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亞的三重面相

內亞是一個非常寬泛的名詞,經常用在從滿洲到北印度的廣闊區域。本文所指的內亞範圍較小,僅限於以下地區:長城和阿爾泰山以西的中國穆斯林地區,即新疆行政區的大部分;繼承前蘇聯的中亞各共和國;高加索地區;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伊朗的呼羅珊地區。該地區的共同特點是:大多數種族和宗教群體跨越國境線和行政邊界,名義上的管制者部分、甚至主要依靠外來援助支持,民間社會幾乎沒有自我維持和自我保護的能力,有效管制正在崩潰或瀕臨崩潰。這些特點使內亞地區變成了無形態戰爭的培養基,對三種統治秩序構成了潛在和現實威脅。這三種秩序分別是:美國主導的羅馬式世界秩序、俄羅斯綏靖南部邊疆的帝國秩序和中國正在企圖重建的天下秩序。這三種秩序存在內部和相互的矛盾,進一步增加了內亞局勢的不確定性。

美國秩序的最高綱領是威爾遜主義,要求政治德性相近的各成員共同維護集體安全,結束勢力均衡定期破裂造成的戰爭。由於各行為主體的政治德性和政治制度相去甚遠,威爾遜主義從來沒有實現其最高綱領。事實上,美國推動集體安全的努力將世界分為三個不同層次。威爾遜世界構成世界秩序的核心區,建立在價值觀同盟的基礎上,實現了北約和其他主要盟國的整合。霍布斯世界由中國、印度、俄羅斯這樣的中間層國家組成,延續了十九世紀的現實主義外交模式,不斷引起爭奪勢力範圍的局部戰爭。達爾文世界由名存實亡或名實具亡的外圈國家或地區組成,不能有效地保護或管理其居民。這裡的居民依靠亞國家層次的小團體維護自己的安全,暴力通常是小團體相互交流的主要語言。美國對待中間層和週邊並無善策,只能搖擺於輸出價值觀的帝國主義和養癰遺患的綏靖主義之間。內亞的大多數居民處在第三種狀態(達爾文世界),尚不具備建立國家的能力。美國及其盟友在這些地區輸出秩序,難以發現適當的接受物件。霍布斯世界的三大核心國家,也就是小布希所謂的邪惡軸心,因為沒有能力實現集體安全的霍布斯式國家雖然為數眾多,只有她們三者有能力、欲望和機會推翻威爾遜世界及其集體安全主義。其他霍布斯式國家,例如印度或印尼,如果能夠得到機會,更加樂於加入威爾遜世界,即使做不到,也沒有推翻世界秩序的能力或動機。“邪惡軸心國”從三面包圍內亞,內亞的動盪直接威脅到這三個國家,卻不會直接影響到美國和威爾遜世界。

巴基斯坦最大限度地體現了內亞給美國造成的尷尬局面。這個國家除了仇恨印度以外,沒有任何足以支持共同體的天然紐帶。旁遮普人和信德人以國家機器為戰場,發洩他們相互的仇恨。俾路支人和普什圖人既不想留在這個國家,也沒有表現出自我管理的能力。西北邊境部落區的遊擊戰給英印帝國造成的威脅,通過塔利班和基地放大為全球恐怖主義。沒有美國的經濟援助和外交支持,巴基斯坦的整個政治結構就會土崩瓦解。然而這個非北約主要盟國存在的主要任務,就是培養美國秩序的破壞者。巴基斯坦軍事情報局和二十一世紀伊斯蘭恐怖組織的關係,相當於共產國際和二十世紀各國共產黨的關係。巴基斯坦民間的伊斯蘭化傾向尤甚於政府,威權統治的武斷和腐敗不斷增加民間極端組織的力量。長期維持這樣一個國家的穩定,只有冷酷而敏銳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者才能勝任,美國政策制定者很少具備這樣的特質。鑒於卡特和甘迺迪式的人物週期性出現,巴基斯坦很可能重演伊朗和敘利亞的局面。由於這種崩潰給美國造成的威脅低於給鄰國造成的威脅,堅持介入給美國造成的負擔多於給鄰國造成的負擔;表面上的失敗實際上比成功更符合美國利益,巴基斯坦作為敵國的危害性實際上低於作為盟國。

阿富汗是另一個沒有天然紐帶的國家。她的邊界和存在本身都是為了滿足英俄緩衝國的角色需要,完全不符合當地居民建立共同體的需要,如果當地居民確實有這種需要的話。如果美國的目的在於報復特定的政治勢力,她隨時都有能力做到這一點,無需勞民傷財地駐軍。如果美國的目的在於將阿富汗改造成合格的民主國家,那麼她無論如何都實現不了這樣的目的,除非首先解散現有的阿富汗國家,允許各種族集團通過長期流血調整出合理的邊界。美國留在阿富汗,主要是降低了中俄兩國維護其勢力範圍的難度,反倒引起了後兩者的猜忌和敵意。美國撤出阿富汗,武裝團體對中俄兩國的威脅就會大大增加,對美國本土安全的影響卻不大。因此無論從哪個方面看,拒絕介入都是美國最恰當的內亞政策。以色列人認為伊斯蘭國對自己的威脅低於伊朗和敘利亞,沒有必要打擊。內亞武裝團體與其說給美國造成了威脅,不如說給美國秩序的最大破壞者造成了威脅,同樣不能構成美國必須重視的當務之急。

從美國自己利益和基本價值觀出發,美國的世界秩序就是兩者的最大保障。美國要維護世界秩序,就不應該將有限的資源和注意引向內亞。內亞在有能力建構名實皆備的國家以前(如果有這種可能的話),既不具備補充和支持威爾遜世界的可能,也不具備給威爾遜世界製造重大危險的可能性。在種族和宗教複雜的地區建立有效管制的國家,只能是充滿血腥的過程。俄羅斯帝國或其他不受民主價值觀束縛的政治勢力承擔這種任務,遠比美國人及其盟友合適。史達林的殘酷清洗將波蘭變成了近乎單一民族的國家,才使這個國家具備了加入北約的條件。否則一個建立在天主教徒殘酷迫害烏克蘭、白俄羅斯東正教徒基礎上的國家,隨時都會因為排猶暴行引起媒體的關注,非但不能成為美國秩序的得力助手,反而會構成西方核心地帶的不穩定因素。何況內亞的社會生態之惡劣,遠非一戰前的波蘭可比。

美國改善自己和盟國的長期安全和利益,最經濟和最有效的手段應該是放棄沒有真正國家的外圈,集中改造存在國家組織的中間層。美國秩序面臨的僅存挑戰者,全都來自中間層。有能力製造局部戰爭、侵略弱小鄰國的威脅,全都來自中間層。可能像昭和日本或韓國一樣民主化、補充和強化威爾遜世界的潛在優等生,同樣全都存在於中間層。美國無論是扶植和改造印度、印尼、庫爾德這樣的潛在協助者,還是遏制中國、俄羅斯、伊朗這樣的潛在挑戰者,都有巨大的利益和迫切的必要。內亞是以上三個挑戰者的重大負擔和致命危險,對美國及其盟國的威脅卻明顯低於三大挑戰者本身。因此美國即使無需運用支持蘇聯反對德國、支持赤棉反對越南的馬基雅維利主義,也沒有必要幫助挑戰者解除後顧之憂。

伊斯蘭國在肥沃新月地帶的崛起,為內亞周邊三帝國(俄羅斯、伊朗、中國)播下了毀滅的種子,對美國和以色列卻提供了非常有利的形勢。以色列人立刻發現,伊斯蘭國損害最多的對象恰好就是以色列主要的敵人。以色列的安全威脅主要來自兩方面。其一是伊朗和巴基斯坦的核擴散威脅,其二是庇護恐怖主義的威權國家。伊斯蘭國雖然同樣反以色列和推行恐怖主義,卻把技術水準降低到遠低於真主党和哈馬斯的程度。以色列安全部門絲毫不必畏懼這種威脅。伊斯蘭國排除了敘利亞統一的可能性,使得以色列根本沒有必要追求和平條約了。伊斯蘭國製造了一個碎片化的中東,比任何大衛營協定更能保障以色列的安全和利益。歷史上與此最類似的情況大概是:雖然文化大革命在意識形態上比正統的史達林主義更加反美,在現實政治意義上卻非常符合美國利益。史達林主義的軍事-工業建設能夠對太平洋前線施加實際的軍事壓力,文化大革命卻使這種威脅降低到了更接近義和團的水準。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煽動性和社會腐蝕性主要損害了蘇聯和蘇聯模式的追隨者,對資本主義世界幾乎毫無殺傷力。

美國決策者如果不能充分利用伊斯蘭國造成的機會,就只能證明他們沒有理解世界格局的基本判斷力。涉事各國的無能證明了羅馬秩序和羅馬權力的必要性,足以推動美國仲裁權的程式化和正規化,至少也能積累更加有利的先例。這些先例是構建世界安全體系必不可少的,還可能構成世界憲制的雛形。羅馬秩序的輸出不是沒有代價的,不可能不以消耗美國國內政治資源為代價,萬國購買羅馬秩序的條件和程式勢必構成未來世界的重要憲制問題。雖然第一次海灣戰爭以後,各國都在積累這方面的慣例,但這些慣例仍然是具體和個別的,沒有形成世界性協調的規範。這次反恐戰爭構成了極好的契機,促使這方面的規範明確化,構成萬國憲制和世界秩序必不可少的中間環節。由於伊斯蘭國對美國本土安全幾乎沒有任何威脅,解除美國本土以外的安全威脅只能通過國際協調;美國不必要、也不應該採取單邊行動,或是派出地面部隊。伊斯蘭國的打擊已經而且將會繼續清掃美國的敵人和不適合建構的政治共同體,使能夠通過考驗的新政治共同體要麼對美國更加友好、要麼更加符合健全共同體的條件,實際上都會有利於中東和全世界的良治和安全。國際協調反恐機制能夠理順萬國在世界秩序中的權利和義務,抑制不負責任的搭便車者和綏靖者,解放日本和波蘭這樣負責任和有能力的盟友,培養蒙古和庫爾德這樣的潛在優等生,促成世界秩序的良性迴圈。尤其重要的是:協調機制能夠有效地暴露邊界,將伊斯蘭國的庇護者(她們同時也是美國秩序的僅有挑戰者)置於萬國的憤怒之下,建立有效的庇護者懲罰機制,在以後的國際協調中不斷強化。即使美國不能充分利用機會,僅僅滿足於無所作為;她仍然是伊斯蘭國最難損害的國家,仍然是伊斯蘭國損害內亞穩定(也就是損害內亞周邊三帝國)的間接受益者。

今天的俄羅斯是一個衰退的、負擔過重的帝國,像她的母體拜占庭一樣,喪失了判斷國家利益必需的自知之明。俄羅斯的根本問題在於無法治癒列寧主義留下的致命傷。蘇聯的解體沒有恢復她的經濟活力,她仍然是一個擁有核武器的上沃爾特。東正教的復辟也沒有恢復她的社會活力,她的人口仍然急劇老化和衰退。與此同時,高加索和中亞的穆斯林移民不斷湧入俄羅斯。穆斯林人口構成俄羅斯人口唯一迅速增長的部分,佔據了年輕人口的三分之一,而且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只會有增無已。今天開齋節的莫斯科,比巴格達更像巴格達。或者更正確地說,比君士坦丁堡更像伊斯坦布爾。俄羅斯的穆斯林不同于歐洲的穆斯林,來自俄羅斯的世仇,僅僅因為俄羅斯的武力才屈從俄羅斯,有理由認為俄羅斯的大片領土曾經屬於他們。俄羅斯在這種情況下捲入針對西方的衝突,肯定會給自己帶來最糟糕的未來。普京政府堅持的時間越久,俄羅斯就越有可能在戲劇性的崩潰中解體。

蘇聯留下的中亞各共和國在前共產黨人-社會工程學派官僚集團的統治下,沒有找到合理的國家建構方式。社會工程學派官僚集團的倒臺意味著有效治理的崩潰,各種教派組織和武裝團體獲得最大的利益。這種情況首先在塔吉克,然後在吉爾吉斯出現。烏茲別克仍然維持了強人統治,然而代價是伊斯蘭極端組織擠佔了溫和派和世俗派的社會空間。該國總統卡里莫夫實行既反美又反俄的奇特政策,酷似齊奧塞斯庫生前的羅馬尼亞。由於該國的極端組織即使在威權政府打壓下仍然比吉爾吉斯的同類組織強大得多,卡裡莫夫以後的烏茲別克肯定會淪為暴力活動的主要輸出者。哈薩克在納紮爾巴耶夫的統治下尚稱太平,但他的繼承權問題同樣無法解決。由於哈薩克三大部落的不平衡關係和總統家族軟弱的腐敗,哈薩克在後納紮爾巴耶夫時代將會面臨吉爾吉斯化的重大危險。只有人口稀少、油氣豐富的土庫曼沒有明顯的危險。蘇聯解體後二十年,北高加索的俄羅斯人口從當地人口的半數萎縮到接近於零。普京政府依靠招安穆斯林軍閥,打擊其他軍閥派系的手段維持統治。這些軍閥對普京繼承人的忠誠,未必會超過杜達耶夫對勃列日涅夫繼承人的忠誠。蘇聯留下的各國邊界幾乎沒有設防,來自高加索戰場和烏茲別克的武裝分子可以來去自如。

與此同時,中國在新疆的統治正在面臨危險的轉捩點。大清對今天屬於新疆的各地區實施間接統治,利用蒙古貴族壓制六城地區的穆斯林農民,利用西藏僧侶羈縻蒙古各部落。這種統治方式即使沒有其他的優點,至少極低的成本不會給內地造成重大負擔。部分由於英俄勢力深入內亞,部分由於大清本身由部落征服者向吏治國家轉化,北京朝廷在平定阿古柏以後,決定對新疆實施直接統治。新疆行省造成的主要後果就是削弱了蒙古王公的力量,使帝國官僚機構和穆斯林群眾直接接觸,從而埋下以後幾十年衝突的種子。二十世紀初葉,兩大事件促成了穆斯林居民的民族建構。其一是中華民國的成立和五族共和理論,迫使穆斯林居民必須發現自己的共同體定位。其二是土耳其的民族建構運動經過俄羅斯韃靼人的民族文藝復興,漸次傳入新疆的穆斯林社會。這些因素發酵的結果,就是1920年代維吾爾民族的建構。從此以後,新疆的衝突格局極大地改變了。1920年代以前,迪化的文官利用穆斯林順民牽制蒙古貴族的獨立傾向。1920年代以後,他們開始利用非維吾爾的其他民族牽制維吾爾人的反叛傾向。

大叛亂從1930年代開始,連綿不絕。民國在新疆的殘餘力量既沒有能力抵抗蘇聯的干涉,也沒有力量鎮壓穆斯林的叛亂。如果史達林願意,完全能夠將新疆變成第二個蒙古;但他猜忌中亞的穆斯林,不願意給後者提供獨立的希望。他支持中國共產黨推翻民國以後,就出賣了曾經支持過的東突厥斯坦共和國。中國共產黨在新疆推行了類似內地的革命政策,奪走了當地有產階級的土地和財產,安置內地的強制移民、軍事屯墾團體和礦產開發機構,1960年代的大饑荒又迫使大量自願移民進入新疆,使非穆斯林人口從百分之十增加到百分之四十。由於穆斯林社區的組織沒有像內地儒家士紳的組織那樣完全崩潰,反彈是不可避免的。直至二十一世紀最初十年,索取1950年代強征土地的衝突仍然沒有停止。1990年代以後,民族主義勢力相對於伊斯蘭主義的優勢日益削弱。與此同時,內地移民的生育率急劇下降,回流不斷增加,新移民逐漸枯竭。這些因素和周邊安全環境的惡化相結合,導致了2009年以後的衝突升級。

加強鎮壓的措施實際上發揮了促使局勢惡化的效果,因為打擊不可避免地落在民族主義頭上,因為他們通常是當地的有產者或有聲望者,目標甚大無法逃避,很少落到伊斯蘭主義者頭上,因為他們往往是缺乏鄉土紐帶的國際主義者,很容易流動和逃避。打擊精英必定會造出大批失去社會紐帶的散沙群眾,後者在絕望中自然會投向組織能力最強的勢力。然而官僚組織不可能做出其他選擇,因為兩者同樣都是敵對勢力,打擊前者安全而有利可圖,打擊後者危險而無利可圖。安全措施對移民社區意味著持續不斷的侮辱和騷擾,加快了精英和青年人口回流的速度。在損失百分之五精英的情況下,維持高品質生活必須的社會支援系統就會相應地惡化,於是導致更加嚴重的回流。烏魯木齊僅僅由於外州移民社區的集中,勉強避免了人口萎縮。然而南疆的人口結構已經完全車臣化,北疆也僅僅是時間問題。鑒於內地老齡化的速度,城市產業對農業人口的吸引力大於新土地,補充新移民的可能性日益降低。對於地方政府而言,反恐戰爭意味著向上級轉嫁財政壓力的機會。這些經費和增派軍隊的軍餉一起流動,衝垮了本來就極為狹窄的市場,導致物價飛漲,沒有資格領取政府津貼的居民更難謀生。為振興新疆經濟而投入的大專案,實際上起到了類似的作用。在社會普遍解體的情況下,極少數擁有組織和信仰的小團體就會顯得格外強大。如果這些團體擁有外援和境外基地,就會像民國時代的共產國際一樣無法根除。

隨著巴基斯坦、阿富汗、吉爾吉斯安全形勢的惡化,中國西部邊界正在面臨類似越南戰爭的形勢。1996年的阿克蘇被視為漢人的城市,如今已經形同圍城。2012年以後,吉爾吉斯邊界哨所不斷遭到攻擊。即使不計暫時仍然安全的哈薩克邊界,從吉爾吉斯到瓦罕走廊的邊界已經比1972的南越-高棉邊界複雜得多。1990年代以後,烏魯木齊一直是亞洲第二大毒品貿易中心。來自阿富汗和費爾幹納的毒品輕易地越過只能在紙上畫出來的邊界,通過烏魯木齊前往香港。東南亞的經驗早已證明,毒品運輸線可以輕易轉化為武裝組織的軍火運輸線。如果大規模戰爭尚未出現,那僅僅是因為缺少相當於蘇聯的強大外援,然而伊斯蘭國的存在可以改變這一切,或者不如說已經改變。拉卡的政權正在發揮莫斯科中山大學和盧蒙巴大學的類似功能,吸引通過中亞和東南亞前來投靠的幹部和軍官。這些人經過敘利亞戰爭的訓練以後,就會返回家鄉扮演核心幹部和暴力專家的角色。地方政府不大可能抓到流動性強、經驗豐富的核心幹部,也缺乏這樣的動機,因為輕易地圍捕週邊群眾足以造成勝利的假像,而且更安全和便宜,上級機關很難對這兩者做出有效區別。對於老遊擊隊員而言,週邊群眾是非常廉價、極易招募的原材料。

在這種可悲的情況下,通過新疆、吉爾吉斯、烏茲別克、伊朗和敘利亞的新絲綢之路很像黑色幽默。如果這種紙上談兵的真正付諸實施(幸而這是不可能的),只能意味著拆除內亞目前還存在的最後一條邊界,製造出類似美軍撤出越南以後的局勢。然而從更深的層次看,該計畫只是延續了上海合作組織確定的戰略。該戰略實際上要求中國以俄羅斯和中亞為大後方,面對太平洋上的美國及其盟友。蔣介石在1935年曾經有過類似的戰略:以蘇聯為大後方,面對日本。最近二十年來,中國的海軍建設就是根據這種戰略展開的。如果這支海軍的目標僅限於保護沿海安全,現有的規模和造艦計畫都是無法解釋的。在整個佈局當中,內亞只是太平洋的次要從屬部分。也就是說,無論內亞的局勢多麼不適合某種計畫,只要中國追求國際新秩序的長時段佈局有此需要,仍然不會妨礙該計畫的實施。而中國對國際秩序和自身使命的理解,歸根結蒂仍然取決於她通過歷史經驗形成的認知圖景。

中國政治核心的認知圖景包括兩種關鍵元素:中國革命史敘事和大國復興敘事,兩者相互構成對方的合法性基礎。前者是弱者(中國共產黨)依靠高明的馬基雅維利主義,征服其前任盟友和保護人的故事。弱者首先要取得強者的保護,但不能誠實地忠於強者,而要在表面忠誠的掩飾下,尋找強者的弱點和敵人,利用保護人的敵人攻擊保護人的弱點,再利用雙方兩敗俱傷的機會,推翻或取代原先的保護人。從北京的角度看,國民黨、蘇聯和美國相繼扮演了愚蠢的保護人角色。他們首先以國民黨附屬勢力的身份,爭取到生存的權利,然後利用國民黨的弱點和日本對國民黨的進攻,在蘇聯的保護下取代了國民黨。他們仍然以蘇聯附屬勢力的身份,依靠在朝鮮戰場和其他地方為蘇聯服務,爭取了獨立政治實體的身份;然後利用蘇聯的弱點和蘇美鬥爭,在尼克森和雷根的保護下推翻了蘇聯的霸權,盡力將蘇聯勢力從第三世界驅逐出去,直到蘇聯解體。他們最後以美國合作者的身份,以免費搭車方式分享反恐戰爭和世界貿易的利益,用韜光養晦掩護了大國崛起的戰略,同時以機會主義的方式聯絡美國敵人,即使這些勢力同時也是中國的敵人,例如2001的石原慎太郎和塔利班,當然還有失敗的俄羅斯,希望這些勢力的反美活動能夠給自己提供更多的機會,修改近代以來一直由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從北京的角度看,九一一事件、克裡米亞戰爭和伊斯蘭國都有效地發揮了牽制美國的作用。這種策略極其有效,將中國共產黨由沒有寸地尺天的小團體變成了割據一方的諸侯,再變成東亞大陸的統治者,如今又要變成平行世界體系的創造者。

只有至高無上的目標才能為這些馬基雅維利的手段辯護,大國復興敘事構成了這種目標。這種神話宣稱:西方勢力在十九世紀深入東亞以前,遠東的文明或天下體系曾經是世界的中心。西方中心的近代世界奪走了中國應有的地位,其存在本身就是對中國的侮辱和傷害。遠東文明即使沒有引進西方的因素,同樣有能力自己實現近代化。天下體系體現了家長制的溫情主義,比利益本位的西方國際體系優越。中國負有改造國際體系的天然使命,只是在實力不足的情況下不得不韜光養晦。實力一旦充足,大國崛起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大國崛起的目標是恢復天下體系,其標誌就是周邊小國的臣服和絲綢之路的復興。因此復興的中國必然會在內亞和太平洋推行擴張性政策,即使一切形勢都對她不利。只有中國共產黨的馬基雅維利能力才能實現天下體系的復活,其他勢力或原則都不可能做到,因此中國只能由中國共產黨統治。因此大國崛起是中國共產黨革命正當性和統治合法性的最終驗證,放棄無異於承認自己不僅無權統治中國,而且為篡位犯下了各種大逆不道的罪行。如果這種認知圖景是無法改變的,內亞未來的悲劇就是無法避免的。從美國的角度看,越過霍布斯世界,深入內亞的達爾文世界,即使不是得不償失,至少也是事倍功半。相反,如果美國拋棄內亞,集中力量維護太平洋和東南亞的盟國,實際上無需增加額外的負擔,就能立於不敗之地。在可以預期的未來,無論美國做什麼或不做什麼,內亞必定會淪為各種極端武裝勢力的戰場,最積極干涉內亞的勢力必定會付出最為慘重的代價。中國無論有沒有意識到,或是願不願承認這種代價,都肯定會在內亞採取積極政策,甚至很有可能因此而損害中國核心地區的有效統治和太平洋方向的擴張性政策,不到資源枯竭迫使她修改認知圖景,就不可能結束。在此期間,內亞的不穩定因素實際上構成抵銷太平洋不穩定因素的力量。

    Zhongjing Liu | 劉仲敬

    Written by

    Historian | 《遠東的綫索》、《經與史》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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