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亞海洋與帝國秩序(二):虛弱帝國

2015年10月30日在上海領教工坊前沿沙龍講座的錄音整理

如果把中亞大草原看成陸地上的海洋,那麼北京和張家口就是它的港口。蒙古部落和類似的遊牧部落不是郭嵩燾他們想象的野蠻人,他們是英國人以前的英國人,英國人是大海的主人,而他們是內亞海洋的主人。他們的強大並不是僅憑武力。

唐代的生命線

中亞這個草原地帶,在這個過程中間,本身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可以說在雅利安人入侵的時候,草原的流動性還沒有成吉思汗入侵時候那麼強,但是在以後的幾百年中流動性不斷加強了,這跟馬匹馴化技術、馬鐙技術的改善很有關係。同時也因為草原部落之間,不是某一個具體部落,而是一個部族鏈和西域中亞這些城邦鏈之間,形成了某種生態性的分工體制,導致戰爭體系和貿易體系有了一定的契合緣故,因為這種東西不是一個單純的部族甚至是征服者能搞出來的。而是許多個小邦和各個部族之間形成了某種分工合作,彼此配合體系,才能夠最大限度地加快物流的速度。

可以說到了蒙古帝國入侵前夜,內亞的這個海洋,內亞的陸海的流動速度,已經是超過了東面西亞各帝國內部的交流速度。他們之間服裝,文化,歌謠這些東西,傳播速度都是非常快的。原因也很簡單,通過這條線,人口少,而且障礙少,你如果是通過大同或者燕京這樣的地方出發,向西走到烏克蘭邊境利沃夫,中間基本上是沒有什麼障礙的。一支比較精乾的馬隊,短則三四十天,長則三個月,基本上可以走過歐亞大陸中間最核心地帶的這條路徑。

但是如果反過來,在沒有大運河的時代,你要是從長安哪怕是走到成都的話,這條路徑都是非常困難的,物流很難。而且依靠人力來搬運東西,或者是依靠徒步通過牲畜來搬運東西的話,成本是很高的。在唐太宗那個時代,魏徵勸阻他們不要殖民化高昌,就是說如果你從長安派人運糧到高昌,也就是吐魯番這一帶的話,大概真正能夠運到那的糧食和在途中消耗糧食的比例大概是1比100。而且高昌其實不是很遠的地方。因為唐代郡縣是一直延續到敦煌的。如果要從高昌延伸到更遠地方,比如安西四鎮(龜茲、於闐、疏勒、焉耆),這個消耗肯定是更大的。

但是如果你從距離這個時間不算太遠的唐代中晚期,如德宗一朝,通過北方草原上的回鶻人搞絹帛貿易的話,用回鶻人的馬隊把唐人的布匹從回鶻人控制的地區繞過吐蕃人控制的地區,通過北線一直運到外伊朗的河間地區的話,花費的時間反倒是比從長安到吐魯番這條線花費的時間要少,而且耗損率是非常之低的,就是說唐人給他運去的幾千匹布,絕大部分,至少是七八成以上,能夠出現在撒馬爾罕(烏茲別克斯坦),或者謀夫(外伊朗),或者是伊斯法罕(伊朗)這些地方的市場上去。回鶻人只扮演一個中間人的角色,他們自己消耗是不多的,草原生活環境也不大需要這些布匹,需要這些布匹其實不是他們,而是西亞那些定居的人民。

回鶻人的財富主要就是依靠它充當經紀人,特別在吐蕃佔領西域以後,充當經紀人把這些東西運來運去。同時晚期唐朝靠什麼來維持呢?它依靠朔方節度使這個基地招募的中亞武士一批批地輸入中原,建立像忠武節度使這樣的前進基地,也只有這樣的前進基地才能夠阻止河朔四鎮入侵唐王朝的生命線,也就是從宣武到淮南這條運河運輸線。可以說晚期的長安朝廷是發揮這個作用,它把南方的金帛和朔方的蠻族武士結合起來,用南方的金帛交換北方的武士,如果這個武士輸送線被切斷了,那麼唐朝就會迅速垮台。

這種事情最終出現了,主要就是發生在沙陀人佔據河東以後的事情。如果仔細考察唐朝的歷史,你會發現唐朝中葉以後是依靠朔方鎮這個母體,不斷地派出分支兵團到各個地區,去維持唐室。但是李懷光(729–785,渤海靺鞨人,以戰功賜姓李氏。783年涇原兵變,德宗逃奔奉天。朱泚攻奉天,他前往救援,因功進副元帥、中書令。德宗因聽信盧杞等人挑唆,不讓他入朝,他聯合朱泚反叛,迫使德宗逃往漢中。後兵敗身死)的叛亂失敗以後,朔方這個核心遭到致命打擊,李克用的集團佔領河中以後,通向河套地區的武士運輸線完全中斷了。在唐代最後的幾朝,唐王朝變成一個很奇怪的政權,他依靠韓建(855–912,以勤政好學著稱的小軍閥。在唐昭宗與關中諸節度使衝突加劇時,韓建與李茂貞等舉兵攻長安,後又與李茂貞翻臉,迎奉唐昭宗,一度控制了朝廷。最後投降朱溫)或者是李茂貞(856–924,早期打擊黃巢等亂軍有功,勢力擴大後割據隴右,曾擊敗、脅迫唐昭宗。唐亡後,其勢力日益衰微,最後向後唐稱臣)這樣的地方性的很土鱉的小軍閥來維持,這些小軍閥招募的人員基本上是街市上的流氓無產者,戰鬥力也非常之差,如果他還能夠像李克用時代以前通過郭子儀、李光弼這種人,把安西北平的軍團,把杜甫曾經歌頌過的同羅部落這樣的人,邀請到長安來的話,這些力量不僅可以阻止地方性叛亂,而且也能夠抵擋住像安祿山、史思明這樣強大的蠻族軍團的。

唐王朝最終的滅亡,可以說就是因為作為它生命線的兩條線路最終都被切斷了。南方這條線路是由宣武節度使朱全忠控制的,同時淮南節度使高駢(821–887,出生於禁軍世家,歷任天平、西川、荊南、鎮海、淮南五鎮節度使。高駢懾於黃巢威勢,又與中宦田令孜有怨,坐守揚州,擁兵十餘萬,保存實力。黃巢軍入長安時,唐僖宗急調高駢勤王,他不服朝廷節制,割據一方)不再忠於朝廷造成的。南方運輸線起點是淮南節度使控制的揚州,終點是宣武,就是汴梁,汴梁到揚州這條線是財政生命線,這條線大多數人都是比較清楚的。但是另外一條線同樣重要,就是從長安到雲中、河套這條武士輸入線。高駢切斷了南方這條線,而李克用切斷了北方這條線。於是唐王朝就淪落到只能夠招募長安、洛陽附近小流氓打仗的狼狽處境。

但是唐朝的滅亡,並不是中亞武士體系的結束,實際上後來的遼金元清,他們最初的起源都是一個特殊的邊區社會,這個邊區社會的組織形式,跟殘唐的藩鎮非常相似,他們由小的部落武士組成,但是部落武士不依靠部落本身為存在的依據,而是依靠收養義子的方式,建立一個類似於埃及馬木留克(Mamluk是埃及阿尤布王朝的奴隸兵,後來隨著阿尤布王朝的解體逐漸成為強大的軍事統治集團,並建立了自己的王朝,統治埃及達三百年之久)似的軍事專業集團,這個專業集團比較突出的體現,就是被朱全忠殺光的所謂魏府牙兵三千人,只要魏府的牙兵不被消滅的話,那麼魏府的節度使是不可能被消滅的,後來默罕默德阿里對埃及的馬木留克集團也是採用同樣的手段(1517年馬木留克王朝被奧斯曼帝國覆滅,但馬木留克集團仍有很大勢力。直到1811年埃及的新統治者穆罕默德阿里帕夏對他們進行大屠殺,馬木留克集團才被消滅),通過斬盡殺絕來消滅他們,如果做不到這一點的話,那麼這種體制無法結束。

一直到明末,像毛文龍在皮島這個地方,仍然是用類似的方式來維持的。後來袁崇煥殺毛文農的時候,給他提出了一個罪狀就是,讓他手下的將領都要改姓毛,當毛大帥的義子。歐陽修這樣的儒家文人修史的時候,專門修一個《義兒傳》,就是要攻擊那些藩鎮。後來袁崇煥他們攻擊毛文龍也是這樣,但是始終攻擊不掉,原因很簡單,這個義子體制,它是有來源的,它在草原部落中是一個軍事訓練體制。你可以做一個不大好的比喻,就是說比如一個學徒到木匠師傅或者其他手工業師傅那去,那你要通過當學徒,學習他的技術,最後變成師傅。草原上的軍事技術也是這樣的,當義子並不是像是儒家文人所想象的那樣,是件可恥的事情,恰恰相反,甚至是一件光榮的事情。就是說如果你不是技術出眾或者在決鬥和其他活動過程中,贏得了勇敢聲名的武士,原先的部落酋長是不會收養你的。只有你算是個有出息的人,人家覺得你值得栽培才會收養你。收養你的效果,不是說你要在血緣上跟他怎麼樣,而重要的就是,讓你加入這個軍事兄弟會,而這個軍事兄弟會,將來就是未來統治者的核心。這個軍事體制,它原先無疑是在中亞草原上產生的,但是最後在西亞伊斯蘭教的文明,和遠東東亞這些文明中間,都發揮著異常核心的作用。

內亞--東亞雙元體系

可以說,唐代滅亡以後,東亞王朝的統治中心,從西北移向東北,實際上後來的宋以後的歷代王朝,他們的統治體系從哪來的,恰好是被歐陽修這種人瞧不起的那些,安祿山、史思明的這些藩鎮的後代,是這些藩鎮鑄造了後來遼、金、元、清的憲法體制,而不是像歐陽修、王安石這樣的儒家文人。而遼、金、元、清這種體制,代表著東亞歷史一個最新的發展階段,它的意義可能跟周人入侵殷商以後,開闢了周人的封建貴族制度意義差不多重要的。它建立一種雙元的帝國體制。說是雙元體還是比較簡化的說法。它實際是一個類似於後來英印帝國的體系,這個雙元體系的核心是內亞體系。它的戰鬥力來源,和憲法結構來源都是來自於中亞的部族武士集團。但是同時,它也佔領了至少是相當於燕雲十六州,甚至是整個中原,甚至是整個東亞,像清朝就佔領整個東亞,而金只能佔領中原,遼只佔領燕雲十六州。對這些定居體制,實行郡縣化的統治。按照當地的習慣法,用儒家士大夫來統治它。

中原王朝方面記載基本把這兩半割裂開來,而且把後面一半看得非常重要,實際上從這些政權本身來說,前面那一半,也就是內亞那一半毫無疑問是要重要的多。清朝的統治重心是什麼?不是禮部,而是理藩院,理藩院要重要的多。准噶爾戰爭是清朝最核心的、關係到命運存亡的戰爭,它跟朝鮮,跟俄羅斯,跟中亞各部族之間的交涉,是清代皇帝,用滿語跟他自己核心大臣搞出來的東西。而尼布楚條約,是只有滿文而沒有漢文的,從他的角度來看,南方的18省其實就是英印帝國的印度部分,是屬於被統治,被征服的部分,主要是被征服者,把他們的錢拿出來供養這些部族武士,他容忍南方的郡縣制行政制度繼續存在,僅僅是因為這是最省事的方法,沿用當地原有組織。這是多元帝國,利用習慣法來降低統治成本的一個慣例。但是從憲法程序的角度來講,這種統治結構是異常單調的,可以說是按照一個機械化程序自動展開就可以了。它基本上影響不了政局的核心。

而政局的核心,涉及到最關鍵的問題,繼承權和法統的問題,它是依靠部落傳統產生出來的。像蒙古帝國元朝,即使在忽必烈以後,在一定程度上背離了蒙古傳統以後,它仍然可以出現這樣的情況,就是皇族的兩支達成協議,我們輪流執政,今天這一支的後代執政,下一屆皇帝又恢復到另一支的後代執政,這在中原王朝是不可能的,像是宋代在趙光義的後人執政以後,他就無論如何不能再冒皇位動搖的危險去再把皇位還給宋太祖那些子孫去,一直到靖康之難以後,宋太宗子孫完全被捕再也找不到繼承人以後,才能通過收養的方式,還給太祖這一支的後代。為什麼這種做法在蒙古人能夠行得通?這種做法其實在日本天皇和歐洲的封建君主中其實是非常常見的。但是在中原王朝就很難行得通,為什麼?因為蒙古的各個宗王,它就像歐洲的封建領主一樣,它們各自都代表了獨立的部族勢力或者政治勢力,不是說我這一支暫時當不上大汗或者皇帝我就完蛋了,就要任人宰割了。我自己即使不當皇帝,仍然是領主。領主的系統,在下面仍然有相當的政治勢力,下一代你如果不履行合約的話,會在部族的各個領主的平衡中引起不利效果。但中原的皇帝不一樣,如果親王當不上皇帝,那你就是一個只能領取津貼的人。也許你領取的津貼比別人要多得多,但你是個軟弱無力的毫無政治價值的東西,當不上皇帝,皇帝隨便殺你也沒有反抗能力的。但是大汗是不能夠隨隨便便殺掉別的部落酋長的。即使我篡了汗位,有資格給我競爭汗位的那些其他的領主和酋長仍然會代代相傳,仍然能夠對我實行有效的制衡。

如果你按照中原士大夫的角度來看的話你會說那是部落簡陋之習,遠遠不如我們的皇帝,皇帝掌握一切權力的方法整整齊齊。但是實際上你要是對照看歐洲歷史,什麼是憲法?憲法就是這樣起源的。最初的憲法,無論在哪個地方都跟普通民眾沒有任何關係的。它都是大貴族和王室之間的角鬥,就是因為大貴族和王室之間長期相持不下,他們之間才會慢慢達成像大憲章那樣的分權協定,在王室和貴族的權力分割當中,逐漸形成了有效的規範,而最後這個規範漸漸地擴充到沒有貴族血統的人身上。

這種早期的貴族相互制衡的情況,在中亞的各部落中是非常常見和正常的情況,但是在中原王朝中已經消失了。如果從規則和組織資源的角度來說,內亞體系才是真正的秩序之源。而中原王朝是一個秩序已經被消耗完的灰燼。它在孔子時代,在西周的時代,它曾經跟蒙古部落或者中亞部落一樣,有它自己的貴族制衡體系,所以孔子才會如此的懷念周禮,在他看來周天子是文明的,是仁慈的,不是暴君。但他為什麼不是暴君呢,就是因為周天子和貴族諸侯之間存在著分權和制衡的關係,這種分權和制衡的關係在秦始皇以後趨於消失,在宋代以後基本上就不存在了。

而在草原的各部落中,它們仍然像征服商代以前的周朝一樣,它們之間存在著這樣的體系,各部落有其獨立性,各部落的貴族不斷進行軍事創新,通過他們對對中亞海洋的掌握,能夠掌握先進的技術。有一件事情可以說明中亞的技術先進,就是在蒙古征服的過程中,它其實是採取實用主義態度。蒙古人經常屠殺本地居民,但是很少屠殺工匠,因為工匠是他們寶貴財富。蒙古人有三個部門是只用回回人或者色目人,而不大用宋代的工匠。第一個是財政專家,第二個是火炮和軍事技術專家,第三個是修築城牆和碉堡體系的專家。這三個系列的人,都是中亞人,色目人和穆斯林。而漢地,比如說它在攻陷汴京時期得到的工匠,即使不是大部分,有很多都是用於製造各種精巧的奢侈品、消費品,這些東西對於蒙古人來說,不是很重要,在競爭中發生的作用也不是很重要的。

中亞道路的切斷

這些事情說明,宋代在它成功建立的幾百年時間內,切斷了通向中亞的道路,使自己陷入技術落伍的境地。這件事情有幾條草蛇灰線可以顯示出原因來。安史之亂以後,唐朝的文人士大夫一直有一個共識,事情之所以搞糟,就是因為以前的皇帝,特別是唐玄宗,不應該引用異國文化,不應該用蠻族將領。白居易特別寫了詩,說是「祿山胡旋迷君眼,兵過黃河疑未反」,他把龜茲的音樂和安祿山的反叛聯繫起來,認為這都是胡人的東西。皇帝如果不那麼熱愛胡人的話,沒有楊貴妃,也不會有安祿山的,今後我們要糾正這個錯誤。

宋朝果然要糾正這一個錯誤,也就把傳說中的楊家將變成犧牲品,因為宋朝的立國精神,就是要糾正唐朝大用藩將的錯誤,它要把這些藩將排除出去,而被排除的藩將當中就包括民間傳說中的楊家將,因為楊家將恰好是北漢系統留下來的藩將,而宋朝就是要糾正殘唐五代的錯誤。

重文輕武是什麼意思?我們不要說這僅僅是個職業分工的問題,因為在殘唐五代,文武之別就是種族之別,這點其實陳寅恪已經說得很清楚了。可以說,在南北朝時代,武將多半是鮮卑人或者是胡化的漢人,而文臣多半是漢人,或者是儒化的鮮卑人或其他什麼血統。這裡面差別,主要不在於血統,在於文化上面。雙方都有對方替代不了的作用。殘唐五代情況是什麼樣的?什麼是藩鎮之亂呢?就是中亞雇傭兵的叛亂。而士大夫階級要重文輕武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要壓住這些異族勢力,最終把他們排出去。而宋人為什麼積弱呢?就是因為排除了中亞的蠻族軍事集團以後,它採取了一種純粹的雇傭兵體制,宋代的軍隊不再像是郭子儀時代,招什麼李光弼(契丹人),白孝德(龜茲王族後裔)之類的胡人武士來打仗,只有這些胡人武士才能打得贏安祿山和史思明這些組織的另一批胡人武士。

而宋朝在消滅了楊家將這批中亞武士的傳承後裔以後,完全採取了招市人為兵的做法。市人是什麼,就是沒事乾的流氓無產者,打不上工的流氓無產者。能打上工的話,他可能就不願意去送死,實在打不上,連找工作都找不到,你只有去當兵吃糧了。宋代開啓了晚期帝國的當兵吃糧的傳統,也造成了這個當兵吃糧的軍隊一點戰鬥力也沒有。宋代沒有戰鬥力,有很多原因,包括有很多人提到的,沒有中亞的戰馬。但是中亞的戰馬是中亞軍事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不是一個孤立的組成部分。它和中亞的武士團體,中亞的軍事技術,尤其重要的是,跟中亞連續不斷的技術輸出之間有不可分割的聯繫。技術輸出不是靜止的,它是在不斷演變和改革當中的。如果你處在連綿不斷的部落戰爭中間,這個技術演變對你來說是個自然而然的過程。如果你把這些東西都排斥在外的話,全靠招募那些找不到工作的流氓無產者給你當兵的話,你就完全退出了這個過程。

所以我們可以說,靖康之恥和宋代的滅亡都不是偶然的,它實際是宋代切斷了中亞道路,切斷了技術輸出路線的一個必然的結果。遼、金、元、清以中亞的部落為中心,重新接通了這個線路,暫時恢復了優勢,但是一旦它接管了漢地,一旦有了重新建立大一統王朝的希望和可能,那麼這個同樣的過程又要重演了。

清人採取的是什麼政策呢?可以說它採取的是一種系統的腐化和利用蒙古部落的政策。一方面它要利用蒙古或者其他部落去給他打仗,另一方面它又不希望這些部落太強大,威脅到自己頭上,它要用大量的津貼來賄賂蒙古的諸王,讓他們放棄遷徙的自由,放棄私自進行戰爭的希望,結果使這些部落漸漸喪失了戰鬥力。但是他們又要維持蒙古部落,像僧格林沁親王這種人能替他們做主要戰鬥力。這兩個要求其實本質上是相互矛盾的,清政府實際上掌握得相當好,它使蒙古進入一個緩慢衰弱的軌道,入關以前它依靠科爾沁部落,入關的戰爭中它依靠內蒙古的可汗,在反對準噶爾戰爭中它主要依靠外蒙古的各個親王。在雍乾以後,基本上蒙古部落已經沒什麼用處,腐化大大加快了,而腐化的結果導致哈薩克人的崛起。在蒙古族人還能夠獨立的情況下,哈薩克人是根本不會崛起的。哈薩克人為什麼能夠崛起,就是因為清朝政府嚴重削弱了蒙古部落軍事傳統的結果。

這個遊戲,儘管它能把節奏掌握得很好,使內亞草原軍事系統的衰退緩慢,但是衰退仍然是不可逆的,最終把清朝帶到鴉片戰爭前夜的那種狀況。可以說僧格林沁的末日是清朝的一個憲法革命,本來清朝直到在最後關頭,還是想兩面一起用,一面用曾國藩的民兵,一面用僧格林沁的蒙古部落,但是僧格林沁一旦陣亡,就等於說是清政府能夠依靠內亞部族的時代永遠結束了,今後它要麼依靠湘軍這樣的民兵,要麼就是依靠西洋武器和琅威理(1843–1906,英國海軍軍官,曾受李鴻章聘請,幫助訓練北洋海軍)這樣的外國教官訓練出的西洋軍隊了。其實這件事情發生以後,清朝就已經是注定要完蛋的了,因為清朝從憲法意義來講,它就是內亞部落的一個政治代理人。它失去內亞以後,必須反過來從西方輸入技術以後,它本身的存在價值已經沒有多少了。就像唐在安史之亂以後,它的存在價值已經沒有多少了那樣。

海路超過陸路

近代發生的最大變化是什麼?就是海路超過陸路。可以說蒙古統治下的和平,是內亞大草原作為技術和物流優勢的最後一次體現。但是差不多就在這個時候,航海技術的革命已經使海上的運輸在成本和各方面都比陸上運輸更便宜了。這樣造成的後果是什麼?就是基本上在沿著草原地帶的各個地域文明當中,都發生了秩序的顛倒。就東亞我們都可以看清楚,就像司馬遷所說的那樣,收功的在西北。為什麼始終是西北征服東南呢?因為西北是通向中亞軍事技術的一個接口處。臨近西北的政權,像是趙武靈王和秦始皇這樣的人,他們能比齊人 — — 靠近東方,經濟更繁榮,人口更多,但是戰鬥力不太強的齊人 — — 這樣的國家享有巨大優勢,只要軍事技術從西北來的,從中亞草原上來,只要中亞的大草原始終是主要的物流通道,這個格局就不會改變。

但是一旦海路取代陸路,那情況就不一樣了。對於中亞大草原這個海洋來說,北京和張家口這些地方,就是它的港口。如果我們把中亞大草原看成一個陸地上的海洋、一個流動性的通道,你就可以看出北京和張家口這樣城市的用途了。它就是一個港口,就像上海和廣州是英國人的港口一樣,北京和張家口,它是蒙古人的和女真人的港口。為什麼以前的王朝要在長安和洛陽建都,而以後的王朝,卻偏要在燕京建都呢?因為燕京就是草原和陸地的分界線;正如上海和廣州,是海洋和陸地的邊界線一樣。在這個地方,就是中亞的船隻又是駱駝的商隊登陸上岸的地方,就像是英國人的船隻,要在上海和廣州卸貨一樣的道理。

這一點不僅限於東亞,你順著這條草原的邊界線向西看,到外伊朗地區,有撒馬爾罕(位於今烏茲別克斯坦)和大不里士(位於伊朗西北部)。到俄羅斯草原,有喀山和利沃夫。波蘭王國,它有北方的但澤港口和南方的利沃夫港口。利沃夫港口是什麼呢?是波蘭通向烏克蘭大草原和中亞的貿易通道。來自中亞的商隊在利沃夫集結,甚至到處都是猶太人和亞美尼亞人的商團。波蘭王國的發展方向如果向著烏克蘭這方面,那麼利沃夫的亞美尼亞人和猶太人對它是極其重要的。為什麼16世紀波蘭王國是歐洲最不迫害猶太人的地方?它要用這些猶太人幹什麼,答案很簡單,當代理人。因為波蘭王國的財政收入要依靠從草原通往利沃夫的這條商路。而猶太人是幹什麼的?是替他們充當商業經紀人的,所以波蘭國王和大陸需要保護猶太人,這個原因很清楚,就在這一點。但是如果海路和陸路的地位倒轉過來,情況就恰好相反了。波蘭通道就要通過北方的但澤,依靠漢薩同盟(德意志北部城市之間形成的商業、政治聯盟。13世紀逐漸形成,14世紀達到興盛,壟斷波羅的海地區貿易,並在西起倫敦,東至諾夫哥羅德的沿海地區建立商站,實力雄厚。15世紀轉衰,1669年解體)的日爾曼商人,最重要的路線是波蘭出口商品要通過但澤運到西歐去,草原對它不太重要了。16世紀以後的發展就是這樣的,烏克蘭荒廢了,變成所謂的只有狼在嚎叫的地方。

我們要明白人口的損失、戰亂都不是偶然的,正如布羅代爾(1902–1985,法國史學家,年鑒學派第二代代表人物,著有《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說的,只要金融中心還在阿姆斯特丹,那麼路易十四無論如何都進不了阿姆斯特丹。只要法國軍隊逼近荷蘭,那麼荷蘭的貸款就會送到西班牙、德意志、英國和其他地方,法國不得不分兵去打這些地方,進不了阿姆斯特丹。但是如果金融中心到倫敦,那麼拿破侖大軍即使到了布倫(法國北部港口城市),只要英國貸款一旦到了維也納,那麼法國軍隊就像聽了號令一樣,只有向東開拔,他們是進不了倫敦的。但是這個時候法國人可以進阿姆斯特丹,因為阿姆斯特丹已經不是金融中心了。

烏克蘭為什麼會變成只有狼在嚎叫的地方?因為利沃夫衰弱了,利沃夫在,烏克蘭才能繁榮昌盛,利沃夫衰弱了,那麼周圍都要變成一片荒蠻,只有狼在嚎叫的地方。但是與此同時,以但澤為中心的商業體系會繁榮昌盛。波蘭的中心從黑海移向地中海。波蘭是兩海之國,當大草原是主要通道的時候,黑海是它的生命線,通向熱那亞人在卡法(克里米亞南部的重要港口,熱那亞殖民地)建立的港口,通向君士坦丁堡,通向中東,這些貿易線都要超過烏克蘭大草原,以利沃夫為集結點。但是海路一旦取代陸路,西歐就要取代伊斯坦布爾和卡法,阿姆斯特丹和巴黎才是波蘭貨物要去的地方,波蘭的生命線移動到了但澤,波蘭最繁榮的地方變成波羅的海沿岸的地方,南方的烏克蘭就要荒廢了。

同時東亞方面情況也是一模一樣的。蒙古大草原一旦荒廢,通道一旦喪失,蒙古部落就要整體上貧困化。大清為什麼能夠制服蒙古部落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蒙古已經喪失了控制這條最關鍵線路的能力,主要的線路已經離他們而去了。與此同時,整個西北和華北都傾向於荒殘,變成人口急劇減少的地區;而同時,沿著東南沿海一線,從上海到廣州一線的港口,迅速繁榮起來,人口急劇增加。從上海到馬六甲這條線,形成新的人口聚集點,大量的移民不約而同的移動,各方面勢力向南洋集結。伊斯蘭教的戰船,駛向萬丹(位於印尼爪窪島最西部),建立了亞齊(今印尼蘇門答臘西北部)的蘇丹國,建立馬六甲的蘇丹國;日本的武士把澳門稱為阿媽港,他們來到台灣,來到菲律賓,來到澳門。日本人早在西方來臨之前已經不只一次提出要征服台灣和菲律賓了。而在東南海岸上,產生了鄭成功、鄭芝龍父子海盜集團這樣的集團。而歐洲的勢力,荷蘭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先後來到巴達維亞(即今天的雅加達)、來到菲律賓和其他地方。其實這個過程是交織複雜的,並不像我們後來所謂歷史那麼簡單,是西方殖民入侵。

即便沒有歐洲人

其實我還可以大膽地說一句,即使西方殖民者根本不來,異國的艦隊出現在廣州海岸也只是時間問題,這是很明顯的。如果西班牙人不到菲律賓來,伊斯蘭教已經在棉蘭老島(菲律賓僅次於呂宋島的第二大島)站住了腳根,他們肯定會向北前進,進入呂宋的。他們的戰船能夠打得下馬六甲那樣的堡壘,這個堡壘可是比明朝政府在安南那些堡壘要難打得多的,那就說明他們的戰船,實際上已經比張輔(1375–1449,明朝大將,曾征討安南,死於土木堡之變)和鄭和的明朝軍隊有更先進的軍事技術了。而明清還處在那種過了300年,吳三桂大炮還能用到的狀態。即使沒有歐洲人,到了鴉片戰爭差不多的時代,恐怕佔領琉球的日本武士,和佔領馬六甲的伊斯蘭教武士,也會出現在廣州海岸或者差不多的地方。歐洲人東下的主要結果,實際上就是打斷了東南亞的伊斯蘭化的進程,同時切斷了日本武士在戰國末期已經開始的向南洋攻略的過程。他們比這些人都要強大,但是無論如何,明清帝國在這方面,已經不能構成有效的競爭對手了,它們自己退出了這場遊戲。

鴉片戰爭的故事和意義大家都是很清楚的。像郭嵩燾這種人,就特別警告清政府說,西洋海上諸國,他們的性質跟蒙古女真的入侵完全不同。但是實際上他這句話也沒有完全說對。鴉片戰爭不是只有一場,不是只在近代才開始的,鴉片戰爭實際上是從趙武靈王那個時代,都不斷在發生。只不過在16世紀以前,這個鴉片戰爭發生在草原的邊境上,發生在中亞的陸海之地上面。蒙古部落不是郭嵩燾他們想象的那些野蠻人。他們就是英國人以前的英國人,英國人是大海的主人,而蒙古部落和類似的遊牧部落,是中亞大草原(內亞海洋)的主人,他們不是僅憑武力的。

你說他們僅憑武力是錯誤的。武力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它是需要技術的,像蒙古人的騎射技術、馬鐙技術、連環弓技術,這些東西,都是中世紀先進技術,不是全憑武力能夠搞出來的,它需要大批工匠形成整個生產鏈。為什麼蒙古人不殺工匠呢?為什麼耶律楚材要對他的可汗這麼說,做弓箭要用做弓箭的工匠,治天下要用治天下匠,就是因為蒙古人熟悉製造弓箭的工匠,對這些人看得很重的緣故,這個分工是很強力的。哪種木材適合做弓,適合做什麼樣的弓,復合弓怎麼樣製造,在當初都是很需要技術的事情,更不要說造炮的阿拉伯技師,這在當時就是高科技的。儘管宋金戰爭中也開始使用火器,但是可以說,宋人使用的火器,效率不夠高,口徑不夠大,打垮襄陽城的那種超級大炮是伊斯蘭教的技師搞出來的,在技術上講比宋人的火炮要先進。

撒馬爾罕的天文台在技術上講,比大陸的天文台要更先進。明朝削弱了蒙古人,從某種意義上,跟宋朝崇文是一樣的,他們把胡人趕去的同時,也切斷了科技輸入的線路,包括一個很敏感的項目 — — 天文學。天文學是朝廷的面子,朝廷把曆法製造出來頒行天下,這是朝廷正當性的一個象徵。但是元明時期的曆法是誰修訂的?是穆斯林天文學家,為大都的可汗制訂的。郭守敬時代的曆法,被我們的教科書上吹得很厲害,其實它是中亞的技術,已經不是自己的技術了。明人驅逐元人以後,到成化弘治年間就出現了很狼狽的情況,他們沒有中亞的技術輸出以後,馬上就出現了曆法一錯就好幾天的情況,日食都也預測不准,一直到崇禎一朝,他們得到耶穌會的天文學家以後,才能夠把穆斯林天文學家留下的這個缺口補上。

後來到清朝時候,楊光先他們說,「寧可使中夏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大多數歷史學家都說這是儒家士大夫和西方的衝突,其實不是這樣的。我們要好好想想楊光先是什麼人,楊光先他是回族,他就是元朝引進中國那些色目人的後代。發生在康熙一朝和以後的衝突不是西洋天文學家和儒家天文學家的衝突,而是基督教天文學家和穆斯林天文學家的衝突。儒家天文學家,早在宋朝滅亡以後已經不復存在了,明朝用的那些天文學技術,還是元朝留給他們的那些,清朝能夠拿得出去的技術是誰在跟湯若望競爭?是回回歷和西洋歷在競爭,湯若望最終證明瞭他預測日食比回回歷預測得更准,於是最終說服了順治皇帝和康熙皇帝。

而即使沒有西洋勢力,我們可以假想一下,一個沒有西洋勢力存在的世界,明清帝國,最終仍然要面臨類似鴉片戰爭的局面,這一點是無法避免的。內亞草原本身是一個巨大的技術演化場,而我們現在的歷史學家承認海上來的西洋勢力是攜帶先進技術來的,但是不大肯承認中亞陸海之地其實也是先進技術的主要產生地。

但是你在西亞的話,這一點就基本上是沒法否認的。西亞王朝存在的時間比東亞的王朝存在的時間要短得多,競爭要激烈得多,基本上帝國超不過三代人的壽命,能有120年就是時間超級長的帝國了。從西亞一輪接一輪的技術輸出變得非常明顯,因此穆斯林的歷史學家很難否認這一點。但是儒家歷史學家,就很容易抹殺這一點。可以說,儒家歷史敘事中之所以會存在很多斷斷續續、難以解釋的東西,關鍵在於他們用一種與意識形態掛鈎的方式,以意識形態為綱的方式,把故事的好壞角色給顛倒了。他們的歷史故事中的最英明的君主,實際扮演的角色是什麼?是在切斷中亞技術的輸入,但是先前傳入的技術仍然足夠強大,還夠他揮霍一陣子。

再過兩三代人,繼續控制這個帝國,會發現技術衰退到完全提振不起來的地步。但是這個帝國最初仍然能跟內亞技術直接接軌的時代,也不是儒家所喜歡的,因為這時的蠻族色彩是顯示得非常明顯的。魏孝文帝以前的北魏基本是一個鮮卑人的政權,唐太宗其實也是半個鮮卑人。在他以前,他的政權是直接繼承的西魏北周宇文泰那個純鮮卑式政權。府兵制是什麼呢,其實府兵制和後來安祿山的體制一樣,它也是中亞部落體制。什麼柱國啦之類的,就是宇文泰把從武川從河套地區帶來的蠻族部落武裝安插到關中產生的結果(武川鎮位於黃河倒U字型大拐彎的東北方,陰山山脈的北麓。宇文泰、隋文帝楊堅的父親楊忠、唐高祖李淵的祖父李虎,都出自武川鎮。隋、唐兩帝室的先人同為「柱國大將軍」。楊家有一個鮮卑名「普六茹氏」,李家也有一個鮮卑名「大野氏」)。這個安插的方式非常像後來八旗分布各地、非常像日耳曼人入侵羅馬以後分封各封邑的過程。但是到了安史之亂的時候,大家 — — 至少是儒家歷史學家,就忘記了他們所擁戴的唐王朝本身就是這樣一個中亞武士的產物,他們所熱愛的府兵制,不是別的,就是蠻族武士安插到中土農民當中的一種形式,其實跟安祿山在河朔地區搞的那套差別不大,只不過安祿山是新來的蠻族,而長安的朝廷是古老的蠻族、已經喪失戰鬥力的蠻族。他們就把古老的已經喪失戰鬥力的這些蠻族當做是自己人來崇拜。

這樣的情況,在清末又開始出現了,可以說乾隆朝的士大夫仍然沒有忘記清朝是中亞武士的後代,但是到了晚清時代,這些士大夫就要跟著清朝一起說中國如何、西洋如何,好像把清朝也當成自己人了。其實它也是入侵者,只不過內亞海洋上的入侵者和真正的海洋上的入侵者,在層次上確實是有很大差距。我們得承認,來自海洋的這批最新的西洋入侵者,在技術上各方面,它的先進程度都要大得多。但是即使在他們以前,從中亞草原上來的入侵者,在形式上結構上,其實發揮的也是非常類似的作用。這就是內亞海洋產生以後的產物。

我想,其實歷史最重要的東西不是材料,我剛講這些材料,零零星星地散布著,它們早就存在著,但是沒有人把它聯繫起來。真正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這些事情聯繫起來,重新復原出一個內亞海洋怎樣產生的歷史。因為內亞海洋不是一開始就有的。在蘇美爾人剛開始開拓兩河的時代,遊牧生活方式即使已經存在,也是非常不完善的。草原的流通速度仍然是很慢、很不規範的。隨著時間的演變,幾百年以後,它漸漸變成一套非常有效的物流體系。這個過程是怎樣展開的?它對世界歷史的影響,絕對不會低於哥倫布以後大航海時代的西方艦隊和商船對世界歷史產生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