就固定下來，或是後天形成的「發展過程」，作者承認
「未來如果能進行長期且多隊列的追蹤研究，將能更多地揭示性別認同的發展。」換句話說，沒有科學支持性別認同是固定不變的，或者證明了會永久改變年輕人身體的藥物與手術是合理的。因此，整個治療流程是在「做實驗」，除了它甚至沒有達到實驗標準，因為一個真正的實驗包含了對照組和勤奮的追蹤訪問，兩者都不存在於WPATH的性別肯認藥物領域。值得注意的是，每一次歐洲對青少年性特徵改造干預措施的進行系統性審查後，迄今為止的結論是，治療方法是實驗性的。
共重要的是，WPATH知道這個實驗是不僅止於未成年人。在SOC8的成人章節中，作者指出，「本章中的標準自SOC-7以來進行了重大修改，以減少在取得照護前必須(滿足)的必要條件和(跨越)不必要的障礙。希望未來的研究將探討此治療模式的效果。」
前述討論提到使用睪固酮的女性，使用非那雄胺來預防不想要的副作用，作者得出結論：「在跨性別族群中使用5α-還原酶抑制劑，需要進行研究來評估其有效性和安全性。」類似的措辭，與「實驗性」同義，可以在整個SOC8中被看到。
刻意避免使用「實驗性」一詞，是因為實驗性的藥物不在保險承保範圍內，而WPATH的SOC8首要目標之一，就是確保醫療保險(會付錢)。這領頭的跨性別健康組織，優先選擇了醫療保險而非遵守最佳醫療實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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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PATH成員造成了手術傷害27
WPATH 成員也對病人造成手術傷害，包括未成年人和患有嚴重精神疾病的人。在2023年5月的討論中，哥倫比亞外科醫生不確定要怎麼做，當一位14歲的天生男性要求做陰道成形術。
如前所述，陰道成形術是一項大手術，需要切除陰莖並使用陰莖組織來創造假陰道。過程中併發症機率高，恢復時間長，需終生對手術部位進行擴張以防止傷口閉合。
此外，擴張，即物理性插入擴張器以保持(假陰道)腔體的深度，可能會引起不適與疼痛，手術後必須立刻進行，一天3次。每天需要2到2.5小時。隨著患者康復，擴張可逐漸減少，但每週都需要做一次，持續終身。
克里斯汀•麥金博士(Christine McGinn)回覆，建議他「小心行事」，因為許多醫院現在都禁止對未滿18歲的人進行手術。麥金博士報告說17年間對未滿18歲的患者做了約20次陰道成形術，且承認「並非所有(手術)……都有完美的結果」補充說，「據我所知，這些患者中沒有人後悔自己的決定。」(粗體強調了「據我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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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金隨後解釋說，「那些有麻煩的」是無法堅持擴張計劃表的人，因陰道狹窄受苦，並補充說18歲以上的患者也會有同樣的擴張困難。
陰道狹窄(vaginal stricture)或新陰道狹窄(neovaginal stenosis)是一種陰莖倒轉陰道成形術後，常見的併發症。2021年的研究發現，在西奈山醫院(Mountain Sinai Hospital)接受陰道成形術的男性，有近15%由於新生陰道狹窄而需要進行一次或更多次翻修手術，73.5%無法堅持術後擴張的計畫。陰道整形修復手術由於疤痕組織所以更加困難，這也會導致修復之後的擴張更具挑戰性和更痛苦。
新陰道狹窄只是陰道成形術後的眾多併發症之一。2018年關於陰道成形術併發症的數據回顧，提供了一長串所有可能出現的併發症，從輕微、審美上的問題一直到嚴重嚴重併發症例如直腸損傷和嚴重的泌尿功能障礙。
此外，2023年5月，WPATH中的一名婦科醫生在論壇描述了一位患者，在陰莖內翻陰道成形術後，前列腺分泌物漏出尿道，覺得很困擾。回覆告訴婦科醫生說沒有補救措施，但是一名護理學講師，自稱為「有跨性別經歷的女人」建議告訴痛苦的病人「享受這段旅程」補充道，「這是高潮的最終身體型態…有什麼好討厭的呢？」
這些對話交流證明WPATH的外科醫生意識到陰道成形術後的這些不良後果，但仍然不只建議未成年人經歷如此激烈的手術，但沒有後續追蹤監測年輕患者的之後生活的怎麼樣。一個有道德的外科醫生，只會在最高的需求、最嚴格的臨床試驗條件下，才會對未成年人進行任何實驗性質的手術，伴隨認真的追蹤訪問直到其成年，才能評估如此激烈的手術手段的會對他們作為成年人時的生活造成什麼影響。
一位真正致力於提供最高品質醫療照護的外科醫生，在對患者進行生殖器相關的手術後，會關心患者之後建立並維持長期親密關係的能力如何。
生殖器手術後。但會說出「據我所知」這樣的話，表明麥金只是假設年輕患者都恢復良好，但無法真的知道實驗是否獲得了正面的結果。
但，儘管沒有證據顯示天生男性的年輕人在經歷生殖器手術後，生活被改善。麥金仍然認為，年輕人接受這項重大的、改變一生的手術最佳的時間點是「高中最後一年之前的那個夏天」(譯註：17–18歲之前)
WPATH主席鮑爾斯也持同樣看法，他在回覆時表示很不情願對如此年輕的人執行該程序，但同意「在高中結束前做確實有道理，因為他們會是在他們長大的家裡，在父母的照顧下。」
此外，檔案中也有證據表明，成員對嚴重精神病患造成手術傷害。在一個未標明日期的討論串裡，治療師表達了她將「有嚴重精神問題的跨性別客戶」推薦轉診去動手術的擔憂，因為難以預測他們之後的穩定性，「特別是考慮到陰道成形術漫長的手術恢復期以及之後的『產後』護理」。
加州的一位婚姻與家庭治療師回答說，這取決於很多因素，例如那名精神病患者有多少支持，以及他們是否有安全的康復場所，還有他們能否理解諸如「擴張、清洗、監測」等說明。她補充說過去15年裡，她只有1次拒絕寫推薦信，這主要是因為「在評估期間這個人的精神病正在發作並出現幻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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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 — — 沒事 — — 每個人都得到了他們的評估函、保險核准書，而且(大概)從此幸福快樂的生活著」這個將重度憂鬱症、c-PTSD和無家可歸者全都轉診去進行生殖器手術的治療師說。
在這裡，治療師使用了「大概」這個詞，就像前面的外科醫生使用了「據我所知」，顯示並沒有對患者進行系統性的追蹤訪問。這很合理，因為這些外科醫師知道自己在做的是有風險、侵入性和實驗性的東西。沒有後續追蹤，就無法得知嚴重精神病患是否能夠應付每天需要2個小時以上的術後擴張、漫長的恢復期，以及手術對病人的終生影響，關於身體健康和建立親密關係的能力。遵從WPATH的外科醫生似乎對這類患者後來怎麼了一點也不好奇。
治療師考慮了患者在術後能獲得多少支持，但她貢獻的例子表現出性別肯認醫療保健提供者的短視近利。WPATH成員通常只關注(經過這激烈、影響終生的手術後)患者的短期滿意度，而對20、30或40年後患者過上怎樣的人生不太在意。
WPATH成員同樣也願意讓患有嚴重退化性疾病的人接受生殖器改造手術。在檔案中，紐澤西州一名執業護士詢問有關22歲天生男性的醫療建議，他患有貝克型肌肉萎縮症(Becker Muscular Dystrophy)，希望開始服用雌激素，然後進行陰道成形術。雖然護理師沒有發現任何阻礙，(因此)可以進行「性別確認荷爾蒙療法」，但手術的麻醉風險引起擔憂。值得注意的是，沒有任何跡象表明這名護理師對於病患術後整體健康狀況、或者有無能力撐過漫長的術後恢復期，表達任何關心。
論壇內的其他人反對(是否進行)手術受限於身體質量指數(BMI)。肥胖被廣泛認定會增加手術相關風險，導致併發症，增加手術複雜度例如更長的手術時間，手術部位更可能被感染以及各種併發症。因此，外科醫生在非緊急手術時會要求病患的BMI指數，這是標準程序。
然而，在WPATH內部的某些成員，對於肥胖女性患者的雙側乳房切除術被拒絕感到不高興。一名助理研究員認為這種拒絕是「系統性恐肥症」的結果，並挑戰了患者的肥胖會直接導致不良後果的傳統觀念，暗示這是因為「體重偏見」影響了患者的照護和手術方式。在承認「飲食失調盛行於跨性別者」的同時，這位WPATH成員表示很擔心不動手術可能可能會加劇這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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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的一位社工分享了一則軼事，是關於一位「尋求上部手術的客戶」，被告知要減肥。這顯然引發了「飲食失調」。社工正在考慮聯繫莫瑟博士(Mosser)這位舊金山的外科醫生，也是WPATH成員，動手術時不會對BMI設限制。莫瑟博士的網站指出，他對BMI高達65的病患也做了雙側乳房切除術。
(譯註：BMI正常範圍介於18.5–24之間。24以上過重，超過35是過度肥胖。以身高160公分來說，體重90公斤時BMI約是35
以身高160公分來說，體重160公斤時BMI約是63)
2022年，遵從WPATH的西德布·加拉格爾博士(Sidhbh Gallagher)是個因製作古怪TikTok影片而聞名的外科醫生，她向成千上萬的年輕追隨者推廣她的服務，她在提到雙側乳房切除術時稱其為「閹了奶子」(yeet the teets)而受到了強烈批評。幾位肥胖患者自述有嚴重的術後併發症。一位年輕患者訴說手術切口裂開的悲慘故事，後來造成感染差點喪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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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安全護欄30
WPATH規避謹慎做法，厭惡精神病學把關的態度在檔案中顯而易見。在一個未標明日期的討論串上，一位心理治療師對團隊表示，外科醫生要求在切除切除一名17歲女孩健康的乳房前必須提供兩封診斷書，讓她很不滿。對這個心理治療師來說，這似乎是「過度過份的把關」。
這些信件似乎空有形式，只是為了取得保險給付，但在回覆中，治療師推測說可能是保險公司想要證據來證明「客戶的身份」沒有隨著時間推移而改變。
然而其餘的回覆異口同聲認同此要求是不必要的把關，有人甚至建議向當地州監管機構檢舉保險公司，「因其臨床上不完善的保險給付限制條件。」
佛羅里達州的非二元性別輔導員(使用they/them為代名詞)告訴治療師，說她可以提供專門寫診斷書的服務。「如果你想要找個有經驗的提供者來諮詢，我很高興可以繼續聊聊」輔導員說。「我(幫很多人)寫了第二封診斷書，還為未成年人寫過診斷書」她補充道。
在另一個未標示日期的討論串中，一位維吉尼亞州的治療師有「患有嚴重精神疾病的跨性別客戶」，例如「雙極性疾患(bipolar disorder，舊稱為躁鬱症)、自閉症、情感性思絕失調(schizoaffective disorder)」，詢問小組用什麼標準來確定患者已經準備好進行手術。她特別關心有嚴重問題的「客戶」有沒有辦法堅持「術後陰道擴張步驟」。
加州的一位治療師回答：「身為性別肯認實踐者，我們的主要任務總是要考慮減少傷害」，這意味著必須詢問「如果這些患者不做性別肯認，會發生什麼？(性別肯認)是一種必要醫療。」這位治療師說她個人不認同SOC7要求患者的精神疾病必須先得到「良好控制」才能夠同意進行陰道成形術和雙側乳房切除等手術。其實這個想法很符合WPATH的官方立場，因為該組織在SOC8就刪除了這些要求。
一名跨性別認同的天生男性治療師加入討論說，根據WPATH的SOC7，「支持信」主要是為了確立患者的性別不安是持續存在，因此「拒絕必要的手術治療(即使是在嚴重精神疾病患者身上)嚴重侵犯了病人的自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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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精神健康專業人員的參與視為多餘的觀點，是從理查德•格林博士開始的。SOC6是緊隨史蒂•芬萊文的SOC5之後書寫，SOC5要求在開始使用荷爾蒙之前需要2封轉診信。萊文主張應該設置醫學(藥物與手術)變性的門檻以盡量減少遺憾，然而自格林時代以來，WPATH一直致力於拆除這些安全措施。
(譯註：SOC6只需1封轉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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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PATH成員輕視受傷害的脫跨者的故事31
性別肯認的醫療保健提供者始終認為性徵改造干預的後悔率非常低，但這種信念是基於有深刻缺陷的研究。由於草率、不充分的追蹤，真實的脫跨率不明，但最近的研究表明脫跨比例正在上升。幾項小型研究提供了有關脫跨者經驗的寶貴見解。同樣的，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正在談論他們在性別肯認醫療提供者手上所受到的傷害。然而許多WPATH成員在論壇上依然否認這些損害，反駁或者輕視許多年輕人所面臨的終身遺憾。
華盛頓特區心理學家的發文討論一個「心煩意亂、憤怒」的17歲脫跨女孩，她服用睪固酮兩年多，並感覺自己被「洗腦」，回覆中出現了幾位WPATH成員。有些說她的脫跨只不過是這個病患「性別之旅」的其中一步，而未必會造成遺憾。按照這種自我滿足的邏輯，實踐肯認模型的臨床醫師，其診斷或治療決策永遠不可能出錯。
以「性別之旅」的概念描述遺憾和脫跨，被用來保護性別肯認臨床醫師免受批評和問責。在性別肯認護理領域，只要醫療保健提供者將後悔與脫跨階段是也視為「旅程」的一部分，任何可能的錯誤或誤判都是可以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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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WPATH的成員不只一次把責任推給年輕人。其他心理醫生說到一名還在念中學的女性患者決定脫跨，聲稱女孩「承認她自己是擁有選擇權的那個人」。
WPATH的主席鮑爾斯隨後對這個心理學家的意見表示贊同，指稱所有醫學治療的後悔率通常都遠高於變性，「患者必須對醫療決定承擔責任並積極負責，尤其是那些可能造成永久影響的決定。」鮑爾斯補充說「立法機關和媒體(才不會)追著隆乳、輸卵管結紮或臉部拉皮。」在這裡，鮑爾斯無意中承認了性徵改造並非迫切醫療需求，而是整容手術，就如同臉部拉皮和隆乳手術，或是導致終生不孕的輸卵管結紮術。
然而，但未成年人並不具備足夠的認知能力能了解這些「潛在的永久影響」，因此無法給予知情同意。且洩漏的小組討論內容，證明了WPATH成員早已意識到這個事實。在許多情況下，一個患有嚴重精神疾病的人也沒有能力評估使否能同意治療帶來的風險與終身影響。在這種情況下，責任在於醫療專業人員，他們誤診患者並忽視自己取得適當知情同意的責任。在醫學的任何其他領域中，患者從來不會因為被誤診後同意(錯誤的)治療而受到指責。
而且，在美國，醫療專業人員允許健康的青春期女孩同意輸卵管結紮這種事，不太可能會發生。這是因為人們普遍意識到，儘管許多青少年會極力堅持他們不想要小孩，但這種感覺可能會隨時間推移而改變，當年輕人成熟時他們的優先事項發生了變化。梅茨格的「哦，養狗不是你想要的，不是嗎？」證明了他和WPATH小組成員完全理解這一點。
如果接受輸精管結紮和輸卵管結紮的青少年人數激增，或者整形外科醫生向青少年推銷隆乳和臉部拉皮作為心理障礙的治療方式。相信媒體和立法機構都會對這個議題發表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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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懷疑的極低後悔率32
鮑爾斯的評論說「所有醫學治療的後悔率都遠高於變性」應該要讓WPATH成員停下來思考才對。這聲明從表面看來，似乎是真的。最近對「性別肯認」手術後悔率的系統性回顧研究發現，對於接受乳房切除術和/或陰莖成形術的天生女性來說，後悔的比例低於1%。而接受陰道成形術的天生男性後悔率低於2%。然而，撇開這項研究中無法繼續追蹤的比例很高和/或持續追蹤的時間極短這些事實，對遺憾和脫跨的定義異常狹隘，而且對這個以草率行事聞名的研究領域來說，這份審查包含的錯誤數量也太多了。
考慮到嚴重併發症的發生率很高，以及這些手術對一個人建立親密關係的能力產生的巨大影響，這些數字低得令人懷疑。
荷蘭青春期抑制實驗最早的參與者之一的案例研究，揭示了其中的原因。 該研究描述了天生女性在35歲時的滿意度和心理功能。患者並不後悔接受荷爾蒙和性徵改造手術，但回報說她正在處理與生殖器外觀有關的嚴重羞恥感，她經歷憂鬱發作，難以維持長期關係。在先前的追蹤研究中，手術後兩年，患者20歲時記錄上是很高的滿意度，並且女性患者對陰莖成形術(metoidioplasty)的結果感到滿意。陰莖成形術是一種外科手術，涉及將一個增大的陰蒂造成一個小的假陰莖。當天生女性服用睪固酮時，陰蒂就會永久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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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案例研究突顯了性別醫學領域的後悔率的自我報告問題。對性徵進行改造的人往往會犧牲自己的健康、生育能力、性功能和健康的身體部位，以尋求平靜。儘管經歷了不良結果、嚴重併發症以及對其建立親密關係的能力造成明顯的負面影響，但許多人很可能持續堅持，試圖讓自己和他人相信這決定不是個錯誤。這種不願承認後悔了的態度可能來自於不想面對選擇的結果。
事實上，早期的荷蘭臨床醫生很清楚這種可能性。在荷蘭開始提供性徵改造的干預措施大約15年後，對當時被稱為變性人的患者進行了第一項追蹤研究，大多數參與者表示很快樂並且不感到後悔，儘管研究人員指出「實際上並不總能觀察到生活狀況的改善。」在1988年的論文中，研究人員考慮了一種可能性，即為了減少認知失調，接受了荷爾蒙和手術干預的參與者「根本無法接受這樣的念頭：一切都是徒勞。自我報告的幸福感可能只是扭曲的一廂情願。」
正如已經表明的那樣，沒有完全倚賴自我報告，而是衡量社會功能和心理健康狀況等因素的研究表明，結果遠沒有那麼正面。
後悔膝關節置換手術的人數比後悔陰莖截斷的人數更多，後悔為了降低乳癌風險而預防性切除乳房的女性人數比為了性別肯認而切除健康乳房的女性人數更多。當這些令人驚訝的結果出現時，應該要在致力於科學真理的醫療組織中引起警惕(揚起紅旗)。低後悔率並不能證明性特徵改造手術可以治癒性別困擾，反而應該成為被調查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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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永久的醫療」換取「暫時的身份認同」33
將責任歸咎於未成年人並不是WPATH成員對脫跨者所受傷害輕描淡寫的唯一辦法。2021年11月6日，一名醫科學生回覆了一位在論壇上分享2021年脫跨者研究的成員，他認為強調「每個人的性別和對醫療選擇的興趣可以隨著時間推移而改變」，將不可逆轉的變性干預措施比喻為紋身或小型整形手術。該學生接著建議了「從醫療照護中學到關於你性別的新知識，是值得慶祝的事情，我們不必將其視為犯下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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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許多患者接受的手術遠比紋身或鼻子整形要極端得多。在對這位心煩意亂、憤怒的17歲脫跨者討論串的回覆中，一位來自巴塞隆納的婦科醫生解釋說，她還有一位希望脫跨的患者，正在尋求陰道成形術的逆轉手術。該手術包含透過手術切除假陰道並進行陰莖成形術，也就是使用從患者前臂或大腿上剝離的皮膚創造出一個無功能的假陰莖。我懷疑有人會覺得這是件值得慶祝的事。
許多脫跨者對性別肯認護理所帶來的不可逆轉變化感到強烈憤怒和悲傷。 他們哀悼自己失去的身體部位和經歷(的機會)，例如生育或哺乳，那被他們身上奪走了。
安大略省的一名家庭醫生是檔案中唯一一位尊重脫跨者經歷，並膽敢挑戰鮑爾斯與其同事對脫跨者的不尊重的WPATH成員。她告訴小組，她的脫跨患者都是年輕女性，她們在生命中「身體和性別認同處於發展變化」的時期，被允許可以永久改變自己的身體。大多數都有未被徹底了解的共病症，就被匆促推向不可逆轉的醫療干預。醫生將這群患者描述為「浸溺於自己的痛苦、失落與悲傷中」。
事實是，數量驚人的WPATH成員淡化了這令人痛苦的磨難，暗示醫療專業人員們不認為自己犯了錯，誤診這些年輕人並讓他們接受不必要、侵入性的醫療，這一事實證明WPATH缺乏道德操守。
事實上，WPATH 內部的一些成員承認，有些青少年將他們新出現的同性戀傾向誤認為性別認同問題。在小組討論中，梅西描述了年輕的患者，在探索自己的性取向後「澄清了一些性別認同的問題。」
這是遵循WPATH性別醫學方法的眾多風險之一。跳過探索性心理治療，或實際上根本不允許兒童生長和成熟，而是立刻將青少年放上醫療輸送帶，遵循WPATH的醫療保健提供者，無意中提供了一種新型態轉化療法，在同性戀青少年能夠理解並接受自己的性傾向前將他們絕育。來自性別診所和大量研究的數據表明，患有性別不安的兒童和青少年，長大後成為同性戀的數量不成比例(的偏高)，最近對脫跨者的研究同樣表明，很大一部分人也是同性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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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PATH不道德和不科學的傾向，可以從論壇中某些人對脫跨者的描述明顯看出。2021年11月10日，論壇上的一位研究協調員表示，脫跨的想法本身就「有問題」，因為它「將順性別視為預設選項，強化了跨性別是一種病態」這名年輕成員認為，「更有道理的是將性別視為可以隨著時間而改變的事物，找出方法來支持人們做出他們當下想做的選擇，並理解圍繞決策的感受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變。」
然而，當手術目的是為了讓年輕人的身體型態與被認為既不穩定又尚未確定的身份一致，而外科醫生要負責切除健康的身體部位，這就會引發嚴重的道德問題。
更令人擔憂的是，一些年輕人可能會把跨性別身份當成對創傷的反應，而 遵循WPATH的專業人士正在對這些受苦的人進行永久的醫源性治療(傷害)。在普里莎•莫斯利(Prisha Mosley)和伊莎貝爾•阿亞拉(Isabelle Ayala)提起的醫療事故訴訟中，年輕時遭受性侵成為受害者的創傷，被描述為採用跨性別身份的一個因素。WPATH內部的成員們知道這種可能性，但該組織的官方立場仍然是立即肯認並提供藥物和手術(如果患者想要的話)。這種方法也有機會成本(犧牲掉另外的選項)，對性別認同和醫療干預的關注，可能會將注意力移走，而未能提供基本治療來解決和處理這些年輕人的潛在創傷。
在論壇2021年9月的一條貼文中，一位顧問指出「創傷在跨性別客戶中很常見」，一些回應表明其他人也觀察到了這一趨勢。小組討論中，梅茲格和他的同事討論了一個年輕人，他像莫斯利和阿亞拉一樣，在「一次不幸的、造成創傷的性事件」後開始認定自己是跨性別者。梅西談到希望參與其中的治療師能夠「幫助年輕人將被攻擊(的事件)和他們的性別認同區分開來」，但指出這項任務的難度，因為「和年輕人一起合作(諮商的時候)，他們甚至都不會透露曾遭受攻擊、或有某種類型的性脅迫，或是不愉快的經驗。」
梅西指出「就算是很好的治療師」有時也會受限無法了解孩子身上所發生的一切。「有時即使是成年人也不會說出這些事，所以有時要跨越一個很高的門檻，試圖抓住(某個原因)可能影響某人對自己的看法、以及影響他們各個層面的生活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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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PATH 打破了醫學信任鏈35
在醫學上，有一個稱為「信任鏈」的概念。醫生必須能夠相信他們的專業培訓是以可靠的科學證據為基礎，鑑於醫療專業人員的時間有限，他們不可能徹底研究每種疾病的每個面向(診斷、預後和治療)。為了使醫學有效發揮作用，醫生必須相信，那些發布實踐指南的人已經勤奮且嚴格地評估了關於治療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所有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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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PATH打破了性別醫學的信任鏈。WPATH自稱科學，但實際上是一個宣傳團體，提倡高風險、實驗性的整形手術，偽裝成經過充分研究而且是「必要醫療」的護理。WPATH被認為是性別肯認護理的所有知識的來源，但其建議的科學基礎卻異常薄弱。該組織的存在僅僅是為了保護醫生免於擔負法律責任，透過制定指南，便宜行事的將其稱為「護理標準」，確保了保險給付範圍會包括性徵改造手術。
由於其專業醫療協會的外貌，由同儕審查的期刊和科學文獻參考書目(使其形象完善)，廣泛醫學界信任了WPATH的「護理標準」。WPATH及其成員也影響了美國兒科學會(AAP)、美國心理學會(APA) 和內分泌學會的立場聲明和實踐指南。
再往下看，父母和弱勢患者相信他們的兒科醫生、內分泌學家和心理健康專業人士的建議 — — 這些臨床醫生不是本身就遵循WPATH，不然就是向受到WPATH影響的專業協會尋求指導，以理解如何處理對自己身體感到苦惱的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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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PATH不尊重醫療倫理37
傳統醫療倫理不僅只是「首先，不傷害」。希波克拉底醫學的指導原則是，疾病造成了患者不想要、不喜歡的受損狀態。正是在這種受損狀態下，人進入了醫病關係。因此，患者必須能夠相信他們的醫生只會他們的知識和專業來治癒或改善症狀、減輕痛苦，並始終優先考慮盡量減少傷害。
縱觀大部分醫學史，醫學並不涉及故意破壞健康、功能正常的身體系統。 直到20世紀，一種新的偽醫療方法才出現，這種方法更常將患者視為消費者，將醫生視為藥物和外科干預措施的提供者，其任務是滿足患者的願望，這些願望很快就被定義為需求。過去，醫學倫理中強調自主權的目的是充當盾牌：未經你的同意，醫生不能對你做某些事情。如今，特別是在性別醫學領域，自主權就像一把劍：以它為名，醫生不得拒絕你要求的一切。
消費者驅動的自主模式，涉及為患者提供他們想要的任何東西，只須滿足某些標準：臨床醫生在技術上有能力做到這一點；患者出於某種原因想要；這是合法的，患者會付錢。
WPATH採用的模式就是這種消費者驅動的醫療保健方法。引領世界的跨性別健康組織宣傳著「說跨就跨」的照護方式，重視病人(說要就給)的自主權而不是避免造成傷害。WPATH的SOC8更像一份高風險的侵入性整形手術購物清單，每一章都得出結論，如果患者想要，這些手術在醫學上就是必要的。
此類建議延伸至非二元的「去性化/消廢」(nullification)手術，用來創造光滑、無性的外觀，或涉及製造第二套生殖器的「雙生殖器」手術。還有一章講述那些自我認同為太監/閹人，並尋求化學或手術閹割以確認其「太監/閹人身分認同」。在WPATH檔案中，討論了這些「非標準」流程以及如何管理它們。然而，這些討論中值得注意的是，從沒有考慮到手術的倫理問題：這些手術是為了創造自然界中不存在的客製化人體解剖特徵，而破壞健康的生殖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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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同意的倫理37
醫學中的知情同意，是醫療保健提供者教育患者，有關於特定程序或干預措施的風險、益處和替代方案的過程。患者必須有能力自願決定是否接受手術或干預措施。
獲得醫學知情同意的過程應包括三個主要組成部分：首先，提供準確、最新的資訊，關於病情、建議治療方法和所有可用的替代方案；其次，評估患者的理解程度，可以的話也要評估護理人員對所提供資訊的理解程度、做出明智醫療決策的能力；第三，取得簽名以確認獲得了知情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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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關於治療的所有潛在風險，以及與益處相關的所有不確定性，是知情同意的一個組成部分。這涉及解決一般風險、特定手術的風險、不接受治療可能產生的後果，以及探索替代治療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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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無法對性徵改造手術給予知情同意38
WPATH成員認為，未成年人可以理解性徵改造干預措施，並給予知情同意，這干預可能對其健康、生育能力和未來性功能產生終生影響。在檔案中，來自德州的首席醫療人員，建議憂慮的治療師允許一名煩惱的13歲女孩開始睾固酮治療；一位治療師討論了讓一名10歲女孩開始服用青春期阻滯劑； WPATH主席鮑爾斯公開承認，天生男性的孩子將終生不會有性高潮。一名外科醫生報告說對未成年人進行了20例陰道成形術。
未成年還不成熟，缺乏認知能力，無法理解此類干預措施的相關風險以及對其福祉的長期影響。此外，他們有限、或根本不存在的性經驗，使他們無法理解自己失去了什麼的嚴重程度。洩漏的小組討論證明WPATH成員知道這一點。然而，WPATH繼續主張讓未成年人(其中一些年僅9歲)走上這條不可逆轉的醫療道路。
為了合理化允許未成年人同意接受性徵改造的方法(他們不可能理解其全部影響)，身份認同演化工作坊的一些小組成員將其與治療兒童期發病的糖尿病進行比較。
「藥物治療時，他們是否必須了解有關胰臟的全部以及正在發生的一切？」伯格反問。然後，格林說「如果你患有已知的疾病，比如糖尿病，你不必了解胰島素對你會發揮什麼作用的所有細微差別，就能給予知情同意。」
然而，由於許多原因，這個比較是有缺陷的。為了獲得糖尿病診斷，需要進行生物學測試來確認疾病存在。疾病的原因是已知的；治療的方案經過充分研究；使用胰島素治療的結果是已知的，不治療的風險也很明確。事實上，如果不及時治療，這種疾病會致命。同時，胰島素治療不會導致終身不育，也不會影響年輕人未來的性功能。這是一種具有堅實科學證據的治療方法，其益處遠大於風險，使知情同意過程變得簡單。
但情況並不相同，在使用青春期阻滯劑和跨性別荷爾蒙來幫助青少年處理對性別的不安時。(首先，)沒有診斷方法可以確認性別不安的診斷；相反的，它是基於年輕人不斷變化和發展的主觀自我意識。同樣，也無法預測哪些兒童和青少年成年後會堅持其跨性別認同。也沒有高品質的科學證據支持使用青春阻滯劑作為這種定義不明的疾病的治療方法，也沒有長期研究表明其益處大於風險；事實上，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事實並非利大於弊。
青春期阻斷劑和跨性別荷爾蒙的組合可能會讓年輕患者終生不孕，這些藥物會帶來許多已知和可被預期的副作用，包括骨質疏鬆、認知障礙以及罹患癌症和心血管疾病的風險增加，而且也不確定是否能解決性別焦慮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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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在青春期抑制實驗之前的性別醫學時代的所有研究都表明，大多數兒童，如果沒有得到肯認並且在社會和醫學上變性，會在青春期期間或之後停止不安並與他們的出生性別和解。目前還沒有關於最近出現的青少年發病隊列(目前轉診到兒科性別診所的大多數人)的(身分認同)持續比例的科學文獻，但有關青少年發展理論的現有知識表明，該群體的跨性別身份認同是否在成年後仍然穩定存在，有著很大的不確定性。
WPATH內的專家無法看出(兒童糖尿病與兒童性別肯認)兩種治療方案之間的差異，進一步證明了該組織的成員對科學缺乏紮實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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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誤導的父母無法給予知情同意39
出於法律上的原因，孩子改變性徵的荷爾蒙和手術干預同意書是由家長簽名負責，但WPATH的公開和私下的對話內容表明，成員們給了家長關於實驗性治療方案的錯誤資訊。
只有當家長被告知「變性過程」的所有真相時，他們才能給予知情同意。讓我們從社會轉型開始談。
(社會轉型)改變名字和代名詞，通常被描述為減輕孩子痛苦的無害、非醫療的步驟。它被銷售給家長，說隨時隨地完全可逆，但所有現存的證據表明事實恰恰相反。
社會轉型具有強大的醫源效應，這意味著肯認孩子的跨性別身分並允許更改姓名和代名詞，有助於使年輕人的身分認同具體化，從而大大降低其放棄的可能性。從歷史上看，在沒有社會轉型的情況下，大多數性別不安的兒童會在青春期或青春期後自然地停止並與自己的出生性別和解。大多數人會發現自己是同性戀。
希拉里•卡斯博士在對英格蘭青年性別服務進行獨立審查的中期報告中，指出了這種醫源性影響，並指出社會轉型不是一種「中立行為」，而是「非常重要的是要將其視為一種積極主動的干預措施，因為它可能會對兒童或青少年的心理功能產生重大影響。」
然而，2023年3月，WPATH發表公開聲明，回應密蘇里州總檢察長安德魯•貝利(Andrew Bailey)禁止對未成年人進行性徵改造的緊急規定，並引用了2022年7月美國兒科學會發表的一篇文章。克里斯蒂娜•奧爾森博士等人(Kristina R. Olson et al.)的論文。研究表明，在他們開始社會轉型5年後，97.5% 的自認為跨性別的年輕人繼續保持(跨性別認同)。WPATH似乎認為這篇文章證明這些年輕人是真正的跨性別者，因此值得接受治療。事實上，它表明了社會轉型有助於鎖定跨性別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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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在輕微的社會轉型前沒必要簽署同意書，但如果WPATH成員未能警告父母社會轉型的醫源性影響，那麼父母的決定就不是明智的決定。
未成年變性的下一步是青春期阻滯劑，再一次，有證據表明WPATH成員未能向父母提供有關此干預措施的最新資訊。2022年1月，鮑爾斯將青春期阻滯劑描述為「完全可逆的」，儘管事實上，此時已有大量相反的證據。
事實上，當歷史數據顯示大多數兒童在經歷青春期後就不再自我認同為異性，但在青春期抑制實驗早期，人們注意到，幾乎每個使用了青春阻滯劑的青少年，都會接著使用跨性別激素。這意味著抑制青春期幾乎可被認定為進入長期治療方案的第一步，而不僅僅是讓青少年思考自己身分的「暫停時間」。因此，它不能被稱為「完全可逆」。
在2022年5月的小組討論中，梅西的評論證明WPATH內部的人很清楚這一點。WPATH治療師強調了與正在服用青春阻滯劑的青少年討論「保存生育力」的重要性，因為許多青少年會直接接受荷爾蒙療法，這種療法將消除(產生精子或卵子的)性腺發育。
臨床醫生和研究人員早就意識到，在內源性青春期時的認知發展，是治療兒童性別不安的良藥。開創性青春期抑制實驗的荷蘭臨床醫生指出了這一點，他們也恰好是WPATH的成員。因此，阻礙青春期意味著阻礙性別不安的天然治療。
梅茨格在小組討論中的評論表明，私底下WPATH成員理解將青少年凍結在兒童狀態的負面影響。當梅茲格談到「在某種程度上剝奪了這些孩子的青春期，那是他們同年齡順性別孩子會經歷的早期-中期的性別相關事物。」他指的是剝奪孩子們同樣的發育過程，而這些發育過程幾乎肯定會讓他們自然地克服煩躁不安。
因此，任何遵循WPATH的醫療保健專業人員，如果告訴父母青春期阻滯劑是「完全可逆的」，那麼他們就提供了不準確的信息，因此無法獲得適當的知情同意。
此外，只有當醫療保健提供者告知家長，關於青春期抑制、跨性別激素和手術等改變生活的干預措施，在迄今為止的每項系統性審查(文獻回顧)後，發現其證據基礎品質低落，而其他曾經提供性別肯認護理的國家，由於擔心醫源性傷害，此後已大幅縮減這種做法，(他們)才能(從家長那裡)獲得真正的知情同意。在簽署同意書之前，家長還必須了解跨性別荷爾蒙經常造成的，令人衰弱的副作用和其長期嚴重的健康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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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許多家長獲得了不準確的自殺統計數據。他們被告知，如果他們不同意自己的孩子接受實驗性的性徵改造，自殺的風險會很大。「你想要一個活著的兒子，還是一個死掉的女兒？」這個最後通牒被塞給北美各地性別診所的家長。這是種脅迫、情緒勒索和醫療瀆職。它不是適當的知情同意，而是在脅迫下取得的受誤導的知情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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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性」或「自殺」的迷思41
WPATH成員和性別肯認臨床醫生，經常將性徵改造視為「拯救生命」的護理，並斷言，如果沒有它，跨性別的青少年和成年人將面臨很高的自殺風險。
許多跨性別倡議人士延續了這種「變性或自殺」的說故事方式。「性別肯認護理就是醫療照護。它是心理健康照護。它是預防自殺的照護。它提高了生活品質，並拯救生命。」海軍上將瑞秋•萊文2022年在德州的一次演講中說道。「50%的跨性別青年在21歲之前試圖自殺」跨性別真人秀明星潔絲的母親珍妮特•詹寧斯(Jeannette Jennings)在一篇採訪中聲稱，這被發表在2016年的美國兒科學會(AAP)雜誌中。
但是，性別肯認照護是「自殺防治照護」的說法有多少真實性呢？答案是很少。區分自殺意念(或想法)、自殺企圖和完成自殺的差異很重要。「自殺」(suicidality)一詞經常用來指這三種現象，儘管它們之間存在著重要差異。例如，與青少年男女相比，中年男性自殺死亡的風險更高，但少女和年輕女性的非致命性自殺企圖的比例最高，這能被解釋為一種求救方式。
調查顯示，跨性別青少年的自殺傾向和自殺風險較高。然而，至關重要的是，這群人實際完成自殺的情況極為罕見，而高自殺率很可能因為精神疾病的共病症，精神疾病共病症在跨性別族群極為常見，且其本身就與自殺意念和自殺行為有關。簡而言之，跨性別青年中並不存在自殺流行病，而所謂「性別(gender)」是該群體自殺傾向的原因和解決方案的說法，是(混淆了)相關性與因果性的經典錯誤。
表明跨性別青年的自殺率較高的研究中，通常將跨性別青少年與沒有心理健康問題的一般青少年群體進行比較。但將跨性別青少年與具有類似心理健康問題的青少年進行比較時，自殺率幾乎沒有差異。
此外，自殺風險存在於變性過程的每個階段。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資助了一項為期兩年的研究，對315名接受「性別肯認荷爾蒙療法」的美國青少年進行了研究，其中兩人自殺身亡，還有11名青少年回覆說考慮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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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到研究人員先對參與者進行了自殺篩檢(以排除有自殺傾向的參與者)，這些死亡事件更加引人注目。儘管有這些悲慘的結果，這些作者(其中有許多人是知名的WPATH成員)得出的結論是，性別肯認荷爾蒙「改善了外表一致性和心理社會功能」。在英國，一項研究顯示2010年至2020年間被轉介至性別認同發展診所(GIDS)的青少年，有4個自殺死亡案例，佔0.03%轉介的青少年人口。4人中有2人已在該機構接受照護，另外2人在治療等候名單上。
此外，我們知道自閉症、飲食失調和其他心理健康問題會導致年輕人的自殺風險增加。我們也知道，很多自我認同為跨性別的青少年不成比例(極高)患有這些完全相同的精神共病，並且在許多情況下，其他心理健康問題遠早於青少年宣稱其跨性別身份。因此，從理論上來說，有自殺風險與自殺傾向的青少年之所有自我認同為跨性別者，可能是因為他們把醫療變性當成精神困擾的解決方案，正如一些脫跨者指出的那樣。在這種情況下，性徵改造介入措施將無助於減少或消除自殺風險，而且從長遠來看可能會增加自殺風險，若是年輕、精神不健康的人對接受了荷爾蒙和外科手術感到後悔。
一些專家也擔心，許多青少年發病的性別不安病例實際上是邊緣性人格障礙的病例(BPD)。 BPD的症狀包括「身份障礙」和「反覆出現的自殺行為、手法、威脅或自殘行為」根據加拿大性學家詹姆斯•坎特(James Cantor)的說法，「BPD在青春期開始顯現，女性更常見，是男性的3倍，佔總人口2–3%」。因此，坎特認為「即使只有部分BPD患者(經歷了專注於性別認同的身份障礙)被誤認為跨性別者，他們也很容易(壓倒性的)影響真實的性別不安病例數量。」
在這種情況下，將BPD誤診為青少年性別焦慮症，讓這些年輕人接受荷爾蒙和手術干預對於減少自殺行為無濟於事，事實上還可能導致這種自殺行為惡化。事實上，有一位名叫普里莎•莫斯利(Prisha Mosley)的年輕脫跨女性提起了醫療事故訴訟，聲稱她的BPD被忽視了。相反的，她的醫療團隊讓她相信，性徵改造干預措施可以解決她嚴重的精神困擾。她的律師說，這「嚴重且永久地加劇了普里莎的身體痛苦和精神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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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針對28名加拿大脫跨者的小型研究中，兩名參與者也被診斷出BPD，其中一名年輕女性表示沮喪，因為她的BPD是在她接受雙側乳房切除術且心理健康狀況惡化之後才被診斷出來的。另一位來自加拿大的脫跨女性則對她的醫療團隊提起醫療事故訴訟，她是在被誤診為跨性別者，並接受荷爾蒙和性徵改造手術多年之後，才被診斷出BPD。
因此，正如芬蘭兒科性別醫學領域的頂尖專家所言，「變性或自殺」的說法是「故意的虛假資訊」，傳播這種假資訊是不負責任的。「利用自殺威脅來影響父母如何決定兒童的醫療照護，這行為違反了醫療倫理，造成醫療弊病。它也做出了錯誤的承諾，即這些實驗性的干預措施會消除年輕人的自殺風險，但沒有證據能支持這種說法。」
如前所述，少數幾個對成年變性族群的長期追蹤研究，也沒有顯示性徵改造可以消除或大幅度降低自殺風險。瑞典的一項研究，對自1973年至2003年間接受過生殖器手術的324名個體進行了研究，結果顯示，動過變性手術的跨性別群體，其自殺死亡率比普通人群體高得多，女性死於自殺的可能性(相較於一般人)是40倍，男性(相較一般人)是19倍。
迄今為止最大規模的研究是對1972年至2017年間，在阿姆斯特丹性別診所就診的8,263名患者進行了研究，結果發現，男性和女性跨性別者的自殺率都是一般人的4倍，並得出結論：「跨性別者的自殺風險高於一般人，並且在變性的每個階段都很高。」
丹麥最近的一項長期研究得出結論，接受了性徵改造的人，與普通人群相比，「變性」後自殺死亡率增加3.5倍，自殺未遂率增加了7.7倍。另一項荷蘭長期研究發現，男跨女的變性人在接受性徵改造手術後，自殺風險增加6倍。
因此，WPATH宣傳的性徵改造實驗不能被視為「減少傷害」或「挽救生命」。任何醫療或心理健康專業人士(對上述句子)提出相反主張都是不道德的。在沒有先嘗試以侵入性較小的方式來解決精神問題前，就向未成年人和患有嚴重精神疾病的成年人提供有害、不可逆轉的醫療干預措施也是不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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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許嚴重精神疾患病患者，對改變終身的醫療干預給予知情同意44
檔案中受到討論的一些患者在決定接受性徵改造手術時，似乎並未處於神智清楚的狀態，這意味著他們是否能夠權衡手術對其未來健康與性功能的長期影響。
多條訊息討論串表明WPATH成員讓精神不穩定的人接受荷爾蒙和手術。 在一篇未註明日期的貼文中，來自(加拿大)哈利法克斯的一名執業護理師描述了一名患有非常複雜的心理健康問題的患者，包括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重度憂鬱症(MDD)、也被觀察到的解離和精神分裂典型特徵。護理師告訴小組成員，患者渴望開始使用荷爾蒙，但精神病學(醫師)建議推遲。
「我的醫療實踐完全基於知情同意模式，但這個案例讓我感到迷惘，我內心掙扎，不知道該怎麼做才是正確的。」
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UCSF)的丹•卡拉西博士(Dan Karasic)博士是WPATH SOC8心理健康章節的主要作者，他對護理師的迷惘感到困惑。「我不明白你為什麼感到迷惘」卡拉西說。「如果一個人有持續的性別不安、知情同意的能力以及開始使用荷爾蒙的好處大於風險，那麼不能只因為有精神疾病就阻止這人使用荷爾蒙。」
雖然卡拉西的觀點是對的：僅只因為存在精神疾病並不自動意味著患者無法同意醫療程序，但處於這種狀態的患者是否能夠理性權衡不可逆的跨性別荷爾蒙的長期影響實在值得懷疑。此外，考慮到上述這些荷爾蒙對患者性功能的負面影響，即使是對健康的人來說，其益處是否大於風險也值得懷疑。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往往很難建立長期的戀愛關係。荷爾蒙療法會給身體帶來巨大的醫療負擔，並損害性功能，使得已經苦苦掙扎的精神病患者的生活變得更加困難。
然而，在檔案中，卡拉西的觀點得到了其他成員的支持，前述的加州治療師報告說，他的患者們有解離性身分疾患(DID)、重度憂鬱症(MDD)、躁鬱症和精神分裂症「荷爾蒙補充療法的效果很好」，而且睪丸切除術(orchiectomy)對無家可歸者的生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同樣，如果沒有長期追蹤隨訪，就不可能知道這些正面成功的說法是否真實。
WPATH檔案中還有其他治療師討論患有解離性身分疾患(DID)的患者，這以前被稱為多重人格障礙(MPD)，患者被允許同意性徵改造。1980年代和1990 年代的MPD流行本質上是醫源性的，這意味著它是由被誤導的治療師製造和傳播的。當醜聞在法律訴訟的重壓下崩潰後，MPD被更名為DID，而這種診斷的發生率大幅下降。然而，最近又死灰復燃，TikTok為傳染提供了重要途徑，並有某些WPATH成員承認「變換」身份與跨性別身份一樣值得被肯認。
2017年，卡拉西在WPATH的美國分支USPATH發表了演講。是關於確認「多重」身份認同的重要性。在演講中，著名的WPATH精神科醫師詳細介紹了接受荷爾蒙和/或手術性徵改造的DID患者的案例研究。
一名患者是自認為「性別酷兒」(genderqueer)的男性，並接受了「消廢」手術，即切除生殖器以創造光滑、無性別的外觀。這名男性患有雙相情感障礙和「酒精使用障礙」，並接受螺內酯(spironolactone，一種抗雄性素受體阻斷劑)治療，然後接受雌二醇或合成雌激素治療。卡拉西奇報告說，該患者有7個人格分身，其中兩名是「無性別」(agenda)，一名是女性。「這些人格都同意進行手術」卡拉西向觀眾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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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DID患者是一名27歲男性，自我認同為「性別酷兒系統」(genderqueer system)。一個系統是共享同個身體多個不同獨特人格。這位在童年時被診斷出有自閉症的特殊患者有85位「腦內同伴」，其中主要的「前線」成員是女性。該患者服用雌二醇和預防乳房生長的藥物，並在25歲時接受了睪丸切除術。
卡拉西告訴觀眾，他有好幾位被自我認同為跨性別和多重身分(plural)的患者，他將此歸因於他的聲譽「不恐多重人格(plural phobic)的精神科醫生」。 這種水準的專家，WPATH認為很適合將其任命為SOC8心理健康章節的主要作者。
2022年在蒙特婁的WPATH國際研討會上，一組研究人員介紹了他們對跨性別和「多重」身份融合的研究的初步結果。該團隊努力想解決獲得性徵改造荷爾蒙和手術知情同意的複雜性。患者有數百個人格，其中許多有不同的性別認同。他們的研究引用了一位名叫紅杉林(The Redwoods)的人的說法，他自我認同為9人共享1「跨身體」(trans body)，解釋了患者被迫在性別不安診斷和DID 診斷之間做出選擇所面臨的困難，「因為提供者錯誤地認為你不能兩者兼而有之。」
研究小組沒有得出什麼可靠的結論，但建議肯認跨性別者和多重身份，這可能會導致「性別和多重的欣快感」，並建議擁有不同個性的多重人，使用APP交談，以達成決議，是否使用荷爾蒙和性徵改造手術。這個首席研究員出現在 WPATH檔案，日期為2021年9月的討論串，討論了「多重群體的穩健社區發展」以及「多重積極性」會議。他表示「人們普遍認為，心理健康和醫療服務提供者需要更多關於這一主題的培訓，好讓他們能夠提供肯認護理。」
在WPATH論壇內，成員們正努力解決如何幫助有DID的「跨性別客戶」，「並非所有的人格都有相同的性別認同」的情況，北卡羅萊納州的一位心理學家強調，「至關重要的是必須讓所有可能受到HRT影響的人格都了解並同意這些變化。」
「從道德上講，如果你沒有得到所有人格的同意，你就沒有真正獲得知情同意，如果他們認為荷爾蒙替代療法或手術不符合他們的最佳利益，你之後可能之後會被告」心理學家說。這條回覆是整個WPATH檔案中僅有的2次提及道德規範的回覆之一。另一位治療師承認在轉介信中對她患者的DID診斷撒謊，並稱其為「複雜的PTSD」，因為她認為「(比起DID)外科醫生不會對PTSD有太多意見」。但她也承認，她轉診的兩名DID患者現在都感到後悔，並覺得「他們開始使用荷爾蒙的決定受到了創傷和DID的影響，而現在，經過更多的治療和理解之後，他們希望自己在開始使用荷爾蒙之前有更深入的考慮。」
這兩個後悔案例表明，WPATH的方法是如何優先考慮「性別(gender)」，並跳過了尋找痛苦風險根源的探索性心理治療，進而使患者遭受醫源性傷害並隨之後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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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的、對未成年人進行了20例陰道成形術的外科醫生麥金，參與了討論，說對患有DID的患者進行了2次「外陰陰道成形術」手術和一次雙側乳房切除術，並高興地表示這3人「在6個月內都進展順利」。
然而，6個月的追蹤時間並不足以宣布手術成功。短期內可能會出現誤導性跡象，讓人以為精神健康改善了，但在嚴重精神不穩定狀態下同意手術的患者，在10、20或30年後對生殖器手術或雙側乳房切除術會有何感受？性別肯認的醫療保健提供者似乎從未詢問這個重要問題，但卻聲稱提供了符合醫療倫理的服務。
論壇上，一位維吉尼亞州的醫生認為，只要有持續的性別不安，那些患有雙極性疾患、自閉症和情感性思覺失調等嚴重心理健康問題的人，就應該能夠知情同意接受陰道成形術。她說：「如果每位患者在每次手術干預進行前都能完全康復，那就太好了，但歸根究柢，這是一個風險/收益的決定。」她不認為有著嚴重精神疾病的患者可能無法應對耗時繁重的(新陰道)擴張計劃以及可能因此遭受嚴重的併發症。
事實上，在所有檔案中，僅此一次，WPATH成員曾表達對醫療程序產生潛在危險和不良影響的擔憂，該對話涉及一位跨性別的天生男性，純粹出於興趣想要有這種經歷，使用荷爾蒙誘導泌乳，無意哺餵嬰兒。從所提供的資訊來看，患者似乎精神狀況良好，但他的醫生說這項要求存在醫療倫理問題，因為這並非沒有風險。
回覆響應了醫生的擔憂，一位醫生稱這要求不道德，因為這是「不必要的醫療干預」，一位舊金山倫理學家稱干預原因「值得懷疑」。這位倫理學家提醒這個醫生，他是個專業人士，「社會給予他一定的特權」以換取他「謹慎使用資源」和「致力於利大於弊的干預措施，並『至少不造成傷害』」。
「我理解你的病人渴望體驗哺乳，這是她作為女性的功能」倫理學家繼續說。「但在我看來，這不足以成為進行醫療干預的理由。」雖然這位醫學倫理專家沒有義務對論壇中的每一篇文章都發表評論，但這說明了問題所在：讓患有嚴重精神疾病的人知情同意陰道成形術、或者為非二元患者提供第二套生殖器的討論裡，她沒有出現，並提醒WPATH外科醫生不要對患者造成傷害。對未成年人進行激烈荷爾蒙干預而造成他們終生無法達到性高潮，她沒有評論，並提醒WPATH醫生必須利大於弊。相較之下，男性為了體驗哺乳而提出的要求，實在顯得微不足道。(但她出現了，並提醒WPATH醫生不要對患者造成傷害，必須利大於弊。)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參與討論的WPATH成員都避免討論有關患者動機這令人不安的事實。論壇中討論的男性可能符合幻想變性性興奮(autogynephilia)的描述，這意味著他渴望哺乳可能是為了色情目的。
將成員們談論的方式拿來比較，一個是男性希望使用藥物催乳，一個13歲女孩，自我認同為非二元並希望開始服用睪固酮。她的治療師擔心13歲還太年輕，提到了一個「可能的併發症」就是「為了讓自己的外表更加非二元，故意的營養不良和限制飲食。」
但是(成員們)沒有建議應該在苦惱的青少年開始服用強大荷爾蒙之前，先解決飲食失調和一般的心理健康問題；也沒有質疑讓一個明顯有煩惱的女孩同意睾固酮的不可逆轉影響，是否符合道德規範。一位兒科內分泌學家卻告訴治療師說，WPATH已取消其最新護理標準中的所有最低年齡限制。接著，德州某家健康中心的首席醫療官警告說，「等待似乎會增加自殺率」，因為患者必須面對「月經和乳房完全發育」。此時醫學倫理學專家卻相當明顯的缺席了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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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族群壓力47
WPATH的信仰體系有個內建答案，用來回答高比例的變性前後精神共病症以及變性後自殺率這些問題。這答案就是少數族群壓力模型。根據WPATH的說法，跨性別群體成員在性徵改造干預之前、之中和之後經歷的心理健康問題，是生活在恐跨社會的結果，換句話說，是作為被壓迫的少數族群成員的壓力所造成的。一些WPATH成員進行的研究聲稱，性別肯認護理可以解決抑鬱、焦慮、自殺甚至自閉症等精神共病症。
少數壓力假說是從同性戀權利運動借來的，從未在變性醫學的背景下得到實驗證實，但在有人後悔變性或變性沒有改善他們的心理健康時，它可以作為性別肯認醫療保健提供者用來否認有罪的藉口。這使得這些醫生能夠責怪社會的不寬容，而不是責怪自己讓未成年人或精神不穩定的成年人接受劇烈的、改變一生的醫療干預。同樣的，由於「不寬容」(intolerance)是由積極倡議的臨床醫生-研究人員自己定義，用更加難以理解的方式來定義，少數群體壓力本質上不可證偽、因此也是不科學的理論。那麼，對於性別臨床醫生來說，這也是遭遇醫療事故指控的時候，非常方便的保險措施。
事實上，瑞典可以作為反駁了少數群體壓力模型的例子。瑞典是一個高度寬容的國家，如果少數群體壓力模型是正確的，我們預期瑞典的跨性別族群其精神疾病和自殺行為的發生率會低得多，情況卻恰恰相反。瑞典的長期研究發現，術後跨性別成年人的自殺風險顯著升高，死亡率也持續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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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的期望47
大量研究表明，許多青少年時期就出現性別不安的青少年患有多種精神共病症，這些疾病遠早於對自己性別感到痛苦之前。脫跨者的證詞支持這樣的假設，也就是說，精神上受到困擾的人可能會被誤導，相信性徵改造是治療所有心理痛苦的奇蹟療法，因此自我診斷為跨性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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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些檔案中，有證據表明WPATH成員鼓勵這種虛假希望。蒙大拿州一位自認為跨性別的天生女性治療師表示，「接受性別肯認護理通常可以顯著穩定客戶的心理健康。」加州治療師聲稱手術閹割讓無家可歸者的生活產生了巨大改變，在論壇上表示，拒絕給予荷爾蒙會加劇心理健康症狀，並建議荷爾蒙治療「可以減少傷害，因此什麼都不做並不是一個『中立的選擇』」。
WPATH的SOC8還指出，「研究表明，(跨性別/性別多元)人們經歷的心理健康症狀，往往會在性徵改造干預措施後得到改善」，儘管並沒有高品質研究支持這一說法。
暗示荷爾蒙和性徵改造手術可以改善憂鬱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甚至精神分裂症，違反了在獲得患者知情同意時，應向患者提供正確資訊的要求。這類似於整形外科醫生告訴病人，鼻子整形手術可以治療憂鬱症，或者隆乳手術可以治療雙極性疾患(躁鬱症)。
由於這種虛假承諾，患有性別不安的人常常對性徵改造手術抱有不切實際的期望。對開始使用跨性別荷爾蒙或進行乳房切除術、生殖器手術的期待和興奮，常常成為痛苦心靈的專注焦點，人們寄望於這些醫療程序可以解決所有的痛苦和煩惱。WPATH成員贊同用性徵改造藥物和手術來治療精神困擾，他們沒做什麼來消除這些幻想。
然而，這本來不一定會這樣。大約二十年前，在倫敦波特曼成人性別診所，一位英國精神科醫生證明，讓跨性別患者了解性特徵改變可以實際上是什麼效果，是一種非常有效的策略，可以減少對這種醫療干預的渴望，並減低變性後悔。
阿茲•哈基姆 (Az Hakeem)博士組建治療小組，將希望開始手術變性的患者與術後後悔手術的變性人聚集起來。在一次訪談中，他將術前組描述為興奮和歡快，而術後組則描述為「哀悼、憂鬱和悲傷」。
「典型的模式是：性別焦慮―跨性別欣快感―然後跨性別焦慮」哈基姆談到術後後悔者時說。「他們意識到並不真的覺得自己的跨性別身份真實，所以他們仍然感覺到不真實，但現在是在不同了的身體裡。」哈基姆觀察到此過程平均需要7年時間，這進一步讓人懷疑短期追蹤研究的有效性，這些研究顯示患者在變性後的滿意度較高。
1974年，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邁耶(Meyer)和胡普斯(Hoopes)也做出了同樣的觀察。他們描述了變性後會持續2到5年「興高采烈的初始階段」，但蜜月期結束後，「患者被痛苦的意識到除了身體構造的某些元素被改變之外，沒有任何事情真的改變了。」這種蜜月期最近也被觀察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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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的1988年荷蘭的第一個追蹤研究，將那些處於性徵改造旅程早期階段的人描述為「對未來借錢」，研究得出的結論是「(變性手術SRS)不是萬能藥」。研究人員觀察到，「緩解了性別問題的不會自動帶來幸福和輕鬆的生活」，相反的，「SRS可能會導致新問題出現。」
對於那些想要開始(改變一生的)性徵改造手術的人來說，必須面對現實。 檔案中沒有證據表明WPATH成員實際上有幫助患者做好準備，來面對荷爾蒙和手術身體改造後的生活困難。相較之下，哈基姆的創新方法被證明非常有效，幾乎所有術前患者最終都沒有接受手術，因為他們了解「夢幻解決方案」的侷限性，而少數接受了手術的患者的期待更貼近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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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驅動的性別體現49
近年來，自我認同為「非二元性別」的年輕人數量顯著增加，WPATH現在宣傳這些人有資格接受荷爾蒙和性徵改造手術干預。
WPATH的SOC8非二元章節指出，醫療保健提供者必須避免過度關注與性別相關的痛苦，因為「考慮自我肯認和獲得護理可能帶來的舒適感、快樂和自我實現的增加，這樣的體驗也很重要。」
WPATH將去性化/消廢手術定義為「導致外部主要性特徵缺失的手術」，而雙生殖器手術(例如在不截斷陰莖的情況下創建假陰道腔)是倡議人士佔領了WPATH的最終結果。SOC8有一份極端身體改造手術的購物清單，其中包括「保留陰莖和/或睪丸」的陰道成形術和「平坦前部」手術等選項。這些手術甚至不符合實驗性的定義，因為它們是沒有任何可控制條件的「研究」。
在WPATH內部的成員，傳訊息討論這些「非標準」流程的最佳實踐方式。
當加州著名外科醫生托馬斯•薩特懷特醫生(Thomas Satterwhite)向該組織徵求「非標準」程序的意見時，例如「無乳頭上部手術、消廢手術和保留陰莖的陰道成形術」，沒有人提出關於破壞原本完美健康的生殖器，滿足客製化身體改造慾望的任何醫療倫理問題。相反的，該組織的成員對薩特懷特的語言進行了監修管理，一位治療師認為此類程序也可能「由那些具有二元性別認同的人選擇」；另一位自認非二元性別的治療師對此表示同意，並稱他使用的語言是「順性別主義者」，而一位自認為跨性別的天生女性醫學院學生則強調了「去社會性別化」(de-gendering)的性徵改造手術的重要性。在SOC8中，這些手術被委婉地稱為「個人化客製化」手術。
拉傑維爾•S•普羅希特博士(Rajveer S. Purohit)進一步展示了WPATH在激進和未經測試的手術方面的優先順序，他概述了在患者進行去性化/消廢手術之前要討論的重要話題，例如他們是否想要性高潮以及他們是否想在小便時坐著。討論中完全沒有提及這種劇烈手術將對患者的生育能力、性功能、建立長期穩定的浪漫伴侶關係的能力或整體健康狀況產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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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篇貼文裡，薩特懷特講述了一名患者令人不安的經歷，這名患者在接受術後護理時變得「危險且具有威脅性」，原因是「直到術後才出現的未確診情緒障礙」。這證明並非每個患者都能從這種無需事先心理評估或心理治療支持、有需求就提供的極端身體改造程序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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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病人自主權而非規避風險50
WPATH 高度重視病人的自主權，而對減少潛在傷害不太重視。或者更確切地說，它將「不傷害」中的「傷害」概念定義成：未滿足消費者的慾望。
2022 年，前述所提的倡議者教授：他認為發育遲緩的未成年人應該被允許同意改變一生的實驗性荷爾蒙和手術的，在論壇上發文，為「其具體目標不符合主流期望的跨性別者」辯護，例如那些想要「沒有乳頭的乳房切除術，想切除因為雌激素發育的乳房，還有想保留陰道的陰莖成形術的人。」
這位教授之前曾經描述「將跨性別體現視為一種形式自由的性別表達藝術」，並認為青少年應該有權像對待「性別藝術品」一樣對待自己的身體，當聲稱跨性別醫療保健是為了創造「挑戰順性別規範」的身體，就突顯出WPATH內部抱持的信念有缺陷。
「跨性別健康是關於身體自主權，而不是使身體正常化，」這位倡議者教授在檔案中說。「我們否定了你不能改變性別的觀點，並不是為了要加倍強調性別是二元的、由生殖器定義的觀點。」
在一次關於「非標準」手術的單獨討論中，一位明尼蘇達州的治療師認為WPATH需要一種「不通過順性別主義者的凝視來看待性別的不同方式」，他向小組詢問，「如果成年患者擁有身體自主權，那還有什麼問題？例如，進行切除乳頭的上部手術？」補充說，「如果病人後來改變主意，手術紋身會有所幫助。」
這些評論清楚地表明WPATH並不科學。致力於為患者提供符合醫療倫理的護理的醫療專業人員不應為了創造光滑、無性的身體或第二套生殖器而破壞健康的生殖器官。這種高度侵入性、改變一生的手術並不是對已知的精神疾病的嘗試補救措施，而是消費者驅動的、偽裝成醫療的極端身體改造。這違反了醫學倫理和希波克拉底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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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新世界50
許多WPATH成員認為自己處於新醫學的開拓先鋒地位。一位英國精神科醫生對薩特懷特使用「非標準」一詞表示反對，認為此類干預措施「將來可能會成為標準」。
一位加州醫生曾經說過一句著名的俏皮話，如果十幾歲的女孩在以後的生活中後悔自己切除了健康的乳房，她們可以「再去拿回來」，並且回答說，性別照護領域很快就會「被年輕人徹底大改革」這是她很感激的事。她呼籲將醫療和外科干預措施重新定義為個人的「性別體現」(gender embodiment)，而不是「對定義不明確的『性別不安』做出的反應」。
在身份演化工作坊上，伯格甚至討論了兒童的體現目標，要作為醫療決策的指南。「體現當然是我對我的青少年和兒童(病患)越來越經常使用的概念，」這位著名的WPATH專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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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非二元手術具有如此不尋常的性質，但這些檔案裡的證據表明保險公司會給付這些實驗性身體改造手術，正如薩特懷特告訴小組成員的那樣，他在舊金山的診所始終能讓患者獲得保險給付。奧勒岡健康與科學大學的丹尼爾•杜吉博士(Daniel Dugi)也證實，取得保險沒有遇到任何困難。
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兩起訴訟案，非二元性別個體贏得了製作第二套假生殖器的權利，手術費用會由該省納稅人支付，這些決定將會鋪平道路，使得這種手術被納入醫療保險給付範圍。在Ks-訴-奧勒岡案中(Ks v Onrario)，WPATH的SOC8的非二元章節被廣泛引用，安大略省醫事審議委員會(Ontario Health Services Appeal and Review Board)在其裁決中採用了WPATH的邏輯和詞彙，指出性別多元化的呈現可能導致「個人化定製的手術需求」，而這會被要求納入省級衛生計畫(以稅金支付)
(譯註：因為整形讓他們身心健康，所以納稅人應該付錢？蛤？)
雖然實現極端的身體改造目標可能讓某人在短期內感到非常滿意，但政府和保險公司不應將這種事與藥物和必要醫療照護混為一談。非二元手術顯示的是WPATH完全放棄了科學和醫學，追求無節制的消費主義。
來自維吉尼亞州的一位顧問預測了「非二元性別肯認手術需求的潮流」，並告訴該小組，他曾與「自我認同為非二元性別無性別和太監/閹人的客戶」一起工作過，他們要求「非典型的外科手術，其中許多是非二元性別的手術」。這要麼不存在於自然界中，要麼是同類中的第一個。」
或許，WPATH 作為一個醫療組織已經迷失方向的最明確跡像是，該組織決定在其SOC8中納入一整個篇章，致力於為自我認同為太監/閹人的人提供性別肯認護理。在術語表中，引領世界的跨性別健康組織將自我認同為太監/閹人身份的男人定義為「出生時被指定為男性」且認為「太監/閹人這個詞最能表達他們的真實自我。太監/閹人身份的人通常希望通過手術切除其生殖器官或使其失去功能。」
太監/閹人一章不僅包含兒童也可以自我認同為太監/閹人的說法，還包含一個太監/閹人網站超連結，在該網站上，有閹割癖的匿名男子聚集在一起，分享他們對兒童閹割的幻想。2023年4月，在TikTok上，一個遵循WPATH的性別外科醫生，向她25萬多名年輕追隨者宣傳為自我認同為太監/閹人的人提供性別肯認護理。
2022年在蒙特婁的WPATH國際研討會上，SOC8太監/閹人章節的合著者談到了他見過的第一位「太監/閹人身份」患者，該患者是一名19歲男子，住在父母家的地下室裡，「可能一直在自閉症亞斯伯格光譜上」，並希望恢復到青春期前的狀態。這位年輕人並沒有明確表明自我認同是太監/閹人。是WPATH專家給他貼上了這個標籤。「我之所以這麼推斷，只是因為它在我的雷達上」他向觀眾解釋道。換句話說，WPATH專家並沒有將這名患者視為需要深度心理治療支持的一個煩惱的人，而是將他貼標籤，定義為需要進行性別確認手術閹割的太監/閹人身份認同的人。將這種嚴重的精神疾病重新定義為需要被化學和手術閹割肯認的「身份」，這是對醫療倫理的極大侵害，並且清楚地表明WPATH沒有將病人的健康和福祉視為首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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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監/閹人會議是在會場的大廳舉行，而不是在側室舉行，在會議結束時，薩特懷特和托馬斯·W·約翰遜博士(Thomas W. Johnson)，SOC8太監/閹人章節的主要作者及其合著者邁克爾·厄維格博士(Michael Irwig)進行了一次有趣的談話。
薩特懷特對著麥克風講述了約翰遜如何幫助他克服情感上的不適，這是關於在他最早的一個男同性戀想要被閹割的案例。他向約翰遜詢問如何「讓更多的外科醫生加入」進行此類手術，並解釋說，參與會議的其他與會者對他願意進行「非標準」生殖器手術的反應不一。
在讚揚薩特懷特「對新想法持開放態度」後，約翰遜表示，他希望「SOC8的太監/閹人章節將打開可能性」，外科醫生會看到它，並且說「是欸，這是我應該願意考慮的」厄維格對此表示同意，並表示太監/閹人現在被加入SOC是「重大的」，因為現在醫生再也不必擔心，因為閹割這些有心理問題的男性而失去醫師執照。
「我們舉辦越多的這類課程，人們受教育的機會就越多，然後我們就會讓更多像你這樣的人能夠做到這些事」厄維格對薩特懷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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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兒童和弱勢成年人身上執行的，過去的偽科學荷爾蒙和外科實驗案例53
歷史上充滿了這樣的例子：醫學界犯下災難性的錯誤，卻花了幾十年的時間去面對錯誤並自我糾正。今天WPATH犯下的醜聞，結合了過去透過腦白質切除術和卵巢切除術等外科手術手段治療精神疾病的嘗試，以及兒科內分泌學家使用青春期阻滯劑和激素糾正高個子女孩和矮個子男孩身高的誤導性實驗。最近也發生了一起醜聞，一名外科醫生對患有身體完整性認同障礙的男性進行健康雙腿的截肢，這與WPATH贊同的醫療保健類型驚人的相似。
檢視歷史上的醫療錯誤，可以讓我們深入了解目前性別診所中發生的醜聞。透過遠離我們的文化偏見和先入為主，我們可以更清楚地認識到醫生很容易誤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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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白質切除手術53
案例研究，比較20世紀破壞健康大腦的偽科學手術和當今破壞弱勢族群的健康生殖器的偽科學手術
20世紀中葉，醫學界普遍認為，治療精神疾病最有效、最人道的方法是腦白質切除術：這是一種殘酷的外科手術，需要盲目地在大腦中擺動鋒利的器械來切斷額葉連結。
儘管有明顯的危險和毀滅性的副作用，醫學界很快就接受了腦白質切除術作為治療多種精神疾病的做法，包括憂鬱症、強迫症(OCD)、癲癇和精神分裂症。
腦白質切除施術者並沒有受到侮辱；相反的，他們受到許多人的高度重視。安東尼奧•埃加斯•莫尼斯(Antonio Egas Moniz)是腦白質切除術的發明者，因其對醫學的貢獻而榮獲1949年諾貝爾獎。沃爾特•弗里曼(Walter Freeman)和詹姆斯•瓦茨(James Watts)在美國推廣了這種手術，他們在美國醫學協會(AMA)年會上受到了熱烈歡迎，他們在會上設立了「精神外科」展覽，提供有關他們的腦部-致殘手術的資訊。
雖然早期有人反對手術的殘酷性和不精確性，但醫學期刊上很少發表這些內容，因為當時批評同行醫師被認為是不道德的。相反的，著名的《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發表了一篇文章，宣稱該手術基於「合理的生理觀察」，從而賦予了該手術科學有效性。
大眾媒體也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1936 年，《紐約時報》稱該手術為「治療精神疾病的轉折點」，並預測弗里曼和瓦茨可能「作為勇敢推廣新治療方式的另一個光輝典範，被載入醫學史冊」，並於1937年聲稱該手術「切除人類性格中的病態部分，將野生動物變成溫柔的生物。」在接下來的5年裡，腦白質切除術經常出現在流行出版物中，包括《讀者文摘》、《時代》和《新聞周刊》。整體的敘述是正面的，淡化了手術的野蠻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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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絕望的患者及其家人在閱讀這些文章後尋求腦白質切除術。當時精神病院的條件十分惡劣，而治療精神疾病的替代療法，如胰島素休克療法和電擊療法也很嚴酷而且常常很暴力。因此，儘管腦白質切除術常常使患者處於「手術誘發的童年」狀態，但對許多人來說，這遠比其他可用選項更好。
在腦白質切除術迅速普及的過程中，美國任何重要的醫學協會，包括美國精神醫學會(APA)和美國醫學協會(AMA)，都沒有正式反對過這項手術。
弗里曼發明了「眼眶額葉切除術」(transorbital lobotomy)，該手術涉及將類似碎冰鑿的手術器械錘穿患者眼窩(後方的骨頭)並進入大腦，他認為如果他的患者能夠離開精神病院並在家中接受護理，「達到家庭病人或家庭寵物的水準」，他的手術就是成功的。他也確信手術越早進行越好，因為人們錯誤地認為患者的病情注定會不斷惡化。這意味著他主張將手術作為僅患有輕度精神疾病的人的第一線治療方法。
弗里曼的許多患者甚至沒有達到他所提出的、值得懷疑的成功標準，其中一些人最終永久殘疾，大約15%的人死亡。1941年，約翰•F•甘迺迪總統的妹妹蘿絲瑪莉•甘迺迪(Rosemary Kennedy)成為弗里曼最著名的受害者，腦白質切除術判處她在私人精神病院度過餘生、無法照顧自己、幾乎無法說話，並且對家人沒有記憶。
但可以說，弗里曼最令人震驚的罪行是，他總共對19名兒童進行了腦白質切除術，他在1950年版的《心理外科》一書中描述其中11起此類案件。年紀最小的只有4歲，11名兒童中有2名兒童死於腦溢血。
就在莫尼茲斯發明腦白質切除術而於1949年獲得諾貝爾獎時，《紐約時報》在其報導中宣稱「外科醫生現在覺得大腦手術並不比切除闌尾更困難」。然而反對的聲音開始增加。批評者強調許多患者所經歷的嚴重副作用，對衡量成功的標準表示擔憂，並指責外科醫生在沒有初步精神評估的情況下就進行手術。
然而，讓腦白質切除術普及率急遽下降的是抗精神病藥物氯丙嗪(Chlorpromazine; CPZ)的發明，因為一直以來，正是缺乏人道的替代療法導致精神科醫師以如此絕望的方式行動。
1967年，弗里曼最後一次施行腦白質切除術後，病人因腦溢血去世，名聲掃地的弗里曼被剝奪了醫院特權。在他剩下的時間裡，他開車橫越美國，追尋訪視他的病人及其家人，尋找證據想證明他心愛的手術是有幫助的，而不是有害的。
腦白質切除術的可怕故事應該成為醫學界的一個警示故事，說明當醫生迅速接受新穎、創新的手術，而不先對其進行徹底的科學審查以確定其價值、安全性和有效性時，可能會發生可怕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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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70年後，我們發現自己失去了道德高點。在實證醫學時代，我們再次見證了醫學界對健康身體進行手術殘割以尋求治癒精神疾病的過程。但今天的外科醫生不再針對大腦，而是針對生殖器。
在這兩種醫療醜聞中，受害者不是未成年人，就是精神病患者(或兩者都是)，所進行的手術導致永久毀容和殘疾。弗里曼的病人中最幸運的人設法過著半獨立的生活，從事低技能的工作，但大多數人就沒有那麼幸運了。許多人的長期記憶被破壞，甚至連做最基本的事情都很艱困。許多人永久殘疾。
在現今的醜聞中，在最好的情況下，男性患者身上的空腔需要終生擴張，性功能也會急劇下降。不幸的人會遭受嚴重的併發症，例如新陰道狹窄、泌尿系統問題和瘻管。里奇•赫倫(Ritchie Herron)是一名脫跨男性，他在精神健康危險期間接受了陰道成形術，他將手術後的生活描述為一場活生生的噩夢。「像這樣活著毫無尊嚴」32歲的醫療犯罪受害者說道，他承受持續的疼痛、麻木和泌尿功能障礙。
女性患者接受一種稱為陰莖成形術的手術，外科醫生從供應區(通常是前臂，有時是大腿)採集組織，並使用該組織塑造無功能的假陰莖。此手術的併發症發生率極高，通常需要進行完整的子宮切除術(hysterectomy)和陰道切除術(vaginectomy)。2021年對129名女性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她們接受了構建假陰莖的危險手術，回報共有281項併發症並需要142次翻修(再手術)。
腦白質切除術和生殖器切除術都涉及對人性核心部分的破壞。弗里曼和瓦茨指出，他們的每位患者都「透過這次手術失去了一些東西、一些自發性、一些閃光點、一些人格魅力」。現今的性別外科醫生正在攻擊我們人類的一個同樣重要的面向。我們的性身分(sexual identities)是我們本質的一部分，使得切除生殖器類似於進行「性的腦白質切除術」。
性別外科醫生，就像先前的腦白質切除醫生一樣，繞過了醫學倫理要求的，在將手術干預推廣到主流醫療實踐之前，必須證明手術干預是安全和有益處的。沒有長期研究證明腦白質切除術利大於弊，現今的生殖器手術也是如此。現有的少數長期研究表明，患者的社交功能明顯受損，精神疾病發生率很高，自殺風險也很高。然而，儘管缺乏高品質科學來支持這種徹底改變一生的手術，就像AMA和APA並沒有公開譴責腦白質切除術的醫療犯罪一樣，今天這些組織也支持未成年人和患有精神疾病的成年人，接受WPATH外科醫生宣傳的生殖器切除手術。原因是他們首先將性徵改造視為一個「人權」議題，然後才將其視為醫學議題。
1941年，《紐約時報》將腦白質切除術患者描述為「透過新穎的大腦手術，憂慮、被害妄想、自殺意向、強迫症、優柔寡斷和神經緊張，如字面意義上一樣被一把刀從腦海中切除了」將殘酷的手術說成奇蹟療法。大約一個世紀後，在WPATH論壇上，這位加州治療師告訴她的同事，手術閹割對她的精神病患者具有非凡的治癒能力，這些患者「走上了情緒康復的道路」，並且大概從此幸福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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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許多患者表示，儘管受到併發症的困擾並經歷了嚴重的社交和情緒困難，但他們對生殖器手術的結果感到滿意。同樣的，許多家庭都真誠地感謝弗里曼幫助他們的親人，儘管手術給他們帶來了巨大的照護負擔，並對患者造成了毀滅性的影響。這兩種情況都顯示了一定程度的自欺欺人，或者早期荷蘭研究人員所擔心的「被一廂情願的想法扭曲了」的快樂。同意親人接受腦白質切除術的家庭會有強烈動力要堅定認同這是正確決定，而故意忽視明顯的、表明這不是正確決定的跡象。如今，許多青少年、他們的父母以及弱勢成年人，可能面臨著相同的內心掙扎。
要了解醫學界如何如此迅速地認可腦白質切除術，以及為什麼家庭甚至受害者都可能對這種手術抱持感謝，有必要描繪20世紀時嚴重精神疾病患者的生活圖景。那是一個抗精神病藥物發明之前的時代，當時精神病患者的前景黯淡。大多數人最後都被送進了人滿為患、人手不足的精神病院，那裡的條件相當惡劣。病情最嚴重的人被限制和隔離，有時長達數年。一項針對美國精神病院的調查發現，病人赤裸裸地擠在一間黑暗的房間裡，地板上滿是人類排泄物。
在20世紀初的前幾十年，精神病學領域的絕望催生了幾種殘酷的軀體療法，從胰島素休克療法到瘧疾療法，以及更廣為人知的電擊療法。全都充滿風險和暴力，也不確定能成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莫尼斯的開創性精神外科手術的消息出現了。精神科醫生、庇護所工作人員、家屬和患者本身都迫切需要解決方案。當腦白質切除術能夠讓患者離開精神病院，在家中由親人照顧，或至少允許最暴力的病例擺脫隔離的限制，並在病房內自由活動時，許多人認為這是一種人道的選擇。這導致了對該手術的野蠻性質及相關的強烈副作用故意視而不見。
但現今受害者所處的世界大不相同。尋求手術解決其不明確的精神狀況的未成年人和弱勢成年人並沒有被關在精神病院，被束縛在緊身衣中，或被鐵鍊鎖在隔離病房的牆上。他們沒有接受電擊治療，並面臨終生的監禁和痛苦。大多數人只是陷入了瘋狂的文化時刻，患有文化束縛(culture-bound)的精神疾病，這種疾病所產生的身份幾乎肯定是短暫的。
對於這些仍有大好人生的年輕患者來說，有一種道德的、非侵入性的治療方法，並且取得了良好的成功記錄：觀察等待，並根據需要進行心理治療。在WPATH將性別醫學政治化之前，所有現存證據都表明，大多數因性別(sex)而遭受困擾的未成年人會在青春期或青春期後與自己的身體和解 — — 假設他們沒有進行社會轉型和接受醫療干預。細心等待、關懷支持、讓年輕人發育和成熟是 WPATH「性的腦白質切除術」的人道替代方案。
關於成人的科學文獻尚無定論，但對於尋求生殖器手術的嚴重精神疾病患者來說，進行深入的心理治療工作以緩解他們複雜的心理健康問題，並揭示其性別困擾的根源，比忽視所有共病症並直接進行生殖器切割更可取。通常，正如波特曼診所的阿茲•哈基姆醫生所證明的那樣，讓患者面對面了解生殖器手術的現實，就足以平息患者癡迷般的手術慾望。
但由於WPATH並不是個致力於尋找治療性別不安患者的最佳方法的醫療團體，其成員認為，試圖避免侵入性、改變一生的手術干預是「矯正療法/迴轉治療」。 因此，WPATH成員主張將手術干預作為唯一的治療方法，即使是對於未成年人和嚴重精神病患者也是如此，就像弗里曼和他的同事們，認為腦白質切除術是被困在精神病院裡可憐的不幸靈魂的唯一希望一樣。
弗里曼將自己視為嚴重精神疾病患者的救世主，相信他為絕望者帶來希望。在他職業生涯的巔峰時期，他可能無法想像有一天他的神奇療法會遭到辱罵並被視為暴行。WPATH及其成員亦是如此。他們認為自己是為受壓迫者而戰的民權英雄，他們認為自己處於醫學的先鋒，為有需要的病人提供必要的醫療照護。然而，我們相信，毀壞青少年和弱勢成年人的健康生殖器，這樣的作為注定會被視為與腦白質切除術同等、甚至更嚴重的犯罪行為載入史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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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巢切除手術57
案例研究，比較19世紀透過婦科手術治療精神疾病的嘗試與今天進行婦科手術和雙側乳房切除術治療精神疾病的嘗試
19世紀最大的醫學醜聞之一是切除健康卵巢來治療女性的各種精神疾病，包括「經期狂躁」(menstrual madness)、色情狂(nymphomania)、自慰和「所有精神錯亂」。這種被稱為卵巢切除術的做法得到了當時許多頂尖婦科醫生和精神病學家的支持，據估計，在1872年至1900 年間，有超過10萬名女性接受了健康卵巢的切除術。這遠早於抗生素藥物與適當的手術清潔程序的發明，大約 30%的女人死於這種醫學上不必要的手術。
這種做法起源於反射理論(reflex theory)，這是一種偽科學觀點，認為脊椎連接著身體的所有器官，這意味著一個器官可以在包括大腦在內的遠端器官中產生症狀。這種邏輯導致患者專注於與他們的症狀無關的器官，並導致在我們將描述的時期內，大批女性尋求切除卵巢作為解決精神困擾的手段。
再加上那個時代的流行觀念，即各種病症，包括癔症、神經衰弱(現在被稱為慢性疲勞症候群)、經期瘋狂(經前煩躁症，PMDD)和精神錯亂，都是手淫和色情狂的結果，為卵巢與女性精神障礙有關係提供了相關背景。將卵巢與精神障礙的原因聯繫起來，很自然的，外科醫生因此認為應該將其切除作為治療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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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在短短幾週內，在大西洋兩岸進行了兩次卵巢切除。德國人阿爾弗雷德•海格(Alfred Hegar)在世界上首次對健康女性進行了治療心理困擾的手術，但他的患者一周後因腹膜炎死亡。不到一個月後，英國婦科醫生勞森•泰特(Lawson Tait)和美國人羅伯特·貝蒂(Robert Battey)在不知情赫加爾的行動下，切除了一名有月經症狀和抽搐，並因此處於半昏迷狀態的女人的卵巢。在患上敗血症後，她幾乎遭遇了與赫加爾的病人同樣的命運，但後來康復了，並被宣布她的女性困境被治癒了。
該手術被以巴蒂的名字命名，並被稱為「巴蒂手術」。巴蒂認為，女性的瘋狂「常常是由子宮和卵巢疾病引起的」。據信，巴蒂在1872年至1888 年間對數百名女性進行了這種手術，該手術在歐洲大部分地區和美國各地廣受歡迎，女性因癲癇和歇斯底里嘔吐等一系列疾病而接受卵巢切除手術。它被認為是一種防止「道德淪喪」的療法。
根據醫學歷史學家愛德華·肖特(Edward Shorter)的說法，對女性進行這種危及生命的手術的合理性，是在未經統計控制的情況下收集的數據中找到的，這些數據顯示，患有精神疾病的女性有不成比例的骨盆病變患者。
例如，俄羅斯婦科醫生瓦倫丁·馬格南(Valentin Magnan)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他的45名精神疾病或癔症患者中，有35人存在各種生殖器病變，只有4 人沒有婦科異常。當然了，在沒有對照組的情況下，這些發現毫無意義，但這個時代早於實證醫學發展之前。
因此，醫學界迅速採用了這種危險的、可能致命的治療方法，不久之後，精神科醫生就建議對「所有精神錯亂的病例」進行手術。它變得如此受歡迎，以至於精神病院開設了手術室，外科醫生可以在那裡切除女囚犯的卵巢。
卵巢切除術的支持者認為這是「外科手術無與倫比的勝利之一」，並認為任何試圖拒絕婦女接受這種醫療上必要的治療的人都「缺乏人性」和「犯下忽視患者的罪行」。這就是他們所持的觀點。由當時領頭的外科醫生進行，包括該手術的先驅之一勞森·泰特(Lawson Tait)。反對者則稱該手術「惡意且可怕」，實施手術的外科醫生是「婦科變態」。
1880年，詹姆斯•伊斯雷爾(James Israel)在巴黎進行了一次假手術(sham surgery)，但這並不足以澆熄人們的熱情。伊斯雷爾聲稱透過切開切口再將其縫合起來治癒了一名婦女，從而證明了安慰劑效應和心身症性質(因心理、情緒等引起病症)。但據說同一年晚些時候，赫加爾對她進行了卵巢切除術，以治愈她的持續嘔吐。隨後，赫加爾鼓勵德國外科醫生接納該手術，根據婦科醫生和醫學歷史學家約翰•斯塔德(John Studd)的說法，這表明它被視為處於醫學尖端。
那些接受了當時流行的反射理論，並開始將生殖器官視為精神痛苦根源的女人們開始向婦科醫生提出請求，要求進行「巴蒂化」，巴蒂手術越來越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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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古德爾醫生(William Goodell)呼籲對「所有精神錯亂病例」進行手術，這一觀點得到了其他人的支持，他向他的婦科醫生同事們保證：「如果手術後沒有被治癒，外科醫生可以這樣安慰自己：他使一個女人不孕，否則她可能會生出一個精神錯亂的後代。」古德爾相信這樣一個女人注定會「將精神錯亂的污點傳給她孩子和她孩子的孩子好幾代。」
一些醫療報告包括了接受手術的女性自我回報的滿意度。一位婦女講述了手術前她是多麼絕望，幾乎要結束自己的生命，但她表示，在切除了健康的卵巢後，她是「一個健康、快樂、開朗的女孩」。
喬治•H•羅赫(Geroge H. Rohé)是一名卵巢切除術愛好者，他接受以手術治療多種精神疾病，包括癲癇、憂鬱症和癔症性躁狂症。他相信他的病人能夠在「清醒的時間內」給予「有效的知情同意」。
這種肆無忌憚的熱情最終導致該手術失去人心。1893年，調查了賓州諾里斯敦州立精神病院是否設有外科病房進行「雙側卵巢切除術」(即卵巢切除術)，得出的結論是該手術「非法……具有實驗性質…..殘酷和不人道，沒有任何合理的理由可以被原諒。」這份報告標誌著用卵巢切除術來治療精神障礙的終結。領頭的婦科醫生開始公開反對。此世紀末，巴蒂手術基本上被遺忘了。
就像腦白質切除術一樣，醫學界應該從卵巢切除術的不幸歷史中學到重要教訓。外科醫生應該認識到倉促採用新手術的危險性，這將對弱勢患者產生深遠的終生影響。此外，它應該提醒醫生注意醫療影響在塑造患者(通常是女性)症狀方面的作用，患者將醫生的信念內化，導致他們表現出心身症狀並尋求手術解決方案。然而，令人驚訝的是，在21世紀，我們再次觀察到另一起類似事件，它與卵巢切除術錯誤有著令人不安的相似之處。
19世紀的外科醫生切除女性健康的卵巢，以治療精神困擾，而今天的WPATH醫生也提倡外科醫生切除少女和年輕女性的健康乳房和生殖器官，以治療她們的精神困擾，這兩者之間有許多驚人的相似之處。
雖然卵巢切除術從一開始就嚴重誤導，但外科醫生至少在最初保持了一定程度的謹慎。手術最初適用於治療月經失調、癲癇、色情狂和自慰等病症，但後來成為治療所有形式精神錯亂的方法，包括治療癔症(當時流行的精神疾病)。
針對跨性別者的性徵改造也遵循同樣的軌跡。醫療干預最初只針對最持久的性別不安病例。然而，當倡議人士捕獲了WPATH時，荷爾蒙介入成為第一線治療方法，因為幫助患者與出生性別和解的心理治療，被視為矯正療法/迴轉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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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們在WPATH檔案的討論中所看到的，女性長期使用睪固酮會導致子宮萎縮，需要子宮切除術，有些人選擇將健康的卵巢與子宮一起切除。21世紀醫學對青春期女孩和弱勢婦女生殖器官的攻擊可能同時也更進一步，但這並沒有因此讓它不被視為醫學犯罪。
在身份演化工作坊上，可以聽到過去的陰森迴響，在卵巢切除醜聞結束一個多世紀後，費蘭多(Ferrando)與她的WPATH成員討論「早期卵巢切除術」。 這位遵循WPATH的外科醫生向年輕女性解釋說，隨著「早期切除卵巢」，需要終生補充荷爾蒙以維持心血管和骨骼健康。
費蘭多說：「所以這些就是我們要考慮的，關於正在被我們切除卵巢的這群20歲年輕人。」
事實上，就像過去的切除卵巢的醫生們一樣，費蘭多沒有可靠科學證據來指引她治療這些年輕患者。2019年對文獻進行回顧審查，審查那些支持摘除(自稱男人的)年輕女性健康卵巢的文獻，發現「缺乏」支持證據，並表示迫切需要研究這些女性患者的「代謝和心血管風險」。
維多利亞時代女性的卵巢摘除並沒有緩解她們的心理健康問題，因為她們的心理掙扎並非來自於卵巢。同樣的，如今切除健康的乳房和生殖器官往往並不能解決青春期女孩和弱勢女性所面臨的挑戰，她們中的許多人意識到她們的精神困擾與同時存在的精神疾病、自閉症、創傷或難以接受她們新發現的同性戀傾向有關。
就像19世紀的女性內化了反射理論的敘述，將生殖器官視為精神困擾的根源，並隨後要求進行卵巢切除手術一樣，21世紀的弱勢女性和女孩現在也接受了摩登版本的敘述：跨性別權利運動告訴他們，如果她們討厭自己的女性身體，那就表示需要進行手術改造。她們再一次把注意力集中在她們的生殖器官上，這次她們的乳房也是她們痛苦根源，她們尋求手術解決。
在肖特的分析中，堅定不移地相信一個人需要接受外科手術代表了一種心身症，患者將他們模糊和令人不安的感覺綜合成一個堅定的診斷。維多利亞時代的女性受到盛行的反射理論影響，透過這種文化視角認知她們的各種悲傷和焦慮感受。她們將這些症狀解釋為卵巢不健康的徵兆，一旦確信了這個信念，她們就堅信接受卵巢切除術可以減輕她們所有的精神痛苦。
如今，許多十幾歲的女孩將她們正常的青春期痛苦解釋為她們是跨性別者的跡象，因為她們透過文化視角看待自己的痛苦，這種文化告訴她們，她們的痛苦表明她們出生在錯誤的身體中，並且性徵改造手術是唯一的解決辦法。一旦她們接受了這種解釋，她們就會全神貫注於切除乳房和生殖器官的想法，堅信這些手術將緩解她們所有的情緒困難，並為她們帶來健康和幸福。
因此，贊同這種想法的WPATH成員們，遵照毫無根據的信念來幫助少女和年輕女性改變自己的身體，就像19世紀的婦科醫生和精神病學家一樣，他們幫助女性尋求不必要的健康卵巢切除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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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巢切除術得到了當時許多最受尊敬的外科醫生的支持，包括詹姆斯•馬里恩•西姆斯(J. Marion Sims)、勞森•泰特(Lawson Tait)和史賓賽•威爾斯(Spencer Wells)。儘管切除健康器官缺乏合理的科學依據，但這些認可為手術帶來了可信的光環。如今，透過手術切除乳房和生殖器官作為解決女性心理困擾的方法，也得到了美國所有重要醫學協會的支持，儘管這些手術同樣缺乏堅實的科學研究基礎。
反對卵巢切除術的醫生被指責為「缺乏人性」和「犯下忽視病人的罪行」，而事實上，該手術是偽科學、極其危險而且完全無效。反對切除健康身體部位來治療性別不安的醫生也以同樣的方式受到誹謗，面臨恐跨和仇恨的指控，並可能失去生計。
外科醫生切除健康卵巢來治療精神疾病的時代，遠早於實證醫學和嚴格的科學標準發展之前。那是醫學界的狂野西部時代，外科醫生熱衷於手術刀，許多人對麻醉劑的發明所帶來的新可能性感到興奮，在沒有監督或監管的情況下嘗試新的手術技術。直到卵巢切除醫師越界在精神病院開設外科病房時，這種做法才招致廣泛譴責並被終止。
但現今的性別外科醫生已經無法以此為他們的不道德行為找藉口了。今天，我們期望醫療專業人員遵守嚴格的守則。我們期待隨機對照試驗和細膩的追蹤。目前還沒有此類研究證明切除少女和年輕女性的健康乳房和生殖器官是安全、合乎道德的，並且能有效緩解她們的精神困擾。
在19世紀，基於未經檢驗的信念進行的醫學實驗是不可接受的。在今天，這是不可原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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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肢癖61
案例研究，比較了將健康身體截肢的慾望與用手術創造異常生殖器的慾望
2000年，蘇格蘭的一名外科醫生被揭露對兩名身體健康但患有截肢癖(Apotemnophilia現在更常被稱為身體完整性認同障礙BIID)的精神疾病的男子進行了腿部截肢，這成為了頭條新聞
1997年，羅伯特•史密斯醫生(Robert Smith)在福爾柯克區皇家醫院截肢了一名男子的健康小腿，兩年後，即1999年，史密斯截肢了第二名男子的健康腿。259 他準備截肢第三個男人的腿，這個男人是紐約兒童心理學家格雷格•福斯博士(Gregg Furth)，當時醫院的倫理委員會調查了他的行為，並裁定該程序不道德。英國國民健康署(NHS)取消了對他的資助，史密斯也被禁止進一步殘害健康身體。
倫敦的精神病學家拉塞爾•里德博士(Russell Reid)診斷這些人患有「截肢癖」，這是一種罕見的精神疾病，其特點是強烈執著於截肢健康肢體。通常，這種迷戀集中在一條腿上，儘管有些患者表達了去除雙腿、手臂或偶爾是特定手指或腳趾的願望。矛盾的是，那些患有這種疾病的人聲稱他們感覺自己的四肢或所有十個手指都不完整，他們相信自己的真實身份是截肢者。里德博士表示，傳統心理治療「對這些人沒有任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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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里德在內的許多研究人員都注意到，這與2000年代初期的跨性別主義或變性慾主義有明顯的相似之處，當時圍繞史密斯手術的爭議，引發了人們對這種含糊不明的精神疾病的濃厚興趣。
「apotemnophilia」一詞，字面意思是「對截肢的熱愛」，是由臭名昭著的約翰‧曼尼博士在1970年代創造的。注意到許多(或可能是大多數)這些患者的性慾動機，曼尼將這種疾病歸類為性慾倒錯/性偏離(paraphilia)，或者換句話說，性變態(sexual deviancy)，認識到這些人通過幻想成為截肢者或實際上成為截肢者來實現性滿足。許多截肢癖者也患有曼尼所稱的「慕殘」(acrotomophilia)，即會對截肢者感受到性吸引力。261,
史密斯將他為截肢癖患者實施的兩次腿部截肢手術，描述為他職業生涯中最有價值的手術，並表示他對滿足這些人的願望並不感到遺憾。他認為這些手術可以挽救生命，聲稱截肢癖患者要麼會嘗試自己進行截肢手術，或是不遺餘力地自殘，例如使用乾冰、槍或電鋸，絕望地嘗試要逼迫外科醫生進行截肢。
事實上，1998年在紐約，79歲的菲利普•邦迪 (Philip Bondy)向提華納(Tijuana)的外科醫生約翰•布朗(John Brown)支付了1萬美元，讓他的左腿被截肢。兩天后，他因壞疽去世，布朗被控二級謀殺罪。據報導，布朗受審期間供稱邦迪希望截肢以滿足「性渴望」。1977年，布朗在車庫和酒店等地點進行了變性手術，三名患者差點喪命，隨後布朗被吊銷了行醫執照。
另一案例是一名55歲的美國男子使用自製斷頭台截掉了自己的手臂。更進一步的例子可以在2003年的紀錄片《完整》(Whole)中找到，該片講述了一名佛羅里達男子在監獄中對自己的腿開槍好讓醫生切除他的腿、一名來自英國利物浦的男子則用乾冰包裹自己的腿，後者稱他的截肢為「身體矯正手術」。史密斯也出現在紀錄片中，認為拒絕截肢健康的肢體違反了希波克拉底誓言。「希波克拉底誓言說，首先不可傷害你的病人」他說，然後解釋說，拒絕幫助這樣的病人才是真正的傷害，「讓他處於永久的精神折磨狀態」，然而他只需要截肢，就可以「過著滿意而幸福的生活」。
這種不尋常的精神疾病並不新鮮。自1800年代末以來，醫學文獻中就有描述男性和女性，受到殘疾者或有其他各種障礙的人吸引，以及對假裝殘疾或希望成為殘疾人的人，感覺到性吸引力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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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網路時代的來臨，引起了人們對這群具有如此不尋常性興趣的人的關注，而線上聊天室為志同道合的人們提供了一個聚集並分享他們的截肢幻想和慾望的場所。
在網路上，他們稱自己為奉獻者、偽裝者和崇拜者(DPWs)。奉獻者是感覺殘疾人有性吸引力的非殘疾人；偽裝者是指假裝自己有殘疾的非殘疾人，通常藉助拐杖、輪椅和腿部支架；崇拜者是真正希望成為殘疾人士的人。
(譯註：2022年挪威有一名高級信用貸款分析員，約倫德·維多利亞·阿爾梅(Jorund Viktoria Alme)，是一名53歲無殘疾男性，自我認同為下肢癱瘓的女人，坐著輪椅接受《早安挪威》採訪，讚美推崇他的「自我認同」。)
麥可•福斯特博士(Michael First)在2005年對52名BIID患者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渴望截斷健康肢體的主要原因是一種感覺，因為這將「糾正此人的(實際)身體解剖結構和他/她感覺到的『真實』自我(身份)之間的不匹配。」
研究參與者給出的答案包括：「(截肢後)我將擁有我一直以來所認為的自我身份」，以及「我覺得沒有左腿的我是完整的……現在的我超過了完整。」這「生在錯誤的身體」描述，與當今跨性別權利運動的說法驚人相似：「我覺得我生在錯誤的身體裡；只有我的右手和右腿都不在時，我才是完整的。」
儘管有少量科學文獻顯示BIID患者可以從安全截肢中獲益，但據我們所知，北美甚至已開發國家都沒有外科醫生願意進行這種極端的自選手術。即便當今WPATH批准的生殖器和乳房截肢術已經很常見，甚至在未成年身上進行，但截除健康肢體的想法仍受到大多數人的斥責。
在WPATH檔案中，一個討論串明確比較了BIID和性別焦慮症，一位澳大利亞臨床醫生指出，「很明顯的，這些人確實表現出一些與跨性別者相似的特徵。」然而，並不是WPATH內部的每個人都同意。鮑爾斯在2022年的一部紀錄片中因主題受到質疑，他否認這兩種疾病之間有任何相似之處，稱截肢癖是「一種精神診斷和一種精神疾病」，並將那些尋求截斷健康肢體的人描述為「古怪」(kooky)。
然而，相似之處顯而易見。在2005年《紐約時報》標題為「與身體交戰，他們尋求切斷肢體」的文章中，上述2005年研究的作者福斯特博士將健康身體截肢與變性手術進行了比較。「當1950年代第一次變性手術時，它也產生了同樣的恐怖」福斯特說。「外科醫生問自己，『我怎麼能對正常人做這種事？』」外科醫生被要求截斷健康肢體的困境與此類似。」
但正如福斯特所指出的，這個類比並不完美。「說某人想從男性變成女性是一回事；它們都是正常狀態」他說。「想要從有四肢的人變成截肢者感覺會造成問題，這個想法不被普通人理解。」
雖然與傳統變性手術平行的，包括截肢癖和幻想變性性興奮，之間具有相似之處，但也許更密切相似的，是那些慾望改變自己健康的男性或女性生殖器的人，他們想變成異常狀態，例如去性化/消廢和雙生殖器手術，以及那些尋求成為太監/閹人的人。
(譯註：幻想變性性興奮autogyneohilia; AGP，一種性慾倒錯，男性因變性而感到性興奮，驅使一些男性尋求醫學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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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特懷特及其忠實追隨者在WPATH檔案中描述的手術涉及創造一種自然界中不存在的身體，就像將一個有四肢的人變成截肢者，創造一種異於尋常的身體一樣。這本應該會讓任何致力遵守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外科醫生產生恐懼，更別說是政策制定者、保險公司和廣大公眾了。
大多數人認為截肢健康身體違反了希波克拉底誓言。儘管如此，它至少是一種相對簡單的外科手術，併發症和風險很少，而且BIID也是一種公認的精神疾病。但截除健康生殖器或創造第二套生殖器，只為了實現身體改造目標和體驗「性別欣快感」的情況卻並非如此。同樣的，接受截肢的截肢癖患者可以獲得相當好的義肢，但沒有這樣的義肢可以取代被截斷的陰莖。
WPATH檔案中討論了薩特懷特提供去性化/消廢手術，外科醫生切除了男性健康的生殖器，以創造一個光滑、無性的身體。這種毫無意義的極端身體改造不僅會極大影響男性的性功能，破壞他生育孩子的能力，還會影響他的泌尿系統和內分泌系統，這兩個至關重要的身體系統，對他未來的健康和福祉有著深遠的影響。
然後還有「雙生殖器」手術，例如「保留陰莖的陰道成形術」和「保留陰道的陰莖成形術」，這些手術也在WPATH檔案中被討論，並由薩特懷特等 WPATH外科醫生進行。這些創造了無功能第二套生殖器的手術伴隨極高的併發症風險。此外，這種徹底的整形手術將對患者的健康和建立長期浪漫關係的能力產生巨大影響。
因此，當我們比較去性化/消廢手術和雙生殖器手術對人的性認同(sexual identity人性的固有組成部分)的有害影響，以及此類手術帶來的風險時，很明顯的，遵循WPATH的外科醫生所犯下的醫療犯罪，其嚴重度遠遠超過1990年代蘇格蘭的羅伯特•史密斯醫生。NHS的倫理委員會正確地禁止史密斯進行進一步的截肢手術，我們也呼籲美國乃至全球每個城市的倫理委員會禁止WPATH的消費者需求驅動的性別肯認護理。
另一個重要的差異是大眾媒體的反應。 當史密斯醫師實施的截肢手術曝光後，大部分報導都是負面的。福爾柯克區皇家醫院決定阻止史密斯進行進一步的截肢手術，部分與負面報導有關。然而，在當今的媒體環境中，非二元身份受到讚揚，性別肯認護理被描述為「拯救生命」。報導文章很少描述生殖器手術的細節，但當今主流媒體的整體訊息始終是正面的。這使得人們更常認識到這些身份，並產生對生殖器手術的渴望。如果在1990 年代，媒體對具有天生想截肢者身份的人進行正面報導，並將截肢視為人權且能夠拯救生命，那麼社會肯定會看到自我認同是截肢者、並尋求截肢的人數有所增加。
想截肢的人和想要異常生殖器的人都尋求極端自選手術，好讓他們的身體與他們的主觀身份保持一致。 但是，這種內在自我意識的起源似乎非常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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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肢癖緩者經常報告說在童年時看到了截肢者，從那一刻起，他們就癡迷於成為截肢者的想法。對許多人來說，這種迷戀在青春期開始變得與性有關。同樣，幻想變性性興奮報告說，他們在童年時期就對異裝癖著迷，並感到興奮、羞恥和尷尬，這超出了大多數孩子所進行的常見盛裝類型。性元素看來也同樣是在青春期才開始。即使是在怪異的WPATH其2022太監/閹人會議中描述的「身份認同是太監/閹人」的人，也極有可能是在農場長大，因此目睹了動物被閹割。約翰遜和厄維格甚至借用了網路上截肢者社群的語言，將那些尋求「太監/閹人平靜」的人描述為「崇拜者」。
但那些尋求去性化/消廢手術和雙生殖器手術的人，永遠不會在童年時期遇到沒有生殖器或雙側生殖器的人，因為在WPATH性別醫學流派出現之前，這類型的人並不存在。不能把他們拿來跟「雙性人」或性發展差異(DSD)的人做類比，因為(後兩者的)這種身體狀況現在是已知的(醫學)狀況。DSD的人並不是沒有生殖器或有兩套生殖器，而雙性人群體中的許多人則認為這種類比非常令人反感。
雖然不可能透過倒置陰莖將男人變成女人，也不可能透過截除乳房並從前臂製造假陰莖將女人變成男人，但這種極端的手術至少是一種嘗試性的、雖然是受到誤導而實施的，試圖治療一種公認精神疾病的措施。但WPATH的非二元手術缺乏任何醫學依據，僅僅是消費者需求驅動的極端身體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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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荷爾蒙改造兒童身高65
案例研究，比較過去兒科內分泌學家試圖「矯正」高女孩和矮男孩的身高的醜聞，與今天兒科內分泌學家試圖「矯正」兒童性別不一致的醜聞
在1950年代，兒科內分泌學家開始進行一項實驗，利用荷爾蒙來矯正太高和太矮的兒童的身高。那是在內分泌學的早期，內分泌學家們有著奇蹟創造者的光環。隨著胰島素的發現，這個令人興奮的新醫學分支將糖尿病患者從死亡邊緣拉了回來，短短幾年後，它又使用可體松(cortisone)為關節炎患者提供了活動能力。
因此，當合成雌激素(DES)被開發出來，且而且科學家們找到了一種從屍體的腦下垂體提取人類生長激素(hGH)的方法時，兒科內分泌學家們沉浸在這一發現的興奮之中，並將注意力轉向「矯正」高個子女孩和矮個子男孩的身高。
最初，這項實驗僅限於患有巨人症和侏儒症等疾病的人。但是很快的，內分泌學家擴大了他們的患者範圍，將那些不符合當時身高標準的健康兒童也納入其中。
儘管預測身高的方法不精確，缺乏對社會心理益處的研究，並且完全沒有關於長期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證據，但仍有數千名健康兒童接受了這種治療。不過，這些治療方法也不乏反對聲音，有些人質疑身高異常到底是一個健康問題還是只是一個社會阻礙。
媒體在傳播這種新的、令人興奮的解決方案來解決過高或過矮的問題發揮了作用。澳洲兒科醫生諾曼•韋滕霍爾(Norman Wettenhall)帶頭進行了這項實驗，目的是矯正注定要長高的女孩的身高。1964年，澳洲媒體沒有批判的報導了他成功治療了25名高個子女孩。《雪梨太陽報》在頭版報導了「澳大利亞的兩名生長受到控制的女孩」，她們被描述為「快樂、漂亮的青少年，通過雌激素治療，她們的身高沒有高得令人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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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和其他文章都忽略了治療的副作用，通常會使人衰弱，其中包括體重增加、憂鬱、嚴重噁心、卵巢囊腫和突發泌乳。隨之而來的是大批父母為女兒尋求治療，其中許多是對自己身材高大不滿意的母親。
當韋滕霍爾在澳洲進行實驗時，由耶魯大學化學家阿爾弗雷德•威廉米(Alfred Wilhemi)領導的美國研究小組正在對採集自太平間的腦下垂體進行粗略加工，將腺體放入攪拌機中研磨，然後將其乾燥成粉末，之後被注射到矮小的兒童身上，其中大多數是男孩。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允許這項實驗，美國衛生研究院(NIH)建立並資助了國家腦下垂體收集計畫。一個不太常見的聯盟誕生了，由矮個子的父母和商業航空公司的飛行員組成，他們一起從驗屍官那裡收集腦下垂體，並將它們儲存在丙酮和乾冰中，運送到加工廠。
但1984年，悲劇發生了。那些接受hGH治療的人開始死於庫賈氏病 (CJD狂牛症)，在處理過程中未被檢測到的普利昂(prion)引起了毀滅性的致命疾病。人們發現，對hGH注射可能傳播庫賈氏病的擔憂被忽視了。腦下垂體衍生的 hGH很快就從市場上被撤下，並被合成物取代，儘管許多兒科內分泌學家最初認為該禁令過於嚴厲且反應過度。有些家長在被告知風險後甚至依然從其他來源獲得腦下垂體衍生的hGH。
現在合成的hGH的供應是無限的，一些兒科內分泌學家開始試驗青春期阻斷劑和hGH的組合，以給孩子更多的生長時間。
獲得FDA 批准合成hGH的製藥公司基因泰克(Genentech)開始擴大其仿單外使用的用途，以治療身材矮小的健康兒童，資助一本期刊、資助生長研究、贊助研討會、吸引兒科內分泌學家並資助美國學校的兒童身高篩檢計畫。這最終導致基因泰克成為史上第一家因非法推廣仿單外使用，而面臨FDA刑事起訴的製藥公司，導致該行業有史以來支付的最大的經濟處罰之一。
同時，雌激素療法的有害影響也被暴露出來，它與癌症和生殖系統疾病有關。1976年，《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文章，淡化了其危險，引用了一位兒科內分泌學家的話，他聲稱該療法對於高個子女孩來說是安全的，因為她們通常服用激素的時間較短，而另一種說法是，「可以選擇長太高，或選擇冒一點幾乎不存在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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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實證明這說法是錯的。對「高個子女孩」醜聞的調查始於2000年。研究人員追蹤了數百名女性，發現更高機率的不孕症，子宮內膜異位的風險也更高。研究人員也在該組別中觀察到癌症，但由於樣本數較小，他們無法對這種(身高)治療造成癌症風險的影響得出結論。
同樣的，雖然短期追蹤研究顯示接受治療的女孩滿意度很高，但 2000 年的調查顯示，99.1%未接受治療的女性很高興她們沒有接受治療。相比之下，使用過荷爾蒙的人後悔率為42.1%，研究人員得出的結論是，56%的人「不太滿意」。許多家長對自己對女兒所做的事情表示深感愧疚。
當高個子女孩仍在處理生育問題和生殖系統疾病，而那些接受腦下垂體衍生hGH治療的男孩面臨潛在的死刑判決時，兒科內分泌學領域繼續進行下一個魯莽的實驗，再次使用荷爾蒙干預措施，將兒童塑造成符合性別刻板印象規範的樣子。這一次，他們的嘗試徹底重寫了何謂人類的意義，並且完全無視於生物現實。然而，新的冒險與它的前身驚人地相似。
這兩起醜聞的核心都是健康的兒童，他們與眾不同，未能達到此時此地此種文化中被認定為「正常」的標準，而醫學界願意進行一項實驗將他們「變成正常人」。性別不一致只不過是一種健康狀況，就像比平均身高更高或更矮一樣。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兩起醜聞中，是那些對自己外表不滿意的成年人呼籲對兒童進行實驗。
此外，在不了解藥物安全性、有效性或益處的情況下，就向健康兒童開裡仿單外使用的藥物。然而，身高操縱療法實驗遠早於實證醫學發展之前，當時醫生經常未經任何事先受控(實驗)測試，就直接在患者群體上測試想法。DES 和hGH在被廣泛使用之前，也都沒有任何對照實驗或長期追蹤研究，但這在那個時代很普通。
青春期抑制實驗也是如此，該實驗被推廣到一般醫療實踐中，其基礎是一項僅對55名青少年進行的、存在嚴重缺陷的研究，其結果值得懷疑，而且只有 32名參與者的心理數據可供使用。這讓人想起韋滕霍爾聲稱的成功，僅來自25個高個子女孩的實驗，卻導致雌激素療法被廣泛採用來矯正身高。
最初的荷蘭論文由青春阻滯劑製造商，輝凌藥品(Ferring Pharmaceuticals)所贊助，德瓦爾(de Waal)和科恩-凱坦尼斯(Cohen-Kettenis)甚至討論了「操縱生長」的機會。關於身高，研究人員指出，雖然天生女性的生長會受到阻礙，但生長板的融合也會延遲。他們當時推測：「由於女性比男性矮大概12公分，我們可能會進行生長刺激治療，以將女性身高調整到可接受的男性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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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DES治療的女孩在多年後，經歷了生育問題的高發生率以及子宮內膜異位症的風險增加。內分泌學家並沒有預見到這些副作用，他們給這些原本健康的女孩注射了荷爾蒙。
那有可能，但實在不太可能，如果說首先開始青少年性徵改造實驗的荷蘭研究人員也沒有預見到這種治療會對患者的生育能力和性功能產生影響。然而，WPATH檔案顯示，當今性別肯認醫療和心理健康專業人員非常清楚，青春期阻滯劑和荷爾蒙會對其年輕患者生活的這一重要面向產生有害影響。從關於長期使用睪固酮導致的陰道萎縮的討論，到對天生男性勃起時感覺像「碎玻璃」的描述，到鮑爾斯對天生男性面臨終生不孕和不會有性高潮的評論，這些檔案清楚地表明，WPATH成員知道他們的專業協會認可的跨性別荷爾蒙療法，會對患者的生育能力和性功能產生負面影響。
正如威廉米和他的研究人員同事沒有預料到，他們的治療可能會對原本健康的患者的生命構成潛在威脅一樣，荷蘭研究人員同樣沒有預見到抑制青春期會導致最初研究參與者之一的悲慘死亡。就像他們的前輩給健康兒童注射受污染的hGH一樣，性別醫生至少從2005年起就意識到鮑爾斯在檔案中所說的「有問題的手術結果」，但這還不足以讓他們停止實驗。
這也讓人想起庫賈氏病危機。WPATH檔案中，關於一名似乎死於長期使用睾固酮導致肝癌的天生女性，以及《刺胳針》對17歲肝癌患者的案例研究，引起嚴重關切。正如庫賈氏病的惡夢直到孩子們接受治療幾十年後才浮現出來一樣，隨著女性長期使用睪固酮的風險開始顯現，我們可能在未來幾年會面臨另一場這樣的災難。
在這兩起醜聞中，都缺乏高品質的長期研究。在身高改造醜聞期間，臨床醫生進行了短期追蹤並報告有很高的滿意度。然而，在女性成長到可能開始後悔影響生育能力的年齡之前，所進行的(短期)追蹤研究其價值有限。2000年進行的長期追蹤研究發現，女性後悔和不滿的比例要高得多。
對於青少年性徵改造的荷爾蒙干預也同樣缺乏足夠的長期數據。今天的實驗對年輕參與者產生了更巨大的有害影響。檔案中的討論表明，WPATH意識到這種治療方案，正在造就一整代性功能障礙的年輕人。
許多患者滿意度較高的短期研究，被性別肯認臨床醫生引用，作為性徵改造手術有益的證據。但這些與身高改造醜聞的短期研究一樣不恰當。為了使數據有價值，性別醫生需要對患者進行長期追蹤隨訪，直到患者成年，此時患者才能感受到犧牲生育能力和性功能的真正影響。但我們已經看到了類似高個子女孩的實驗趨勢：追蹤時間越長，性徵改造干預措施的後悔率越高。荷蘭長期追蹤的初步結果已經表明，對不孕感到明顯後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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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庫賈氏病悲劇進行調查時，英國法院發現英國衛生部在發出庫賈氏病污染警告後，本應在1977年夏天就採取行動，而澳大利亞的一項調查，則將終止(使用)日期定為1980年。很難準確知道性別肯認醫生在何時意識到他們的青春期抑制實驗正在造成傷害。很早就有人指出，所有或幾乎所有(使用了青春阻滯劑的)兒童都會繼續使用不可逆的跨性別激素。而「有問題的手術結果」早在2008年的科學文獻中就已經被記錄。然而，如果要劃一條界線，那就是瑞典、芬蘭和英格蘭在2019年和2020年進行系統性審查後得到的結果。這些結果都早於鮑爾斯在論壇上發表的評論，以及身份演化工作坊小組成員的評論。
這兩起醜聞之間最顯著的區別之一，是治療對年輕人未來建立長期浪漫關係的機會造成的影響。父母會為孩子報名接受身高改造荷爾蒙治療是出於善意，相信這會增加孩子找到浪漫伴侶、持久愛情和婚姻的機會。
相反的，為孩子報名參加今天的性徵改造荷爾蒙療法的父母似乎沒有考慮到這樣一個事實：他們可能會破壞孩子未來建立親密關係的能力。或者，更有可能的是，他們確實考慮了這一點，但不情願的父母被迫同意，是因為性別肯認醫療和心理健康專業人士的謊言，「變性或自殺」。
年輕人服用荷爾蒙的時間長短也有巨大差異。在身高改造實驗中，孩子可能會服用荷爾蒙多年，但一旦他們達到最終的成年身高，治療就會立即停止。 今天，WPATH對兒科內分泌學家提倡，將青少年轉變為終身醫療患者，餘生都要依賴錯誤的性別激素，但沒有任何證據表明這種治療方案是安全的。
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臨床醫生無法預見到在一個新世界，女性的身高會被社會接受甚至受到欽佩，或者很高/很矮的成年人能夠發展適應力來克服他們被認為的社會劣勢。如今，WPATH成員無法預見他們的青少年患者會長大、與出生性別和解，並不再自我認同為跨性別者，但脫跨者數量的不斷增加，表明這種情況並不罕見。然而，那些身體被WPATH(影響的)臨床醫生永久改造的年輕人，無法讓時光倒流、將損害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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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報告所示，WPATH不是一個醫療組織。它並不致力於科學探索，尋找最佳方法來幫助遭受性別相關痛苦的弱勢群體。相反的，它是一個由倡議者臨床醫生和研究人員組成的邊緣團體，偽裝成一個醫療團體，主張對社會上一些最脆弱的成員進行魯莽的荷爾蒙和外科手術實驗。
如果外科醫生切斷被自我認同為四肢癱瘓者的脊髓，或使自我認同為盲人的視力正常的患者失明，都是犯罪行為。破壞精神疾病患者的健康生殖系統和切除健康的乳房和生殖器也同樣是不道德的。在這樣做時，甚至沒有先嘗試幫助患者克服其精神疾病，也沒有幫助患者為艱苦的術後階段做好實際準備，也沒有警告手術將對其長期健康和建立親密關係的能力產生終生負面影響，這相當於最高級別的醫療過失。
因此，毫無疑問的，我們目前正在目睹現代醫學史上最嚴重的罪行之一。 WPATH性別肯認護理醜聞，結合了我們案例研究中概述的過去四起醫療事故的所有要素。
醫生無法被認為能夠自我監管。他們也是人類，與我們其他人一樣具有天生的偏見和弱點。當群體思維佔據主導地位，並且異議被壓制時尤其如此。當醫生將自己的聲譽押在特定的治療上時，可能會導致強烈的利益衝突和確認偏誤，甚至使最善意和最有能力的醫生也無法看到對病人造成的明顯傷害。鮑爾斯在《紐約時報》上聲稱，跨性別醫學領域「與任何其他醫學專業一樣客觀且以結果為導向」，這表明 WPATH的領導層對現實有多盲目，看不到該組織(推廣)的醫學方法並不符合醫療倫理。
我們有監管機構來維護醫療倫理的標準，因此我們呼籲美國和世界各地的醫療倫理委員會對WPATH認可的性徵改造干預措施進行緊急、公正、透明和嚴格的審查。我們也呼籲 APA、AMA、AAP和內分泌學會拋開政治立場，譴責 WPATH的偽科學、不道德的醫療實踐。
此外，我們呼籲美國政府發起正式的無黨派調查，調查一個如此無視醫學道德和科學過程的組織，如何被授予在醫學領域制定全球護理標準的權力。鑑於WPATH毫無根據的威望、不當影響以及由此帶來的危險，我們主張應採取這項嚴厲行動。
WPATH一無是處，對性別醫學領域沒有任何貢獻，也導致醫療和心理健康專業人員誤入歧途。一些歐洲國家已經放棄了該組織的指導方針，這表明 WPATH已經過時。
政治倡議和醫學永遠不應該混在一起。一個追求政治目標的組織不是一個追求病人健康的組織。WPATH檔案包含大量證據，表明該組織是一個倡議團體，而不是科學團體。從一位艾伯塔省教授表示，跨性別醫療保健是為了挑戰順性別規範，到薩特懷特及其支持者忽視了非二元手術的倫理問題，專注於使用政治正確語言的重要性，很明顯，WPATH 將政治置於科學之上。
醫學界透過公開討論、科學辯論和勤奮調查進行自我修正。WPATH檔案中不存在這些因子。相反的，有政治論述和語言監管。當一位臨床醫生發布一項關於脫跨者的研究時，WPATH主席警告說，「對於我們社群中的許多人來說，承認有脫跨者存在，即使數量很少，也被認為是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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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到性別醫學的複雜性、圍繞治療的爭議，以及WPATH認可的荷爾蒙和手術干預措施所帶來的巨大的、改變一生的影響，安大略省的家庭醫生是所有檔案中唯一的反對聲音，特別令人不安。
一個醫療組織，不願正視其治療造成的毀滅性傷害，對其聲稱要服務的患者來說是一個危險。不情願承認這一醫療醜聞的受害者存在，拒絕承認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性別肯認護理的風險遠遠超過任何假定的好處，並且其許多成員的極端信念表明了WPATH永遠不可能會修改其方向。內部的溝通訊息顯示出這個組織腐敗到骨子裡。
目前，由於信任鏈斷裂，立法者、法官、保險公司和公共衛生服務提供者被欺騙而相信WPATH的指導方針。這些利害關係人並不知道，WPATH內部的政治活動家正在提倡一種魯莽的、消費者需求所驅動(說要就給)的變性方法來實現極端的身體改造，甚至針對未成年人和嚴重精神病患者。正是出於這個原因，我們認為醫學界必須拒絕WPATH的指導方針。
性別不安是一種複雜的精神疾病，對於減輕患者痛苦的最佳方法沒有簡單的答案。試圖找到這樣的解決方案超出了本報告的範圍。然而，可以明確地說，世界跨性別健康專業協會並不主張為這個弱勢患者群體提供盡可能最好的護理，而且WPATH在過去二十年的行動所造成的有害影響，已使該組織無可挽回。現在當務之急是開創性別醫學的新時代，將病人的健康和福祉作為首要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