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反腐倡廉史

作者: 朱钦胜

中国社科

2009–9

罰籌學馬前卒方志敏同志永垂不朽,宇宙真理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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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罰款籌得部隊所需,成為紅四軍的基本財政措施。其做法一般是由軍政治部向群眾了解情況後,通知軍需處向其罰籌【按:罰籌二字妙不可醬油】軍餉若幹元,由軍需處派員通知其家屬或其代表。找不到人的户,則由軍需處將石印好的通知條貼於大門上。寫明罰款數目、交款期限,送交軍需處······紅四軍前委甚至還給遠在上海的黨中央匯了一筆錢。

列寧主義創新馬克思主義,在於發明老社民黨反對之搶劫綁票籌款法。中國革命之精彩,在於自始越過馬克思主義階段,直接進入列寧主義階段。 汪壽華以青幫弟子身份,在上海資本家門口放炸彈索款,超過青幫允許範圍、慘遭家法,證明:幫匪與我匪並稱,對幫會極不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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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定縣工農兵第三次代表大會日刊》(1930年5月21日),許毅主編《中共中央革命根據地財政經濟史長編》下,人民出版社,1982,第422頁

各區鄉没有預算和報告,照常各自滥行開支,以致開銷過度,造成現在財政困難的現象······有些政府好像變着一個客棧、飯店。

  • 罰籌學擴大再生產之不同於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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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區中央局報告》(1931年7月8日),許毅主編《中共中央革命根據地財政經濟史長編》下,人民出版社,1982,第429頁

“准備戰爭給養這是紅軍作戰中主要條件之一,蘇區的群眾和政府是没有力量來供給,完全靠紅軍自己來籌。紅軍每每因經濟關系離開蘇區,或改變戰略。”······紅一方面軍攻占吉安,為了加强戰前准備,籌得款項十三萬元。

  • 宰豬與放養之表面矛盾與辯證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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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豪打完了,財政來源也就枯竭了。而農村生產的落後以及各級蘇維埃政府的滥行開支,使得財政緊張的局面必然成為各級蘇維埃政府的一個普遍現象。

“過去各級政府各自為政,私打土豪,私自開支。有些地方區政府一個月用到一萬元,鄉政府用到幾千元之多。下級埋伏短報,上級提款不動。各地財政收支也不照系統,少先隊、独立團、遊擊隊、以及過境紅軍都可以自由地向當地政府提款,政府也不拒絕。這樣必然就會發生貪污腐化的現象,把大部分財政用到無用之地。”【《目前各級財政部的中心工作》,《紅色中華》第33期,1932年9月13日】

  • 從大豬到小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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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來源,專靠於土豪,最後就專靠打富農。可是浪費過度,土豪富農均已打尽。於是由富農打到中農,甚至一時間連貧農只要有少量現金餘存儲蓄的都打起來了······貪污腐化更是普遍,各級政府的工作人員隨便可以亂用隱報存款吞没公款,對没收來的東西(如玉器物品等)隨便據為己有。”【《江西省第一次工農兵蘇維埃大會財政與經濟問題的決議案》,江西省委黨校黨史教研室編《中共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77頁】

  • 開展廉政教育的必要性(193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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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官發財”、“均貧富、等貴賤”的絕對平均主義思想深入人心。很多蘇維埃工作人員誤以為利用職權謀取實惠是革命帶來的正當權益。

  • 國有制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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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財政部人員可以發生貪污浪費現象,如內務部、裁判部、軍事部、别的軍事機關、國民經濟部、政治保衛局、總務處,以及一切經手收錢、用錢的機關,都有貪污腐化的可能。甚至貧農團主任、鄉蘇維埃代表都有這種可能(如經手罰款捐款,發行公債,退還借穀票公債票,收集節省來的現金等),税務機關、國家貿易機關、糧食調劑局、合作社貪污浪費的可能更大。”

《怎樣檢舉貪污浪費》,《紅色中華》第140期,1934年1月4日

  • 计划经济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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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都城某些黨和蘇維埃機關絕大部分工作人員,特别是負責人互相競爭販賣穀鹽進出口,因為這種生意是最賺錢的。穀子出口可換現洋,再販鹽進口••••••這方面的案例有縣委書記劉洪清、縣蘇維埃主席熊仙壁、縣財政部長羅鳳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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