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算成一（Count-as-one）與事件的不可決定性
巴迪歐最為人所認識之處，可能就在於他將數學與哲學縫合起來。他以集合論重新理解一與多的關係。儘管事物會以不同方式呈現，帶給我們不同的經驗，但是我們總會認為眾多的呈現背後，有一個恆定的呈現者。呈現可以繁花千相，但是呈現者只能是一。
然而，巴迪歐卻說「一並不存在」（The one is not）。不是一呈現出繁花千相，而是我們將繁花千相數算為一（count-as-one），「一」只是數算的結果。至於以甚麼方式數算為一，則是受到結構影響。而我們總是處於已經呈現的繁多之中，這就是我們的處境（situatoin，基於篇幅所限，先略過結構與後設結構的分別與關係）。
所以對於巴迪歐而言，處境的結構是可變的，在不同的結構中，我們會以不同的方式數算繁多為一。故此，真理並不存在處境的結構之中，我們如何分析語言結構，或者文化結構都不能找到真理。唯有當真理斷裂支撐它的秩序時，真理才得以組成。而顯露真理的斷裂，巴迪歐稱之為事件。
透過馬拉美的詩歌把握事件的不可判定性
巴迪歐不得不透過詩歌來思考不可確定的「事件」，對他來說，詩學的核心就是「呈現出不可呈現」。在Being and Event的第十九項沉思，巴迪歐取題為「馬拉美」，並且宣稱「一首馬拉美所寫的詩，總是固定了偶然事件的位置。」而這首詩就是《骰子一擲不會取消偶然》。
《骰》以船難作為場景，而對於巴迪歐而言，馬拉美筆下的那場海洋就是事件場所（evental site），事件發生的位置。事件場所本身是一個繁多，呈現在某處境之中，但是這個繁多的特別之處在於，組成該場所、該繁多的元素，卻相當吊詭地沒有被呈現在處境中。（用巴迪歐的數學方法來說，設某處境S當中包含某繁多R；在S之中，R呈現，但是R所包含的元素r並沒有呈現，R便是事件場所。）解釋事件這個概念時，巴迪歐不時以發現海王星作為事件的例子。天文學家勒維耶（Le Verrier）發現天王星軌道與估算有異常，儘管異常的幅度處於望遠鏡的誤差範圍內，但他亦因而估計在天王星的軌道附近有另一顆行星，並且計算其軌跡。後來，天文學家才成功觀測該行星。
回歸巴迪歐的公式，「在S之中，E呈現，而其元素e則沒有」。在勒維耶當時的天文學知識中（處境S），「軌跡異常」（繁多E）呈現，但是「軌跡異常」的元素「海王星」（元素e）並沒有呈現在S當中。那麼，「軌跡異常」就是事件發生的場所，從處境的角度出發，該場所處於空無的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